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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刻于高昌北凉承平三年（445年），记载了国主沮渠安周崇佛建寺的始末。在此后的八百余年间，地处欧亚丝绸之路要冲的高昌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直至公元十三世纪惨遭兵燹，逐渐被漫漫黄沙湮没。清光绪八年（1882年），有挖宝人在高昌故城遗址，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以东地区的哈喇和卓（Qara-Khoja）觅得“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出土之际已有残缺。时隔二十年后，“德意志吐鲁番探险队（Deutsohe Turfan-Expeditionen）”在考古学家格伦威德尔（Albert Grunwedel）的率领下前往新疆，购买了大批中国文物运往柏林，其中便包括“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然而，此碑在运输途中不慎断裂，抵德之后由柏林国家博物馆所属国立民俗学博物馆（Staatliches Museum für Vlkerkunde）收藏。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派遣载泽、端方等五位大臣出访欧美考察宪政。托忒克·端方，字午桥，号陶斋（匋斋），满洲正白旗人，时任闽浙总督。作为晚清金石名家，端方在仕途之余醉心书画古物，可谓“开府此外无他娱，到处琳琅载后车”（王国维《蜀道难》）。在出访期间，嗜古成痴的他目睹庋藏在各大博物馆中的东方瑰宝，收藏癖发作，拓制了一批包括古埃及、中国艺术品在内的珍贵碑刻拓本，其中就有《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由于这方石碑早已断裂，起初民俗学博物馆方面并不允许传拓。端方亲自出面恳请馆方通融，终于如愿以偿。然而，端方使团出访欧美旨在考察宪政、科技，身边并无拓工随行。贵为使节的端午桥即使再醉心金石，也断然不可能在洋人面前挽起袖管，亲自上阵捶拓。事急从权，只得找来一位略通传拓的厨师（庖人）负责制作。在石脆易碎、手艺不精的情况下，勉为其难地拓出一幅全本。但端方仍心有不甘，欲再拓副本备存。结果，制作第二张的工作开始不久，厨师不慎失手捶毁碑字。德方当即终止了拓印工作。无奈之下，端方只得带着一幅全本和拓印四分之一的副本怏怏而返（柯昌泗《语石异同评》）。 归国之后，端方将全本视为无价瑰宝，延请挚友、名仕题写跋语、诗文。碑拓流传至今先后有杨守敬、况周仪、梁鼎芬、柯逢时、俞廉三、张之洞、张曾畴、郑孝胥、张謇、罗振玉、宗舜年、章钰、缪荃孙、张祖翼、金焕章、沈瑜庆、黄绍箕、邓邦述、俞陛云、萧方骏、日本的原口要以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凡二十二人。其中经学泰斗俞樾的公子——俞陛云在拓片下端题诗一首，记述了“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在中、德两国之间的流转始末，现抄录以飨读者：“猩峡龙堆迹未磨，千年神力护修罗。只应蒲海荒寒月，曾照穹碑渡北河。孔书已过斡难西，大乘流传理亦齐。试向昆仑寻祖脉，禅光遥烛海云低。”而那一幅拓印了四分之一的副本被端方赠予挚友缪荃孙，经刘拙东用响拓法补足，后归藏家李钦所有。 待到宣统皇帝登基，端方与摄政王载沣多有牴牾，被罢官革职。赋闲在家的他终日把玩金石铜鼎，倒也乐得逍遥快活。然而，清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端方再次被清政府启用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署理四川总督，亟率湖北新军入川弹压。行至资州军队哗变，端方及其弟铁路专家端锦双双殒命。端方的后人碍于时事，将《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全本）》割爱售予李钦。李钦，字介如，生于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先后加入共进会、日知会等革命团体，并参加武昌起义，历任湖北都督府参议、北洋政府侨务局副总裁等职，后弃政从商。出身廪生的他素来偏爱金石拓本，加之财力充足，遂成为民国初年的大藏家。在机缘巧合之下，李氏相继得到端方从德国拓归的两份《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将其奉为至宝：不仅将贮藏之所命名为“北凉双碑馆”，甚至连自己在香山的别墅亦名之“北凉轩”。据李钦之孙李汉章回忆：祖父对这两件拓本极为珍视，在拓本左下钤“江夏李钦原名清字介如亦慎一”、“江夏李氏北凉碑馆”两方篆书印章；若非至亲好友，绝不轻易示人。为了在“文革”中保护拓本，李氏曾将其折叠后放置于废纸堆中，使之免遭损毁。在史树青的启发下，李汉章于1976年将全本、副本都捐献给国家。至此，这两件记录了五世纪沮渠政权在吐鲁番盆地崇佛修像的海内孤本，落户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让我们可以窥探那段一千五百年前的高昌往事。 高昌北凉，又称后北凉，是十六国时期沮渠蒙逊所建北凉的延续。北凉永和七年（439年），北魏军队攻克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北凉皇族沮渠无讳、沮渠安周兄弟决定西渡流沙，夺取丝路要冲高昌。441年，无讳派遣安周为先锋西进；次年二人兵合一处，相继攻占了鄯善、高昌，建政立国，改元“承平”。无讳薨逝后，沮渠安周成为高昌北凉第二代君主，仍使用“承平”年号。在沮渠兄弟到来之前， 佛教在吐鲁番盆地的影响有限，这从出土的写经就可以窥见端倪。高昌北凉立国以前，当地写经较少，墓葬中也很少出现与佛教有关的殉葬品。沮渠氏建政之后，致力于将高昌建设成昔日国都姑臧那样的佛门圣境，可以理解为一场精神领域的复国运动。佛教由此在高昌声势日隆。“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便是沮渠安周尊弘事佛的例证。 藏于柏林的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已在二次大战期间亡佚。笔者在柏林国家博物馆访学期间，曾向民俗学博物馆同仁探询此碑的下落。据悉，虽然该馆的部分文物毁于兵燹，但绝大部分文物在战前已疏散至山区，盟军占领后下落不明。目前，德方已经对流失文物建立了追索、访寻机制，或许这件公元五世纪的珍贵文物尚有重现之日。目前，“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的存世影像，是20世纪30年代，柏林国家博物馆总馆长、柏林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奥托·曲穆尔（Otto Kümmel）寄给北平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的原碑照片（《艺林旬刊》第三十九期）。利用该照片与端方拓归的全本进行互校，便可最大限度地还原一千五百多年前高昌大造法寺的盛景。 《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纵132.2厘米，横85.8厘米，隶书，共22行，满行47字，凡978字，有界格。由于出土之际碑额已残破，字迹疏泐，加之长期折叠导致折痕处有多处碎裂，导致每行均有部分文字无法释读。斯文骈、韵并用，故笔者依据对仗、声律等规则对碑文进行了释读，碍于篇幅所限，在此仅对碑文作简要梳理。全文首先慨叹于佛法的渊深冲邃，即使“望标理翰者”尚未能深谙其律，“悕宗研味者”亦难以穷其本真。继而话锋一转，赞美沮渠安周“虽统天理物”，却在繁冗的军政庶务之余，仍怀有“謶讥之心”，推崇释教；似这般“震希音以移风”，“运四摄以护持”的善举，必将“成菩提之果”，泽被百姓苍生。除了修寺建塔外，沮渠安周还经常恭抄供养经。吐峪沟石窟出土的《华严经》《菩萨藏经》《十住经》等皆出自其手。北凉历代君主礼佛之敬，无出其右者，而“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更是他统御十八年间最大的一项宗教工程。通过分析碑末开列的三位建碑负责人的不同身份，还可以揭示出当时高昌北凉的政权构成。首先，碑文的撰写者是中书郎中夏侯粲。夏侯氏乃曹魏宗亲，郡望谯郡（今安徽亳州），代表着追随沮渠政权西渡流沙而来的中原世族。其次，典作环节由御史索宁负责。索氏世居于高昌，份属当地豪强。最后，高僧法铠监造施工，则是高昌佛教僧众势力的代言人。三者在沮渠安周的谕令下通力合作，一方面显示出政府对建寺造像甚为重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高昌北凉不同集团之间的微妙关系。 综上所述，《北凉沮渠安周造佛寺碑拓本》是研究高昌北凉的历史和佛教发展状况的宝贵史料，也对汉文化沿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辐射提供了实物参考，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此外，该拓本在书法发展史上也有着划时代意义，是探讨隶书多样性，研究汉字书体由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重要见证。碑文虽为隶书，但已初具楷意。石匠刀法娴熟，将撰文者夏侯粲笔下蚕头燕尾的波磔之势展现得淋漓尽致。横笔两端多出锋，呈锐角向上翘起浑厚稚拙，却又不显呆板。笔势与结字颇具晋代写本特征，上承汉简之风，下启魏碑之韵，反映出北朝初年书法艺术由隶至楷转型期的变革与动荡，可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世经典《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郑能邈修邓太尉祠碑》两碑竞相颉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