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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是对时代特点极其敏感的人，最突出的表现有以下三点： 一是自学英文。他先前走的是读书做官老路，相当顺利，23岁中举，26岁中进士， 28岁任刑部主事。但是，他不是到此为止，在仕途顺畅时，已经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气质，即不安现状，自觉进行知识更新，从1896年开始学习英文，广读新的书刊，且拜了专门的英文老师。其时，虽然风气渐开，但在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主动学习外语、研究西学者还是难得一见。张元济入值总理衙门后发现，那么多章京中，仅他一人能识英文。 二是弃政从文。戊戌政变以后，张元济毅然弃政从文，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集中投放到教育与出版方面，一直坚守在文化阵地上。民国时期，政局动荡频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规避政争，从短时期看似乎不辨是非，明哲保身，但从长时段看，恰恰是对政争本身的透彻理解。 继张元济主持商务工作的王云五，更是一个对时代特点有深切感悟的人。他聪明过人，好学成性，知识渊博，自称“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但其旧学、新学都达到了很高水准，连胡适都刮目相看，赞不绝口。他勇于创新，长于管理，主持馆务以后，借鉴国外出版社先进管理经验，建章立制，启用新人，使馆务大有起色。他策划的《万有文库》，一千七百多种，包括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百科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以及工学、农学、商学、算学、医学、体育、自然科学小丛书等，包罗万象，影响极大。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运思之巧妙，使用之便捷，堪称汉字检索史上的千古奇迹。他有句名言，“编著书籍当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也。”所谓“激动潮流”，就是对时代变化、社会转型有敏锐的觉解，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潮流的走向。 纵观清末民国商务几次大的商机，从新编教科书，出版严译、林译西书，整理中华古籍，到《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都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人对社会转型的准确把握有直接关系。 商务印书馆是近些年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国际、国内都有多部著作问世。有的侧重教科书编辑与出版，有的侧重古籍整理与研究，有的侧重企业管理与创新，有点侧重文化市场，有的侧重城市环境。 所谓现代性，按照金耀基先生的解释，是指现代文明体的性格和风貌。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落实到不同国家与地区，则因其地理、历史、文化特点不同而呈现鲜明的地方特性。世界各地现代化颇多相似，世界各地现代性则少有相同，理一而事殊，此之谓也。因此，讨论现代性，总离不开地方性。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董丽敏在其新作《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1902—1932）》中，通过西书翻译、古籍整理、文学期刊、小学国文教科书等四个方面，探讨商务印书馆所生产的近代知识，对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影响。这四个方面，是商务印书馆业绩的主要板块，也是以往研究者重点论述的对象，该书的敏锐和独特之处，在于将这些方面置于近代中国所处国际大环境下讨论，置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定语境中分析。这样，就将商务诸方面贡献，从事的陈述，上升到理的剖析，将企业的事功，放大为民族的应对。作者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学习与模仿，经历了从器物、政制再到文化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其蓝本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一进程，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表现为一对矛盾运动，即以效率为核心的经济社会现代性与以公平为核心的伦理文化现代性的相摩相荡；而在中国，这种现代性追求，除了表现为西方那样惯常的矛盾运动，还包孕了对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特有反抗，这样，既学习西方，又企图反抗甚至消解西方的两面性，注定了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在价值指向上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正因为有此丰富性与复杂性，所以商务在展开翻译、古籍、杂志、教科书诸项事功过程中，以一种高远的眼光，既注意古今、中西、新旧之别，又努力打通古今、中西、新旧之间藩篱，纵览古今，涵摄中西，融通新旧，为当下与日后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开阔的视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分析，涵泳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征之以翔实的史料，很有解释力。为了避免自己对于近代中国文化现代性特质的解释，与学术界已有的约定俗成的“现代化”、“现代性”概念混为一谈，董丽敏别出心裁，单用“现代”一词，而不用“现代化”、“现代性”来指称，并对此专加论述，由此可见她对自己创见的珍视。这一审慎思索后的洞见，我们不妨简称为“董见”。 在我看来，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知识或文化生产过程中，不刻意偏重西、新、今，不极端菲薄中、旧、古，努力模糊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界限，其实与张元济、王云五等一批文化人对天下大势、时代变迁与中国传统有敏锐的觉解有关。追根溯源，他们坚持的那条路径，就是自孔夫子以来中国先贤践行的重视实际、重视当下、重视效果的实践理性，就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的现代化思考，也就是具有中国特性与风貌的现代性。有些事，远看了似乎轮廓清晰，身在其中反而界限模糊，有如韩愈所云，“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所谓中西、新旧、古今，在近代许多人那里，并非泾渭分明，而是混沌一团。王国维有云：“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 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 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 学无新旧也, 无中西也, 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 均不学之徒, 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王国维：《〈国学丛刊〉序》，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卷，第365页） 在今人看来，这很有些后现代味道，但在秉持实践理性者那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也是我在上面特别申述张、王等人转型意识的用意所在。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