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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是中国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把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全面地、客观地进行考察，可以看到，袁氏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我这里所说的清末民初社会，主要是辛亥革命前后各15年，大约30年间的中国社会。这一时期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多年完全屈辱的历史时期截然不同，中国社会内部的力量在发展变化，开始主导这一历史时期的进程。清末民初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激荡、起伏、变革、发展的时代，是近代以来变革最剧烈的时代，是走向进步发展的时代，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从来没有的时代。这一时代有许许多多的创新，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封建军制为现代军制所取代，千年科举制度为新型学制所取代，封建专制为民主共和所取代（尽管是形式上的），文言文被白话文取代，思想文化方面的百家争鸣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等均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当然这一时代不是完美和理想的时代，而是一个过渡的时代，社会发展的转型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新与旧、中与西、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传统与现代并存，反对外国侵略与向西方学习同在，各种矛盾纵横交织，体现出一个极端混乱的时代。这一时代的主流是什么？社会混乱的后面是什么？是改革、发展与进步，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袁世凯主要活动于这一历史时期，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的发展。 一、练新军、改军制，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促进中国军事现代化 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一向自居老大的中国被历史上的小国日本所打败。战败的耻辱，甲午战后的民族危机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战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股练兵自强的热潮，上至朝廷、达官显贵，下至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庶民百姓，朝野上下，莫不谈中国 练兵自强之事，“一时内外交章，争献练兵之策”[1]（P9509）。在这股求强热潮中，袁世凯认真总结了战争失败的教训，提出采西法练兵的主张，他说：“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有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2]不仅如此，他还积极组织人翻译西书，将西方兵制营规介绍到中国，并上书主政者。袁世凯的积极态度和战后清政府以及全国人民的心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赢得了主政者的赞誉和支持，博得了“知兵”的美名，被授予编练新军的重任。 袁世凯不负重望，在天津小站，采取西方兵制，结合中国特点，严肃治军，倾心练兵，短短几年时问，练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的新式陆军——新建陆军。20世纪初的新政中，他继续编练新军，到1905年，共编练了北洋新军六个镇和一个混成协，人数达到七八万。这是一支全新的军队，与旧军队相比，其根本变化在于：第一，北洋新军实行常备兵、续备兵、后备兵制，这在中国军事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军中配备有步、骑、炮、工程、后勤（辎重）等多兵种，各兵种互相配合，协同作战，中国军队从此由单一兵制走向合成兵制。第三，改进募兵制，仿行外国征兵制。对应募兵丁提出严格要求，如年龄限在20—25岁之间，身高限在4尺8寸以上，步速每小时限在20里以外，平举限100斤以上等。第四，改革军官制度，大力举办不同层次的军官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懂得军事专门技术具有指挥才能的军事人才。第五，练洋操，“一切操练章程，均按西法办理”。他聘用了许多外籍军官（初德国，后日本）担任教官，一丝不苟地进行训练。第六，全部西式装备。这支军队的武器，全部购自西方。炮兵装备德国克虏伯厂出的57厘米过山炮和七生特半陆路炮。步兵一律使用奥国造的口径为8厘米5响的曼利夏步枪。骑兵使用曼利夏马枪和战刀。军官一律佩带6响左轮手枪和佩刀[3]（P233—248）。袁世凯仿行西法创建的这支军队，是中国的第一支具有现代化重要特征的陆军，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用资本主义军制取代腐朽落后的封建军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袁世凯在甲午战后特定的环境下，短短几年时间完成了这一转变，这是袁世凯开创性努力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给以充分肯定。战后练兵者不乏其人，唯有袁世凯取得了成功。当时在华的外国人认为袁世凯“在清国的所有官员里，他是第一个认真学习国外军队组织方法和战略战术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极力鼓吹军队必须实现现代化的人”[4]（P136）。“按西方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大清帝国唯一装备齐全的军队。”[5]（P93）台湾的刘凤翰先生曾对清末新军以兵源、干部、装备、训练、成军时间、战场经验以及兵员满额与否为评定标准，将新军分为优、良、佳、可、差五级，其中优级四个镇，即北洋新军第二、三、四、六镇，北洋新军第一、第五镇和湖北新军第八镇为良级[6]（P147—185）。新军的编练，加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陆军开始迈向现代化。 二、力废科举、大兴学堂，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 袁世凯不是一个教育家，但他对新式教育的执着追求和在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贡献，很少有人能与其相比。 中国新式教育发端于洋务运动，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袁世凯站在这股潮流的前面，对新式教育大唱赞歌。1901年4月25日，他在山东巡抚任上《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中，就把兴办新式学校培养新型人才提到非常高的高度。他说：“百年之计，莫如树人。古今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者，学校必广，人材必多。中国情见势绌，亟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7]（P270）同年11月，他在创办山东大学堂时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原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以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7]（P317） 在支持创办新式教育的同时，袁世凯提出废科举的主张。他说：“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学校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7]（P736—737）1905年8月，由袁世凯主稿，联合了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广总督岑春煊、署两江总督周馥、湖南巡抚端方等六督抚大臣，联衔向清廷上了《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并妥筹办法折》，反复陈述了废除科举的紧迫性： “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觉现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实同一刻千金，而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堂者绝少，又断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决无大兴之望。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之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讵能我待。”[7]（P1187） 清廷接受了六督抚大臣的意见，两天后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7]（P1191）至此，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被完全废除了。科举制的废除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终结和新的以学校为主的教育制度的确立，中国教育迈向现代化的障碍被扫除了，从此，中国教育开始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袁世凯不仅是新式教育的鼓吹者，而且还是新式教育的积极实践者，在此前后，他在直隶大办新式教育。他办教育的范围非常广泛，既注重军事教育，又重视实业、师范、女子、留学教育，从初级教育到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从官方教育到私人教育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1907年，清政府学部对全国教育进行了一次详尽的调查统计。其中直隶学校的统计数字和在校生人数是：专门学堂12所，实业学堂20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90所，师范传习所5所，中学堂30所，小学堂7391所，女子学堂12l所，蒙养院（即幼儿园）2所，总计8723所，学生164000余人，位居全国第二，而直隶学务财产480万两，名列各省之冠。其他各项指标均居前列。如专门学堂人数、师范学堂人数居全国第一，实业学堂人数居全国第三[8]（P1—8）。 民初袁世凯对新式教育仍持积极态度。比如他把兴学作为立国要图，申明“本大总统既以兴学为立国要图。今兵气渐销，邦基粗定，提倡斯旨，岂容踌躇。矩口本诸先民，智慧求诸世界”[9]（P248）。他非常注重国民教育，认为“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9]（。P248）。袁世凯继续和发展了他清末兴学的积极作为，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除《教育宗旨》外，还有《学校系统》、《大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小学校令》、《实业学校令》、《专门学校令》等，这些教育法令，都经袁世凯签署由教育部公布。这些教育法令，主要公布在1912一1913年间，因1912是壬子年，1913是癸丑年，而这些教育法令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学校系统，因此后来人们称之为“壬子癸丑学制”。民初中国教育发展奠定了百年来教育的基础。 三、力行新政，推进直隶区域现代化 20世纪初，在经历了义和团之变和八国联军侵华之难的苦痛后，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得不宣布变法。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最早响应，提出新政的十条建议，在各督抚都还在观望的情况下就开始举办新政。1901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在北洋地区全方位推行新政。直隶新政是清末新政的样板，为各省所效法，“各行省咸派员视察，藉为取法之资”[10]，“一时北洋新政，如旭日之升，为全国所具瞻”[11]（P278）。北洋新政指导、推动、影响着全国新政的开展，北洋新政的每一项措施经朝廷谕旨颁行全国，“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刨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121（P885—886）。北洋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北洋新政的实质是北洋地区的一场早期现代化运动。直隶或北洋区域早期现代化不是某一领域、某一部门的现代化，而是综合现代化，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层面，许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兴办新式学堂，早期教育现代化远远走在全国的前面。大力兴办实业，致力于工业建设，早期经济现代化使直隶经济得以迅速发展。政治方面，袁世凯在北洋实行地方自治，取得明显实效。天津县议会是中国最早的地方议会，继天津县议会之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直隶全省府厅州县各级议会渐次成立。 袁世凯在新政期问，曾对天津大力治理。据其弟子沈祖宪等说：“公（指袁）既驻津……一意整饬，内政外交，抚辑创残，重谋建设，气象焕然一心。圜圆骈填，街衢修治，一以文明各国都市规模为法，开全国进化之先基，论维新者，莫不奉天津为圭臬焉。”[13]天津城市的现代化是从袁世凯督直开始的。 四、创设巡警制度，推动了治安管理的现代化 袁世凯还创设了中国的巡警制度，推动了治安管理的现代化。巡警最早于1902年创设于天津，由天津城市扩展于乡村，再到整个直隶地区；由一般巡警到消防、铁路、水上等多种巡警。巡警制度这一现代治安管理方式在直隶的推行，立即显示出传统的保甲制度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中外商民交口称赞”[13]（P20），“袁宫保近派巡警营兵丁在城乡内外昼夜梭巡，清理街道，盘诘奸尻，夜间按时换班，尤为慎重，宵小为之敛迹，百姓称颂，有夜不闭户之风”[14]。“不二年津埠治安为各省冠，有六个月不见盗窃者，西人亦为叹服。”[15]（P42） 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被炸事件后，袁世凯将天津、直隶的治安模式又移植于北京。清政府设立巡警部，袁世凯推荐自己的朋友、部下徐世昌、赵秉钧出任巡警部尚书、侍郎，领导全国的巡警。一个当时在京的外国人曾评价说：“首都的警政大有改进。南城由袁（世凯）从省会调来的一支兵力维持治安，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出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去。”[16]（P431） 五、辛亥议和，与革命党人结盟推翻清政府，推进了国家的政治进步 清廷视袁世凯新型政治势力的崛起为心腹之患，一度将袁罢官，武昌起义后又不得不重新起用。复出后的袁世凯没有效法当年的曾国藩剿杀革命，而是顺时度势，谋求政治解决，与南方革命党人停战议和，联手推翻清政府，促成了南北的政治统一。对袁世凯的和平努力，革命党人曾经给予充分肯定。孙中山说：“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17]（P110）黄兴也诚恳地说：“项城处两艰地位，苦心孤诣，致有今日，其功实不可没。”[18]（P125）经孙中山推荐，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辛亥南北议和，促成了清帝的退位与共和制度的确立，减少了战争的流血和破坏，保证了国家的南北统一，有利于民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这是袁世凯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在政治上所作的突出贡献。 六、制定发展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法规，促使民初经济较快发展 辛亥革命后，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发展工商业，振兴民族经济为民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刚刚脱离专制的资产阶级喜不自胜，对国家、对民国政府寄予无限希望，袁世凯适应了这种形势，提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19]（P38）。他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张謇、周学熙入阁，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等，促使了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赢得了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时人评说：“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20] 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1912年为14家，1913年为25家，1914年增为89家，1915年更增加到102家[21]（P6），呈逐年上升之势。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并未到政府注册。1913年11月，袁世凯签发了《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此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22]大大刺激了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1919年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1042家[23]。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如以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著称的无锡荣氏兄弟和南通张謇，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雄厚基础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从1912年起不仅扩展了原有与人合办的茂新面粉厂，而且开始筹办福新面粉工业，1912—1914年，创办了福新一厂、二厂、三厂、四厂，从1915年起，又开始投资创办申新系统纺织工业[24]（P37）。张謇的大生纺织公司，从1912年起开始摆脱数年来的停滞状态，利润急剧上升，巨额的利润促使其扩大生产规模，1912年集资60万两增设大生新厂，1915年又集资120万两创办大生三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确确实实兴起了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袁世凯发展经济的努力，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政治和法制保障，也为后来民族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由上观之，袁世凯甲午战争之后至洪宪帝制前整整20年的政治活动和作为，顺应了这一时期激荡、起伏、变革、发展的趋势，促进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参考文献 [1]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2]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A]．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一[c]．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3]清代档案史料汇编：第十辑[z]．北京：中华书局，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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