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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口头程式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之后，从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开始，接续应用于多个研究领域并产生积极影响，由此民俗学经历了由书面范式向口头范式的转换，中国传统人文学术从“口头”二字开启了一片新天地。“口头传统研究中心”的建立及创建中国学派的构想是中国学者立足于本土实践的学科诉求。 关键词：口头传统；口头范式；口头诗学；中国学派 作者简介：高荷红（1974-），女，汉族，黑龙江省富锦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许多学术范式的转换都与“输入外来之学说”密切相关。1918-1937年，中国现代民俗学者及民俗学开始“眼光向下”，不仅关注下层文化也关注其文化的秉承者。之后民俗学研究经历了由书面范式、田野范式向口头范式的转换，这一转换主要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恰好是“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表演理论”被译介到中国的时期。“口头程式理论”因多部相关译作的出版及学者在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中的创用，在中国影响甚广。“表演理论”在中国的译介和创用较为成熟，杨利慧和安德明用力颇多[①]，杨利慧的学生运用表演理论完成多个个案研究。“民族志诗学”的译介与运用相对较少，如朝戈金翻译的《民族志诗学》（托马斯·杜波依斯著，2000），叶舒宪的《口传文化与书写文化——“民族志诗学”与人类学的表现危机》（2001），尹虎彬的《口头诗学与民族志》（2002），杨利慧的《民族志诗学的理论与实践》（2004），这些文章重在引介，但发表至今应用者少。“口头程式理论”译介到中国后，最初应用于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使得史诗学界研究范式和史诗观念发生转换，新学术范式成功转型，最终却深刻影响到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学科范式的转换。本文仅对口头程式理论在中国传播、接受和发展的脉络做一学术史述略。 一、译介:口头程式理论进入中国 “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为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和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Lord）共同开创的“帕里─洛德学说”。据数年前的不完全统计，使用该理论的相关成果已经有2207种，涉及全球超过150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涵盖不同的文类和样式分析。1960年，洛德出版的著作《故事的歌手》被誉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圣经”，其中关于“程式”“主题”“歌”“歌手”都有精要的论述，尤其是“歌手：表演与训练”的几个阶段非常切合史诗歌手的学艺过程，被多位学者用于研究秉持不同传统的歌手的学习经历。1968年，洛德在继续研究“荷马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口头诗学”这一概念： 当然，现在荷马研究所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怎样去理解口头诗学，怎样去阅读口头传统诗歌。口头诗学与书面文学的诗学不同，这是因为它的创作技巧不同的缘故。不应当将它视为一个平面。传统诗歌的所有因素都具有其纵深度，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去探测它们那有时是隐含着的深奥之处，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意义。我们必须自觉地运用新的手段去探索主题和范型的多重形式，而且我们必须自觉地从其他口头诗歌传统中汲取经验。否则，“口头”只是一个空洞的标签，而“传统”的精义也就枯竭了。不仅如此，它们还会构造出一个炫惑的外壳，在其内里假借学问之道便可以继续去搬用书面文学的诗学。[②] “口头诗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一种方法论系统，从其产生就与“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③]而美国密苏里大学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John Miles Foley，1947-2012)作为“口头程式理论”的当今旗手，著作颇丰，经统计总计200余种，涉及多种语言文字，主要为欧洲语言，还包括阿尔巴尼亚语[④]。从其谈论话题的宽泛和深入看，他都当之无愧为当代学术大师。他在多个学术领域引领潮流，走在国际学术前沿。特别是晚近的通道项目——将古老的口头传统与因特网技术进行比较阐释，成为人文学术与技术进步方面结合最好的成果。其译著《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也沿袭了这一视角，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口头传统研究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中期，口头程式理论开始被译介到国内，开始是单篇翻译文章，主要发表在《民族文学研究》上，那时很多术语对大家而言都是新鲜的，是具有较强学术震撼力的。在此期间朝戈金发表了系列论文，如译文《口头程式理论：口头传统研究概述》（约翰•迈尔斯•弗里著）[⑤]、《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莱歇尔著）[⑥]，及所撰文章《第三届国际民俗学会暑期研修班简介——兼谈国外史诗理论》[⑦]《<口头传统>所见中国史诗研究》[⑧]；还有尹虎彬的三篇论文《史诗的诗学：<口头程式理论>研究》[⑨]、《口头诗学的本文概念》[⑩]、《口头诗学关于“歌”的概念》[11]，开始有意识地介绍口头程式理论的主要术语及理论概况。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出版《民族文学研究增刊》，精选了7篇在国际学术界较有影响的论文，这些论文之后为学者广泛引用；增刊中还有弗里教授撰写的两篇附录《近期与将来的发展走向》及《晚近的学科走势》。此后数年间，《增刊》成为民俗学、民间文学专业和研究方向的各大研究院所、高校学生和研究人员的必读书目，也有较高的引用率。 早在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就已出版王靖献的《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但因关注学者相对较少致其影响较弱。就学术影响而言，2000年毫无争议地成为口头程式理论进入中国学术视野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份，那一年约翰·迈尔斯·弗里的译作《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12]和朝戈金的著作《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13]相继出版，在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民俗学界引发了研究讨论的热潮。2000年至2003年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经常举办学术讨论会，介绍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演述理论等重要学说，翻译和阐释阿尔伯特·洛德、约翰·弗里、格雷高利·纳吉等代表性史诗学者的理论著作。 钟敬文先生指出口头程式理论为“民俗学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视野”，学者们努力接受学习口头程式理论，其话语体系成为学人讨论的热点，尤其是与“程式”有关的术语，频繁被学者引用并行之于笔端，“程式频密度”成为判定是否为史诗的标准。连续的学术会议为中国史诗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研究范式也发生了转变。2004年，《故事的歌手》[14]出版；2008年，《荷马诸问题》[15]出版；2012年，《突厥语民族口头史诗：传统、形式和诗歌结构》[16]出版。这几部译著接续出版，使得口头诗学的讨论日益深入，从2003年到2015年，有数十篇民俗学、民族文学、现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博硕士论文受到口头程式理论的影响，对此我们将在下文中加以分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