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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作者：郑起东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本年发表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学术论文共有291篇。从数量上看，较1997年有所增加，从质量上看，也较1997年有显著提高。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研究新问题的论文明显增多。其研究分布，从历史时期看，有后移趋势，对于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研究有所增强，论文数目达107篇，较上年增加35％。从研究主题看，农业经济史成为重点，有关论文达54篇。总的来说，主要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方法论受到重视 1996年，吴承明发表了有关经济史研究方法论的论文集《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引起了经济史学界对方法论的重视。本年陈支平发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指出：“封建社会”是舶来名词，与中国二千年来固有的历史称述并不相符。近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们为了把这种西方的社会发展理论，套用于中国的历史社会，想尽了种种的论证方法，但总是有些不尽如人意，时至今日，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更进一步探讨。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晚期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就中央集权制下的阶级划分；地主经济是中央集权制的基础；君主专制是对官僚专制还是对农民专制；中央集权制能够实行经济的高度集权；把地租、赋役、利息都归之于“阶级剥削”等五个问题提出了疑问。认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农业古国，自有其独特的 历史发展轨迹，西欧的历史发展规律，只能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不能把中国的历史与西欧的历史一个个地对号入座。高德步探讨了经济史的指导理论(《经济史与经济学》，《经济学家》，1998年第5期)，指出：经济史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应有自己的独立范式。作为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其范式必然介于两者之间，既有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又带有史学范式的特点。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而不属于史学，它与史学的共同点仅仅在于考察对象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叙述方法上有一定的时序性，以及用史料说话，但在研究者的信念、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采用的理论模型上，基本上都是经济学的。就目前的中国经济史学来讲，基本上还是以史学范式为主导，经济史家大多还没有习惯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还没有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来理解经济的历史。经济学没有实现与历史学的良好结合，因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史学范式”。为此，作者提出：要建立或重建经济史学范式，必须明确经济史学的任务是为经济理论提供证实与证伪；坚持以经济史实为实证依据，以经济学理论为逻辑出发点的分析方法，特别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有机结合；采用共同的经济史语言、工具和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史家的共同研究与合作群体。 高文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史学没有形成独立的研究范式，没有明确经济史研究必须主要以经济学作为指导，没有明确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以至迟滞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这也是低水平重复（史料堆砌）不断出现的主要原因。但高文只强调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显然也含有片面性，在这方面，吴承明的观点更为全面。他指出：“经济史作为一门学科，是１９世纪晚期才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本世纪５０年代有个重大变革，即不仅研究经济的发展变化，还须结合社会科学的理论进行分析。首先是与经济学相结合，继而与社会学相结合，近年有个文化热，又从文化思想上来研究经济史。又因专题不同，人类学、民族学、农学、科技、地理、气候、生态等科学也纳入经济史研究，这就形成许多学派、专业”。在我国，大体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包括历史学原有的政治和典章制度研究。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有的并重视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可称为社会经济史学派(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在1998年8月10日“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打印稿)。 二、学术批评有所加强 多年来，近代经济史学领域学术批评之风衰微，甚至终年见不到一篇批评文章。这既影响了学术水平的提高，也使低水平重复无所顾忌，甚至不讲形式逻辑，东拼西凑的文章也比比皆是。近年，一股清新的学术批评之风吹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首先，美籍华裔学者赵冈发表了《经济史上的相关分析》一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指出，在经济史相关关系的研究上有误用现象，“第一，相关关系不等于因果关系，两个变量彼此相关，并不一定表示其中某变量是原因，造成另一变量之后果”。“第二，若用数学表示，相关系数如果是零或接近于零，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两个经济变量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但如果用文字说明，则有人会使用似是而非，有高度误导性的词句来说明这种不相干的关系”。作者还举例进行批评分析，如1983年发表的一篇分析中国历史上地主经济制与封建社会延续问题的论文以及用乾隆年间雇工人命案的增加反映清代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说明地主制与封建宗法关系及封建生产关系没有相关关系，而“举出资本主义萌芽，则是误认因果关系，也就是乱拉关系”。50年代一本研究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之书，“所举的相关关系倒是合乎逻辑，但是所取的变量却不正确”，“应该度量的是净产量(netoutput),而不是总产量(grossoutput)”。 有学术批评就应有反批评，以便明辨是非，求得真理。１９９７年，一篇署名“林众”的《不能为出书而写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的书评对王振忠《近６００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一书提出了严厉批评，指斥其书中《三冬比户粮》一节从观点到行文方式都“挪用”徐晓望《清至民国福建粮食市场的变迁》(《中国农史》，1992年第3期)。1998年，王振忠撰写了《学术规范与批评规范》一文，通过“逐条比勘”，说明自己所引资料字数均超过《变迁》，且均注明出处。而且《三冬比户粮》一节长达一万零一百十五字，引用书目约二十八种，其中没有一条引自《变迁》的资料。王文并指出：“‘挪用’史料本身就是荒唐的指责。所有上述史料，除了《闽政领要》的一种版本见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外， 其他的都是福建省图书馆的藏书，并没有哪一本是什么人的祖传秘籍，为什么只有徐晓望能够引用，别人就不能引用呢？” 葛剑雄、曹树基《是学术创新，还是低水平的资料编纂──评杨子慧主编<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一文，批评杨书《总论》对于已有成果的分析“空洞无物，苍白无力”，不甚明了研究状况，多有严重遗漏。对于明清人口诸问题的论述，还处于前何炳棣时代。对于杨书“历代人口数据资料皆以官修正史和官书为主要搜集对象，在此前提下兼顾其他典籍和著述”的编辑原则，葛文认为：“这一原则的确定正是《研究》一书的最大失误。因为官修史书和官书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大部分已为梁方仲《中国历代人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收录”，而确定这一偷懒的原则“正是《研究》一书的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对于杨书坚持综合抽象方法的编辑原则，葛文认为“这是一个照单全录的原则，并不包括对资料的鉴别和筛选”。“然而，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常识，要从大量的人口数据中概括出最基本的规律或特点，首先要对历史人口数据进行大量去伪存真的复原工作，而这一工作恰恰是《研究》一书所不能承担的”。 对于葛文的批评，杨书作者在同年《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了辨驳文章，解释了某些原因。 从上述批评和反批评，我们可以看出，学术批评必不可少。但要建立学术批评规范，规范学术批评。批评者应就实质性问题展开批评，怀抱与人为善，避免盛气凌人，尤忌尖刻、讥讽的语言；而被批评者也应就实质性问题进行辩驳，不要节外生枝，随意纠缠。 三、“四新”论著明显增多 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严中平在《科学研究方法十讲》中提出要破“四就”，即不能就中国论中国、不能就近代论近代、不能就经济论经济、不能就事论事，立“四新”即要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使用新材料、运用新方法，四者兼备最好，但至少要有其一。 本年，“四就”锢疾有所破除，“四新”论文明显增多。慈鸿飞的《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20世纪前半期华北地区（晋、冀、鲁）农村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地方市场贸易、农村集镇和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据此对美国学者黄宗智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先后出版的著作中的有关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黄的著作实际上很多与农村市场问题有关，但他没有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重点只在农民的生产方式上，主要方法似乎是‘解剖麻雀’，仅仅根据满铁几十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和他自己对几个村庄的调查资料就对近代中国农村几百年的历史下结论，这是否也算是黄宗智自己所批评的那样太过‘模式化的研究’呢？”该文认为：“20世纪前期华北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农民私有产权的建立”。这是 国内第一篇直接对西方学者所谓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或“过密化”以及“停滞论”和“悲观论”提出挑战的论文。 近年来，抗日战争研究火爆，但多偏重于政治和军事，有关经济方面则多偏重国民政府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而对于沦陷区的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则少人问津。曾业英的《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一文，利用敌伪时期的档案史资料和其他原始资料，对华北沦陷区的农村经济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对于华北日伪当局为农业增产采取的一系列技术措施，如兴修农田水利、兴办农业贷款、培养农业技术人才、培育优良品种、增加土肥、倡用化肥、施行种子消毒和病虫害防治、扩大耕地面积等作了全面概括，对于其成绩亦秉笔直书，然后通过日伪当局自己的统计数字和舆论界的评价，说明其农业增产运动的失败。通过统计数字说明华北1941年的棉产量，只及1936年的一半，并将1943─1945年保定道的棉田面积和预计产量整理成表，说明“无论总产量还是平均亩产都呈现下降的趋势”，从而论证了日伪在华北的棉花增产计划彻底破产。该文将日伪华北棉花协会1939年4月、10月5日和12月21日三次公定价格列成四表，显示一个共同特点，即棉花公定价格自内地向海口倾斜，内地最低，海口最高。“这种情况表明，日伪当局在有意识利用地区差价，促使棉花向天津、青岛移动”，揭露了日伪利用价格政策掠夺华北棉花的阴谋。 高伟强、陈茵的《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的文化精神特点》(《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认为：由于历史原因，近代民族企业并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社会性的企业文化模式，但在一些企业里初步形成了企业精神文化的重要概念，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它既是近代民族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也是近代民族企业文化精神的主要特点；第二，管理思想上‘贵和’，并用‘和’的思想来协调企业内部关系，增强企业的活力；第三，以人为本，重视人才对企业的作用，并成功地运用于企业的生产管理活动之中；第四，注重激发企业员工的敬业精神；第五，注重用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职业道德来培育员工的营销道德观”。这种通过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利用、改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企业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今天的企业家们借鉴和学习”。 还有一些文章，研究的是老问题，但提出了新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马俊亚根据他对近代江南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关系的研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工业资本在近代江南地区帮助农村改良了农作物品种，引进了新的经营方式，提高了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也使大工业获得了适宜的原料。江南工业资本对土地的投资，虽在形式上具有落后色彩，但在当时环境下，土地收入构成了工业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尤其在企业处于困境时，土地是向银钱业押款的最好抵品，可收意外效果；工业资本设立的义庄，对于消除农村贫困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工业资本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村手工业、加工业的兴起，以及整个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江南工业资本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促动农村同步发展，而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近代江南地区工业资本与农村社会经济关系初探》，《中国农史》，1998年第1期)。 有不少人把近代农村手工业与古代等同看待，认为近代农村手工业仍然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不到近代农村手工业中发生的巨大变革，史建云通过对华北农村手工业的考察，说明，在商品生产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近代农村手工业的社会分工和生产力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更明确地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她指出：“农村手工业中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两方面的重要作用。一是社会分工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加速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二是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中，除了传统的家庭副业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家庭式作坊、手工工场和小型工厂，有些由一户农民独建，有些由几户农民合作；有的使用旧式工具，有的使用改良工具或机器；有些仍然保持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形式，有些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有些是季节性生产，有些成为长年生产。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其内部都出现了分工和协作。同时也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商品生产、社会分工与生产力进步──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王卫星进行了比较全面、客观的评价。王文指出：综观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与措施，可以看出其发展工业的基本思路，即在财政、货币统一的前提下发展国营基础工业，鼓励民营轻纺工业的发展，并使工业发展逐步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同时通过裁撤厘金，提高进口关税，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外商在华设厂等措施，减轻民族工业的负担，保护民族工商业。1927─1937年中国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是分不开的。虽然某些政策和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偏差，但这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些政策与措施的进步意义(《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政策》，《学海》，1998年第6期)。 本年，经济史学方法的创新也颇为可观。首先，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摆脱“孤立化”的倾向。不仅重视区域内的研究，而且重视区域间的研究。唐文起《大生纱厂的兴衰与东北的南通土布市场》(《学海》，1998年第4期)即为此类典型。该文认为，以前的有关研究，只注意到张謇获得不准允其他人在南通地区创办纱厂的特权，使大生纱厂一枝独秀，忽略了东北地区的南通土布市场在大生纱厂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中剖析了大生纱厂、南通农村土布业、东北地区的南通土布市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具体关系。指出，纱以布为前提，数千里之外的东北南通土布市场的兴衰，严重影响着南通土布业的命运，也影响着大生纱厂的生产。南通土布业鼎盛时期，年销额达2600万元以上。洋布的倾销、东北的沦陷，使南通土布的销路锐减，1933年只销1700万元，1936年只销近1000万元。由此可见，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棉纺织工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市场问题。 夏俊霞《上海开埠与江南士林新的从业观》(《天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则是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研究近代中国由传统而近代，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社会大变动的例子。该文指出：社会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急剧地改变着中国人传统的义利观，刺激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伦理精神的认同，这一历史发展变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及其江南腹地表现得尤为显著。而观念的变化又带来了社会的变化，士人舍儒而商的趋势，不仅加速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推动了社会阶层的频频流动，而且也为死气沉沉的社会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加速了整个社会从业观念的更新。 计量分析的方法在本年的研究中崭露头角。刘巍和刘丽伟接连发表了《对1930─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的简单数量描述与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和《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是学刊》，1998年第3期)两篇文章。前文利用马歇尔和麦金农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方程式）计算了1930─1936年的中国货币需求。认为1930─1932年，事前货币供给大于事前货币需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通过国民收入增长投资额增加和价格指数涨跌，达到了事后均衡。既没有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又实现了实际经济增长。1933─1935年，事前货币供给不足，通过市场机制的协调，造成了国民收入下降，最终达成了经济衰退的事后均衡。这是由于世界市场银价升腾破坏了中国的金融环境，因此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1935年11月，中国放弃了银本位，实行纸币制度，银根松动，货币供给充足，流通速度加快，因此出现了1936年价格上升、投资额大幅度提高和国民收入明显增长的良性事后均衡。后文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概貌进行了数量描述和推断。作者首先将刘佛丁、陈争平和叶孔嘉估算的中国若干年分按1933年币值计算的ＧＤＰ（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汇总，然后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人口的职业分布所做的估计，用7.5‰的人口增长率和1933年大约5亿人口这两个数字，推出1927─1936年的人口数，从而估出就业人数。接着，根据罗斯基对1903─1936年的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和吴承明对若干年份中国产业固定资本问题总量以及张东刚对1907─1936年农业投资额的估算，推算出1914─1936年其中6年的中国工农业固定资本。至此，作者已掌握了同时有Ｙ（国内生产总值）、Ｋ（工农业固定资本）和Ｌ（人口就业数）的几个年份，于是用《经济计量分析软件包ＴＳＰ》，得出计量模型Ｙ＝2.063ＬＫ，即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参数之比为0.31：0.69。作者认为：近代中国近代化程度较低，人口基数巨大，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作为潜在失业者存在于农村家庭生产单位之中，势必造成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极低，甚至有时为负率。加之近代中国的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同时也是最落后的生产部门。所以，从宏观经济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劳动产出弹性参数一定较低。以上计算尽管不一定准确，但无庸置疑，这种探讨对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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