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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自新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成为热门话题，但是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除了东北师大有两篇专门研究内藤假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外，宋史学界直接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对话的论著甚少。实际上，有关内藤湖南的两个主要命题：一是唐朝士族门阀是否仍占统治地位？隋唐，尤其是唐前期是否仍是贵族政治？二是唐宋间农民人身自由问题是否发生重大变化？部曲制到佃户制的转型发生于何时？在上个世纪国内魏晋隋唐史学界，均有相当多的讨论，内藤湖南的观点并不能得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支持，甚至有的论著动摇了日本学者“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立论依据，如田余庆先生说“从宏观考察东晋南朝近三百年总的政治体制，主流是皇权政治而非门阀政治”。唐长孺先生说“从南北朝后期以来旧门阀的衰弱是一种历史倾向，尽管有的已经衰弱，有的正在衰弱”。近来，杨际平撰写长文论证内藤湖南所言魏晋隋唐“贵族”与历史上实际的“士族”有质的区别。但是某些唐宋史研究者特别是宋史研究者在使用日本宋代近世说基本观点时很少会考虑这些相反或直接反对的意见。这是造成宋代近世说虽然被炒作得很热，但是对于唐宋史研究的实际推进却收效甚微的主要原因。 第五，贴标签式的研究可以休矣。“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遭到冷遇的21世纪之前近百年对国内唐宋史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如2002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唐研究》在经济卷概论中单列“外国学界的唐代社会经济概观研究”一节，较全面地介绍了“日本：‘唐宋变革’讨论和唐代经济概观研究”，但未见国内学者接受日本唐宋变革说所推出的讨论论著。而出版于2006年的《二十世纪宋史研究论著目录》大陆论著索引中也未见有唐宋变革的条目；进入21世纪以后，虽然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但是对国内宋史研究的影响，如同对21世纪之前的影响一样极其有限。譬如从2000年开始，国内宋史学界每两年举行“邓广铭学术奖励基金”评审，迄今已评审九届，共评出34部获奖论著，这些作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代表着21世纪以来国内中青年研究宋史的取向和水平，但是其中并无一部受内藤湖南假说的影响，即是很好的明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来，对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的炒作只是停留在贴标签式的研究上。 根据对中国知网的检索，21世纪以来，有关唐宋之际的论文近千篇，其中有关“唐宋变革”关键词的论文有80余篇，有关“宋代近世”关键词的论文约20篇。按照论文的主旨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介绍性的。第二类是研究性的。第三类是按照日本唐宋变革论的基本范式对唐宋变革期的问题进行研究，这类论著寥寥无几。第四类是从打通唐宋史研究的角度，将讨论唐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历史发展和变化，归结在“唐宋变革”名义之下。第五类是将其视作不证自明的“公理”，凡是论述到唐宋时期或之际的问题时，都是必言“社会变革”，笼统地使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类文章最多。 就以上五种分类做一简略分析，不难看出：其一，介绍性的论著持续不断发表，表明21世纪以来“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仍一直受到关注；其二，由于唐宋变革论的热度不退，从而引发国内学界特别是宋代文学史学界、思想史学界、艺术史学界对唐宋之际社会变化的高度重视，并试图从这些社会变化中为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发展定位和寻找发展轨迹；其三，宋代文学界、艺术史学界虽然有学者倡导用“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作为指导理论，但相关诠释缺乏历史的理性思考，因此并未对宋代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的研究起过多少有益的作用，因为这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最多是新瓶装旧酒；其四，第四类、第五类论著说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实际上对于唐宋史的研究只起到了某种贴标签的意义，于实际研究并无推进和补益。至于以上现象为何盛行，原因比较复杂，比如一些学者认为“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提供了不同的历史分期法，有的学者以为这一学说提高了宋代的历史地位而乐于接受，当然也不排除某些对其一知半解的研究者为显示学识高明、与国际接轨而用来装点门面。 要之，唐宋史研究应该走出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是指内藤湖南提出的那个假说。十多年前，柳立言先生撰文《何谓“唐宋变革”？》就指出内藤的假说是有特定内涵的，包括贵族政治、平民社会、文艺复兴说等8个核心要义。如果中国学者研究这段历史，发现其中的变革，应该重新界定，而不是直接套用日本学者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样很容易产生误解，不利于学术进步。历史分期问题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至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史学界和西方汉学界一次又一次地推动了中国的史学研究并吸引西方学者加入了相应的讨论。要走出“唐宋变革论”就需要中国学者对唐宋历史做出符合我国历史发展原貌的断代分期说。这个问题很大，不是只言片语所能讲清，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内藤湖南的假说夸大了唐宋之际变革在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意义，正如许多中国学者所言唐宋变革相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发生的大变革使中国社会逐渐走上帝制时代，和1840年由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等因素使得中国社会发生剧变而言，充其量是一个中小型的变革。其二，何谓长时段？这是提醒研究者不囿于某一个朝代，注意打通唐宋、宋元、明清、宋元明清，而不是简单用像公元纪元、公元时段（所谓上古、中世、近世等）来表示历史变化。用公元时段并不能准确表示中国历史的丰富内容，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点。举凡大的事件和人物都与朝代浑然一体不能分隔开，譬如说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发展于两宋、完善于明清，清清楚楚，若用公元时段反而不能反映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被人为剥去时空概念，所以王朝体系依旧是中国学者重新界定“唐宋变革”分期的时空依据。其三，重新界定“唐宋变革”，一定要有关怀辽宋西夏金史的全局意识，这样才能全面书写11—13世纪中华民族的社会发展及疆界形成的断代史。 （作者：李华瑞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