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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新清史的反思是史学界的一大热点。在对清朝及此前的辽、金、元乃至北魏等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的历史定位这一问题上，以新清史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学者主张割断北族王朝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血肉联系，强调北族王朝的特殊性。这一主张得到了个别中国学者的响应，但中国学界的主流认为，离开了中国历史的整体脉络，北族王朝研究恐怕会误入歧途。学术争鸣是学术进步的重要途径。笔者不揣浅陋，以辽史研究为案例，就此提供一孔之见。 从征服王朝论到新清史 回溯新清史的缘起，离不开征服王朝论。20世纪中叶，移居美国的德国学者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提出了“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这一概念，重新阐释辽、金、元、清四朝。他认为，传统研究忽视了非汉族政权的特性，错误地认为北族王朝都不可避免地走向汉化（sinicization）。魏特夫强调文化交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指出一方被另一方完全同化极其罕见，认为二元性（duality）是北族王朝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层面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征服王朝论在西方学界影响并不大。相反，西方学者尤其是负笈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如何炳棣、陶晋生、萧启庆等人，仍不乏将汉化视为非汉族政权研究的核心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理论在人文学界影响的逐步扩大，西方学者日益表现出对汉化命题的不满，汉化批判浪潮逐渐高涨。例如，作为新清史的一个代表性人物，罗友枝（Evelyn Rawski）主张以满人为中心的视角（a Manchu-centered perspective）取代汉化视角。她把历史研究中的汉化命题等同于中国所有的非汉人族群最终都被同化这一观念，认为这一观念源于当代汉族民族主义，从而否认汉化是异族王朝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概言之，汉化命题的批判者认为，这一命题建立在两大前提之上。其一，文化上的汉化意味着进步，是北族统治者追求的天然目标。其二，非汉族政权若要取得成功，只能照搬汉地制度。部分西方学者认为，这两个前提都是偏见。与此相应，他们所主张的以非汉族为中心的视角也可概括为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北族王朝往往排斥汉化，致力于维护本民族文化和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其二，非汉族政权并不寻求复制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标与中原王朝有根本差异，政治制度上的汉化不是出路。 在20世纪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中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学者对汉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主观的。受相对主义影响，部分史学家在对历史上的族群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 遵循同样的逻辑，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认为，以农业为基础、以儒家伦理为生活准则、以官僚制为政治管理模式的汉人社会，与中原周边地区以游牧或采集狩猎为基本经济方式、以萨满教为信仰、以部落为组织形态的非汉族社会相比——至少在北族的眼中——并不会显得优越。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们更愿意相信不同的族群都会坚持自己的文化，不会被其他文化所吸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