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明权信二封①
    （一）
    明权同志：
      感谢你写了那样的好诗。对于好作品，应该是感谢而不是祝贺。第二首好像差一点，也许因为所说的事跟我没有什么切身关系。
      不过，为什么要标明是“哲理诗”呢？我看这虽然是说理的，却并非是哲理诗。
      你写得太少了。这是一种美德。但是还可以有另一种美德，那就是写得多。
      有一次在西长安街头，看见你临风而立，衣袂飘举，若有所思，似在一座小山上，而不像伫立在热闹的街头，应该为你雕一座这样的像。握手！
    曾祺
    廿七日
    （二）
    明权同志：
    你的诗《更信任人吧》发表后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我现在觉得，我所以欣赏你那首诗是我的思想的一种反映：这是一种自由主义。我总觉得在生活里所受到的干涉、限制、约束过多，希望得到更多的“信任”，更多的自由。这实在是要求放松或者取消改造。我正在检查我的右倾思想。我希望你也检查检查。至少，你这首诗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是起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也曾经想，这是指的人民内部的，不，正是人民内部，需要改造，而这种改造，应该由党来领导。改造，这是要作许多艰苦的斗争的，不是“一把招引心灵前进的火炬”就能解决问题。
    我无暇（自顾不暇）批评你这首诗，只是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你。
    希望你也能对我提出意见。
    愿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前进。
    握手！
    汪曾祺
    七、十六
    注释：
    ① 封信分别写于1957年反“右”运动前后。明权，张明权（1921—1991），作家，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协，时任北京市文联创作员。
    思想汇报①
    赵所长、王所长、李支书：
    兹将我最近时期工作和思想情况简单汇报如下：
    我七月底离开沙岭子到沽源，稍事整理，即开始绘画马铃薯的花和叶子。迄至现在为止，已画成60余幅。其中部分是兼画了花和叶子的，部分的只画了花，小部分是只画了叶子的。我每天早起到田间剪取花、叶，回来即伏案作画。因为山药花到了下午即会闭合或凋落，为了争取多画一二丛，我中午大抵是不休息。除吃午饭外，一直工作到下午七时左右。每天的工作大概有十一、二小时。晚上因为没有灯；且即便有灯，灯下颜色不正，不能工作，只好休息。已经画成的各幅，据这里李敏同志和陈先雨同志鉴定，认为尚属真实。我自己知道，我幼年虽对绘画很有兴趣，但从未受过严格训练，用笔用色，都不熟练，要想画得十分准确而有生气是颇困难的。
    我来得晚了，大部马铃薯已经过了盛花期。今年天旱，来后未降大雨，花未续开。现在原始材料圃的花已零落殆尽，只能画叶子了。而且叶子不少也枯萎了。总之全部中国品种今年是无法画完了，只好等到明年补画。昨天已经开始收获，再画几天叶子，就要开始画薯块了。
    画薯块，到底怎样画法，须待陈先雨同志回来与付令仪同志等商量后决定。老付原来只说画薯块，陈先雨同志说最好等休眠期以后连同芽子一起画。我没有意见，领导上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执行。此事先雨同志回所后必当跟你们商量。希望能有一个明确决定。如需画薯芽，我即作在坝上过冬的准备，否则即当计划在一定时期后，结束工作回所。
    我在此地工作的情况，先雨同志当会向你们当面汇报。
    我在沽源半个多月，情绪一般是安定平稳的。我对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是了解的，对于领导上决定让我来作这个工作，能够发挥我的（虽然不是专擅的）特长，来为党、为人民服务，我是十分感激而兴奋的，所以我在工作中一般尚能慎重将事，争取主动，不敢稍微懈怠。
    我最近的思想问题，主要仍是个人主义未能克服干净。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①是对于何时分配工作，何时能摘帽子，还时时想到。我想到去年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派我出去画画的，结束工作后曾作过一次鉴定，今年九、十月后，离我下来快近两年了，是不是也会作一次鉴定呢。鉴定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决定呢？我写信给杨香保同志时，曾问他“有无令人兴奋的消息”，充分说明了我的这一方面的思想情况。这个问题，在所内时想得还更多一些，到坝上后，因为工作紧张，想到工作的意义，又经我爱人劝说： “不要老是想到何时分配工作，现在不是已经在工作了么”，现在已经想得较少，或者暂时已经不想它了。
    ②对于“是不是甘心情愿作一个平凡的人”，即作一个普通劳动者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
    我对现在的工作是有兴趣的，但觉得究竟不是我的专长。有一晚无灯黑坐，曾信笔写了一首旧诗： “三十年前了了时，曾拟许身作画师，何期出塞修芋谱，搔发临畦和胭脂” （三十年前，被人称赞颇为聪明的时候，曾经打算作一个画家，没有想到到塞外来画山药品种志的图，搔着满头白发在山药地旁边来和胭脂）。我总是希望能够再从事文学工作，不论是搞创作、搞古典或民间文学，或者搞戏曲，那样才能“扬眉吐气”。问题即在于“扬眉吐气”，这显然是从个人的名位利害出发，不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对于“立功赎罪”距离更远。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我在从事现在的工作的时候（以前在从事到的工作时也一样），觉得这样已很好。一般的工作，我大概都可以产生兴趣，自信也会勤勉地去作，领导上、群众也不会有多大意见。这样看起来好像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但实际上是随遇而安，无所用心，不问大事，但求无过，跟党保持一定距离，不能真正产生愉快鼓舞的心情，不能产生奋不顾身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我的年龄逐渐大了，今年已经四十岁，我很怕我会成为这样的精神上是低头曲背的人。这是一种没落者的情绪。
    以上所说的两方面，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即不能“忘我”，还是个人主义盘踞在心里作怪。我经常在和我这两种思想作斗争，但是实际没有彻底解决。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过程，我很希望领导上在我的斗争过程里给予启发和帮助。
    如有时间，很希望能来信指示。
    敬礼！
    汪曾祺 八月十七日
    注释：
    ① 1958年秋，汪曾祺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0年10月摘去“右派”帽子。1960年8月间，被派到沽源马铃薯研究站，画《中国马铃薯图谱》。本文是汪曾祺写给农研所领导的思想汇报。
    致王欢①
    王欢同志：
    来信收到。我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很少答复。看了你的信，我觉得应该答复一下，因为我从信封到信“瓤”的字迹上来看，你的态度是很诚挚的，这使我很感动。
    但是你提出的问题我很难回答。沈先生②后来不写小说，有他自己主观上的原因和客观上的原因。两方面，我大体上都有些了解。但是我不想跟你说。客观上的原因，你从我那篇《沈从文的寂寞》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在国内，我觉得对于沈先生的作品的评价偏低，是不公平的。怎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沈先生的作品？我觉得某些外国人的理解倒是比较客观的。美国选择了沈先生的几篇小说，书名叫做《中国的土地》，沈先生的小说，也无非是写出了中国的这块土地上特有的风土人情吧。至于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那该怎么说呢！请你原谅，我不能跟你说实话。你是有鉴别能力的！你自己估量吧。我是沈先生的学生（可以说是“高足”），我的感情当然会有所偏袒的。
    你是个牙科医生，却对文学产生这样的诚挚的兴趣，我真是很为之感动。希望什么时候我们能见面谈谈。
    说不定我有一天会来麻烦你，因为我的牙很不好。
    沈先生近年身体不好，偏瘫了，我也很久没有去看他了。如去，见到他，当为替你致候。
    即候时安！
    汪曾祺
    九月廿八日
    注释：
    ①王欢生于1958年，河北唐山人，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医师。此信写于1984年。
    ②沈先生，作家沈从文。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