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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球迷与普通人并无区别，他们既不是一无所知的疯子，也不会因为他们的激情而失去批判地看待世界以获取事实的能力。如果一场比赛既不是引人入胜的虚构也不是一种恶意的欺骗，那么怎么解释人们突然爆发的激情及其原因？从球迷理论观点来看，足球的魅力在于它展示现代社会基础价值的能力。它就像一场漫画式的音乐剧，展示了这个世界的核心象征。它的深层结构（与其说是一种比赛规则，不如说是一种规则的类型）反映了当今人类不可预知的命运。 我们如何准确评价足球比赛？正如其他体育比赛那样，用同样的方式庆祝一名运动员的出场和比赛的胜利；它用无情的精确的方法对个人和集体状态的不确定性进行确认。这点则通过替补队员球衣的号码、球星反复的崛起和衰落、足球队的兴衰及其排名——现代社会的黄金法则正是基于对各种能力的衡量——来象征性地得以表现。足球比赛的流行源自其上演民主社会理想模式的能力，它通过展示其中的英雄，告诉我们每个人——例如球王贝利——都可以变得如此伟大，人的地位并非由出身决定而是由其能力所获得。足球与其他体育运动一样通过这种隐喻的方式将个人的成功与他的出身作对比。意味深长的是，竞斗式的体育项目往往产生于具有民主制理想的社会中（如古希腊和19世纪的英国）。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斗争和等级制度的瓦解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显然外观与现代足球运动非常类似的阿兹特克人的足球比赛tlatchtli则完全与此不同（参见Duverger 1978）。在那样一个由出身决定地位且不存在变化之可能的社会，胜利与失败在象征价值上并无差别，调换位置——即便在比赛中——是不可想象的。 不需要强调，足球既需要个人技术也需要团体分工合作——而这最早产生于工业社会。各个足球俱乐部的座右铭（从本纳费加斯队的“化多为一”到利物浦队的“你永远不会孤独”）都强调了这种团体协作对于成功的重要性。足球场上的每个位置都需要相应的技巧和能力：清道夫的权威（必须受到尊敬）；中场的耐力（足球队的肺）；边锋的灵敏（能够从手绢上滑落）；队长的战术组织能力等。不同的球迷可能用同一种方式从众多类型的球员中选中一种身份特征。对某个球星的忠诚是一种复杂的游戏，它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各人的社会身份。例如在都灵，几年前很多青年和工人都钟意于中锋勃尼科——一名被称作“野种马”和“拳击手”、直接和具有攻击性的、从不在球场上节省体力的队员，而白领和经理阶层则选择“策士”普拉蒂尼，一个能领导队伍、控制比赛而从不做没必要的付出的球员作为自己的最爱。同样，几年前在马塞，坐在赛场北部、主要是外国移民青年的球迷，热爱被称作“黑豹”的喀麦隆裔守门员贝尔，而坐在赛场中部观礼台的主要是手工业主、商人和工厂主的球迷则青睐于场上的核心队员吉列萨。 对一场足球比赛来讲，值得思考的与值得观赏的一样多，一次成功的比赛不仅需要基于脚、头和上身及各种组合不断变化的复杂技术，也需要起决定性作用的裁判对于观众很难分辨的细小犯规行为的正确处罚。 一个很少被理解为必然性而被视作是命运的偶然性的幽灵，一直游荡在这一体育运动之中。它会使我们想起，单靠努力本身有时不能达到目标这一残酷的事实。正如偶然性改变着生活，它也会改变足球飞行的方向。而运动员和球迷都期望通过小小的迷信仪式对这种偶然的可变性进行把握和控制。从这种意义上讲，足球比赛可以理解为这个世界的命运剧的一种无尽的变化。当通向成功之路不仅需要努力而且还需要运气时，人们就必须通过一点欺诈来达到目的；欺骗和伪装如果正确使用的话——特别在足球比赛中——会对获胜大有裨益。黑色身影的裁判用各种精确的规则使自己成为欺骗行为的克星。由于绝大多数规则只能惩罚蓄意犯规（故意性是很难判断的：手球是否故意？），由此经常引发对于这种并不完美的裁判系统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的大规模辩论。 因此足球比赛上演了一种代表当今世界的一致性和矛盾性的影像。它以产生最强者的比赛形式奖励获胜者的个人和集体的努力，而同时将运气和为达到目的的作弊行为也包括在内。通过这种因素和与规则相关的特殊形式，足球比赛展示了一个能为人们所理解的世界形式。它同时展示了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胜利文化，和失败的西西弗斯式的哲学。在人们必须要取得成功的社会中，个人或集体的失败只有在第三方看来是由于不公、命运或欺诈造成的，才能为他们在心理上所接受。严格规定的无可辩驳的足球比赛规则中，总是被一种无所不在的怀疑因素和造成紧张的不安所笼罩。然而假如是在一个完全透明、每人都有按其能力所获得的固定安全位置、“不是这样，就是那样”的社会中，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如果足球展示了为我们量身定制的、曲折盘旋的命运的话，它也同时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为日常生活所掩盖的相对的重要真理。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一个具有有限的物质和抽象事物的世界，一个人的幸运只能建立在他人的不幸的基础上（mors tua,vita mea）。新几内亚Gahuku-Gama地区的人对足球和西方世界的法则理解得如此之好，他们为此快速地举行比赛以便更好地适应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超负荷地连续几天进行比赛，以求用取得的胜利来弥补失败”（参见Lévi-Strauss 1962）。我们自己对于幸福的定义并非建立在邻居的失败或战胜对手上。为最终取得胜利，正如足球俱乐部联赛评估体系所作的谨慎说明那样，重要或不重要的对手，不管他们强大还是弱小，必须赢得或输掉其他的比赛。基于此，足球世界杯比赛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生活的另一个法则：通往幸运之路依附于复杂的、相互依存的个人和集体的命运之上。 二、足球场内的田野调查：方法论 首先讲一些关于田野调查所使用的方法。足球体育馆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它非常少见的建筑形式，即能够容纳众多个体且使其形成一个整体，而这对于善于从小群体或有限的社会网络开始研究的人类学家来讲是非常有益的现象。当人们想要分析体育场时，介入的方法很重要。我们的研究一部分基于对社会网络和团体的观察，他们在一场又一场比赛中或是在市中心或是体育场里建立起来。这些团体紧密相连，构成一种复杂的结构。这种结构并非是如人们平常想象的那样或如雷波（Le Bon）在无差别心理学中描述的那样，是人群的一种无形式的、均匀的密集分布。通过改变切入角度，人类学研究将自己建立在对体育场馆及其相应城市——球迷在城市中的酒吧或俱乐部中聚集成群——的观察基础上。但如果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开始田野调查，就很可能会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的错误，即将体育场的独特性作为全部，即不仅将其视作重大事件的发源地（比赛），也将其本身视作一场表演（人群的行为）。足球场馆具有这种类似现代城市社会所展示的统一和差别的两面性。微观必须与宏观相连结：一方面对于行为的准确考量：评论、口号、具有象征意义的道具、从站席到酒吧；另一方面对人群整体和部分的系统性观察：其社会层次、职业和种族来源。这样人们才可以说，譬如马塞，其城市结构通过每个体育场馆得到完整的展现。马塞体育场的北部和南部具有巨大差别。北部聚集着的年轻观众大多数来自城市北部和郊区的贫民区，而南部则大多数是来自城市中南部的青年。人们可以轻易了解到这种分布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北部的球迷群体被称作北方佬，南部球迷的主题歌是“共和国战斗之歌”（Battel Hymn of the Republic）。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