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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论及明末以后三百年中国学术史时指出:“明末有一场大公案,为中国学术史上应该大笔特书者,曰:欧洲历算学之输入……在这种新环境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崇祯历书》就是当时向中国传输欧洲历算学最重要的一套丛书,也是20世纪之前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典籍之一。如果要找出一部对明末至清前期中国科学和社会思想影响最大的科学著作,《崇祯历书》应是首选。 《崇祯历书》: 天文学西化历程的开启 在中国古代,制定与颁布历法是皇家上承天命、统治天下的象征,是皇家独享的权力,官方历法天文学系统因此被视作华夏“道统”的载体。在这样的语境下,历法天文学就成了“天字第一号”的科学,自汉代以后得到持续发展,至元朝《授时历》而达到高峰。明朝《大统历》基本承袭了《授时历》的数据与算法,由于长期没有得到更新,在日月交食预报和节气安排方面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误差。因此,到了万历中晚期,朝廷决定开展历法改革。在根据中国传统历法天文学系统进行的改革失败后,明朝政府于崇祯二年(1629)决定组建历局,先后由徐光启和李天经主持,聘用邓玉函、罗雅谷以及汤若望等在华耶稣会传教士为专家,参考欧洲天文学,开展新一轮的历法改革。 《崇祯历书》就是历局编纂的一部大型天文学百科全书,于崇祯九年前后大体编成。主要围绕历法改革这一明朝重要的国家需求,针对中国本土历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不足,以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及其弟子的著作内容为中心,同时参考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等欧洲近代天文学家著作中的成果,形成了一套以第谷体系为框架、与中国代数型历法天文学传统风格迥异的几何型数理天文学体系。无论就规模之宏大,还是内容的专业性而言,该书堪称中国天文学史和西方科学东传史上的一座空前的里程碑。 可惜,由于历法天文学与皇权和“道统”之间的微妙联系,再加上中西历法天文学在技术上的差异,明朝政府在是否正式采用书中系统的问题上陷入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最后竟无果而终。汤若望对《崇祯历书》略作增删,将其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献给清政府,得到正式采纳。他也由此以“治理历法”的名义,成为清朝官方天文机构钦天监的实际领导者,从而实现了中国官方天文学在技术层面的西化。 在明末到清初的这场历法改革中,代表着“道统”的中华官方历法天文学系统竟然被取代,这首先引发了政治上的冲突,并在由杨光先掀起的“康熙历狱”中达到高潮。比政治冲突更加深刻和持久的则是思想上的激荡,当时的几代思想家均陷入对天文学中西之辨的思考和讨论中,而经由《崇祯历书》介绍进来的宇宙论和科学方法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着他们对“天下”和天人关系的看法。当然,书中的科学知识也滋养培育了诸如王锡阐、梅文鼎等中国历算名家,使天文学和数学的研究在清代前期出现了空前兴盛的局面。与此同时,这部著作及据其改订的《西洋新法历书》在17、18世纪相继传入朝鲜和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出现了研究西方天文学的热潮。 全球搜寻: 多本相参基础上的点校编纂 由于年代久远,这部重要的中文科学巨著明刊本十分罕见,仅少数存本亦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之中。这些藏本均非全本,所含卷帙多寡不一,一些同名卷册的不同存本在内容上也存在诸多差异,反映了编纂和出版过程中所做的种种补充、调整与修订。此前,潘鼐先生曾根据部分存本,补缀成《崇祯历书附西洋新法历书增刊十种》影印出版,试图再现明版《崇祯历书》的原貌。这个“百衲本”的出现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但由于搜寻范围和研究深度上的不足,这个影印的“百衲本”未能反映出《崇祯历书》本身出现不同版本,且不同版本在内容上存在变化的现象,以至于出现新老版本杂置误缀而浑然不觉的局面,也有不少篇目直接以清版《西洋新法历书》本“顶替”明版《崇祯历书》本。此外,由于判断标准上的问题,《学历小辩》《历引》和《浑天仪说》等本应属于《崇祯历书》篇目之中的著作,被排除在“百衲本”正目之外,导致了汇集不全的结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组成团队,花费十多年功夫,在全球范围内对《崇祯历书》的存本进行了普查与追踪,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奎章阁档案馆,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以及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比利时皇家图书馆、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等十多个藏书机构找到了近20个残本,同时参考《西洋新法历书》《新法历书》《新法算书》等清初改订本,在多本相参基础上开始编纂《〈崇祯历书〉合校》,同时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凸显价值: 历算家在且修且改中主动创造 《〈崇祯历书〉合校》按照原书体例分为“法原部”、“法数部”和“法器部”三大部分,共94卷260余万字。不仅根据现有存本对《崇祯历书》的不同版本进行了校注,并且解决了原本中存在的缺页、页面错置以及图文数表漫漶错乱等诸多问题。这是国内外学术界对《崇祯历书》不同版本的首次系统整理和校注,在中国天文学史与中西科技交流史的研究以及中国科技典籍整理上均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合校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时空通道,使其能够通过阅读穿越到产生这些巨匠的那个时代的中国,深入考察其科学工作最早如何被系统地译介到中国,又是如何被中国人探讨和研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为了使这个通道具有更加友好的使用界面,该合校本不仅忠实地重绘了原书中数量巨大但却质量不高的全部插图,而且还大胆采用了简体中文进行排印。 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詹嘉玲教授认为,编纂团队所开展的合校工作,改变了人们对《崇祯历书》及其编纂过程的已有看法。他们在合校中所发现的版本差异说明:《崇祯历书》在明末至少出现过三种不同批次的印本,每批印本在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透过这些差异,研究团队认识到,尽管徐光启在编纂之初曾经提出一个看似周全的计划,但实际编纂过程并非是按部就班地展开的,而是一个且修且改、且印且改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显得有些仓促和混乱;显然,汤若望和罗雅谷等人在不断根据检验结果对书中理论和实用部分进行补充和调整,以求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即便如此,到了最后的《西洋新法历书》本中,也还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与知识上的空缺与断档。 该团队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王锡阐和梅文鼎等清初中国历算家而言,他们研究《崇祯历书》并非简单进行知识的学习和吸收,而是在同时发现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试图根据自己对欧洲天文学的理解来加以解决;他们的这些工作取得了成功,以至最后被写入以康熙皇帝名义编纂的官方历法天文学大典《御制历象考成》中,很好地反映了清初中国历算家在学习和消化欧洲天文学知识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