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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回到上述“第一代”人类学中国研究学者相隔半世纪的期许和批判，当前人类学者在中国这个田野上，应该思考的重点或许不是学术“地盘”，而是学科定位，以及自我扮演的角色。施坚雅期待人类学者能够从中国区域研究建立理论的期许虽然难以达成，但在众声喧哗、广义的“中国研究”脉络下，人类学者至少应该强调，这门学科对了解中国所具有的洞见或独特视野。尤其当“田野研究”不再是人类学的专利，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在中国研究领域运用的理论、方法、主题高度重叠的情况下，人类学者除了穿梭在限时性的“自观”、“他观”视野中，似乎也应该着重贯时限（diachronic），与时间上的“他者”对话，从宏观历史框架探讨地方社会变迁，以及50年代迄今，上层政治与地方社会文化的互动。如果假设国家介入而消弭地方社会差异，形成似乎仅有地名差别的高度同质化社群，或是将革命视为民族志的背景章节，而无视地方社会文化与国家权力互动造成地方发展的歧异，以中国研究为基础累积的民族志将成为一本本“个案研究”，不仅无法凸显人类学者在这个“实验室”扮演重要而无法取代的角色，当然更遑论基于中国研究建立理论。 从区域研究立场出发，罗沙贝瑞（Roseberry，1989：116-117）曾提出，以世界体系核心的需要或动态性或许无法完全理解区域发展，必须集中在超越空间边界的关系，将外在的关系放置到社会模型中，再回归到地方层次，以及加入一个地方行动者（actor）视野。所谓地方行动者视野，或许可以与列斐伏尔（Lefebvre，1991）的“空间的生产”（production of the local）扣连。列斐伏尔界定的空间既不是心理建构，也不是一个实质容器（container），而是人群、事物与他们生存环境的内在关系。透过空间实践、空间展演、空间诠释过程中，地景持续被政治驱力再形塑、再诠释，透过交通、桥梁或高耸的尖塔等下层结构地标，建构出现代性地景；另一方面，也利用怀旧情感，复兴逝去的人文精神，营造出传统空间的复古（Smith，1999：265-368）。建立中国式人文社会学科的“实验室”，以及当代中国研究最关键的讨论，就是深入剖析内化为日常生活语言以及思维模式的革命传统。 经由现代性话语在社区内的渗透，也使得传统与现代在社区交汇，改变了人群与人群、人群与事物的关系。对于中国内地相对封闭的农村而言，农业科技、交通、经营模式、社会关系当然是导致变迁的重要因素，但重点似乎不仅如此。还包括隆诺曼（Long，1996：37-59）从全球化与在地化（localization）脉络提出农村研究的挑战与方向，其中除了以行动者取向（actor-oriented）研究外部事物如何介入农村及其影响，技术、科技及政策对农业结构与行动者网络分化的本质，以及社会分化、社会认同与商品化的过程外，也强调外界引入的科学新知、意识形态与地方知识的互动。事实上，国家或资本主义体系等外部势力对乡民社会的影响一直都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重点，隆诺曼提出的知识及意识形态的流动、信息与媒体在变迁场域发挥的功能，才是乡民研究长期忽略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代的乡民研究，更需要关切的一个主题是如何从外部，也就是透过城市或外界的眼睛，观察当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意象如何形成。 民间宗教与地方仪式的复兴背后，除了可以发现追求经济发展的动机以及地方权力的角逐之外，促使“传统”循环与再生又有哪些其他的动力？国家或民间模糊不清的“现代性”论述，在当代中国呈现的真实意涵为何？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探讨。革命的年代已经远扬，斗争的痛苦记忆也逐渐褪色，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对于金钱、权力的追逐，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的过程又与其他开发中国家及地区有何差别，或许更值得思考。当前政治意识形态虽然开始褪色，但藉由国家强力主导的民族主义思想教育与宣传却与日俱增，这些渗入到社会、个人的意识形态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也值得关切。 中国在朝向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央不断重申、至今不变的核心意识形态，虽然什么是中国特色以及当代所谓社会主义的本质令人难以捉摸。邓小平主张“不争论”，确实带有政治家的高度与洞见，在紧握社会主义的象征下，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则是中国社会可以预见的未来。西方学者无以计数，有关中国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讨论，完全以西方思维与经验思考、预测中国的未来，但事实证明西方观点下的民主或集权，不见得与经济发展有必然的关系。重点反倒是执政者如何凝聚人民，以及与时俱进，在论述和展演方式不断更新的国家形构方式，而革命的意涵、当代意义与相关论述，不应也不能被视为禁区，反而是值得反思、值得深入论证的核心问题。 （注释从略，请参考原文） 本文原载于《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