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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批判 从非汉族角度研究北族王朝，对还原历史的复杂性，确有贡献。在一定程度上，以往研究忽视了北族政权不同于典型中原王朝的一些特点。因此，西方学者对汉化命题的批判，能鞭策我们反思自身的盲点。但是，认识到北方民族对汉文化的复杂态度，认识到北族政权制度中的草原因素，是否就意味着北族统治者必然维护本民族文化并坚持自身的族群认同，必然反对汉化呢？在笔者看来，西方学者显然是矫枉过正了。 首先，相对主义并不能为他们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石。相对主义自出现之日，哲学界对它的强烈批判之声就没有停止过。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相对主义尚存在很大的争议。 其次，对汉化的批判在具体事实层面还有很多可商榷之处。西方学界的新研究过分关注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建构的主观性，而较少从国家和社会的具体运作和实际需求方面进行系统、全面的实证分析。对征服者而言，族群认同固然重要，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政治现实。在讨论汉化时，我们应当将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与政治思想和制度相区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提倡新角度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不能也无意以坚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这样的“新研究”到底有多大价值，实在值得怀疑。所谓本土视角（native perspective），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角转换的问题，而是意味着艰辛的努力，真正去读懂、理解其他民族，必须经过多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学术不是泡沫经济，不是服装时尚。以十年乃至几十年为时段随着潮流转向的人文学术不可能深入，也不可能真正有价值。当“颠覆”成了时尚，恐怕离肤浅也就不远了。思想，真的可以轻轻松松地换个坐姿就能获得吗？ 西方学界“新研究”的真正问题，不是角度本身，而是预设答案。其本意并不是提出一个可供思考的新角度，以尝试能否突破以往研究，而是预先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西方中国研究的变迁，往往并非本学科内部学术积累之结果，而是受到人文社科整体思潮左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理论影响，北美中国研究界的语文学（philology）传统丧失几尽，一些学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只是以中国案例印证主流话语，这更像政治宣传，而非严肃的史学研究。 超越新清史 笔者认为，在思考汉化是不是北族王朝的核心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从文化认同的主观构建这一角度去认识，还必须澄清几个相联系的关键问题。其一，在辽金元清诸朝统治者的建国方略中，据有中原是根本还是从属目标？对汉地的稳固统治是不是维系王朝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成功统治汉地所必需的政治制度的核心部分，除了模仿汉制之外，有无可能从游牧或采集狩猎社会的本土政治资源中产生？北族统治者如何认识这一问题？ 遵循这两条线索，笔者对辽朝前期历史进行了重新检讨。研究发现，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辽初三朝君主的共同心愿是入主中原。第四任君主辽穆宗已降，辽朝对外关系趋于保守是形势所迫，并不能证明辽穆宗、辽景宗、辽圣宗三帝放弃了入主中原的梦想。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三朝出现过草原本位主义势力的崛起。辽太祖至辽圣宗六朝，辽朝政权从部族制向中央集权的转变是始终不变的方向。即便在对外趋于保守的辽穆宗、辽景宗、辽圣宗三朝，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也完全承袭了辽初的方向，汉化不断深入。 从这一研究成果看，西方汉学界的反汉化浪潮有矫枉过正之嫌。辽太祖至辽圣宗都可称得上是汉化派。当然，主张汉化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其固有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辽朝前期的君主们都很清楚，要保持契丹骑兵的军事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保持其原有的文化传统、政治组织。因此，辽朝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元的复杂局面。 就辽朝前期而言，其汉化道路相当成功。太祖至圣宗六位君主并没有过激的汉化举措，制度层面的汉化稳步前进，这与北魏及金朝形成了鲜明对比。应当说，辽朝是北族政权处理汉化问题一个成功的范例。 西方学者指责汉族文献将北族描绘为一心向化，从而掩盖其对本族文化的坚持及对汉化的排斥。这一新潮流固然给我们带来不少新认识，但其植根于现代相对主义立场的主张，以及教条、狭隘的学术风格，对于认识复杂的历史，其弊端绝不可小觑。 事实上，新清史主张从契丹等北族视角研究北族王朝，在很多情境下反而离历史上政治人物的真实立场渐行渐远。如传统看法认为，辽朝前期存在汉化与草原本位之争，其代表人物是耶律阿保机的淳钦皇后及辽穆宗。吊诡的是，这一看法的依据恰恰是中原史籍，却无法得到辽朝文献印证。与西方汉学家的批判相反，中原文献并没有将北族描绘成一心向化的蛮夷，而辽朝文献中的契丹领袖也并非坚持契丹传统、抵制汉化。 学界以往未能认清辽朝前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是汉化，乃至征服王朝论及二元说的提出，主要是受到中原文献的误导。辽朝文献也不像西方学者想象的那样，能给我们提供一种基于契丹本位而反对汉化的视角。总体而言，辽朝前期的君主更拥护汉化。所谓契丹本位与汉化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现代人的建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