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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狩三年，汉武帝在长安西南凿地作“昆明池”，象征洱海，以便习练舟师，经营西南夷。《史记·平准书》记载了当时的盛况；“乃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汉武帝的讨伐之役因故未能付诸行动，苦心操练的楼船也未能开赴西南，但却留下了“汉习楼船”的著名典故。在中国船舶史上，汉代楼船是战船发展的重要环节，席飞龙所著《中国古代造船史》、卢嘉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均爬梳相关史籍予以论述，所缺憾的是汉代楼船的图像或实物资料未有确切发现。《仪征出土文物集粹》著录一件仪征市博物馆所藏汉代铸图铜簋，器底铸造有船形图案，应是汉代楼船，弥足珍贵。 仪征市博物馆藏铸图铜簋，1985年于江苏省仪征市新城镇林果村出土，由于并非科学发掘所获，出土情境不详。铜簋口沿微侈，束颈，弧腹，圈足外撇，腹部饰一周籀纹，两侧附一对辅首衔环，高14.8厘米、口径30厘米、底径19厘米。铜簋底部圈足内铸有船形图案，十分独特。铸图铜簋的器形与盱眙东阳汉墓出土铜簋、资兴东汉墓出土铜簋基本一致，其年代大抵相当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 楼船始于春秋时期的江南水战，《太平御览》所引《越绝书》佚文记录了阖闾与伍子胥的一段对话，“阖闾见子胥，敢问船运之备何如？对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今船军之教，比陵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剽定骑也。”伍子胥以陆军楼车比喻水军楼船，可知楼船甲板上当有高大的上层建筑。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也曾“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攻越”。时至汉代，楼船大兴，《史记》和《汉书》中屡屡提及“楼船将军”之官名，东汉马援南击交趾曾率楼船两千余艘。东汉刘熙所撰《释名》对当时楼船形制的描述颇为可信，“（楼船）其上板曰覆，言所覆虑也；其上屋曰庐，像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又在其上曰爵室，于中望之，如鸟爵之警视也。”据此而知，汉代楼船甲板上有三层建筑，分别称之为“庐”“飞庐”和“爵室”。 王冠倬编著《中国古船图谱》收录了两例汉代楼船图像，若详加审视，恐难名实相符。其一为汉代铜镜背饰图案船体并列成双，船后部有双檐高层楼阁；其二为汉代广州城砖刻划图案，“（船上）不但有重檐亭阁，而且有帽形帆”。汉代铜镜背饰图案中所谓双体并联的船体，缺乏船体应具的弧线形，像是环绕楼阁的围墙，考虑到楼阁两侧均有俯身跪拜人物，楼阁所处当为陆地，而非水域。汉代广州城砖刻划图案构图随意，似为匠人随手所为，所谓船体弯曲过甚，亭阁、船帆与船体的线条互有叠压，亭阁、船帆的底部均不在船体之上，可能是多次刻划的不同图案。姑且不论这两例汉代图案船舶性质的异议，其重檐建筑均难以确认是三层式阁楼，更遑论楼船。 现已发现具有写实性质的汉代船舶模型，诸如长沙汉墓木船模型、广州皇帝岗汉墓木船模型、德庆汉墓陶船模型、江陵凤凰山汉墓木船模型和广州先烈路3号汉墓陶船模型，甲板之上仅具一层建筑，从船舱深度和船桨数量上判断，应为汉代中小型船舶。值得注意的是，广州先烈路陶船的甲板两侧布置有六组矛和盾，或为内河战船。相较之下，铸图铜簋圈足内的船舶形象则大相径庭，船尾旗帜飘舞，上层建筑宏大，显然绝非一般船舶。具体而言，船体略呈月牙形，船舷设有防护墙，亦即女墙，船首的女墙稍稍延伸出船体，船尾立旗杆并悬挂旗帜。甲板之上有三层建筑：第一层建筑首尾均建有小型攒尖顶望亭，可能是作为瞭望敌情所用；第二层建筑前高后低、参差不一，其上再设女墙，女墙上有方形孔洞，以便弓弩射击；第三层建筑较为低矮，其上也设有女墙，这层建筑或许就是用于指挥作战的“爵室”。铸图铜簋圈足内的船舶形象，虽有夸饰之处，如上层建筑与船体不成比例，这大抵是为了突出上层建筑的巍峨宏伟，但其船舶制式与汉代文献对楼船的描述契若符合。 铸图铜簋圈足内的楼船，船尾所饰之旗帜，颇值关注。楼船旗帜呈长方形，底部有锯齿状装饰，竖垂悬挂于旗杆，实为幡。司马相如《大人赋》曰：“垂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幡以竖垂而区别于横展之旗。连云港尹湾汉墓出土“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有“幡胡锯齿”的记载，为了使幡更加醒目，在幡上增加锯齿饰件。关于楼船挂幡的作用，有两种可能：其一是题表官号，居延肩水金关遗址出土西汉时期的幡，其上篆书“张掖都尉棨信”六字；其二是发号施令，由《通典》所引曹操制定的军法可窥一斑，《步战令》载：“旗幡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船战令》载：“幢幡旗鼓，各随将所载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