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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部分学者围绕司母戊鼎的称谓再次展开讨论，由于自己从事夏商周考古研究，故对这一问题比较关注，虽未刻意搜集和深读所有文章，但也浏览了其中的一部分。由相关文章得知，引起这次讨论的原因是该鼎收藏单位国家博物馆在新的展陈说明中，将以往习称的“司母戊”鼎改称为“后母戊”鼎。 无论称“司母戊”，还是称“后母戊”，都是旧话重提，虽然各自又补充一些新的理由，但仍是公婆之争，难成定论。由于司母戊鼎知名度甚高，故社会反响很大。李维明先生作为国家博物馆的科研人员，而且专门研究夏商周考古，他的朋友与同行，少不了有人会询问他的意见。面对大家的提问和学界的讨论，他有责任，也有必要探明究竟，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一书便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产生的。 维明先生以往的论著，绝大部分我都拜读过，其对任何学术问题的探讨，不参与则已，一旦参与便会究其所有，在广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予以全面考察，甚至对一些细枝末节也不肯放过。《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亦体现了这一风格。 本书并不限于对司母戊鼎铭文的探究，更多的内容是梳理和研讨与该鼎密切相关的各方面问题，既有微观的分析，也有宏观的考察。 微观方面，比如，关于该鼎的具体出土地点，目前学术界多信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的说法，即位于武官村北，属殷墟王陵东区一座单墓道大墓——M260。依据是当年（1939 年） 参加过挖掘该鼎的老农的指认，按常理应该说比较可靠。然而，维明先生对此并未盲从，经查更早的有关该鼎出土的文献资料，发现早在1946 年，有学者专门到殷墟去调查了解过该鼎出土情况，获悉该鼎的出土位置是武官村南，调查者还专门绘制了具体出土位置草图（《申报》1946 年10 月27 日，本书第017 页图二）。这恰与上述说法——出于武官村北相反。究竟是村北？还是村南？显然难以裁断，或将成为永久的难解之谜。但经过维明先生的梳理，使我们明白，今后再谈司母戊鼎具体出土地点时，要知道出于王陵东区M260 仅是传说之一，还有其他说法不能忽略。类似的细微之处，书中还有不少，如该鼎的出土年份和日期、准确尺度与重量等，过去都有不同说法，对此，书中列表逐一说明。这些不同说法，哪个合理科学？看来，今后在比较研究时，若引用这方面内容，就需要自我判断，并注明材料来源。 宏观方面的考察主要是对司母戊鼎铸造场景的探讨与对西北岗商王陵区大墓的分析。 司母戊鼎作为现知商代体量最大的王室重器，其铸造工艺一直倍受学界重视，不少学者进行过研究。本书在汲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殷墟铸铜遗存的相关发现，除探讨铸造该鼎的工艺流程外，还探讨了铸造该鼎的场景。而后者是以往研究甚少涉及的，内容包括铸造场地、所属作坊、作坊内的配套设施、生产者的相关遗存及其身份等等。以铸造场所而言，现知商代晚期规模较大的青铜铸造作坊均发现于殷墟遗址（不包括洹北商城），共有三处，面积都在一万平方米以上，即小屯东北地、苗圃北地和孝民屯一带。根据考古学文化分期，可知三处的使用时间不完全相同。而司母戊鼎的所属期别，虽学界认识不一，但不出殷墟第二、三两期。经过对比可知，小屯东北地铸铜作坊虽属宫殿区，但其使用年代超出这一时间段，而后两处的使用时间都包括了殷墟二、三期。据此判断，司母戊鼎应铸造于苗圃北地或孝民屯铸铜作坊。结合这两处作坊内相关遗存的发现，推测铸造于孝民屯作坊的可能性较大。司母戊鼎既为王室重器，又出在王陵区或其近旁，所以作者专列一节，对西北岗商王陵区大墓进行了分析。夏商周三代王陵，已发现并经发掘者只有殷墟西北岗商王陵，虽然所有陵墓屡遭盗掘，破坏甚重，葬品无几，但仍有很多信息展现了商王陵墓的实况，不仅成为了解商王陵制与葬俗的唯一材料，也是研究先秦，乃至汉代陵墓制度必不可少的参照，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因此，学者们对西北岗商王陵的研究一直持续不断。本书在对墓葬和出土遗物（主要出自“翻葬坑”） 进行类型划分之后，再比对期别比较明确的器物，进而确定了各墓的所属期别。我们知道，目前的商文化分期已相当成熟，尽管在期别判定上“翻葬坑”的遗物与原位的葬品有所不同，但毕竟是重要参考，所得结论值得重视。同时，作者还对以往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概括，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虽然《司母戊鼎还有多少待解之谜》一书围绕司母戊鼎展开了多方面讨论，作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倾向性意见，但有关难解之谜仍然存在，有待解决。相信以后解谜的参与者，或有意了解司母戊鼎相关内容者，本书肯定是必读的著作。 （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11月28日7版） 责编：韩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