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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复出。有关论著大都认为，清廷起复诏下，袁世凯就借重革命党，要挟清廷，提出出山的政治条件，开始了他窃取革命果实的历程。近年来，学者们先后发表论文，对上述观点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1]。本文拟对袁世凯辛亥复出的条件做一深入探讨，以求重建史实。 一 袁世凯在1909年初被新掌政的摄政王载沣罢斥回籍，宣统一朝，乡居三年，时刻等待东山再起[2]。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武昌举义，为袁世凯复出造成了最佳契机。10月14日，清廷颁诏起复袁世凯：“内阁奉上谕，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著办剿抚事宜。四川总督著岑春煊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均著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该督等世受国恩，当此事机紧迫，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毋得固辞，以副委任。”同日又颁上谕，明定袁世凯的职责：“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3] 由于君臣之间有三年前罢黜的过节，载沣命内阁派遣同袁亲厚的人“赉诏前往，促之速来，善为我辞焉，勿介意于旧事也”[4]。于是，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特派阮忠枢到袁世凯隐居的彰德洹上村劝驾。 其时，恰逢袁世凯寿辰，前来祝寿的亲信谋士，就奉不奉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袁世凯斟酌再三，最后表示：“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当天即做了决定，应诏出山[5]。次日，袁世凯复信奕劻，表明了自己应诏的态度。袁的复信全文如下： 王爷钧座，敬肃者：久疏音敬，驰慕时深。阮参议来彰，盥诵赐牋，敂聆壹是。章京幼读父书，粗知大义，山林钟鼎，皆出天恩。区区愚诚，神人共鉴。承传监国摄政王密谕各节，感悚涕零。即捐糜顶踵，亦不足云报称于万一。惟章京旧恙实未全愈，在平日精神尚可支持，近因入秋骤寒，突患痰喘作烧之症，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一俟稍可支撑，即力疾就道。病中昏瞀，不能尽言。馀属阮参议详达。所有应行筹办各事，另具函牍呈候训示祗遵。谢恩折已在赶缮，明日拜发。肃復，恭叩崇安，惟祈垂詧 [6]。 16日，袁世凯上《谢恩折》[7]，正式向清廷表示了自己应诏的态度。 袁世凯在向清廷应诏谢恩的同时，亦致函内阁，表示应诏复出之意，随信还附了一个《应行筹办各事清折》[8]，向清廷提出了复出的条件，并借口需要“延医赶加调治”宿疾新病，以及“一面筹备布置”，在洹上村等候清廷的答复。这封致内阁函和所附《清折》随着袁世凯《谢恩折》一起，于16日由阮忠枢带回京师。 清廷迅速做出了积极反应。第二天，内阁总理、协理大臣奕劻、那桐、徐世昌共同署名复函袁世凯：“荩筹各节所开手折，已照录呈监国摄政王，并交泽公阅过，均可照办。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9]。可见袁所提出的条件，在清廷和政府那里，都未遇到阻难。 袁世凯的《应行筹办各事清折》，至今未见诸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公布，甚至未见有关人士的回忆录所提及，故未能窥其全豹。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10月18日袁世凯复其表弟张镇芳的信中所做的概述。信中说： 此次变起仓猝，武汉已失，承泽手书交斗瞻送彰，传述当扆语，意极恳挚，兄断不能辞。昨已具折谢恩。惟沥陈病状，云急切恐难就道，并须一面妥筹布置等语。另又开具节略八条，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又拟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等语。此项节略，已交斗瞻带京面呈承泽。如各事照办，兄自当力疾一行[10]。据袁世凯信中的上下文意所说，“节略八条”，当系致内阁函中所说的《应行筹办各事清折》无疑，而且又可知《清折》的内容为八条。但信中所述内容归集起来，只有募兵、筹饷、不为遥制等三条。 另查，《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收有袁世凯19、20日两个电奏，当系袁根据奕劻、那桐、徐世昌函中所嘱“即请分别电奏，请旨遵行”者。其内容除上述各条外，尚有一、“请旨饬令王士珍襄办军务”。二、“请饬令（冯国璋）迅速来彰，筹商一切，并同凯南下，协商布置”。三、调集将领。名单为：张锡銮、倪嗣冲、段芝贵、陆锦、张士钰、袁乃宽，并请饬第四镇统制吴凤岭迅赴前敌[11]。 如此，总共才六条。还有两条，目前看不到直接的文字。但据媒体相传，袁世凯还奏请赈灾。23日天津《大公报》说：袁世凯“所主张之要义在先抚民后剿匪……，以近来灾民遍野，革党乘机煸惑，最易酿乱。弭乱之道，救灾实最急问题。盖救灾如救火，刻不容缓。倘长此拖延，不惟民多涂炭，且令匪势更见猖狂，甚非计之得也。故项城电奏内又有救灾之请”[12]。20日清廷所颁的上谕，也有“现将孝钦显皇后所遗宫中内帑内拨银二十万两，由内务府发交袁世凯派委员在湖北一带核实振济，以惠灾民”[13]。由此看来，赈灾也是袁世凯所开条件之一，而清廷的上谕则是对袁的公开答复。 再分析此两日清廷上谕，另有两条与武昌起义有关。其一为：“内阁奉上谕，其为首作乱之人，实属罪大恶极，自为法所不容。……其有为匪所逼身被裹胁者，如早自拔来归，无论兵民，均准予以自新，不咎既往。……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株连”。其二为绿营缓裁[14]。第二条系准陆军部议，与袁无涉，而第一条，当也是对袁所请的公开答复。 综上，募兵、筹饷、不为遥制、调将三条、宽容被裹胁者、赈灾，共八条。 在清廷方面，尽管奕劻、那桐、徐世昌回信说，载沣、载泽口头答应了，真正到了用上谕形式承诺之时，却未能立即全部兑现。募兵、赈灾、宽容起义者，很快就有了答复[15]，调将三条，亦均获准。而袁所请的“筹款”，则没有下文。至于袁所请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上谕则仅答复为：“所有长江一带水陆各军均著暂归该督节制调遣，会同沿江各该督抚妥筹办理”[16]，避而不提“不为遥制”，“不绳以文法”的内容。 筹款的确需要一个过程，数目亦可磋商，而不肯承诺“不为遥制”，则说明清廷对袁世凯仍有疑忌，不放心交给他独力节制的军事权力，哪怕仅限于“湖北军务”。袁的条件得不到满足，自然也就仍然留在彰德继续“赶加医治，一面料理筹备”，不定南下日期。 然而，局势的迅猛变化，促使了袁世凯与清廷君臣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束。10月22日，革命军占领长沙、西安，湖南、陕西独立。23日，九江新军起义。25日，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在广州被革命党刺杀。京津谣言纷起，人心惶惶。于是，袁世凯不再坚持在洹上村坐等清廷答应全部条件，于26日电奏清廷，确定30日起程南下督师，并保证“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17]。清廷亦于次日，一连发出四道上谕，全面答应了前几天不肯答应的各条：颁发内帑银一百万两为湖北军费，承诺了“此次湖北军务军咨府、陆军部不为遥制”，“未便过拘文法”，并“调荫昌回北京 [18]。从此全面依赖袁世凯处理军事危机。 二 在《应行筹办各事清折》中开出的“节略八条”之外，当代史籍经常引用的关于袁世凯在复出时向清廷所提条件，是另一个“六条”的版本。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先生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说，清廷起复诏命下后，袁“便以‘足疾未痊’四字力辞，不肯出山”。“徐世昌见他不出，便微服出京亲往彰德劝驾。……袁便以徐世昌、奕劻为介，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19]。1950年后，这六条亦为关于辛亥革命、袁世凯的许多重要著述所引用，只是各条的顺序和文字小有不同。李著引述资料不注出处，后来引述六条的史家，亦均未注明出处。至于“六条”所提出的日期，李著未具体指明，有的著述则指明为10月20日。 时在军咨府任要职的冯耿光先生在1960年发表的回忆录亦说有此六条：奕劻“遣徐世昌于八月二十九日特意到彰德见袁，去和袁进行了密谈。谁知袁竟提出就职的六大条件，总的来说，就是组织内阁，授以指挥前方军事和剿抚的全权，保证饷糈供应”[20]。但冯耿光先生的回忆录没有说明他的消息来源，无法排除是受李剑农先生论述的影响。 从现在掌握的史料分析，从当时的历史实际考察，这个袁世凯出山的“六个重要的条件”是不存在的。 首先，如前文所述，袁世凯拜折应诏复出之时，提出了“节略八条”，其史料依据分别来源于影印的袁世凯信稿和原始档案，且不同来源的史料还可相互印证，史料链条基本无缺失环节。“八条”的内容亦如前文所述，其原文至今虽未发现，我的推断可能会小有出入，但其中没有政治内容则是可以肯定的。前述袁世凯复张镇芳函即是证明。张镇芳，河南项城人，袁世凯长兄妻弟，与袁有乡谊、戚谊。袁任直隶总督时，张任长芦盐运使；辛亥年袁任清内阁总理大臣时，张署直隶总督；袁任民国大总统时，张任河南都督。从其职务，即可见其为袁的铁杆心腹。每有政治变动，袁往往为之通报消息。现在仍可见到袁世凯为张镇芳通消息的其他材料。如：1912年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会谈，袁曾命其子克暄向张通消息，此信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张镇芳存札·第一函》中。按二人的关系，袁世凯在信中说：“用撮举大略奉告”[21]，当然不会不经意地略去或有意瞒着最为重要的政治内容，诸如成立责任内阁，提前召开国会、开放党禁等等。且“八条”提出的时间，明白在10月16日，而不是所谓20日。 其次，10月16日，袁世凯提出“节略八条”，18日奕劻、那桐、徐世昌共同署名复函，谓载沣、载泽已分别“阅过，均可照办”。19日，袁已遵嘱开始将其内容分别“电奏请旨遵行”。袁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于20日节外生枝，再提出“六个条件”。在清廷方面，倘袁的条件中有提前开国会、废除皇族内阁另组责任内阁、开放党禁等重大政治变动，是不可能不经阁臣讨论、请示隆裕太后，仅凭载沣和载泽一过目，立时就答应各事“均可照办”的。 第三，上述袁世凯的“出山八条”在君臣之间磋商之时，徐世昌做为袁世凯的私人密友，10月17日前已往复电报，互通消息。17日，徐又派专人送信来洹上，向袁世凯通消息并举荐人员 [22]。三天之后，20日，徐世昌已无必要自己再冒险违制“微服出京”，专跑一趟彰德同袁策划所谓复出条件。 第四，此时武昌起义刚刚爆发，各地尚未响应，朝廷还在讨论军事解决革命党人的起义问题，政治解决方案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袁世凯本人尚在向清廷争“不为遥制”而不得，提出政治条件，客观上不具备可能性。 第五，10月25日，袁世凯向内阁发了一通很长的密电，电文如下： 王爷、中堂钧鉴：蒸密。兵机贵乎迅速，运筹要在慎密。现中央筹办军务衙门计有数处，遇事辗转咨商，恐涉迟缓。尤虑各署员司稍杂，难防泄漏。鄂匪党伏各处，不可不防。查昔年遇有兵事，历设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似宜援成案设督办军务处，或会议军务处，在大内借公所办事，内阁、军咨、海陆军、度支诸大臣会办其事，各署慎选可信之员司一二人，附同阁员，随办文牍，不但机关统一，事可迅决，亦可不至洩漏事机，遗误大局。我邸、相与国共休戚，有力任艰难，无可瞻顾。但事关中央大政，非外臣所敢妄议，祈由邸、相酌量请旨，以挽危局。至切盼祷。世凯谨肃。支。印[23]。袁世凯以一个外臣的身份，在这通电报中建议清廷设立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以通盘调度、部署指挥全国的行动。建议中的军务处，自然有管辖他的权力。这说明，在此一时期，袁世凯还是以清廷大局为念，并没有意存要挟的打算行动。 三 与袁世凯向清廷提出“节略八条”并做南下督师准备的同时，提出以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做为解决政治危机的药方者，确实大有其人，他们是清政府中部分文臣武将和资政院。 武昌起义后，江苏巡抚程德全“覩时局至此，思为清廷尽最后之忠告”，乃邀张謇聚谈，由张起草奏稿，并通电吁请各省将军督抚联衔。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覆电赞同列名。端方、张鸣岐覆电云：“时机尚未至”。岑春煊表示赞成之意而不允列名。于是，于10月16日由溥颋、孙宝琦、程德全联名电京（后张鸣岐又来电愿意附名）。通电忠告清廷：“上绍祖宗之成法，旁师列国之良规，先将现在亲贵内阁解职，特简贤能，另行组织，代君上确负责任”。“其酿乱首祸之人，并请明降谕旨，予以处分，以谢天下。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24]。28日，弼德院顾问大臣陈宝琛上奏折：“亲贵与政，不独为立宪政体所不宜，徵之往史，揆诸祖制，亦不常见。……臣愚以为宜由监国摄政王下教自责，以为大臣引咎之倡。立即简择刚正廉明足系人望之大臣，任以总、协理，令其另行组织内阁，参照各立宪国通制，俾负完全责任”[25]。29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上奏折认为：“岂有大局败坏而政府犹偃然在位者。朝廷不立予更换，何以图治”？要求“另行组织内阁”，并提出：“今各部大臣，亲贵几居大半。……此为革匪藉口之大端，亦即人心离散之根本。”[26]。这些奏折表现了清政府疆吏和京官的政治态度及其对清廷的压力。 10月22日，到了资政院第二次开院之期，清廷本寄望于资政院能够在政治上帮助它度过难关。其时，到会议员甚少，“甚至有数省竟无一人到会者”[27]，不足法定人数。但资政院仍然提出了他们久已不满的国会、皇族内阁和党禁问题。26日，资政院总裁大学士世续等上《请本标兼治以救危局折》，提出：“拟请朝廷斟酌情势，迅速组织完全责任内阁，以一事权而明责任。并於明年提前召集国会，共筹大局，俾人心有所维系”[28]。29日，他们又连续上了《请速开党禁以收拾人心折》、《请明诏将宪法交院协赞折》、《请另简贤能组织联责内阁折》等三折[29]，以民意机关对清廷施加压力。 对清廷压力最大的是军事将领的奏折。10月29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祯、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联名电奏，要求改革政治、开国会、改宪法、实行君主立宪。电奏危言：“当此时局岌岌，亿众之向背，实为可虑，万一中路遄征，军心不固，大局将益不可收拾”[30]。掌军将领上折，近乎兵谏，更何况所率军队驻防靠近京畿，尤令清廷不敢轻视。 在全国各地，继湖南、陕西独立、广州将军凤山被炸死后，10月29日，革命军占领太原，山西独立，直隶与畿辅危机。在内外压力交加之下，30日，清廷于一日之内连下四个诏书：罪己，著资政院制宪，罢除皇族内阁，开放党禁[31]。希望能以此换得内部及后方的安宁。 同在这一天，按照26日的电奏所定，袁世凯离开了他居住了将近三年的彰德，起程南下督师。目前，尚未见到袁世凯与文臣武将们关于政治改革的主张有联系的资料。 郑焱先生根据一些迹象，认为“出山六条”纯属虚构[32]。我以为，李剑农先生当年撰著《戊戌以后三十年政治史》这样的学术著作，论及袁世凯出山这样的大事，总该有所本。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清廷档案不开放，研究者无从利用，但清末民初之际，新闻媒体（比如报纸）已经十分发达，社会舆论亦十分自由，研究者不难从中撷取所需要的资料。承同仁李振武先生示知，《盛京时报》就有类似袁世凯出山六条的报道。经查，《盛京时报》10月21日报道，袁世凯提出出山四条件：“闻项城日前向内阁提出条件四项，要请允准，否则不肯出山。概略如下：一、明年须开国会。二、解除党禁。三、实行责任内阁制度。四、收回严缉党人命令”[33]。10月27日，《盛京时报》又报道袁世凯上奏折提出出山的八项条件：“如蒙俞允方能赴鄂。其所奏概闻数项如下：全权大臣便宜行事，长江水陆各军统归节制，留用旧属人员，明年开设国会，开设责任内阁，剿讨革党以宽大为主，解党禁等语。监国摄政王已交内阁筹议”[34]。 10月24日，《申报》报道：“据传袁世凯要求节制荫昌之军，始允出山”[35]。 此外，各报纸都还有一些袁世凯出山条件的零星报道[36]。这些条件的共同特点是：袁世凯提出了严厉的政治条件。 当时的媒体报道的袁世凯出山条件，有相同之点，也不乏互相抵牾之处，即使同一家报纸，也往往自相矛盾。例如，《盛京时报》10月21日刊出出山四条同一天的第七版，则又报道说：“闻二十四日下午四钟，内阁接袁慰庭宫保来电，仍系托病力辞鄂督之任，并云剿匪事宜，身可担任。至湖广总督一缺，务请代奏收回成命，另简贤员接替等语”[37]。次日又登消息说：“闻袁项城现拟督带冯国璋之第二军及姜军门所率毅军亲自出征”[38]。 这说明了新闻媒体消息来源的复杂，也反映了社会舆论的纷繁。但当时的社会舆论为什么帮袁世凯设计这么多政治条件呢？我认为，这与当时认为清政府朝野中流行政治改革以消弭革命的思潮有关，上文所述对清廷施加压力要求立宪的文臣武将及资政院，就是这种思潮的最典型例子。《盛京时报》就发表《论说》称：“革党之势力，弥满若是，求所以销弭之者，盖惟促宪政之进行，而不复蒙饰假面具，以欺惑人民。……近日朝廷举动最不惬民意者，为亲贵内阁，为修改资政院章程，为违法借债，为铁路收归国有的数者。……而鄂乱则确乎，其为革命举动，政府又焉敢等闲视之。然而政府之实力，因亦有限者也，则与其侥幸於不可胜，曷若铲除致乱之源，而一意推行宪行之为得耶。否则，盖犹治丝而焚之，庸有济乎”[39]。直接了当地捧出促宪政以销弭革命的药方，与在朝的文臣武将和资政院的政治方案，如出一辙。舆论的制造者们，为了扩大自己药方的影响力，将自己的良方，打起当时人们普遍寄于希望的袁世凯的旗号贴上袁记标签，这是很自然的。 袁世凯南下督师与清廷颁布的政治举措在时间上的吻合，再后来，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是实际得利者，都很容易误导人们产生二者之间有某种必然相关的联想，相信了这些当时为了消弭革命而制造出来的消息。辗转相传，陈陈相因，袁世凯的出山军事八条就变成了政治六条。 四 八条和六条的核心内容是绝然不同的。袁世凯在对张镇芳的信中称他提条件的基本出发点“大意谓：无兵无饷，赤手空拳，何能办事”，并只募兵、筹饷、不为遥制等三条，自然是八条的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可见，八条的核心内容是纯然围绕着剿平湖北革命党起义的军事问题而提出的，就袁世凯来说，这是报效朝廷、对付革命党起义的必须条件；对朝廷来说，也是命将出师之所必须。我把它总结为“军事八条”。而六条的核心内容则是攫取全国军政大权，是乘革命危机要挟朝廷为目的，是“政治六条”。 袁世凯出山条件八条与六条之不同，实际反映了对辛亥革命初期形势和袁世凯能量、能力的不同评估。 八条的提出，是在于迅速扑灭突然爆发的革命危机。对于八条的提出和满足，清廷与袁世凯君臣之间有过讨价与还价，这是因为三年前发生的“养疴”之事，造成了君臣之间很深的过节，由于共同对敌的缘故再次走到一起，清廷与袁世凯的关系骤然转折，由相互不信任、疏离到重新合作，君臣双方确需要一个新的整合过程，“八条”的提出和予以满足，使他们寻找到了适当的合作形式。若袁世凯当时提出居心险恶而叵测的政治条件，想来清廷的当政人物不至于愚蠢到看不出它的背后用意。 晚清，镇压太平天国以后，外重内轻的局面已形成。地方督抚有相当独立的财、政、军权。但是，一些大的行动仍然需要中央协调。这时，君臣之间就会讨论条件。袁世凯的八条，有出山条件的意味，也有工作条件的意味，基本上在臣子的职份之内，又是军事行动的必要条件，清廷并没有认为不妥而给予任何责难。相比之下，岑春煊与袁世凯在同一道上谕中起复任四川总督。但自诩为忠臣且痛诟袁世凯的岑春煊，也有过出山条件。朝廷满足了他“准许添募八营”，并“拨饷银一百万两”巨款[40]的条件，但他仍然没有遵谕“迅速赴任”，先行逗留观望，最终仍旧拒不赴命。 与我们现在尘埃落定之时倒看历史不同，武昌起义爆发后，任何一派政治力量，包括清廷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也包括武昌新军的起义者（虽然他们处于死地求后生的地位，有着特殊的诉求），都处在“史前”的“黑暗”阶段，对事态下一步发展，都仅是一种基于自己所获得信息基础上的预测。虽然对于历史发展的远期后果或者说历史发展趋势，连清王室都看到了，否则不会有九年立宪、五年立宪之决定。但对近期形势发展的评估，清廷和袁世凯并没有预见到形势发展会如此迅猛。而六条则意味着，从革命党人武昌起义之初，袁世凯就预见到革命党的这次起事将要推倒清廷，因此进一步认定了它是夺取天下的政治筹码，所以在清廷起复诏下之日，就意存要挟，提出掠取全国大权的政治要求。一开始就立意脚踩两家船，操纵局势，双向取利，取代清朝又攫取革命果实。按照这个逻辑，看似深刻揭露了袁世凯的丑恶用心与嘴脸，其实，这是在鬼化了袁世凯动机和道德的同时，也神化了袁世凯能力和能量，更重要的是，亵渎了孙中山等革命派。 不过，袁世凯的出山八条具有效忠朝廷与自己抓权的双重意义，看似低调，但却是明白局势，切中肯綮，把握时机，捞取实权的进退有据之作。历史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辛亥革命爆发之初，革命党、清廷、袁世凯都没有把握全局的能力，各方力量互相较量博弈，袁世凯逐渐把握了政局。出山八条只是一个开头。 原发表：《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03年第4期。 [1] 据笔者所见的主要论文有：[美] 路康乐：《清政府对武昌起义的反应——最初的三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页2631～2640，中华书局（北京）1983年版；郑焱：《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与清廷关系析》，《湖南师大学报》（长沙）1991年第4期；郑焱：《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辨》，《求索》（长沙）1991年第6期。等等。 [2] 关于袁世凯在隐居时期的情况，请参见拙文：《彰德养疴时期的袁世凯》，载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与20世纪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02年8月版，第366～386页。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 1996年出版，互联网“超星数字图书馆”下载,出版社不详，第245页。 [4] 刘体智：《异辞录》卷4，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页。 [5] 王锡彤著，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抑斋自述》河南大学出版社（开封）2001年6月版，第82、85页。 [6] 袁世凯：《复上庆邸》，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年12月出版，第1559～1560页。 [7]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新授湖广总督袁世凯奏折》，《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第333页。“调治”多半系藉口，而“筹备布置”，“急切恐难就道”亦多半系实情。 [8] 袁世凯：《复上庆邸》、《致内阁总理协理大臣》，《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59－1562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5页。 [10] 袁世凯：《复张提法镇芳》，《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79～1581页。原件为幕僚所拟信稿，袁世凯在信稿后批：“缮，送下”。 [11] 《袁世凯致清内阁请代奏电》，卞孝萱辑：《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1期，第61～62页。 [12] 《要闻》，《大公报》1911年10月23日三、四版。 [1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8～259页。 [1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6～257页。 [15] 清廷关于募兵的答复是：10月21日，“电寄袁世凯。据电奏，请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召募壮丁一万二千五百人，照武卫左军现行营制编集二十五营，作为湖北巡防军等语，著照所请”。见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上海）1958年第1版，第106页。 [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57页。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彰德进京建议设督办军务处统一策划镇压革命电文》。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71～272页；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上海）1958年第1版，第106～107页。 [19] 此处使用的版本是，李剑农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北京）1965年7月版，1980年8月北京第二次印刷，第110页。据《重印前记》说：本书“原名《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0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初版。1961年，全国文科教材会议曾规定该书为高等学校中国近代史教学参考用书”，可见当时在高校颇有影响。 [20] 冯耿光：《荫昌南下督师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册，第353～354页。 [21] 袁世凯：《复张提法镇芳》，《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79～1581页。 [22] 袁世凯：《复徐中堂》，《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63～1564页。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彰德进京建议设督办军务处统一策划镇压革命电文》。 [24] 《热河都统溥颋山东巡抚孙宝琦江苏巡抚程德全会同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辛亥革命》（四），第48～51页。 [25] 《宣统三年九月初七日陈宝琛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68～469页。 [26] 《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奏折》，《辛亥革命》（五），第475～476页。 [27] 《候补参议陈毅奏资政院开会不足法定人数重要事件应俟国会召集时再议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7月版，第665页。 [28] 《资政院总裁世续等奏请本标兼治以救危局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363～365页。 [29]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92～95、596～597页。 [30] 据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张绍曾顿兵滦州》页197～199；并参见10月30日上谕：“昨日统制张绍曾等电奏具陈管见一折，其间颇有可采择之条，已归入本日谕旨一并宣示矣。钦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83页。 [3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78～281页。 [32] 参见郑焱：《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辨》，《求索》（长沙）1991年第6期，第120页。在这篇长约千字的文章中，郑先生指出疑点有三：第一，自10月12日清政府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后，俨然已以总督身份行事，丝毫没有提出严厉条件，否则决不出山的态度。清廷还曾在10月21日嘉奖他“筹办一切，均属妥协”。第二、袁世凯早在10月27日以前就已经定离彰德赴任，此时所谓六个出山条件还没有其中的任何一项得到完全满足。第三，据1911年10月20日到10月22日的《内阁官报》，徐世昌这三天每天都参加了召见议事，没有离开过北京。 [33] 《中外要电》，《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第二版。谨此向李振武先生致谢。 [34]《要闻一》，《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第三版。原电报只此七项内容。 [35]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4日第一张第四版。 [36] 例如《要闻一》，《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四日第三版。 [37] 《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三十日第七版。 [38] 《项城督军南下消息》，《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九月初一日第二版。 [39]《论武昌失守事》，《盛京时报》宣统三年八月廿三日第一版。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第2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