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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为投身学术赋予了很强的道德色彩，称其为命运，它变成了一个学者得到救赎的道德义务。如果一个人不是把学术视为志业，他很难抵御来自其他行业的物质诱惑，也很难牺牲业余时间和假日。这或许就是一百年后读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现实意义。 1917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那一天，应慕尼黑大学“自由学生联盟”的邀请，马克斯·韦伯在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做了题为《以学术为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是题为“以脑力劳动为志业”（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第二讲的题目为《以政治为志业》（Politik as Beruf），演讲时间是1919年。韦伯撰写《以学术为志业》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战败的局势已经确定无疑，因为在此之前，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美国则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不过德国战败后的具体情况尚无法预料。讲座的听众主要是若干年之后即将走上职业生涯的学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开始学术生涯，而韦伯本人此时也处在如何把职业和志业协调和融合的困难阶段。1894年，年仅30岁的韦伯被聘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897接受海德堡大学国民经济和财政学教授聘书，因病于1903年辞去海德堡大学教授职务，经济上依靠其夫人继承的遗产。韦伯没有中断学术研究，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德国经济境况恶化，1917年，53岁的韦伯此时正在考虑接受慕尼黑大学的聘任。 现代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源于中古德语中表示“智慧”的名词，后来指整个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研究。“Beruf”一词在上个世纪初仍然具有“职业”（英语的profession）和“志业”（英语的vocation）双重意思。韦伯不否认学术也是谋生的手段，但是他在讲座中强调了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应当具有使命感，视学术为天职。换句话说，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被动地从事这个行业，而更加重要的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主动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学术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韦伯为投身学术赋予了很强的道德色彩，因此称其为命运。 韦伯首先描写了当时德国的学术机制和学者的物质条件。他希望年轻人对学术的本质和大学的运作机制有充分的了解，不要抱着任何幻想，他因此称自己的演讲是“迂腐的”，正如爱因斯坦说：“学术是一项美好的志业，只是不能指望靠它谋生。”接着，韦伯对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制度进行了比较。在美国，一个年轻的学者作为讲师和副教授有固定的薪俸。德国当时实行教席制，拥有教席的教授（被称为Ordinarius）相当于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手下有若干普通教授（名叫Extraordinarius）和许多科研助手。想成为一名教授，一个人博士毕业以后首先要完成第二篇博士论文即教授资格论文，然后再当若干年讲师（Privatdozent）。德国讲师的教学任务很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在学术志趣和科研周期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也没有固定的工资，而是从学生的学费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在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无论在教育模式还是在科研方面均堪称一流，有许多美国人到德国求学。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0倍，而后者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188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就读的美国学生多达164人，占学生总数的6.8%。 韦伯在讲座中指出了德国大学日益美国化的事实，他认为这是技术和经济发展使然，不过原来德国大学的人文精神即洪堡提倡的借助教学和研究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逐渐消失，大学的独立性和大学教授的自主性也被削弱，在大学里至关重要的不再是学者与学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片面追求学生的数量和知识的实用性。洪堡于1810年建立柏林大学时的宗旨是“教师授课的自主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到了韦伯发表演讲的1917年，大学日益变成大型企业，在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趋势尤甚。在这些学科，教席教授相当于企业管理人，而科研助手则沦为工厂工人；这些年轻的学者挣工资，但是不再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韦伯预言这种情况不仅会持续，而且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意思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无法逃脱此厄运。在韦伯看来，至少在当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仍然拥有自己的藏书，如同以往的工匠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 接下来，韦伯谈到了德国大学聘任教授时的一些奇怪现象。虽然推崇客观和公正，很多时候，经过学术和行政机构一系列审议和评选之后，被选中的不是最优秀的申请者，而是第二甚至第三名。有些申请者学术造诣深厚，但是因为教学能力差落选，这里说的能力是指选课的学生数量少和他们为教师打的分很低。韦伯对这一评价机制不以为然，认为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和杰出的生理和物理学家黑尔姆霍尔茨都是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授课却很糟糕。韦伯以为，教学和科研是两个很难兼顾的事情。他告诫听众，有志于学术，就需要有远大的胸怀和巨大的耐心，一年又一年看着才气不如自己的人得到晋升。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能否进入这个行当，其中起作用的不只是相关学校的评价机制和教席所在院系的具体需求，而且因为编制是固定的，一旦申请者的有效竞聘年龄与原教席拥有者的退休时间错位，任凭他的学术成就怎样出色，他赢得教授位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韦伯把竞聘教授职位比作碰“运气”甚至“赌博”。 韦伯告诉面前的学生，能否在学术上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创新能力。韦伯把这种能力与“灵感”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天赋的。灵感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必要前提，但是它绝不是苦思冥想而来的；灵感不能替代艰辛的工作，起早贪黑用功也未必一定能够换来灵感。韦伯提到，让黑尔姆霍尔茨在物理和神经学领域获得突破的灵感多数是在安静的街道散步时获得的。韦伯还指出，除了外部的选拔和晋升机制以外，有志于学术的人还需考虑学术日益专业化的事实。学者必须具备很强的自制力，不仅要在学术兴趣上追求独特性，而且在选择研究题目、论证问题时专一和前后一致。他的建议是，从事学术毕竟不是为了体验。一个有潜质的学者不仅要拥有“千年时光为我流逝”之雄心，而且还要有“再等一千年”的耐心。 韦伯说，尽管在学术界获得成功不易，任何一种学术成果有一天终究过时并被淘汰，相比之下，艺术家则可以指望其作品成为流芳百世的杰作。韦伯认为，学术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推陈出新。每一项学术成果都促成更多新的问题，并且为后人找到其答案奠定基础。在学术界被后人超过不仅是从业者的命运，也是他们的目标。学术毕竟不同于艺术，学者不能指望一劳永逸，他的任何成果都不会一直有效。从事学术需要一种热情，有了这一热情，一个人才可以忍受长年的辛苦甚至挫折，只有用热情追求的东西才真正具有价值。韦伯把这种持之以恒地献身于学术的精神称为学者的“性格”。 学术何以值得一个人如此倾心甚至献身？韦伯认为，学术教会一个人说明和解释事情的方法，可以促使一个人阐明自己的立场。在韦伯看来，学术无法回答人生的根本问题，诸如人应当如何生活以及人生的意义何在，他认为这些涉及价值的问题属于宗教的范畴。理性和信仰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二者不容混为一谈。韦伯认为，学者应当有充 分的理由说明其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意义，也就是说，学术赋予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我意识，学者献身学术的意义就在其中。按照韦伯的理解，学术植根于人类进步的过程，这种进步并非指向恒定的和最终的真理，而是处在永不停歇的动态。韦伯把这个过程称为“祛魅”。一个没有终点的学术具有怎样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它在文化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在韦伯眼里，学术有助于人类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了解生活的真谛和真实性，从这个角度说，学术变成了一个学者得到救赎的道德义务，它不是达到某种终极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学术而从事学术。 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曾经使得人类有一种信念，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被完满地解释，所有的问题即便暂时无法，最终都可以借助科技得到解决；不存在神秘和超然的力量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有能力预料并控制未来的事情。理性化的结果是，原来由宗教赋予生活各种意义的年月一去不复返，而科学在这个层面无法完全替代宗教。韦伯对理性化怀有矛盾的心情，认为它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做事的效率提高了，但是它无法提供有关终极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尔斯泰说科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无法回答诸如“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之类的问题。韦伯称上述变化及其结果为“时代的命运”。他认为，人世的价值是多重的，而且相互冲突，每个人不仅要赋予其周围的世界特定的意义，而且要在其中确定自身的立场。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的真实性就在于它令我们相信，我们有必要进行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学术的人具有使命感是正常和正当的，他是在完成一项义务。在现代社会，完全借助宗教意味着牺牲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理性，如果我们热爱真理，就无法继续抱着幻想。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揭示了人类所处的窘境，韦伯提倡把学术当作志业，实际上承认了这一困境，但是他给出的答案不是让人们在这个困境中绝望，而是有所作为。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德国，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面临的前途未卜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通常情况下，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在一名教授手下充当助理研究员，类似于博士后，时间一般不超过6年。在此期间，他要完成第二篇论文（教授资格论文），并且在该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洪堡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学术型学徒培养模式”的些许痕迹。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以后，年轻学者不仅可以竞聘教授职位，而且有独立授课和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权利。不过，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凭借天资、能力和运气获得教授职位，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42岁。总的情况是，竞聘者获得固定位置时的年龄偏高，临时聘用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以2012年的统计数字为例，德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约为13万，其中大约16%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在每年增加的约2万名博士毕业生当中，有1200人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或者获得助理教授（非永久）头衔，他们当中不足一半的人有机会获得固定的教授职位。此外，德国目前在读的博士生人数达20万之多，某一年或某些年毕业的博士生增多，意味着此后若干年竞争教授职位的激烈度会加剧。1990年，德国大学的教授总人数约为3万多，临时雇用的科研人员数近4万。到了2012年，教授人数增加到4万，而临时聘用的科研人员数量上升为16万，意味着固定和非固定职位的比例从1比1变为1比4。一般来说，只有当一所大学开设新的学科、建立新的科研领域，或者由州政府建立新的大学的时候，才会出现新的教授位置，这意味着，每个即将退休的教授后面有4个早已具有教授资格的人在等待。这一局面的优点是，用人单位随时可以择优聘用，弊端是容易让人感到绝望，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 竞争教授职位的人最后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一劳永逸，另一条则是一无所有。一劳永逸指的是那些有幸获得教授职位的人，他们的聘期一直到65岁退休为止，不仅薪俸优厚，而且在聘期和退休以后享受公务员的待遇；他们在研究领域和经费使用方面享有自主权，对研究所的运转和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权。相比之下，那些没有机会获得教授职位的人只能终生打零工或者在不惑之年改行。 毋庸讳言，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在改变聘任程序和改善年轻学者境况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从2004年起，博士毕业生可以直接竞聘教授职位，无需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但是，在许多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的竞争者参与的角逐中，初出茅庐者胜出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另外，包括德国科学基金会在内的许多机构加大了对年轻学者的经费资助力度。获得了资助，当然要上交相应的成果，年轻学者不仅要注重论文的篇数、申请到的项目的数量和经费额度，而且还要争取成果的原创性和突破性。在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很难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在幽静的街道散步时等待灵感的降临。不仅如此，在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的人怀抱韦伯所说的非功利的理想变得更加难能可贵。没有内部的动力确实很难承受外部的压力，如果一个人不是把学术视为志业，他很难抵御来自其他行业的物质诱惑，也很难牺牲业余时间和假日。这或许就是一百年后读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