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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具有不可再生和不可复制性，因此文物的保护和修复显得尤为重要，文物修复中的任何一次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对文物本体和其所承载历史文化信息造成灾难性破坏。文物保护和修复，自古有之，而中国文物保护和修复发展到今天，修复理论仍需整理和归纳，虽然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提高文物修复行业和文物修复师在公众中的认知度作出了非常积极有效的尝试和推动，但文物修复行业仍不为公众所熟悉，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人员仍然稀缺。 文物修复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的发展形成大约始于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理论和实践走向成熟。19世纪下半叶，以凡·杜克（Viollet-le-duc）为代表的法国风格学派提出了全面修复理论，英国历史浪漫主义学派代表人物拉斯金（John Ruskin）首创最小介入的原则。1963年切萨雷·布兰迪在他的著作《修复理论》（Teoria del Restauro）中提出的最小介入、可逆性、可再处理性、可识别性和预防性修复等修复原则，被作为1964年《威尼斯宪章》和意大利《1972年修复宪章》制定的重要参考，成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和修复理论的基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世界各国的修复实践。 所有这些西方的文物保护和修复理论无不刷新和冲击着中国文物修复理念，那么东西方修复原则和中国传统的“整旧如旧”和追求完美的“补全”原则孰优孰劣呢？ 实际上无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宣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宣告尊重和发展文化的多样性，还是1994年日本《奈良文件》将《威尼斯宪章》中关于真实性的概念扩展为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对文化遗产相关联的各种文化内涵的整体保护，强调文化多样性和遗产多样性的重要意义，都已给出明确方向和要求：中国的文物保护和修复，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应首先尊重本国、本民族实际情况和历史文化特色，走出以欧洲文物修复理念为中心的误区，因地制宜，在吸收和借鉴西方文物修复理念的同时，发展适宜自身文化特性和审美需求的理论并开展实践工作。 如何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文物修复理念，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在此引用姚斯的“接受美学”和克劳斯尼策尔的“文学交流”理论进行说明。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β）1967年在康斯坦茨大学就职演说《作为向文学研究挑战的文学史》一文中提出了“接受美学”这个名称，其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它强调了读者的阅读行为对文学文本的意义，即：文学作品存在于有鉴赏力的读者的阅读中，是由作家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审美信息的软载体。德国学者哈夫·克劳斯尼策尔（Ralf Klausnitzer）在其书《文学研究——概念、步骤、工作方法》中指出，出版商、作者、读者、书商、批评家及教育机构作为行为施行者也同时作为接受者一起参与了文学作品的交流、解读和再创造。 至此，笔者认为文物不仅承载着创作者及其创作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审美信息，它也蕴含着所经历史各阶段包括现时的社会、文化和审美情趣信息，同时，创作者、使用者（订购者，有可能与创作者为同一人）、修复者（历代）、收藏者、展览者、观赏者作为文物交流的元素（行为者），在各自行为的参与下对文物不停进行着自我解读和再创造，并相互影响。文物所传递的历史、文化和审美信息是历时不断更新的。在其物质属性之外的二重属性——历史性和审美性，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笔者这里所说的“文物交流”概念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作为展品和商品交换、交流的文物交流，而是指文物在历史进程中，通过各个时期的文物创作者、使用者、修复者、收藏者、展览者、观赏者等元素（行为施行者）不停地解读和再创作，向人们展现自身承载的所有历史、文化、艺术和各个施行者解读与再创作信息的一个动态过程。每个元素（施行者）对文物的行为都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并附着在文物上的。因此，修复人员对文物的修复理念和原则无不受到创作者、使用者、收藏者、展览者及观赏者的文化背景及审美情趣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对文物的理解和解读，通过修复工作呈现给展览者、收藏者和观赏者带有修复者自身思想烙印的文物，哪怕是最简单、最微小干预的修复。所以，保持文物修复的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特色及文化的延续性显得尤为重要。同样，这对文物修复专业人员的素质要求——专业技术、道德修养、多学科专业知识以及对本民族传统文化深刻理解的文化素养——也显得更为迫切。 任何文物都是历史文化的承载物，对文物的敬畏就是对历史的敬畏；同时，文物也是向未来传递文化信息的媒介，因此文物修复首先应重视文物的历史文化价值、艺术审美价值和科学价值。其次，坚持文物修复的原真性原则，这就要求文物修复人员一方面对文物要怀着宗教情怀般的敬畏，另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和自觉地进行多学科知识的培养，关注到文物创作者和使用者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广泛阅读和研究文物创作和使用时代的文化环境和审美情趣，不能忽视文物产生当时大众的审美标准与现时或修复时大众的审美观的不一致，这样通过修复人员解读和修复后的文物就不会有过多的干预和干扰痕迹，即便有，也应该是符合文物本身所承载的历史和文化及大众审美标准的。这就突显了文物修复人员对文物的解读的重要性，也对文物修复人员提出了极高的技术、文化和艺术修养的要求。 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大原则，笔者认为也适用于文物修复，可以作为修复理论延展开来。“信”则为考虑文物的历史性和文化性，保持文物的原真性，这要求对文物修复应该有足够的研究资料为证，避免对文物历史信息的干扰和破坏，更不能进行任何臆想的修复；“达”则要求在文物修复的材料选择、科学技术和修复观念上做到合理、畅达；“雅”则要充分关注到文物的历史和现时的艺术性，关注到文物创造当时和现时的审美标准。 文物交流和传递信息的过程中的每个行为者（元素），即创作者、使用者、修复者、展览者、收藏者和观赏者首先都是作为文物的欣赏者或观赏者而存在的。因此，对文物进行修复时还需要修复人员考虑到文物修复的需求，即收藏者、展览者和观赏者的需要和审美标准，既要考虑到文物修复的通用原则，如原真性，最小干预性，也要区别考虑专业考古修复、展览修复和商品修复的不同作业原则和实际需求。这里展览者（可以是博物馆也可以是个人或研究机构）、收藏者（博物馆、机构或私人）以及观赏者（研究者或大众）的实际需求就变得非常重要。但这绝不意味着展览修复或商品修复是以经济利益为首重，而忽略职业操守和道德，违背修复基本原则，更不意味着展览或商品修复就降低了修复的专业要求，比如书画作品传统修复的四道工序“去污”“揭背”“补残”和“全色”一样不能少，同时修复材质的选择也一样要达到专业考古修复的要求。这也不意味着降低了对修复人员的职业修养要求和对文物修复的专业性、历史性、文化性解读，而是应考虑到收藏者、展览者和观赏者本身也是文物交流的参与者和文化的传递者，也通过自身对文物的解读和审美需求，影响到文物的修复工作和文物的呈现形式。文物修复人员仍然需要按照专业修复原则给出建议并对文物进行修复。 目前，博物馆人员和文物修复人员依然缺乏，且普遍缺乏符合国际专业标准的技术知识。传统的修复技艺正在逐渐流失，因此文物修复传统技艺如何传承和创新，以及如何选拔修复人员也显得极为紧迫。笔者认为：国际标准技术知识的集中培训需要扩大和系统化；文物修复理念需要更新和进一步记录、完善和总结；传统技艺的师承固然重要，修复人员的个人品德和职业操守也相当重要。选拔修复传承人员不仅要关注其技术知识和文化素养，也需要考察其品格及其对传统“仁义礼智信”的遵守，这样才不会在利益面前违反道德，不会因利而违反专业修复原则和理念，破坏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才会通过自己对文物正确而深刻的解读留给后人无价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财富。为了更好地、有效地传承和发展文物修复学科，除了理论的更新和总结，针对专业人员的严格选拔，还需要尽快制定一份有效可行的文物修复人员职业道德准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