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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 作者：吴春梅 方之光 戊戌变法失败后，从1898年梁启超亡命日本到1903年初，梁启超先后在其创办的《清******》、《新民丛报》上鼓吹“破坏主义”和“今日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号召人们用武力推翻清廷的统治。但1903年以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温和，并于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对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这种演变，史学界分歧很大。论者或全盘否定，或完全肯定，或认为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外界的影响。笔者认为，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演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依靠光绪皇帝推动变法的希望化为泡影。因愤于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对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流亡日本后，梁启超的言论日趋激烈，对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大肆攻击，并与唐才常等人密谋发动武装起义，试图以武力推翻那拉氏的统治。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梁启超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感到绝望，又痛惜好友唐才常等人惨遭杀害，于是梁启超的言论更加激烈，明确提出破坏主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百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距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并以我国每年死于水旱、瘟疫、盗贼动辄数十万人为例指出，与其让这种“无意识”破坏进行下去，不如施以“有意识”破坏，以便“随破坏，随建设”。他解释说：“吾非不惧破坏，顾吾尤惧夫今日不破坏，而他日破坏终将不可免，且愈惧愈烈也。故与其听彼自然之破坏而终不可免，无以加以人为之破坏而尚可为”。（转引自邓明炎《梁启超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第119—120页，台湾天山出版社。)梁启超认为，处于新旧交替的时代，只有进行一场猛烈的社会震荡，才能拔除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梁启超除了倡言破坏外，还在他主持的《清******》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大力宣传革命。 1902年鉴于清廷“回銮后，泄沓如前”，梁启超痛感“想前途大业，必非可以望诸老朽之辈”，（《汪穗卿先生师友书札》，转引自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第71页。)于是背离了《新民丛报》“不为危险激烈之言”的宗旨，并且进一步把破坏与排满结合起来，大力宣传排满革命论。这一年，他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明确表示，今日“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清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得其志也。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终不可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他希望通过排满以达到破坏的目的。 在政治上反清的同时，梁启超在思想上也反对尊孔保教。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自今以往所当努力者，惟保国而已”。梁启超反对保教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教束缚人的思想，不利于思想解放。中国学问不广、思想狭隘，“皆由思想束缚于一点，不能自开生面。守一先生之言，其又稍在此范围外者，非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两千年来保教党所成就之结果也”。梁启超据此指出，“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异于昔，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己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盖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2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戊戌变法时，为减少变法阻力，梁启超曾与康有为一起，把孔子打扮成改革者。东渡日本后，由于环境的改变，梁启超反对以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附会儒家学说，主张从正面加以宣传。他还以西方的人权理论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检讨，矫正了长期以来两种固有的不合理的观念：“第一是牧民与保民思想在今日之不合时宜，第二是纳国家与人民为一体”，认为在这种错误思想长期指导下，“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53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结果造成了中国人的奴隶性格，而这正是中国政治腐败、思想阻塞的根源，故“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萧一山《清代通史》（四）、第2342页，中华书局出版。) 但是梁启超的这种激进言论和主张并未持续多久。1903年2月，梁在《敬告我国国民》一文中转而对破坏主义持怀疑态度，他说：“若夫持破坏主义者，则亦有人矣。吾又勿论其主义之为福、为毒于中国，惟请其自审焉，果有实行此主义之能力与否而已。今之中国，其能为无主义之破坏者，所至皆是矣；其能为有主义之破坏者，吾未见其人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388页。)同年6月，他在给蒋观云的信中，明确表示“不敢倡言革命矣”，（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87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并于1906年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开明专制论》，认为中国当时不仅没有具备民主共和的条件，甚至君主立宪也无法立刻实行，只能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他指出，由于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造成了中国人只有部民而无国民资格，在这种条件下，希望立刻建立共和政体，可望但不可及，“昨日就专制，而今日已共和，如两船相接触，而绝无一楔子以行其间，则其冲突之程度，必极猛烈，显而易见”，（《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17页。)必须以开明专制作为过渡。所谓开明专制，按照梁启超的解释，就是“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新民丛报》第四年第一号第14页。)这里的客体指的是国民。因此，在开明专制时代，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不仅得到保障，而且它以逐渐发展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为最终目的。与开明专制相适应，梁启超转而反对排满，认为满族与蒙、回、藏等少数民族一样，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异族。 二 梁启超从破坏排满转而反对暴力的种族革命，主张开明专制，从表面看，似乎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次倒退，但从梁启超思想发展的轨迹考察却可看出，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有其思想上和理论上的一致性。作为一个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始终把人的近代化放在首位。从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梁启超就一直注重对国人的启蒙工作，强调开发民智，提高民众素质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在民众的素质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条件下，中国的近代化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沿着梁启超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考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早在戊戌变法前的启蒙思潮中，梁启超就曾与康有为、严复等人根据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论等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以及中国儒家经典《大学》里的传统思想，提出了“新民”思想。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变法的要义在于培养人才，“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兴，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10页。)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强调中国政治改革的关键在于开启民智，培养人才，即废除科举制度以及建立全国的学校系统。他认为“伸民权”与“开民智”密不可分，“开民智”是“伸民权”的前提，“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47页。)说明梁启超这时已将改革的触角伸及到更深层次的民众的改造上。 戊戌变法的失败，清廷的通缉，唐才常的遇害，以及对清政府昧于时势的痛恨，虽然使梁启超深受刺激而极力鼓吹破坏、排满，但梁启超没有仅仅局限于此，而是对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检讨，1901年梁启超发表在《清******》上的《积弱溯源论》反映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中国积弱不振，政府与人民都有责任，“吾国之受病，盖政府与人民皆有罪焉。其驯致之也非一时，其酿成之也非一人，其败坏之也非一事。……浅识者流徒见夫江河日下之势极于今时，因以为中国之弱，直此数年间事耳，不知其积弱之源，远者在千数百年以前，近者亦在数十年之内，积之而愈深，引之而愈长。”他进一步指出人民的“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而“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沈云龙主编《清******全编》卷7第2—2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即统治者的愚民、暴民政策。梁启超虽然在感情上痛恨清政府，但在理智上又认为不能把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一人一姓。1902年梁启超在其创办的《新小说》绪言——《新中国未来记》中，借书中人物黄毅伯的议论，更明确表达了他的这种看法：“黄君道：我和现在朝廷是没有什么因缘，难道我的眼光只会看到朝廷，不会看见国民吗？……至说到专制政体，这是中国数千年来积痼，却不能把这些怨毒归在一人一姓。我想我今日若是能够一步开到民主的地位便罢，若还不能，这个君位总要一个人坐镇的。但使能够有国会、有政党、有民权，和那英国、日本一个样儿，那时这把交椅谁人坐它，不是一样呢？若说嫌他不是一个民族，你想我四万万民族里头，却又哪一个有这种资格呢？”（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3—164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 这期间梁启超在日本大量接触西学，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梁启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市场统一的形成，以及对世界市场的激烈竞争而形成的，主要包括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世界竞争，其突出标志是对构成国家要素的国民的重视，以及超越了狭隘的地域、血缘、文化的束缚，转而强调以国家疆域为界限的大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开放的、进取型的民族主义。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主要得自于《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第一次向中国人描绘了一幅近百年来西方各民族迅速崛起并相互争雄的历史画卷。到日本后对西学的直接接触，使梁启超对西方的认识更加深刻。他认为欧洲在近代的进步完全得力于民族主义思潮，民族主义“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饮冰室文集》第4册之十第11页。) 如果说西方的民族主义对梁启超的影响仅仅是理论上的话，那么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则使梁启超对近代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有了切身体会。他认为，日本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实行了那种西方民族在民族主义感召下所进行的相同程度的爱国动员，从而具有以一个民族行事的能力，从而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则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第119页。)“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5—6页。)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对国民的强调和重视；摆脱了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束缚，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奋发的大民族主义。这是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并转而反对排满的思想基础。 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以“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宗旨，认为“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新民的涵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而新之；二日采补其本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新民的方法则是：“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7页。)即糅合中西文化的精华来塑造中国的新型国民。在洋洋数十万言的《新民说》中，梁启超不仅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揭露，而且强调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训练的重要，并广泛宣传公德、私德、权利、自由、进取冒险、政治能力等思想，力图养成中国人作为近代公民所应具备的这些素质。虽然这期间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使梁启超在感情上认为清廷已是一个无望的政府，但在理智上，梁启超认为若不解决国民素质低下这个影响中国进步的主要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为此，他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第一要务”，要改变中国贫弱的状况，“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可以弥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垺。……今日舍此一事，别无善图”。（《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6页。)对西方民族主义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使梁启超在1906年提出开明专制主张。这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烈转向温和的基本原因，也是其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也于1903年以后他接触了德国学者波伦哈克和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有一定关系。波氏著有《国家论》，中心思想认为共和因于习惯而得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者常危。伯氏则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国民具备了共和国民的资格时，这个国家才具备了建立共和政体的条件，美国独立后能建立共和政体是因为美国脱胎于原自治制度的英国，法国不具备自治的基础，故虽三次革命，仍三次再复为君主政体，造成了社会的极大震荡。以此对照，梁启超感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24页。)梁启超对伯、波两氏学说对他产生的震动曾有这样的记述，“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吾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有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难逃耶！……呜呼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爱祖国，吾爱汝也，但不如爱自由。……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25—26页。)因此，伯波两人的学说也是促使梁启超思想转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于由激烈向温和的转变，梁启超在1911年蒞报界欢迎会的演说中曾有所述及：“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创痍既复，故态旋盟，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虽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衅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故自癸卯甲辰以后之新民丛报，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质言之，则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6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从梁启超所述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梁启超鼓吹破坏、排满，是在受到种种刺激，感情高昂的时候发出的，更多包含了感情因素。第二，梁启超认识到片面鼓吹排满后果的严重性。随着排满论的鼓吹，“两年来世论之趋向，殆由建国主义一变而为复仇主义”。（《饮冰室文集全编》卷5第11页。)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梁启超认识到，片面鼓吹排满革命，不仅有民族分裂的可能，而且必然会引起外国干涉，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近代中国，救亡往往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梁启超当然也不能不受其影响。第三，戊戌变法失败虽然使梁启超感情上受到沉重刺激，但也促使他进行冷静的反思，认为“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饮冰室文集全编》卷1第3页。)因而认识到鼓吹排满、破坏，实际上是本末倒置，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是培养国民资格的一种“魔障”。在中国国民素质低下的情况下倡言革命，结果只能是一种“非常之豪杰”借军队的力量把国家政权掌握在一人手中，“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22页。)故“今日欲救中国，惟忍辱负重，厚蓄其力，以逞于将来”。（《新民丛报》第四年第四号第32页。)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梁启超虽因受强烈的刺激而一度鼓吹破坏、排满，但更多的是非理性成份，激烈排满只是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表层，贯穿其思想主线的则是他的新民思想。因此，从激进排满到开明专制实际上是梁启超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梁启超思想演变的轨迹清晰地展示了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是其思想本身发展的结果，外界的因素虽会产生影响，但不会是决定的。作为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虽会对梁启超产生一些影响，但不会是关键性的。梁启超虽在戊戌变法前追随康有为，康梁思想基本一致。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广搜日本书读之，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93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与康有为的思想已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02年他发表的《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主要就是反对康有为的保教尊孔主张，以致康有为深为不满，屡屡发难。1903年3月，梁启超在给徐勤的信中，谈到他与康有为在思想上的冲突：“长者（指康有为）前屡责，得书辄怦怦自省，过后偶触他事，却又妄议复起矣。……长者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去年十月间长者来一长函痛骂，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弟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81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梁启超的思想已开始脱离了康有为的框框，康有为的言论已很难对梁启超产生主要影响。朋友中间，1898年以后与梁启超通信最多的是黄遵宪。在来往信件中，黄遵宪与梁启超广泛讨论了破坏、民权、政体等问题，并对梁启超的激烈排满进行了委婉的规劝：“吾辈今日报国之义务，或尊主权以导民权，或倡民权以争官权，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迹若相非，而事未尝不相成。……而今日又进一言，以无智不学之民，愿公教导之，诱掖之，劝勉之，以底于成，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也”。（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68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对于康有为的责难和黄遵宪的婉劝，梁启超自己曾说：“辛壬之间，师友所以督促之者甚至，而吾终不能改，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虽欲自无言焉，亦不可得，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故自认为真理者，则舍己以从，自认为谬误者，则不远而复”。（丁文江《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第191页，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因此，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主要是由于认识不断加深，其思想本身演变发展的结果。 如何评价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我们认为全盘肯定或否定都有失偏颇。梁启超强调发展教育和启蒙的重要性，进而主张开明专制，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从当时国情看，有其现实性和合理性，但从当时时局的演变看，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尤其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弱小的日本战胜了强大的俄国，国人普遍认为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不断高涨，立宪思想激荡于朝野，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于1905年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于次年发布预备仿行宪政上谕。在此形势下，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主张，虽然他的本意是为了开民智，伸民权，以便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奠定基础，但开明专制对君主立宪从体制上看毕竟是一种倒退。此后不久，随着国内立宪运动的蓬勃开展，梁启超便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并施加影响。皇族内阁出台后，立宪派对清廷的立宪诚意产生怀疑，开始与清廷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与立宪两派通力合作，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梁启超也间接起了作用。 梁启超由激进向温和的转变，实际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反映。虽然无论是破坏、排满还是开明专制，梁启超追求民主宪政的思想基调并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从当时国情看，梁启超主张开明专制也有其一定的现实性和合理性，但从时代潮流看，梁启超的这种主张却又落后于时势的发展。建立民主政治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但当时的中国又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现实的困境使梁启超在思想上感到困惑甚至前后矛盾。这是我们在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时应特别给予注意的。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