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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志博物馆，又称综合性博物馆或地志性博物馆，即以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地理、民族、生物、资源等），历史发展（包括革命史），民主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成绩）三部分为陈列内容的博物馆。省级博物馆以地志性博物馆居多。地志博物馆不同于地质博物馆”。这是来自于网络传媒关于地志博物馆的定义。其内涵基本准确无误。但若简而言之，就是展示地方自然、地理、历史、人文资源的地域性、综合性博物馆，以省、区、市为重点建设对象。 中国地志博物馆最早提出于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也有学苏联博物馆建设一说，苏联确曾有伏尔加地志博物馆存在。但是否真是如此，笔者以为不尽然，未必如此也。中国的方志学、地志文化，历史悠久，两千多年来，不断创新发展，修志几乎延续历朝历代，遍及全国，各省、郡、州、府、县都有志可查。无论内容、体例、结构都同制同体，成为该地域内自然、人文、地理、历史、风土民俗的实况记载，是必备的地志百科工具书。如此地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系，是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产。郑振铎局长早在1952年新中国文物局的发文中指出：“各地的方志，为地方的百科全书，不仅包括地方历史、人物传记、名胜古迹，也包括地方物产富源和地形险要，交通关津，有关国家资源和国防的机密至巨”，致使“帝国主义者曾极力搜集”。为此，将地方志书，作为珍贵文物禁止出售、出境，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藏，不得“任其在市上流通”。因此，地志博物馆的由来与其说受外国的影响，不如说是中国地志文化的另一新形态。地志博物馆的内容、结构，实际就是从借鉴地方志而来，两者的差异只不过地方志是书，是文字与图画的结合体。地志博物馆是通过实物陈列体现出来的实物形态的图书。一个是用文、图印刷出世；一个是用实物组合展现出场。两者关系是同宗同源而不同形态而已。 现在，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的繁荣发展，地方修志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专题任务，几乎县县有修志组织、机构、人员，每五年或十年就要或续修或重修，内容也随之增大增多。由于地（市）、县（市）资源、发展之异，自然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其历史价值也在不断提升，其作用与功能自然也在与时俱进。有鉴于此，独具地域性、综合性的地志博物馆，在各省区、地（市）、县（市）自然独具特色，可以帮助当地当时民众认识本地区自然、地理、历史、人文、民情民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增强思想道德滋养，接受爱乡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文化自信，是有益的、可行的、必要的文化教育活动场所。现在有些地（市）、县（市）正在积极策划和兴建这样的综合性的地志性博物馆。笔者认为这是一项继承和发展中国博物馆建设传统，并富有创新精神的文化建设工程，值得有条件地点赞和支持。由于其内涵的综合性、地域性，每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人文、地理、历史等实物、实体（即文物、标本）存在而且需加妥善保存，传之后世，因而从实际出发，按实际办事，强调实际效益，真正实事求是，建设切合实际，适应本乡本土的地志性博物馆，并非无益多余之举。这与过去反对提倡，今日仍不宜鼓励的所谓“县县办博物馆”的主张有其实质性的区别。 20世纪中期，大跃进迅猛之风席卷全国。文化卫星满天发放的时候，曾有人提出“县县办博物馆”口号，在全国产生不良影响，也带来一些地方盲目冒进建设一些徒有馆名、牌匾的空头博物馆，最终难以为继，什么都空空如也。那时，许多人并不知道博物馆建设是有条件、讲规律的，最起码的，一要有文物史料藏品，二要有适宜馆舍，三要有懂博物馆、懂文物的专业人才，四要有必要的经费财物基础。舍此，即是无米之炊，巧妇强为，必然无果而终，或硬背包袱，咎由自取，教训深重，所以大跃进之风过去，国家正式否定这一冒进之举。但是，事过多年，有些热心文博事业的好心人包括个别“少数关键”人物，乘改革开放东风初起，改革热情迸发，又提出大办博物馆的主张，重复“县县办博物馆”的口号，而且曾经要把大批文物保护单位改名博物馆，追求博物馆之多，什么祠、堂、寺、庙等都冠上“博物馆”的芳名。由于前车之鉴，这一大办博物馆的主张，也在争执与反对声中逐渐消失。一个口号，两度反复，教训还是不可忽略的，问题根蒂还在于重实务实，在于实事求是，讲科学，守规律。而今，中国博物馆事业与时俱进，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县县办博物馆”仍然不宜重演，但发展地志性、综合性博物馆应该在有条件、讲规律、应需要的前提下提倡、鼓励建设。过去主张办省级地志博物馆，笔者认为现在应以市、县地志博物馆为重点。 建设地志性、综合性地方博物馆一个最大的好处和需要，乃是实现各地博物馆多元多样化，解决和克服博物馆“千馆一面”的问题。习总书记最近指示：“博物馆建设，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展出内容要突出特色”。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不是无据而言，无的放矢，而是有实可指，是一个对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方向、纲领性的重要指示，值得文物管理部门和广大博物馆工作者重视、学习、深思并对照检讨博物馆建设的实际。国家富起来了，文化建设实力大起来了，人们自然容易“追求形式上的大而全”，而忽视乃至放弃内容特色这个博物馆赖以安身立命的依托。特色，首先或根本取决于资源，取决于资源多样多元和本乡本土，取决于有人之所没有，异同地之所异。没有本乡本土资源之特异，照搬人家之所有，复制人所共知之珍奇，那必然千馆一面，再全再大，也必然黯然失色，甚至失去建馆之本意。特色，作为事物本姿本色，原汁原味，在其成百上千的同类中，乃是生死、存亡、发展的决定因素。特色，取决于内涵，也与其表现形式相依存、相辉映。脱离内容的形式再全再大、再新再美，那也是“嘴尖皮厚腹中空”，“好看不好吃”。对发挥博物馆作用无可裨益，对克服“千馆一面”的鄙陋毫无意义。文艺作品，文化创作，文博建设最亟须的是突出内容特色与个性，最忌讳的是雷同、千馆一面。这个道理文博专业工作者都深知其弊端之所在，他们的创造发明所追求的正是独具特色，防止千馆一面。没有特色，没有创新，就必然千馆一面。建设地志博物馆，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防止千馆一面，实现多样化、多元化。单纯的文物博物馆，在更多的地（市）县（市）很难建设成功。中国文物多少、分布是不平衡的，许多市县不可能有建博物馆所需的古代或近现代文物史料。如若像地方志那样，将自然、人文、地理、历史、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技艺、特产等等都作为收藏、研究、保护、展览的资源、对象，那就大不同于单纯的以文物建博物馆的要求了，必需的地志性博物馆就可以有条件建设起来了。地志性地方博物馆，作为乡土实物教材，对教育、启迪、滋养本乡本土民众的文化思想素质是很有意义的。有条件、有原则、有前提的地志博物馆建设，应该给予正名，得到肯定。 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郑振铎先生曾在1956年指出“在地志博物馆方面，要防止狭隘的地方观念，过分强调地方上的人物，好像通志馆的具体化或先贤祠似的。”应该考量到“把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恰当地而又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少数民族地区，“要表现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所作的贡献和其特殊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生产……”这里所谓“过分强调地方上的人物”的现象，在修志、建馆中由来已久，涉及全国，且愈演愈烈，直至今天已经演得蛮不讲理，笑话百出，成为难以合理解决的大难题。这也是地志性博物馆建设值得重视的大问题，避免在争闹声中伤害名人，伤害历史，伤害地方民众感情。 总的说来，适当提倡，鼓励建设一些地域性、综合性的中小型地志博物馆，是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自信，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好事。对克服博物馆“千馆一面”的短板也是有益的、必要的。但是，鄙见以为建设地志性博物馆必须坚持下列原则与要求： 立足乡土，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百科兼备；就地取材，量体裁衣；彰真善美，长德智文，育人化人。贪大求全，讲排场，求阔绰，都是奢靡之风，应该坚决防止和遏制。 以上，就是笔者对当前博物馆建设的一点鄙见。鄙见者，粗鄙之浅见也。胆敢公之于众，乃出于学习习总书记博物馆不要千馆一面，不要追求形式上大而全，要突出博物馆内容特色的重要指示之所思所想。由于领会肤浅，又远离地气，很可能是奇思怪想。一孔之见，了无新意，实在所难免。不妥不当之处，恭请读者指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