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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考古测年得出的年代范围内几个研究所得武王伐纣的可能年代数据，以及据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数据，用天文学推出的日食表数据对各种年代数据的行程日期推求月相（阴历日期），证实武王伐纣决战日为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只有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年代数据是正确的。依据今本《竹书纪年》再加上天文学证实的禹伐三苗时的年代数据，构建夏商周年表。同时，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为五帝以来史官所记实录，将中华民族用文字记录的历史上推至公元前2500年前后的黄帝时代。 【关键词】今本《竹书纪年》；武王伐纣；夏商周年表 “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于2000年9月通过验收，11月公布了阶段性成果，推出了一个新的《夏商周年表》。2001年以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大字典》、《现代汉语词典》附录部分“中国历代纪元表”都采用了这个年表。 《文史哲》2006年第3期发表了张富祥先生的《“走出疑古”的困惑——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失误谈起》一文，该文摘要中说：“当下古史年代学研究可行的路径，仍应是在古文献‘文本’的基础上，多方联络和考证，力求将已有的年代系统调整到能够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水平上。夏商周断代工程不由此途，而将主要精力放到非文字史料的调查和取证上，所得结果大多不可据。工程所提倡的多学科方法带有泛科学化的倾向，由此导致年代学论证上的一系列失误。”[1](P19) 看来不少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推出的年表抱有异议。 一、关键的几个年代 由于研究古史需要有古文献资料、考古学证据、天文学推算数据并加上合适的研究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 要天文学推算的数据，就要用到日食表。 刘次沅、马莉萍著的《中国历史日食典》[2] 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出版了。 他们在简要说明中说：“日食表依次给出公历年、月、日（1582年10月15日以后为格里历，此前为儒略历；公元前为‘历史纪年’）”。 “历史纪年”四个字说得不明不白。 日食表中公元前的公历日期用的是哪种历法？经查附录中“4500年全球日食总表”和对中国“日食表”内日食干支号验证计算，证明日食表中公元前也是用的儒略历，四年一闰，百年二十五闰，四百年比现在所用的历法多闰三天。 由于二十四节气的日子与现行的公历日期合拍，而日食表中公元前用的公历日期早四百年要比现行公历早三天，所以需要估算节气时要根据实际年代稍加调整。 例如：不能看见2月4日就说是立春，周历一月包括冬至节气，就要注意冬至的大概日期。 本文古时所用阳历日期均为儒略历。 1、武王伐纣的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考古测年数据确定武王伐纣年代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1020年之间。在此范围内，前人研究所定年代数据我所知道的有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5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而依据今本《竹书纪年》[3]“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辛卯年为公元前1050年。 查《中国历史日食典》中“4500年全球日食总表”，接近这几个年代数据的日食有： 公元前1051年12月13日 p -64 -139 公元前1050年5月10日 p -62 -45 公元前1047年10月1日 p -61 144 公元前1046年2月26日 t -57 129 公元前1045年2月16日 a -20 -26 公元前1044年2月4日 a 20 45 公元前1027年2月26日 a -19 88 纬度、经度：为日食带中心点；南纬-、东经-。 日食类型：t为日全食、h为全环食、a为环食、p为偏食。 由于公元前1047年10月1日日食带中心点在西经144度，中国的日期为10月2日； 由于公元前1046年2月26日日食带中心点在西经129度，中国的日期为2月27日； 由于公元前1027年2月26日日食带中心点在西经88度，中国的日期为2月27日； 发生日食那天大多是阴历初一。 有上列日食数据进行计算可得下表： 武王伐纣行程日期月相表（详表见附二）
12月为头一年月份。 求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阴历日期： 公元前1051年12月13日（日偏食）为初一，2个朔望月有59天，数59天得：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为初一，为夏历的正月初一。 分析上表和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为初一的数据，即可得出一些有趣的结果。 《书经·武成》[4] 有“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旁死魄的日期：由《书经·武成》“一月壬辰旁死魄”到“四月……丁未祀于周庙”（今本《竹书纪年》“夏四月，王归于丰，飨于太庙。”），壬辰到丁未共76天，减去二、三月59天，一、四月的日期共17天，其中起码包括旁死魄、旁生魄（既生魄）两个月相词，对半开的话，旁死魄为廿二到月底，那么就只有公元前1050年和公元前1045年合适。 据张富祥先生研究“关于利簋铭文的一种解释，也被工程用作武王克商时岁星正当其位或岁星上中天的认识依据。据我们理解，铭文中的‘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朝’字当讲为‘初’；‘岁鼎’通‘岁正’，指正月初一；‘闻’通‘殷’（衣、夷），指殷人的夷人身份。如是则全句可译为：武王征伐商国，在甲子岁旦这天打败殷人，一大早就占领了商城。铭文原很直白，与岁星并无关系，故亦不可作为天象资料使用。依此而论，周人灭商是趁商人过大年之机偷袭成功的，而商周之际尚行用传统的夏历。” [1](P24) 其实“朝”字当讲为“那天”，即甲子日是正月初一那天。由此看上表也只有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是夏历正月初一，同时也证明他们理解释读的不错，利簋铭文根本讲的不是什么天象。 《书经·泰誓》 有“惟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春”特指立春，泛指春季，结合上文利簋铭文“岁鼎”和“一月壬辰旁死魄”的结果，看来只有公元前1050年2月4日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才合适，甚至可能是武王老早就派人联络各国诸侯率领军队于公元前1050年2月4日（周历辛卯年二月廿五，夏历庚寅年十二月廿五）那天在孟津会盟，准备过几天在夏历正月初一那天对商纣王作战。 如果用1881年到1990年阴历日期[5] 比照公元前1120年到前1011年，用1951年2月10日辛巳日比照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则1951年2月10日辛巳日为正月初五，在这110年中还有一个，1884年2月1日辛巳为正月初五，相当于公元前1117年。 这样我们就证明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数据是公元前1050年。作为夏商周年表，这是一个关键的年代数据。这个年代数据具有很重要的重大意义。 首先是确定了商周改朝换代的时刻。 其次证明了：只有今本《竹书纪年》所记的年代数据是正确的，而根据所谓的古本《竹书纪年》得到的武王伐纣年代数据是错误的，依据其他文献研究所得的年代数据也是错误的。 再由《前汉书·律历志·世经》[6](P103) 所写《武成》内容：由“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至庚申二月朔日也”，这部分说壬辰日为一月初二，庚申日为二月初一；而由“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即得壬辰日为闰二月初三，庚申日为三月初二，由此得四月十七（乙巳）为“惟四月既旁生霸”。证明《世经》中实有两套壬辰、庚申日期，其实是错误的。而《书经·武成》篇只有“一月壬辰旁死魄、四月哉生明、既生魄”三个月相词，用词不一致，一看就知道不是一个人写的，反而说明是武王身边的史官们在轮流值班时所记实录，未经后人编造。也证明当时各邦国各自行使自己的历法，才造成利簋与《武成》记录的月份不同。 由于今本《竹书纪年》、古文《尚书》（包括《泰誓》、《武成》等）被认为是伪书，很多人认为根据这些书所作的研究毫无价值。那么，考古出土的利簋铭文则不属于伪书，该铭文有：“武王征商惟甲子朝岁鼎克闻夙有商……”根据“岁鼎”的“岁”字为年岁的意思时，就证明甲子日为一岁之鼎，证明甲子日为夏历正月初一，附二证明在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1011年这120年中只有公元前1050年2月10日甲子日为夏历正月初一，利簋铭文证明今本《竹书纪年》、《书经·武成》、《书经·泰誓》的记录是正确的，其它的记录是错误的。从逻辑上说，只要这些记录对同一个事件指向同一个年代数据，即证明它们都是正确的，同利簋的铭文一样，都是当时史官作的真实记录，后来人是编造不准的，就像刘歆的《世经》一样。正是由于有了日食表，我们才能证实这一点，才能求得这一个准确的年代数据。 这说明我们对古文献不能轻易说是伪书而弃置不用，也不能因为某人说某书是伪书就一概不信据某书资料而得出的数据。 2、盘庚迁殷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殷墟四期作了测年，结果如下： 殷墟第一期：公元前1260年——公元前1235年 殷墟第二期：公元前1230年——公元前1120年 殷墟第三期：公元前1150年——公元前1080年 殷墟第四期：公元前1097年——公元前1050年”[7](P130) 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盘庚迁殷年代为公元前1300年。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盘庚元年为丙寅年，为公元前1315年，盘庚“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十五年，营殷邑。” 盘庚十四年为公元前1302年。 即根据考古测年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2年。 3、夏商分界年代 “‘工程’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作为夏商分界的标志。根据14C测年数据与考古分期成果的整合，初步推断夏商分界当在公元前1610年——公元前1580年之间。”[7](P135) 即说明考古测年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为公元前1610年——公元前1580年之间。 参照殷墟考古测年第一期年代为公元前1260年——公元前1235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定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那么，夏商分界之年应该在公元前1610年以前。原因很简单，整合的考古测年数据可能偏晚几年，再只有改朝换代以后，商才能够在夏都附近建城。这件事今本《竹书纪年》记为：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始屋夏社。”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殷商成汤，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公元前1610年以前最近的癸亥年为公元前1618年。 即根据考古测年和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分界年代为公元前1618年。 4、禹伐三苗的年代 “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认为“石家河文化被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取代是禹伐三苗历史事件的反映，那么，河南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的考古测年数据，便可作为禹伐三苗年代的参考。……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考古测年数据与湖北石家河文化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考古测年数据基本一致。……基本数据集中在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之间。这可作为讨论禹伐三苗年代及夏代始年的参考范围。 《墨子·非攻下》说禹伐三苗时的天象有‘日妖宵出’,《墨子间诂》辑《随巢子》作‘日夜出，昼日不见’，《路史·后记》作‘日夜出，昼不见’，《开元占经》卷六作‘日为夜出’。 夏商周断代工程负责本专题天文推算的刘次沅先生综合美国学者彭瓞钧等人之说指出：‘‘日妖宵出’或‘日夜出’应是一次‘天再昏’现象：当黄昏日落前后日全食（或接近全食）发生，天色突然变黑；几分钟后全食结束，天色转亮；接着是正常的黄昏天黑过程。如果古人把日食引起的第一次天黑当作自然黄昏，那么其后出现的天色转亮就成了反常的‘日夜出’了。’ 刘次沅先生用现代天文学计算方法并考虑到其误差范围，计算了公元前2250年至公元前1850年之间中国地区可见的全部日食和它们所引起的‘天再旦’与‘天再昏’的区域，……公元前2104年数据，不仅符合‘天再昏’条件，而且其范围恰好覆盖湖北与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偏西地区，与三苗活动区几乎一致，尤其值得重视。”[7](P195-197) 由“《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震）。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7](P176)表明禹伐三苗在三苗地区发生那次“天再昏”现象的日食以后。 查《中国历史日食典》中国日食表，发现引起那次“天再昏”现象的日食发生在公元前2104年1月24日。 即证明禹伐三苗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104年。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说明帝舜三十五年为公元前2104年。 5、帝舜陟年 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舜“五十年，帝陟。”帝舜三十五年为公元前2104年，那么帝舜陟的那一年为公元前2089年。 如果帝舜陟的那一年作为夏代的开始（帝舜陟后被夏代史官认为禹执政），即有2089-1618=471。 完全符合今本《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夏代471年。 这样我们通过考古测年和天文学推算数据确定了武王伐纣的年代数据和禹伐三苗的年代数据，并结合今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就得到了一个夏商周年代的基本框架。 既然武王伐纣的年代数据证明只有今本《竹书纪年》的记录是正确的，而现在我们又通过今本《竹书纪年》可以得到夏商周时代的年表，则证明今本《竹书纪年》记录的可靠，绝不可能是宋朝以后的人伪造得出的。 二、构建和讨论夏商周年表 利用今本《竹书纪年》构建夏商周年表，宜分段安排，以方便讨论。先将尧、舜、禹与有夏一代列在一起，进行讨论。 1、尧、舜、禹及夏代：
注：后一王服丧期算在前王的在位数内。 用现在的干支纪年法算禹元年（公元前2085年）为丙子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却记禹元年为壬子年，差24年。 将夏代年表总数，按干支纪年各帝在位年数总加起来为491年，加上禹服丧3年，加帝舜陟的那一年为495年。 495-471=24，也多24年。 即证明在夏代，有一个帝王在位期间发生过改变干支纪年法的事件，使夏代时前后用过两套干支纪年系统，才发生按干支纪年去算总年数凭空多出24年。 看夏代年表可知凭空多出24年只有下列三帝： 帝相在位28年，按干支纪年法算在位68年； 帝廑在位8年，按干支纪年法算在位46年； 帝孔甲在位9年，按干支纪年法算在位35年。 帝相后差40年，又正好有失国40年，少康复国的事，就不应该在帝相时。 而帝孔甲有“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乱，诸侯化之，夏政始衰。”而无特异之事，有可能为无王时期。 而在帝廑时有：“八年，天有妖孽，十日并出，其年陟。”由于当时用干支纪年法并不长久，而纪年历法又由帝王发布（如“禹元年壬子，帝即位，居冀。颁夏时于邦国。”）而现在又出现了从未出现过的怪异事件，当时只有可能帝廑以为上天以此天象示警，将会降大灾害于天下，怎么消解？帝廑与大臣们商量后决定，将当年的丙寅年改为庚寅年，将当天的庚戌日改为丙寅日，颁行天下。 从此后再未改过干支纪年法纪年，也就造成凭空多出24年。 尧、舜、禹及有夏一代是由部落联盟中心向邦国中心国再向王国发展的时期，大部分时间是管理为主，是无为而治，能不能当上中心国首领还要万邦认可（可能实际为要百官认可），正是由要万邦认可到不须认可就成为中国之主的发展转变过程，所以显得前后服丧期长短不同，也因为认可时间长短有关，才会有无王时期。 所以，到商代以后就没有这问题了。 2、商代
今本《竹书纪年》中商代三十王，在位年数总和为508年。 1050+508=1558 公元前1558年与公元前1618年正好差60年，一个甲子数。 纪年所记三十王，王数未少，而少了60年，那么就只能是那个王在位年数少了。 对今本《竹书纪年》所记各代商王在位年数进行系统审查分析，发现虽说汤在位十二年后的外丙两年，仲壬四年，到太甲十二年，年数不多，两代三王共十八年，由于这四王均有伊尹辅政，直到太甲七年伊尹被杀（伊尹由“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来朝”至“太甲，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伊尹辅政共四十年），那么所少的60年不会在外丙、仲壬二王在位期间，而在太甲在位期间则有可能。 沃丁到太戊两代五王共128年，那所少的60年也不会在其间；同样也不会在盘庚以后各王中。 在太戊在位75年以后，盘庚在位28年以前，有九个王五代在位共85年。 关于这九个王，司马迁在《史记·殷记》中说“帝阳甲之时殷衰，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帝阳甲。” [8](P15) 而罗琨先生在《甲骨文解谜》中说：甲骨文“卜辞表明商代对太甲的祭祀相当隆重，与文献所载太甲时‘殷道中兴’，他是‘天下之盛君’的地位相合。”[9](P210) 今本《竹书纪年》记太甲“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到“十二年，陟”，只五六年时间，与他博得这名声及得到相当隆重的祭祀，十分不合拍。 《书经·伊训》记有“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为太甲元年之事。 若失落的60年在太甲之前的仲壬在位期间，则太甲元年为公元前1540年，“十有二月乙丑”为公元前1539年1月29日，为夏历十二月十二。 若失落的60年在太甲在位期间，则太甲元年为公元前1600年，“十有二月乙丑”为公元前1599年2月13日（冬至日在1月3日前后），为夏历十二月廿四。 伊尹代替太甲祭祀先王，只能是大型祭祀，太甲没参加则证明此时已被流放桐宫，而大型祭祀在十二月为十二月廿四。 从十二月廿四日为过小年这样一个洒扫、祭祀先人的日期来看，这天“伊尹祠于先王”是合情合理的，证明太甲元年为公元前1600年。 看来只能是太甲在位年数的记录被遗失造成这60年遗失，而“十二年，陟”几字为后来整理者所补。在太甲与伊尹争权的问题上，今本《竹书纪年》记录为“太甲名至。元年辛巳，王即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王潜出自桐，杀伊尹。天大雾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太甲杀伊尹无疑是权力之争。太甲用杀其父立其子的手段进行权力的再分配，保证了王亥-上甲一系商王族夺回了权力，又避免了商王朝因统治集团内部纷争而衰落。” [9](P210)伊氏家族没奈何，而后来用抹掉太甲几十年在位的记录来出气也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时隔四百多年，史官都不了解真情，故在商周换代后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不算汤在位的十八至二十九年） 那么由公元前1618年到公元前1050年，商代共568年。按当年改元商代为569年，再增加一个甲子数为629年，这即为刘歆在《世经》中说商代为629年的来历。 3、西周
西周年表与几个青铜器铭文对照 “夏商周断代工程”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和青铜器师虎簋铭文“惟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认为师虎簋为懿王元年的器物，可证明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9年。 既然今本《竹书纪年》证明懿王元年为公元前895年，那么就证明师虎簋不为懿王时期的青铜器。而按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各王元年能满足师虎簋铭文的有： 成王 元年 公元前1044年5月19日 甲戌 为周历六月十六日 厉王 元年 公元前853年6月5日 甲戌 为周历六月十六日 宣王 元年 公元前827年5月20日 甲戌 为周历六月十七日 据考证“虎簋盖的虎与师虎簋的师虎为同一人”，虎簋盖铭文记有“惟卅年四月初吉甲戌”。厉王生于孝王七年（公元前864年），公元前854年厉王十一岁（虚岁）接位，厉王十九年（共和七年）厉王三十岁，为公元前835年，这年3月3日甲戌为周历三月廿八日（四月朔前二日，属于四月初吉），符合虎簋盖铭文记录，证明虎簋盖为厉王时的器物，同时证明金文中有时高的王年年数用的是王的年龄。 据说虎簋盖的年代在师虎簋的前面，那么即证明师虎簋为宣王元年的器物。 膳夫山鼎据研究证明为厉王时期的青铜器，其铭文“惟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被“夏商周断代工程”用作证明厉王在位37年的证据。 根据今本《竹书纪年》厉王二十六年（共和十四年）为公元前828年，那年厉王三十七岁，公元前828年1月1日庚戌日为周历正月十四日，还在年节期间（甚至当时历法为正月十五），完全符合膳夫山鼎*的铭文记录[有*标记的青铜器，为后来认为可能错了的，原文还是不改，可看出认识的变化]。 晋侯苏编钟刻有如下铭文： “惟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 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 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 二月既死霸壬寅，王□往东。 三月旁死霸，王至于□，分行（下叙战事）。 六月初吉戊寅，王格大室，即位。……” 这组年历有个问题：“二月既望癸卯”与“二月既死霸壬寅”其月相与干支无法调和。由戊午到壬寅共45天，正好一个半月，戊午既生霸为十三的话，壬寅既死霸正好为廿八，那么“癸卯”应是“辛卯（癸巳）”之误。 《史记·晋世家》载晋侯苏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即公元前812年），那么这次事件发生在公元前812年以前。 由于厉王在位也只有二十六年（包括共和十四年），厉王三十三岁那年公元前832年的历日与此不合，即不在厉王时期。 据计算发现公元前815年12月27日戊午为周历正月十三，公元前814年1月29（31）日辛卯（癸巳）为周历二月十七（十九），公元前814年2月9日壬寅为周历二月廿八，公元前814年5月16日戊寅为周历六月初五。符合编钟铭文记录。 公元前814年为周宣王十四年，证明这年宣王三十三岁，证明宣王十九岁接位。宣王生于厉王八年（公元前846年），这年厉王十九岁。证明公元前842年为厉王十二年、国人暴动时王子静（宣王）才五岁，召公才可能用自己的儿子冒充王子，交出去以平息众怒。 由于晋侯苏在宣王十六年突然去世了，去世时要用套编钟殉葬，做新的来不及，故这套编钟上陪宣王十四年南巡记事的铭文是急急忙忙刻上去的。 静方鼎鼎内壁所铸铭文与昭王南征荆楚有关。“据有关资料可知，周昭王南征荆楚始于十六年，终于十九年。其始只是派遣臣下南行准备，后来则是亲征，以致死于汉上。接着穆王即位，继伐荆楚，为父报仇”。[7](P124) 静方鼎铭文即记这件事，开头铭文“惟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及）静省南国相，设居。”记的是昭王准备伐楚，中及静去为王准备行宫。 据今本《竹书纪年》昭王十六年为公元前966年，这年9月17日甲子为周历十月十一日，这年昭王准备伐楚，符合静方鼎铭文记录。 静方鼎接下来的铭文“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令静曰……”这段文字说穆王元年六月葬昭王后，静回来“告于成周”，得到穆王赏赐，铸了静方鼎，以记其事。 据今本《竹书纪年》穆王元年为公元前962年，这年6月24日庚申为周历七月廿九日（八月朔前二日，属于八月初吉），7月11日丁丑为周历八月十六日，完全符合铭文记录。 青铜器的铭文与今本《竹书纪年》所得年代合拍即证明这个年代数据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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