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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追根溯源，是因为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 书籍作为出版机构的产品，兼有一般商品与文化产品的双重属性。与前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经济效益，与后者联系在一起的是社会责任。近代出版机构办得成功与否，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于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关系亦即义利关系处理得当与否。约略说来，结果无非以下三种类型，或曰三种境界：一曰得利失义，以盗版拼凑、低级趣味为利薮、旋起旋灭的书商多属此类；二曰得义失利，有外部资金注入、党派或官府所办、只谋其义、不计其利的出版机构属于此类者为数不少；三曰义利兼得。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每一类型之中，义利比重又可分为多种层次。那些历史悠久、饮誉遐迩的出版机构，多属第三种境界。近代七大书局，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正中书局与文通书局，无一不属此类。长踞榜首的商务则是其中的楷模。其经营理念的两句话，“在商言商”与“文化本位”，典型地反映了义利兼顾的宗旨。 义利兼顾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义利分途，以利辅义，即出版人常说的以书养书：两类书都出，一类以经济效益为主，赚钱，但文化上没有多少贡献；一类以社会效益为主，得名，但不获利或获利甚微。出版社统筹兼顾，经济上通过前者弥补后者，起助推作用，声誉上通过后者滋养前者，起带动作用。第二种是义利合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合为一体，一部书既赚钱又得名。不消说，第二种模式最为理想，也最为高超。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很多时候能够做到义利合一。 商务初创时的业务，主要是为商家印刷票据广告，翻印《华英初阶》及《华英进阶》之类英语教材，以及适应科举考试的字典、书籍，诸如《康熙字典》《通鉴辑览》与《纲鉴易知录》等，志在谋利，这也是其他出版机构能够做或正在做的事情，文化上并没有什么特别贡献。商务进入义利合一境界，始于张元济加盟。编写新式教科书，为教育改革打基础；出版严复等人所译西书，为文化启蒙添新知，这些都是时代所呼唤、社会所急需的文化产品。1906年清廷学部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共102种，由民营书局发行的有85种，其中商务版就占54种。清末民初鼎革之际，在教科书编印方面，商务一度有些迟钝，让中华着一先鞭，但很快缓过神来，奋起直追，终于重坐头把交椅。到1924年，在中小学教科书市场上，商务占十之六七，中华占十之二三。民国时期，商务编辑出版的以《辞源》为代表的大型汉语词典，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为代表的大型古籍丛书，以《万有文库》为代表大批知识读物，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为代表的众多刊物，在传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西方文化引进与普及、国民素质的培育与提升方面，都有重要价值，都是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中华民族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这些项目的实施，为商务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商务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1947年，胡适推荐张元济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就特别提到他在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他对于史学的最大贡献是刊行史籍与史料，他主持的《四部丛刊》与《百衲本二十四史》等，使一般史学者可以容易得着最古本的史籍与古书，其功劳在中国史学界可谓古人无与伦比。”（《胡适书信集》，第1101页。转引自张人凤、柳和城编：《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下册，第1268页） 义利合一，名利双收，出版机构谁不想臻此境界？但真正能够做到的总是凤毛麟角。考其原因，在于要达此境，必要条件至少有三：一是出版人必须具备宏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时代意识；二是企业实行科学管理，从组稿编稿、印刷发行到成本核算，每一环节都优质高效；三是具有世界一流、超越同行的印刷设备。这三条，人才、制度、设备，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商务都具备了。这三条，也是学界论述商务印书馆成功之道时常述及的。这里需要略加申述的是第一条中“敏锐的时代意识”问题。 众所周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济效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责任。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教育体系、政治制度、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持久、深刻的变化，从闭关锁国到门户开放，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共和，从以农立国、社会流动量少而缓慢，到振兴工商、社会流动逐步加大加速，从科举考试到新式学堂、出国留学、职业教育，从诗云子曰到声光化电，新知识、新事物、新职业，层出不穷。一句话，社会发生了全面的转型。是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转型，意识到不同时代的出版内容、样式、重点具有明显的不同，是衡量出版人是高明还是平庸的最为重要的指标。纵观商务成功之路，从张元济到王云五，高于庸常的地方，就是强烈的转型意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