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战役中，国民党和中央红军巨大的兵力差距是其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其实中央红军在很多方面都出了错。究竟在这场战役中，红军犯了哪些错误呢？其实，中央红军的错误体现在战略方向的选择、战术的错误运用以及行军速度迟缓误时这三个方面。 在第四道封锁线上，蒋介石拥有40万兵力，并且在湘江沿岸构筑了一百多个碉堡，还拥有几十架飞机的协助，而中央红军只有6万余人。力量的悬殊和装备的差距显然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这是造成中央红军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在国共两党军队的斗争中，共产党军队在人数和装备上一直处于劣势，正是这种劣势，造就了中央红军对付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战略战术(比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麻雀战、蘑菇战、运动战等)。中央根据地在红白力量对比悬殊极大的情况下，中央红军同样取得了许多胜利，并使自身力量得到发展。如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与敌人的力量对比是1：5，第三次是1：7.5，第四次是1：5，红军都取得了胜利，而湘江战役，敌我力量对比不过1：7(敌：40万，中央红军6万余人)，如果能充分发挥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突破湘江、避免惨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却损失了2万余人。因此，造成湘江战役巨大损失的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敌我力量和装备的悬殊，造成这一巨大损失的原因必须从当时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战略路线的制定、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行军的队形和速度等方面来进行探讨。 (一)战略方向选择的错误 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左”倾领导人李德、博古否定了毛泽东等同志提出的在湖南中部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不切实际的制定了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曾致信博古，提出反第五次“围剿”的建议，信中说道：“虽然不利于出浙江，但正可以向另一个方面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湘南前进，不是经湖南、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更何况湖南是革命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易于作战。然而，李德、博古接信后态度冷淡，未予理睬”。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领导人能虚心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不硬往敌人的口袋钻，中央红军就不可能陷入敌人在湘江的严密封锁之中，自然也就可以避免这场战役。在突破三道封锁线后，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置蒋介石的最新兵力部署和作战方略于不顾，仍然坚持既定的战略路线，又不吸取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经验教训。在何键“追剿”计划发布后，毛泽东曾向中革军委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的时候，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来一个回马枪，寻机歼敌一路或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德怀也积极建议，认为如果“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中央最高领导人未听取正确建议，带领中央红军硬往蒋介石布置的陷阱里钻，丧失了打破敌人封锁的机会。 (二)战术运用的错误 在战术方面，中央最高领导人抛弃了红军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期创造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如“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战术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等，而是采取两只拳头打击敌人的办法，“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使得中央红军“根本不是运动战，更谈不上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只能处处被动挨打”，[7]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战略转移中又采取大搬家、“甬道式”的队形，走走停停，严重违反了战略行军的基本原则。 从开始长征到湘江边，为了掩护中央纵队和大后方机关的安全转移，部队便采用了“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其部署是：一军团为左路前卫，九军团随一军团在左侧跟进，并掩护左军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八军团随三军团右侧跟进，并掩护右翼，军委总部、中央一、二纵队居中，五军团担任后卫，整个队形就像一顶八抬大轿，这种队形，严重的影响了红军的行军速度。同时，红军从根据地出发，将根据地的印刷机、造币机等也全部带走，使得红军的战略转移行动不便，造成红军只能“哪里遇到敌人，就在哪里抗击”。就连敌人也看出了中央红军的缺点：“匪军分几路前进，队伍很乱，且民夫甚多，确是倾巢西窜，辎重甚长，行动维艰”。这种战略战术不符合中央红军的作战风格，中央红军一贯是以机动灵活的作战风格而取胜于敌人。另外，红军各军团每天的行军路线都有明确规定，即使有特殊情况也不能离开自己的行军道路，从而使得红军无法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来抗击强大的敌人，也不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结果，在转移中与敌人的几场战役(如脚山铺战役、光华铺战役等)较量中，“每一处都变成了以少对多、以弱对强的局面”。敌人不但在兵力(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在装备上也优于中央红军，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红军与敌人拼力量、拼消耗，最终吃亏、损失的必然是自己。 (三)行军速度迟缓误时 “兵贵神速”，时间就是军队的生命，速度就是军队的战斗力。快速，是作战的基本要求，对于湘江战役来说，快速也是粉碎敌人“围剿”红军计划的最根本保障。 首先，“大搬家”式的做法，使得红军行军中所带的“坛坛罐罐”太多，部队战略转移队列拉得太长，行动迟缓。5000多名挑夫组成的辎重队伍拉成了一百六十余里的长队，沉重的机器，有时使行军根本无法进行。当辎重队伍进入五岭山区以后，在羊肠小道中搬运大机器，更加拥挤不堪，前呼后拥，每天只能走四五里甚至二三里。在九峰山崎岖的羊肠小道上，博古亲眼看到一幅这样的场景：一台沾满了泥水庞大的石印机陷在泥地里，被七八条粗壮的绳子绑着，另一端的斜坡上站着两匹并不健壮的马，一群人已经折腾了四个多小时，从负责人那里了解到：为了这台机器已经有七个战士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在抢渡湘江的时候，仅一个军委第一纵队过河“已经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过完。”然而，“后面还有以党中央机关和政府机关为主的第二纵队，还有行动迂缓的干部休养连、红军医院、民夫队以及那些伴随红军走过几千公里的“坛坛罐罐”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红军根本不可能夺取和控制战场的主动权，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就难以避免。 其次，“甬道式”的行军队形，更造成了红军行军速度的缓慢。长征初期，红军以一军团为左路前卫，九军团随一军团在左侧跟进，并掩护左军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八军团随三军团右侧跟进，并掩护右翼，军委总部、中央一、二纵队居中，五军团担任后卫，这样的行军队形，正如刘伯承所言：“眼前的景象为一个八人抬的大轿子”。彭德怀则指责“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这种“甬道式”的行军队形，不仅使大批作战部队都变成了掩护队，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由于军委纵队和后勤机关行动迟缓，加上“坛坛罐罐”都带走，连机器也抬着，使得部队只能走走停停，就进一步造成了行军速度过慢，随时处于被动挨打局面。 再次，中央领导人对战事的决断犹豫，也是造成中央红军行军迟缓的原因之一。十一月十七日，中央红军就得知何键(追剿军总司令)“歼灭我军于湘潇水以东地区”的谍报，但中央领导人李德、博古等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果断措施，相反，还认为“敌人行动仍很慎重”，没有“急追之决心”，只是“相机行事”罢了，甚至还在十一月十七日布置八、九军团改编。更难以理解的是，在那样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李德、博古等中央领导人还在十八日命令部队原地休息一天，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下达了渡江命令。由于红军的一部于十一月二十日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使得不愿同红军打硬仗而消耗实力和防止红军入桂或蒋介石吞掉的白崇禧借口兵力不够而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导致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道缺口，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派兵南移接防又未到位，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长达六天之久。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央领导人能果断作出决定，放下“坛坛罐罐”，改变行军队形，早日赶赴湘江，早日下达渡江命令的话，利用这六天有利时间是完全可以渡过湘江的。然而，中央红军顺利抢渡湘江的有利时机竟被中央领导人对战事的决断犹豫而断送了。在断送有利时机的同时，也给何键部队“追剿”、堵截中央红军制造了很好的机会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十一月底，在蒋介石加紧部署“五路追剿”的形势下，一、三军团仍然“先敌到达并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地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甚至有四处浅滩可以渡江”。军委纵队已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赶到距离最近渡口只有160多里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能轻装急行军的话，一天即可达到，仍有可能以损失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但是中央最高领导人却没有利用这一大好机会，使中央红军足足走了四天时间才到达湘江边。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央红军轻松渡江并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中央最高领导人能正确地估计当时的形势，采用合理的作战方略，抛弃那些象征权力、政权的“坛坛罐罐”，两天时间便可以到达渡口甚至渡过湘江。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等人不愿意改变“大搬家”的方针，不愿意放弃那些象征政权、权力的“坛坛罐罐”，使队伍足足走了四天时间才达到湘江沿岸，这就使大队人马失去了“先敌到达湘江，抢先渡过湘江”的机会。 总之，湘江战役本身就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能够听取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原则，也会改变中央红军处处被动挨打的局面；当然，红军如能轻装捷进，利用敌人撤走后的真空，顺利渡过湘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由于以李德、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错误的战略指导思想、傲慢的工作作风、“大搬家”式的战略转移方针、“甬道式”的行军队形、对战场形势的错误决断最终导致了中央红军湘江战役的巨大损失。今天，我们重温湘江战役这段历史，正确地分析湘江战役红军惨败的原因，对于帮助我们树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培养崇高的革命理想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