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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年（康熙二十年）某天上午，康熙帝在紫禁城接见直隶巡抚于成龙时，拉着他的手说：你是今时清官第一！ 算起来，于成龙可能是受康熙帝表扬最多、评价最高的官员。由于他的推崇，三百多年来，于成龙逐渐家喻户晓。如今电视剧等文学艺术作品的渲染，令于成龙的形象更加丰满，一些同志在感叹之余，又觉得他完美得高不可攀。 事实并非如此。 一、于成龙本是平常人于成龙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我们有许多相似之处，有些硬件条件可能还不如我们。 落榜复读生，智商平平。于成龙是明代巡抚于坦后人，但家道早已中落。虽然志向高远，偏偏考试不行，二十多年过不了科举关。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23岁的青年于成龙在太原参加乡试，结果与举人擦肩而过，只中了个副榜贡生，就是落榜生中基础比较好的，可以免费到国子监复读。 不久明亡清兴，一耽搁又是几年。清朝恢复科举之后，于成龙又考了几次，仍然考不上。终其一生，他的最高学历还是落榜复读生。后来当了大官，在一些重要场合，礼仪规定必须写明职务级别和学历，这项规定对他来说无异于羞辱。局势稳定后，官场中人普遍高学历，低学历低人一等，当事人当然自卑。 而“前朝”这个标记对于于成龙来说，是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封建士大夫思想意识偏激，认为高尚的知识分子应该以身殉前朝，至少应该老老实实在家种地。在后朝做官属于大节有亏，同女人改嫁一样丢人。可以想象，于成龙承受了多大的心灵煎熬。 入职晚，工作岗位奇差。于成龙最终能进入官场，得益于政府的一项特殊政策。清初百废待兴，科举取士根本赶不上需要，朝廷决定直接从社会上挖人才。于成龙喜从天降，居然被选中。 但这块馅饼并不好吃，他的工作岗位是广西罗城县令。罗城刚刚归化不久，自古瘴疠荒蛮，而且距内地好几千公里。长期战乱导致县城只剩下6户人家，无民生可言，无基础设施，民风冥顽凶悍，犯罪分子明火执仗，根本不适合居住。朝廷此前派去过两个县令，一个被人杀了，一直无法破案，另一位干了没几天，为了保命，扔下大印跑了。这一年于成龙已经45岁，干还是不干？ 犯过错误，受到断崖式处理。于成龙不是神，至少有两次犯错误的记录，而且处分都很重。一次是在武昌知府任上，他负责为部队架桥。这个山西人对水乡不熟悉，工程质量不过关，军队还没使用，桥就被洪水冲垮了，结果受到了开除留用的严重处分。 另一次发生在两江总督任上。这个职位是于成龙事业的巅峰，但他因为年纪大、疾病缠身，疏忽了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管束。助理田万侯打着他的旗号为非作歹，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康熙帝没有因为器重于成龙就手下留情，严肃追究了他的责任，于成龙被连降五级，实实在在的断崖式处理。 曾经动摇过，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于成龙不是输入固定程序自动运行的机器人，面对压力也会恐惧软弱。初到罗城，两间四处透风的破茅草房便是办公室加宿舍，几块土疙瘩垒成办公桌，夜里害怕坏人进来，不敢睡觉，饿肚子更是平常。花钱招聘过两拨工勤人员，有的被凶徒打死，有的吓成了神经病，余下的不是病死，就是不辞而别，县太爷连正常生活都难。 于成龙后悔了：这鬼地方简直是人间地狱，我脑子有病啊，我自找的！快扛不住的时候，他强烈要求调动。假如大家都不安心在艰苦地区工作，不等于国家版图缩小了吗？所以上司没有理会。 虽然说了落后话，但活儿确实干得漂亮，于是朝廷重用他为四川合州知州。于成龙如释重负地告诉好朋友：罗城的城隍庙真灵啊，我去求过平安，现在真的活着离开啦！ 也有小毛病、小爱好。于成龙可能是清代绰号最多的高干，比如于青菜、于糠粥、于半鸭、于青天等等。实际上也有不那么正面的绰号，比如酒徒。他的确喜欢喝点小酒，但凡条件许可，每天必喝。尽管没有耽误事的记载，但作为地方一把手，被围观拍砖是逃不掉的。 二、于成龙的非凡成就就是这样一个寻常人，康熙帝器重他，官场尊敬他，历史学家认可他，百姓怀念他。如此超越时空、各方评价高度一致的封建官僚，在历史上极其少见。 于成龙为什么如此成功呢？ 主观上，与人民紧紧相拥。于成龙书读得很多，加上祖先的影响。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取向，是他人生的基本信念。“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明末的腐败和明末清初的战乱，让他对人民的苦难抱有深深同情，坚定了他的使命感。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劝他别去罗城找死，暗示他副榜贡生前途有限，不值得拼命，他一抒胸臆，解释了别人的疑问：科举制发明之前就没人做大事吗？我去罗城不求富贵温饱，只求“天理良心”，老百姓活得好一点。 他卖掉房产凑齐路费，毅然赴任。“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宁愿吃糠咽菜，也不拿他们一个子儿。深入虎穴卧底，与土匪称兄道弟，然后从重从快活埋了匪首。所到之处，无不迅速恢复秩序，人民安居乐业。——正所谓“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康熙帝称他是“天下廉吏第一”，至今人们还把他同“清官”等同，其实这是不全面的。于成龙不但清廉自爱，而且大有作为、善于作为，施政目标始终是保土安民，代表和维护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人民性清晰。因此，于成龙的“得票率”自然高于曾国藩、左宗棠。 1661年（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在这一年，老书生于成龙当上了罗城县令。“察吏安民”四个字正是康熙帝亲政后的执政理念，直指时弊，顺应民心，符合时代要求，契合于成龙这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康熙帝围绕安民从严治吏，多次说“朕事事以百姓为念”。对这样的君主，于成龙没有理由不忠诚。而他的忠诚不是说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而是体现在保土安民的实际行动上，甚至愿意付出生命。 他的忠诚还表现在胸怀坦荡，不揣摩上意，只要对社稷苍生有益的事就大胆去做。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请求皇帝破格提拔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爱将、同样廉洁有为的小于成龙。康熙帝力排众议加以支持，最终小于成龙也成为名臣，贡献多多。假如没有志向的一致和心灵的默契，这样的故事不可能发生。 于成龙去世后，康熙帝还向人打听他的事迹，并且感慨说：“居官如成龙，能有几耶？”其实，经过一个甲子的努力，康熙朝的清官能吏队伍蔚为壮观，除了两个于成龙，还有张伯行、范承勋、格尔古德、赵申乔、彭鹏等等，名单很长很长。没有这样一个名单，就没有康乾盛世；没有康熙帝这样志向高远的卓越政治家，就没有这份名单，两者互为因果。 作者简介： 习骅，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现任中央纪委驻审计署纪检组副组长。撰有历史随笔《大清“裸官”庆亲王的作风问题》《雍正如何让官吏为国家做事》《皇帝的伙食费到底多少？》《雍正铁腕治吏的启示》《“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等，出版《中国历史的教训》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