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新世纪，从美国传来了噩耗，2001 年1 月3 日，张光直先生走了。张光直患帕金森病多年，近年来虽经手术治疗但病情日益严重，且伴有肺炎等症，竟日往返于医院和康复中心之间，朋友们都很担心。去年夏天，他的胞兄张光正先生由京去美国探视，我托光正先生带给张光直一封信和当年春季商丘发掘的资料。光正先生回国后告知，张光直病很重，骨瘦如柴，不能进食，全仗胃滴，看来已是回天无术了。虽然如此，但得知光直先生去世时，大家还是叹息不已。光直先生逝世后，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举行了追悼会。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和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联合于4 月27 日在校内的纪念教堂追悼张光直先生。我接到了通知，寄去了唁函。会后，冷健来信告知，追悼会庄严、肃穆，参加追悼会的有来自美国各地和专程从美国以外来的张先生生前的同事、学生和亲朋好友。在会上致词的有哈佛人类学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波士顿大学的慕容捷，以及张先生的哲嗣张伯赓。当晚，张先生的夫人李卉女士在五月花饭店宴请出席追悼会的客人，席间，大家又回忆和张先生的情谊，表露了对张先生真挚的感情。 我初识张光直先生是在1980 年。那年我随夏鼐先生去纽约参加中国青铜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光直在机场接我们，后来又在波士顿陪同我们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图书馆、皮保德博物馆和他在人类学系的办公室，又在五月花饭店盛宴款待，极其热情友好。此后，张光直每次来国内都有机会见面，1985 年也曾共同在意大利威尼斯参加中国古代文明国际讨论会。1988 年以后有好几年无缘会面，直到我参加中美考古队的工作，才恢复了接触。 我是1993 年开始参加中美考古队工作的。关于中美合作在豫东地区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其动议实始于1988 年。当年5 月，徐苹芳出任考古研究所所长，10 月张光直应邀来访，两人就双方的学术交流和考古发掘交换了意见，签订了会议备忘录。其中关于在中国共同进行考古发掘的问题，张光直希望双方能在豫东、鲁西或淮北一带选择遗址共同进行考古发掘，徐苹芳则提出合作发掘要按中国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法规进行。1989 年4 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提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调查发掘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申请书。1990 年3 月，双方签订了原则协议，确认共同组织考古发掘队，中方领队为徐苹芳，美方领队为张光直，合作课题为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合作期限为1990～1994 年。随即，张光直就去豫东的商丘、永城、柘城、夏邑等地考察，由此开始了中美双方在豫东地区的联合考古勘察和发掘。 张光直选择商丘作为寻找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目标是有他自己的学术思想考虑的。他认为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代表的是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改变，这样的变化在物质文化上应该反映在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物质遗存，如大型的宫殿基址、城墙以及各种礼器，包括青铜器和玉器等。他设想的早商都城应当是有城墙的，城内应有夯土高台建筑，当然也应当有统治阶级使用的青铜器、玉器。他认为邹衡先生的先商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它们可能是商文化的一部分源头，甚至可能只代表平民的阶层，而属于贵族统治阶层的不一定会在陶器上反映出来。所以他觉得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他认为《史记》和《左传》中还是有些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史记》提到商丘，《左传》提到商的先人与参星即火星的关系，而商丘有阏伯台等，这就是张光直选择在商丘进行工作的原因。 1993年4月，王立邦找到我，和我谈中美合作的事，说已和所内有关领导商议，决定由我来任中方领队。我受命后于5 月上旬与殷玮璋一起去豫东考察在商丘老南关遗址的钻探情况，调查了另外几个遗址。返京后向所领导汇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 1993年6月1日，张光直来考古所商谈中美双方在商丘的合作，商谈持续了两天，考古所出席的有王立邦、任式楠、乌恩、徐光冀、殷玮璋、高天麟和我，美方有张光直和随同来所的李永迪。双方确认了1988 年以来商定的合作原则。张光直介绍了1990 年以来在商丘所做的地质勘察和磁力测试的成果，高天麟报告了遗址调查的结果。双方讨论了今后两年的工作设想，提出选择若干遗址进行发掘，确立商丘地区的文化序列，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奠定基础。6 月5 日双方草签了1993～1995 年的工作方案（因批准已在年底，实际执行由1994～1996 年）。然后，由张光直备函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到这年的11 月，国家文物局复函［93 文物文字第994 号］张光直批准这项合作计划。1994 年1月，任式楠代表考古所、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包括了联合考古队的组成、合作的课题、近期的工作内容以及经费等。当年就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1995 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1996 年地质勘察发现商丘宋城遗址。由于上述的工作和发现取得的成果，而协议规定的期限已到，张光直提出继续合作，双方商定续约三年（1997～1999 年），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国家文物局复函［文物保函（1997）95 号］批准。如果从1990 年算起，至1999 年，中美在商丘地区的合作前后达十年之久。 张光直对中美合作的考古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美方人员的组织、计划的实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美方先后参加考古队工作的地质勘探、磁力测试、雷达探测等方面的有拉普、荆志淳、墨菲、慕容捷、雷迪、希思、杜仁杰，田野发掘的有冷健、高德、李永迪、曹音、叶为平和珍妮·史密斯。他自己几乎每年都来北京，关注发掘队的工作进展，每一次他都想到发掘工地去考察，但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他只去过两次，然而那种强烈的愿望和迫切的心情在往来的信件中充分表露出来。1994 年春季发掘之前，他来信说： 弟健康已粗愈（按：1993年8 月因肠胃病动手术），本拟前往参加首次发掘盛事，惟考虑再三，决定再过一些时日作长途旅行。弟努力争取在中国发掘已二十年，如今第一次可以实现梦想，老朽之身竟不克享受成功之果实，奈何? 盼今秋发掘时可以参加（1994 年3 月30 日）。 其兴奋之情，跃然纸上。春季在潘庙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岳石文化的遗存，张光直在接阅简报后，来信阐述他对岳石文化和商文化关系的意见，他说： 我们不能排除豫东岳石文化——广义的岳石文化的一支，便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前身的可能性。这支文化如果是先商，那么，我们便可以假定，在豫东发迹的商人向西向北发展，征服了当地的土著，即邹衡兄所说的漳河流域的先商文化，造成上层来自东方下层来自本地的殷商社会（1994 年6 月16 日）。 这种见解在以后发表的文章中也曾表达过。张光直第一次到中美队的发掘地是在1994 年的秋季。那次发掘的虞城县马庄遗址是1989 年村民取土时发现的，不想在遗址中竟发掘到仰韶文化的遗存和墓葬。张光直是10 月4 日到北京，第二天就在考古所参观了潘庙出土的标本。10 月10 日他由乌恩陪同到达商丘，第二天就到马庄工地视察，12日去商丘老南关视察地质钻孔，13 日又去马庄和老南关，并商讨了工作，随后才离开商丘转道郑州返回北京。张光直这次去工地健康情况还比较好，虽步履缓慢，但精神甚佳，兴致也高，故能连续三天奔波于两个工地之间而不言劳累。 1995 年春季，张光直原来打算来北京，到工地看看，并参加5 月下旬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但因健康原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取消了这次计划中的北京之行。 1995 年春秋两季，中美队都在柘城山台寺遗址发掘、发现了龙山时期的木骨夯土墙白灰面房址和埋牛的祭祀坑等遗迹。张光直接到简报后非常高兴，他在来信中说：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区域的龙山文化在大部分地区演变成岳石文化，但在豫东一支的早期岳石文化特别发达，成为先商与早商文化。我们不一定要找大型的岳石文化遗址，但是要找表现政治权力的遗物，因为这是漳河流域所没有的。这次在山台寺发现牛祭坑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是我们头一次发现上面写着“商”的遗物（1996 年2 月13 日）。 1996 年4 月下旬，张光直到北京，刚下飞机就病倒了，原定去工地的计划也只得取消。但是，就在这时，荆志淳和高天麟用汽车钻探发现了商丘宋城的西墙，并跟踪追击，日进百余米，终于把宋城的西南角都找清楚了。张光直在北京接电话汇报，非常兴奋、激动。这年的上半年，张光直的心情较好，一是找到了宋城，二是找到了经费。6 月，他亲自执笔写了豫东工作的小结，题为《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刊登在《考古》1997 年第4 期上。 1997 年春季收工之前，张光直于6 月12 日到北京，原定15 日到商丘，我们都在工地等他，临时又因身体不适不克成行。我于工地结束后回到北京。见到张光直后，向他通报了工作情况，他提出，鉴于商丘宋城四面城墙已经探明，应该向国家文物局写一个报告。另外，要准备一个宋城的勘查简报，报告这些年在勘察城址方面的结果，这个简报后来发表在《考古》1998 年第12 期。张光直和我相约，今秋在商丘工地相见。 1997 年10 月14 日张光直到北京，这一次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以前了，完全要由轮椅代步。这个季度的发掘工地是要在商丘宋城的南墙上挖一条横切的探沟以了解城墙的结构。张光直原定随同发掘队一起去商丘，临行前一日，又因病滞留北京。待我们到商丘后，张光直执意要来工地，l0 月22 日张光直由李永迪等几位同学陪同到达商丘。23 日下午张光直到工地视察了宋城西墙暴露的断面，又到南墙的探沟，下了轮椅，手执小铲在探沟内掘土。这种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十分感动，我想这就是他二十年来一定要在中国做考古工作的追求。25 日晚张光直仍由李永迪等人陪同返京，我送他上了火车包厢，相拥惜别。我心里想，像他这样的身体怕是再也不能来工地了，却不料这竟是我和张光直最后的一次见面。 中美队为了及时向外界报告我们的工作，曾先后写过两个简报。第一个简报是由我和张光直两人署名的，实际上是张光直亲自执笔的。之所以这样署名是由于双方协议规定，报告和研究成果由中美双方共同署名，中文稿中方在前，英文稿美方在前。这篇文章反映出张光直在商丘地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的一些基本想法。关于商丘宋城，除了简报外，还按照张光直的建议，我们联名向国家文物局和张文彬局长写了一个报告，汇报了宋城的发现情况，包括城墙的四至和走向，几处可能的城门豁口、年代推断及其在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中所能起的作用，并建议址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中美队的经费按照双方的协议，在中国调查发掘所需的费用原则上由中美双方分摊，实际上主要是由美方承担，而筹措经费就落在张光直的肩上，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第一期合作期间的经费主要是由美国亨利卢斯基金会（The Henry Luce Foundation）、美国国家人文科学捐赠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台湾吴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Wu Foundation for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三个基金会提供的。这一期的经费到1995 年就所余无几了，他就设法继续找钱。那年4月，他来信说： 以前申请到的经费到这季完了以后，大概就没有多少了。我在台湾向两个基金会作了申请，第一个早已跟我说他们没有钱，第二个昨天来信也说我要的钱太多，他们没有力量支持。我现在要开始向台湾另一个基金会申请较大经费，除非有什么现在预想不到的变化，我对这个基金会的通过是比较有把握的。这次我想再请三年经费，即1996 ～ 1999 年，这样可以把我们的合作计划继续下去（1995 年4 月12 日）。 1996 年6 月13 日，张光直在电传中告诉我，“我们明年的发掘经费找到了”。我后来才知道，这次申请到的经费来自台湾的蒋经国基金会（CCK Foundation）。1997 年6 月30 日，张光直来电传，建议双方分别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中美队的工作成果，并向经费资助单位致谢等等。我不知道此举是否由于基金会的压力。我于7 月2 日复信张光直，同意他举行记者招待会，而中方就不开了。至于经费问题，我在信中说：“有关经费来源一节，望略加回避，否则于今后之合作或有所不便。”我也不知道是否由于我方的这种态度造成从1998 年起基金会就不再资助。 关于中美队用了蒋经国基金会的钱一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国内最高领导层。9 月，社会科学院院部说，有关方面来查问中美队的工作和经费情况，遂由我如实写了一个汇报。我以为我们是和哈佛大学合作，而张光直向哪些基金会申请经费，我们事先并不知晓。此后，上面也没有再追问。 中美队从1998 年起就没有经费了，这年的秋季发掘工作也就暂停了。此时，张光直的身体已很不好，但他仍以极大的毅力，为中美队筹集经费。1999 年初，他来信说，他从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inching Institute）筹集到三万美元，专门用于整理和出版商丘地区的勘探和发掘的资料，我们现在正在整理和编写发掘报告，所用的就是这笔钱。我常常想到张光直在中美队工作上那种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我们应该尽力把报告编写好，要对得起工作，更要对得起朋友。1999 年9 月，张光直又来电传，问商丘宋城还能做些什么补充的工作，并让做一个预算。我们提出在南城墙上再开一条探沟，在城内中心地区钻探，以寻找有关高台建筑等线索。12 月，我们收到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寄来的一张一万三千美元的支票。我们把这笔钱用在2000 年春季对商丘宋城的补充发掘上。这是中美联合考古队在商丘地区的最后一次发掘。 1995 年4 月，慕容捷和罗泰等人发起为纪念张光直65 岁诞辰（1996 年4 月）出一本论文集，邀请海内外八十多位学者撰写论文。我以《新干出土鼎形器的比较研究》一文付之。因为论文篇幅较多，而编译出版又费时日，截至2000 年以《东亚考古》杂志的名义出版了两册，而全书仍未出齐。不想现在又要为张光直写悼念文章了，奈何天不假年，每念及此，不禁嘘唏。 （本文由孙莉摘编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 编著 《豫东考古报告》之“附录四”。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