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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对英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它导致英国精英阶层乃至普通民众的分裂。英国史学界对当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影响着其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英国史学界忽视了外国军事干涉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们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后果影响深远，但不太认可其取得了建设性的成就。英国文学界忽略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建设性和积极的成就，质疑法国大革命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英国大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英国政治家多从英国如何避免与法国相似的革命的角度看待法国大革命。他们认为，英国人已经发现了如何在推进民主和捍卫个人自由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的奥秘。英国政治家对本国的宪政原则和实践抱有坚定信心。 关键词 法国大革命 英国 史学界 文学界 政界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如此富有戏剧性、如此震撼人心又如此意义深远，以致后来被视为从旧制度向新世界转变的分水岭。它无疑对此后的整个法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英国，法国大革命激起了一场持久而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一方期望英国能赶超作为榜样的法国，另一方则非常担心大革命会摧毁英国备受珍视的政治与社会秩序。这场革命既影响了英国政府和议会的政策与行动，也影响了英伦诸岛激进派和忠诚派政治家的思想和行动。法国大革命使英国投身一场空前规模的战争，也威胁了英国的海外贸易、殖民地乃至英国的独立生存。在法国大革命不再构成直接威胁很久之后，它仍是英国社会内部辩论和争吵的话题，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若要认识法国大革命何以对英国产生持久影响，何以长期盘桓在英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就必须考察英国历史学家们是如何研究和解释这场革命的，它是如何被各种文化媒介再现的，以及它如何影响了英国政治家和政治评论者们的立场和基本原则。 一、 英国史学界和法国大革命 从19世纪初开始，许多著名法国历史学家都试图阐释、解读和理解1789年大革命的意义，从梯也尔（Thiers），经米什莱（Michelet）、泰纳（Taine）、马蒂厄（Mathiez）和勒费弗尔（Lefebvre），一直到孚雷（Furet）。这些历史学家发表了大量论著，但他们对革命的解释大为不同。在法国学者关于大革命的著作中，大多数最有影响、最富争议的作品都已被译成英文，它们对英国历史学家有很大的影响。不过，这些作品并不是被毫无批判地接受。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历史学家们对法国主要的大革命史学者的政治动机和思想偏向是很怀疑的，但是，英国人很少能像奥拉尔（Aulard）那样发现大量的新材料，或者像马蒂厄那样提供全新的解释。尽管英国历史学家可以声称对大革命的态度更为超然，但实际上他们受到的冲击很大，而且他们也相信大革命对英国的确影响巨大。在19世纪，他们大部分都认为，由于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改革的要求是正当的，不过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批评革命蜕变成了暴力和恐怖。他们倾向于忽视革命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力量。他们通常深信，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犯下了种种愚行和罪过，但往往又忽视外国军事干涉对革命者的行为产生的影响。他们一边承认大革命的后果影响深远，一边又不太情愿认可其更具建设性的成就。 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中，既有学院派的，也有非学院派的。1807—1847年担任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的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yth），是英国第一个试图对法国大革命进行冷静研究的学院派学者。他的阅读范围很广——尽管不加批判——涉及各种开始在法国出版的史料，不管是可靠的还是不可靠的。史密斯将大革命的爆发归因于旧制度的弊政和国王财政改革的失败。他同情法国人早期的努力，他们曾尝试建立一个英国式的立宪君主制，但他批评革命者：甚至这些早期的革命者也过于轻率地信赖一些虚幻的理论，这些人太相信人类的理性了。尽管他批评路易十六和奥地利人的反革命企图，但又着力强调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的愚蠢和罪行。史密斯不认同梯也尔和米涅（Mignet）关于革命滑入恐怖不可避免的观点，也不接受基佐关于伟大原则在大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的说法。 1825年，保守派诗人和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开始撰写一部拿破仑的传记；1827年，著作终于完成，书名为《拿破仑·波拿巴生平：法国人的皇帝》，共计九卷，一百多万字。在研究拿破仑的生平之前，司各特出版了一部讲述法国大革命前期历史的开场作。他在作品中透露，自己深得埃德蒙·柏克（Edmond Burke）对大革命的敌视观点的启迪。司各特宣扬等级制社会的长处以及他捍卫私有财产的意愿，并深信基督教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他承认，大革命首先是因为旧制度的虚弱和僵化造成的，但他并不接受革命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认为主要的革命者都得到了强有力的群众支持。如果碰上一个能干的君主、一批出色一点的顾问，革命或许不至于滑向暴力和恐怖。司各特十分赞同柏克的看法，抨击革命者鲁莽地援引抽象的自然权利，并且为他们着力创造一个平等社会的尝试而悲叹。他谴责伏尔泰和其他法国哲人，认为他们不知不觉地撩拨起躁动不安的资产者和无法无天的暴民的政治野心。他将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塑造成殉道者，并指责吉伦特派过于软弱，雅各宾派则像撒旦一样邪恶。 司各特的作品中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偏见并非没有受到挑战。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发表了一篇内容十分充实的评论，他在文中批评了司各特；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则于1828—1830年匆忙写了四卷本的《拿破仑传》以回应司各特的作品。年轻的哈兹里特当时已经被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的激进政治理念所吸引。他后来还撰文抨击詹姆斯·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和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抛弃了当初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哈兹里特从来不是坚定的民主共和派，但他痛恨神授君主权和土地贵族在整个欧洲行使的统治权。他批评埃德蒙·柏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用心险恶，斥责英国政府对法国进行反革命战争的决策；1814—1815年，当波旁君主制在法国复辟时，哈兹里特深感震惊。他尤其赞赏卢梭对法国革命者们的影响。他把革命的起因归结为旧制度的弊端，认为适时的让步本可以避免随后的暴力。大革命之所以会滑入暴力和恐怖，部分原因在于法国人性格中的缺陷（在他看来，法国人过分热衷于抽象观念和漫无边际的推理），但也源于外来反革命势力对法国内部事务的不正当干涉。哈兹里特不太欣赏罗伯斯庇尔，认为拿破仑才是革命的救星，他赞赏拿破仑给法国带来了稳定和统一。另外，他认为虚伪而报复心重的英国人是导致拿破仑崛起和覆灭的首要责任者。 19世纪30年代有两部重要著作问世，其受众很广泛，而且深刻影响了英国民众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象。早在1829年，保守派的苏格兰律师阿奇巴尔德·阿里逊（Archibald Alison）就着手撰写一部法国革命史，并于1833—1842年完成了多卷本的《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到1815年之间的欧洲史》。到1860年，这部作品已多次再版，并出了供教学使用的缩略版。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它在英国和美国都是卖得最好的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著作。尽管阿里逊竭力保持公正，但他实际上是个公开的保守主义者，并且有意识地努力警示读者过分民主的危险。当然，他承认，法国人有很多理由憎恶旧制度，但他批评有产精英未能抵挡民众暴力。他相信，在旧制度时代的法国，由于缺少广泛而富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遏制绝对主义王权的扩张、挫败1789年之后的民众暴力都是不可能的。既渴望获得权力又被混乱的民主理论搞得晕头转向的不信神者，就是导致革命走向暴力的始作俑者，而暴力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军事独裁。 托马斯·卡莱尔大约与阿里逊同时开始创作他的《法国大革命史》，并于1837年完成了这部三卷本的著作。这是一部更为伟大的批判性的著作，曾长期是英国最著名的有关大革命史的研究著作。虽然它的读者在今天不是很多，但已经成功地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独特看法印在了英国人的脑海中。卡莱尔撰写的只是激起了他最强烈反应的大革命面相。他的这部历史是片段式的，缺少平衡与协调，因为他着意撰写一部绘声绘色的、有关人性的大革命史。他不满于那些喜欢阐发宏大理论而不是注重细节信息的历史学家。他十分依赖于自己的想象，采取了戏剧化的叙事模式，习惯于以第一人称写作，提供了不可胜数的逸闻，刻画出活灵活现——尽管不一定可靠——的人物肖像。他的历史中几乎看不到经济和制度发展，行政和法律改革，法国外省的事件，以及整个欧洲对大革命的反动。卡莱尔关心的是他的文字对读者产生的反响，他要努力让读者看到、听见和感觉到革命的巴黎发生的一切。当他写到断头台被滥用时，在对死亡和恐怖场景的描绘中，他将其笔力发挥到了极致。 卡莱尔强调，旧制度存在可悲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公，这种未能矫正的不公势必导致革命。但他批评宣扬变革的法国哲人和一切试图推行激进改革的革命集团。不过，他并不认为大革命是知识分子策划的阴谋，毋宁说，他是在怜惜而非责难革命领导人。革命初期的改革没能救治法国君主制罹患的病症，在米拉波（Mirabeau）死后，没有人提出过可以切实改善局面的策略。普选和无限的自由等举措是在延续而非终结法国遭受的政治疾患。巴黎的无套裤汉追求一种崇高的理想，但是他们的能力实在欠缺，根本无法实现目标。卡莱尔拒绝谴责恐怖，因为他认为恐怖是很多人造成的，不能归咎于少数人。恐怖是对从前法国的各种弊政的严厉惩罚，是摧毁病态、腐败、衰朽的制度的手段。恐怖固然可怕并带有摧毁性，但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是必要的，也许还带来了好的结果。因此卡莱尔没有对大革命的最终意义下定论。在罗伯斯庇尔死后，他对大革命的兴趣也就戛然而止了。他的研究止于1795年。 卡莱尔和19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其他研究者都使用过一些一手材料，不过，第一个认识到确定大革命史实的难度并以真正的研究方式使用一手材料的英国史学家是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各种伪造的和不可靠的回忆录如潮水般袭来，克罗克是这一浪潮激烈的批评者，他尤其感到愤怒的是那些替阿里逊的大革命史背书的浅薄研究。不过，克罗克从未写出一部完整的著作或一部关于大革命的连续性的历史，其中部分原因是他认识到，现有的资料不足以让人完整地理解大革命。但他为已出版的著作写了大量评论，呼吁提供一手证据，另外，他还就个别问题编纂了个人文集。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到19世纪50年代早期，克罗克大约有30篇评论发表在保守派刊物《季评》（Quaterly Review）上。1857年，其中最出色的八篇评论结集为《法国大革命早期史论集》出版。克罗克十分赞赏埃德蒙·柏克，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他敬重君主制和贵族制，厌恶抽象的政治理论，很害怕革命传播到英国，并且仇恨拿破仑。不过，当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论述大革命的最初几年时，克罗克努力克制这些偏见，使其不致对自己的判断造成太大影响。尽管总是对大革命的暴力深感恐惧，但他在后来修改论文时将语调放得更为平和了。他真切地认识到，大革命是由旧制度时代法国人遭逢的巨大的社会、法制和道德怨愤引起的，而且他也认为，1789年的确需要进行某些改革。他相信，路易十六在1789年犯下了严重错误，不过，他同样认为，不可抵挡的民主浪潮最终让所有最能干的政治领导人——从拉法耶特（Lafayette）到丹东（Danton）——的努力全都化为乌有。克罗克公开为恐怖悲叹，但他也承认，罗伯斯庇尔是个能干的人，具有不可腐蚀的正直情操，而且，恐怖的所有罪行并非他一个人的责任。他也认识到罗伯斯庇尔是如何让雅各宾俱乐部变成其权力源泉，如何利用巴黎的民众舆论的。但是，克罗克忽视了卢梭对罗伯斯庇尔的影响，对罗伯斯庇尔的动机也缺乏真正的心理学上的理解。克罗克虽然有较为宽阔的视野，但他严重忽视了大革命完成的具有建设意义的法律、行政和宪政改革，他只是提到了外国军事力量干涉法国内部事务后对大革命产生的影响。 到19世纪末，一些重要的法国史学家开始推出更有影响力的大革命史论著。这些成果最先是由H. 摩尔斯·史蒂芬斯（H. Morse Stephens）介绍给英国公众的。在其两卷本的《法国革命史》（1886，1892）中，史蒂芬斯主要概述了法国学者近期的研究，他侧重于叙述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演进，但没有对革命本身提出自己的总体性解释。法国人的研究也开始影响其他英国作家和学者的创作。1895—1899年，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在剑桥大学作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系列讲座，这些成果于1910年以《法国大革命讲稿》为标题出版。阿克顿本人没有从事一手的研究工作，但他利用了大量法国学者新出版的论著。他在叙述事件进展时，将详细的考证与大胆的推论结合了起来。他尤其长于分析政治行为及其动机，以及评价大革命的主要人物。阿克顿认为，大革命是由很多原因引起的，包括经济因素，但他特别强调法国哲人们的观念和影响，以及稍早的美国革命的榜样作用。他认识到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意义，但并不是因为大革命是由独特的物质上的困境引起的（这是当时法国史学家们强调的一点），而是因为大革命拒绝既定权威，从原则上为自由而战。不过，在他看来，大革命的事业失败了，因为它忽视了宗教的重要性。虽然他能够赞赏大革命的某些成就，但他谴责革命领导人的罪行和疯狂，尤其为恐怖而悲叹，从这一点来说，阿克顿是当时大多数英国史学家的典型代表。 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法国关于大革命的研究和写作变得日益专业化和制度化。这个时候，最出色的大革命史是由大学和高等学校（grandes écoles）的学者的刻苦钻研而撰写出来的，而不再是法国政治家为影响当代事务而创作的。阿尔贝·马蒂厄、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大力关注农民和城市无套裤汉的心理世界、罗伯斯庇尔和其他雅各宾派的活动，以及大革命在法国外省的反响。由于强调经济社会因素对大革命的起因和进程的影响，他们确立了一种新的、全面的、具有说服力的大革命阐释。这些一流的法国史学家明显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他们认为大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种堪称大革命的正统或经典的阐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意义，强调资产阶级在扫荡旧制度的诸多基本特征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在这种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析中，无套裤汉平民在协助资产阶级推翻君主制、摧毁封建特权和贵族制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是他们未能充分发展成为团结统一的工人阶级，因而未能为自己收获更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成果。 在数十年间，这种对法国大革命的全面解释主导着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大革命的路径。受到影响的英国学者有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乔治·鲁德（George Rudé）、奥尔温·赫夫顿（Olwen Hufton）、R.B.罗斯（R.B. Rose）和格温·刘易斯（Gwynne Lewis）。但这种解释首先在英国受到攻击。195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Alfred Cobban）教授在伦敦大学的就职仪式上发表了题为《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的演讲。他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1964）中更全面地阐发了他的批评。科班对当时流行的大革命的左翼解释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反对意见。他坚持认为，封建主义在大革命之前很久就消失了，不过，1789年之后，法国的经济基本上仍是农业经济。城市的无套裤汉不是单一的阶级，而是不同的社会集团组成的松散联盟。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文职官员而非产业资本家，大革命没有推动而是延缓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革命战争肯定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商业。总之，在科班看来，法国大革命首先是个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和经济革命。它是一场权力斗争，其最重要的成果是推翻了旧的君主制度并创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治体制。 由于遭到严厉的批评，科班的观点多年来没有对急于捍卫和论证大革命的正统解释（左翼）的历史学家造成多大的冲击。个别英国历史学家开始采纳和发展科班的批评，但是，对所谓的法国大革命的修正主义解释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人是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孚雷不同意对法国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他否认1789年是个重大分水岭，它并不意味着旧世界的摧毁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孚雷还反对历史学家们的下列观点：法国大革命首先关乎法国人民根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阶级斗争在革命的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大革命对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贡献很大，而这种经济就是由资产阶级推动和控制的。但孚雷承认大革命是个重大事件，但他相信，当革命以牺牲促进自由的努力为代价而强调平等时，革命的进程就走偏了。大革命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绝对权威，后者将权力赋予国家，但牺牲了公民个体的权利。立法机构自称是人民主权的化身，是其唯一的阐释者，是自己意志的裁决者。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权力的滥用——这种滥用在20世纪的各个极权主义体制中同样可以看到。 孚雷参与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对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学家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科班的著作。到1989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庆典时，人们广泛认为，孚雷及其修正主义盟友已经赢得了这场史学辩论，左翼的大革命解释已经全面败退。1986年、1987年和1988年，三次专题研讨会分别在芝加哥、牛津和巴黎召开，最终的成果是1987—1994年出版的四大卷论文集，题为《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创造》（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文集的作者大部分是修正派历史学家。一位主要在美国活动的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马（Simon Schama）于1989年出版了《公民：法国大革命编年史》（Citizens: A Chronicl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纽约，1989）。他是最极端的修正派大革命史学家。沙马坚持认为，法国的旧制度充满活力，只要行事温和，它的弱点是可以改进的。大革命摧毁了很多有价值的事物，但没有成就很多善功，因为它更倾向于平等而不是自由，从而怂恿无套裤汉将暴力不断升级。从源头上说，大革命诞生于1789年的暴力，暴力贯穿其整个历程，直到最后被军事独裁终结。在沙马眼中，大革命就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它的核心意义不是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而是这样一种信念：无所羁绊的理性和不受约束的人的意志比法治和追寻所有人的正义更为重要。这就使得法国陷入一场滥用权力的灾难，这种灾难后来再现于20世纪的极权主义体制中。 沙马的著作在大众出版业界很受欢迎，书的销量很大，但受到学养更好的学院派评论者的严厉批评。尽管法国大革命仍是一种重大的历史研究课题，它依然吸引着英国最为出色和活跃的历史学家们（正如在法国和美国），但是，最近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太狭小，也太专业。人们不愿意提出一个对大革命的新的全面解释。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领域已经被碎片化和原子化，这让试图进入这个领域的新学者感到茫然。英国的一些重要历史学家，如柯林·琼斯（Colin Jones）、格温·刘易斯和奥尔温·赫夫顿依然在钻研乔治·勒费弗尔和阿尔贝·索布尔感兴趣的课题并继续发表相关论著，但他们已经不囿于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了。他们还指出，这两位法国历史学家实际上愿意提出与左翼人士对大革命的解释相龃龉的证据，承认并非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他们也倾向于将兴趣点从巴黎转向外省，从社会冲突转向文化变革，如新的社会习俗的兴起、报刊业的成长和日益增强的公共舆论。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基思·迈克尔·贝克（Keith Michael Baker）和柯林·卢卡斯等英国重要的法国革命史专家，通常被认为是修正派阵营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接受弗朗索瓦·孚雷对大革命的全面解释。多伊尔尤其如此，他更为折中、更讲平衡、更富经验主义，也更少侧重于理论。 因此，法国大革命一直是英国历史学界争论的话题。无论是英国学院派历史学者还是其他人，他们对其当下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都影响着对其大革命的理解和阐释。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英国文学界和政界中，这是下文将要探讨的问题。 二、 英国文学界与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激起了当时英国众多有创造力的文学家的回应，包括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漫画家。他们的回应将持续整个19世纪及随后的岁月。大部分作品于19世纪前半期问世，尤其是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不久，但有一些是很久之后才出现的。在这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中，有些同情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为法国人的行动辩护，但大部分怀有敌意。两百多年来，那些带有敌意的作品深深影响了英国大众对法国大革命的印象。 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激发了英国一些最伟大的诗人，以及许多平庸的韵文作者的响应。在19世纪初的英国，为了回应拿破仑的法国构成的威胁，诗歌连绵不断地问世，数量空前。18世纪90年代，一些重要的英国诗人曾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但拿破仑的侵略政策让他们深信，应该对法国事态的变化表达自己的失望。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从未完全失去对革命原则的同情，但他在19世纪初就不再公开支持这些原则了。他曾被指控参与了1803年的叛乱，这对他无疑是个警告，尽管他被宣告无罪。他的《弥尔顿》（1804—1808）和《耶路撒冷》（1804—1820）等作品仍然反映出激进主义色彩，但这主要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变革来自人的内在的精神转变，而不是来自18世纪90年代初法国人倡导的政治变革。 三位年轻的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罗伯特·骚塞和威廉·华兹华斯，在18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最为法国大革命而激动，但到19世纪初，他们都对法国的事态大失所望，其政治原则和创作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1798年，柯勒律治在《法国赋》（France an Ode）和《孤独中的忧思》（Fears in Solitude）中谴责法国入侵瑞士，并声称英国为反对法国侵略而进行的战争是正当的。柯勒律治在同年创作的《老水手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也许是他最著名的诗歌，他在诗中暗示，人不应该挑战自然的天定秩序，人靠自己的努力也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唯有神的恩典可以实现拯救。他还在《友人》（The Friend）杂志上抨击伏尔泰和卢梭的思想，以及它们所启迪的革命原则。尽管柯勒律治仍然承认，所有人都被赋予了理性，并且都应该享有同样的道德地位，但现在他相信，不同的人不应享有同样的政治权利，因为他们不能受惠于同样的经验、才能和教育。另外，他还承认建立政府是为了保护财产权，由于财产是不平等的，因而政治权利也不应平等。为了创建一个更好的社会，柯勒律治日益转向基督教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在两首《教友讲道》（Lay Sermons, 1816—1817）中，他敦促英国的中上阶层施加影响力，以提高国民的道德标准，他还攻击当时一些宣扬激进观念的鲁莽煽动者们。在其最著名的小册子《论教会与国家之根本体制》（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1829）中，柯勒律治强调，《圣经》是更美好社会的追求者的最佳政治向导，并劝告教士和有教养的平信徒共同努力，以巩固英国现存的宪政，捍卫其社会等级制。与埃德蒙·柏克一样，此时的他也成了无神论、政治激进主义和一切重大革新的激烈反对者。他希望保卫地主精英们的权威，并且更加强调义务而非人权。 罗伯特·骚塞走过了相似的思想历程，从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赞赏到捍卫英国的宪政和社会结构。他始终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对旧制度的弊政和腐败的必要回应，但他觉得雅各宾恐怖是对权力的可怕滥用，拿破仑的军事野心是不可容忍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信心最初因为雾月政变而动摇，但直到1803—1805年英国面临法国入侵的威胁时，他才成为反法战争坚定的支持者。1808年的西班牙起义更使他深信，英国必须对法国进行全面战争。这种对战争的态度激励他创作了一些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他两卷本的《纳尔逊传》（Life of Nelson, 1812—1813）对战争中的这位英国海军英雄进行了无以复加的赞美，该著大获成功，并一直再版至今。随后，骚塞又出版了三卷本的《半岛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ninsular War, 1823—1832）以及《英国海军司令传记》（Lives of the British Admirals, 1833）系列的第1卷。虽然骚塞被封为“桂冠诗人”，但他更因为散文创作而知名。在重要的保守派刊物《季评》上，他是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随笔和评论作者之一。他一直关注贫苦劳动阶级所处的困境，主张创办公共工程以提供就业机会，增加对国家济贫体系的开支，建立国民教育体系，但他强烈反对激进的政治改革。他还曾投身反对议会改革的运动，要求对激进派报刊严加审查。 威廉·华兹华斯是这三位诗人朋友中最出色、最高产的一位，他也经历了类似的政治轨迹：从同情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原则到对革命理念采取保守立场。他在其最长和最富影响力的诗篇之一《序曲》（The Prelude）中追述了自己的政治历程。在这部诗体自传中，华兹华斯承认，鉴于旧制度的弊端和腐败，法国的改革者们有理由去改进法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但他们温和改良的努力因为外国的军事干预而遭受挫折。反革命的企图导致雅各宾专政和恐怖。华兹华斯虽然对此感到痛心，但他试图理解事态发展背后的动因，并且没有放弃重回温和的政治改革的希望。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支持对法战争的，是拿破仑的崛起，他入侵英国的企图，以及他对威尼斯和西班牙独立的摧毁。他在小册子《辛特拉协定》（The Convention of Cintra,1809）中批评这个协议对法国太宽大，随后他又在诗歌《远游》（The Excursion, 1812-1814）中庆贺拿破仑的失败。晚年，他认为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是正确的，他成了英国宪政、英格兰教会和土地精英统治的坚定捍卫者。在其未完成的诗作《隐士》（The Recluse）中，他强调传统的重要性，认为宗教和自然才是促进道德更新的最佳手段。像柯勒律治和骚塞一样，他也悲叹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经济后果和对社会的破坏，倡导以国民教育制度——如在《远足》第9章中——来寻求改进。但是，他反对议会改革。 就在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日渐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失去热情时，两位更年轻的诗人，珀西·比西·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和乔治·戈登·拜伦爵士（George Gordon Lord Byron）却试图让英国人保持对法国大革命早期激进原则的赞赏之情。雪莱早年就是个政治激进派，并因为发表无神论观点和攻击基督教而被驱逐出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他沉迷于威廉·葛德文的政治观点，虽然已经结婚，但他还是跟葛德文的女儿玛丽（Mary）一起私奔了，此后就过着非同寻常的个人生活。雪莱在自己的第一篇重要诗作《仙后麦布》（Queen Mab, 1813）中攻击君主制、贵族制和宗教，抗议对穷人的剥削，并设想创立一个新的黄金时代。1817年，他匿名发表《推进选举改革之建议》（A Proposal for Putting Reform to the Vote），这本小册子建议英国人民就议会改革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诗歌《伊斯兰的反叛》（The Revolt of Islam, 1818）中，雪莱对法国大革命蜕变为暴力表达了失望之情，但他仍然希望，政治进步可以通过更为渐进与和平的手段实现。在另一部名为《改革的哲学观》（A Philosophical View of Reform, 1819）——但雪莱没有打算出版——中，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评论更为积极，并表达了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英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期望，并希望英国在更遥远的未来成为一个平等主义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向暴力和恐怖的转变似乎让他相信，草率进行激进的改革是危险的，不过他仍然对人类的美好未来抱有明确的希望。在诗体戏剧《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Unbound,1820）中，雪莱展现了一幅宏大愿景：进步力量终将引领人类进入自由的黄金时代。1819年，曼彻斯特的一场激进派群众集会被强制驱散，为了回应这一事件，雪莱创作了《暴政的假面》（The Mask of Anarchy），他敦促英国人民从麻木中奋起，砸碎他们的锁链，为政治自由而奋斗。他将作品送去印刷，但直到1832年他死后10年该作品才出版。  法国大革命没有对拜伦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不过他还是可以被视为18世纪90年代初英国的文学雅各宾派的继承人，这是因为他对理性力量的信念、对君主制政府的仇恨、对个人自由的热爱，以及对政治上受压迫者的同情。虽然他被其对手视为无政府主义和骚乱的支持者，但实际上他从来不赞成在英国来一场革命，而且他厌恶威廉·科贝特（William Cobbett）和亨利·亨特（Henry Hunt）之类的政治煽动家，他期待的只是一场温和的议会改革。但是，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总是表现得像个宣扬叛乱的使徒和一切建制性权威的反抗者。尽管他不是很信赖平等或民主，但他的确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与统治者限制其臣民的所有企图。在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1812）第3篇中，拜伦表达了他对伏尔泰和卢梭观念的同情。在第四篇中，他运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想象来构建关于美好未来的意象。他赞赏法国大革命的早期原则，谴责欧洲全体君主对革命的抵制。他甚至攻击英国的反拿破仑战争，为1814—1815年波旁王朝的复辟和整个欧洲旧制度的强化而悲叹。在诗歌《唐璜》（Don Juan, 1819-1824）中，拜伦激烈抨击柯勒律治、骚塞和华兹华斯的政治背叛，攻击英国贵族阶层的虚伪、残忍和懒惰。他于1816年开始流亡，并希望在一场革命胜利后凯旋，但他的希望破灭了。失望之余，他在1821年创作了两部诗体剧《马里诺·法列罗》（Marino Faliero）和《福斯卡里父子》（The Two Foscari），作品描绘了共和派革命者的失败过程，以及其他人是如何致力于重大政治变革的。 在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激发了一大批英国作家的小说创作，他们有的支持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有的反对。到19世纪初，英国已经没有公开的雅各宾小说或反雅各宾小说问世了。威廉·葛德文1805年出版的《薪柴或感觉化的新人》（Fleetwood: Or, the New Man of Feeling），可以视为对卢梭的教育理念的批判，作品的确描绘了一个伟大的公民自由时代的逝去，但背景是在17世纪中叶的英国。在1817年创作的压卷之作《曼德维尔》（Mandeville）中，葛德文描写了革命暴行和数次国内动乱对个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但故事的背景仍然是17世纪中叶的英国。在这两部小说中，葛德文都不再对政治变革持乐观看法了。弗朗西斯·伯尼（Frances Burney）最后的小说《漫游者：女性的困境》（The Wanderer: Or, Female Difficulties, 1814）以很大篇幅来描绘19世纪初妇女在英国社会面临的困境，不过女主人公是从革命的法国逃过来的——为了将自己的监护人从断头台上救下来，她曾被迫嫁给了一个法国官员。在英国，为了博得阿尔伯特·哈雷（Albert Harleigh）的欢心，她又不得不面临一个对手的竞争，这个女人在法国接受教育，受到危险的道德原则的毒害，举止行为相当放荡。最终，她对毫无约束的自由的信念导致她采取非理智的行动，这种蔑视英国社会成规的做法导致她在道德上受到诟病。她成了自己欲望的奴隶，丧失了廉耻心，也没有能让哈雷接受她的极端看法。 葛德文和伯尼最后的小说受到很多批评，也没有能吸引当初喜欢他们作品的众多读者。19世纪初，两位最受推崇、读者最广的小说家，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瓦尔特·司各特虽然看似忽略了法国大革命，但他们在宣扬保守主义立场和爱国主义价值观方面要成功得多。简·奥斯汀的散文风格受到众多文学评论家的赞赏，但她过分局限于英国乡间绅士阶层小范围的日常生活、求爱礼仪和婚姻安排，因而也受到批评。批评家们还指责她蓄意忽视其女主人公生活的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初宏大的政治背景。不过，一些赞赏者指出，这些批评家没有认识到法国大革命和对法战争是如何影响简·奥斯汀的文学创作的。她的主要人物每次试图对其地方社区行使仁慈的家长制统治，或努力维持社区内部的稳定与团结时，就已经非常清楚地暴露了作者的立场。另外，士兵、水手和民兵军官曾出现在她的数篇小说中。在《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 1814）中，皇家海军军官的举止行为受到小说中那些有望得到读者赞赏的角色们的推崇。在小说《艾玛》（Emma, 1815）中，同名主人公的两位追求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乔治·奈特里（George Knightly）拥有英国人传统的美德：正直、坦率和强烈的责任感；而另一位弗兰克·丘吉尔（Frank Churchill）则沉浸于法国式的做派和表面文章，为人不够磊落，而且缺少内涵，任性乖张。艾玛最终认识到丘吉尔的弱点和奈特里的长处，这标志着她的逐渐成熟和对品格判别力的提升。 19世纪初，瓦尔特·司各特的诗歌和小说销售量最好。他在这两类文学作品中都表达了自己对法国的军事入侵的强烈反对和对保守价值观的坚定支持。他最受欢迎的诗歌《末代行吟诗人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 1805）、《马密昂》（Marmion, 1808）和《湖上美人》（The Lady of the Lake, 1810），虽然描绘的是16世纪英格兰与苏格兰战争中的英雄主义，但歌颂早期的尚武精神旨在团结英国人一致对抗拿破仑的法国。他强调的是战争的光荣而非恐怖，以便鼓舞英国人民同法国进行毫不妥协的战斗。当司各特转向小说创作时，他同样成功地赢得了众多读者，而且他采用的是相同的方式，即书写过去以影响当时英国舆论。他的几乎所有小说，从《威弗莱》（Waverley, 1814）到《拉美穆尔的新娘》（The Bride of Lammermoor, 1819），都以叛乱和内战为背景，但故事发生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苏格兰。只有《古董家》（The Antiquary, 1816）取材于较近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即英国受到入侵威胁时。但在所有这些小说中，司各特的主人公都是扮演某种骑士角色，而骑士风范曾是埃德蒙·柏克十分欣赏的。所有这些角色都十分智慧，懂得为了追求和平、促进各社会阶层之间的良好关系，应该摈弃狂热，远离危险的领导人。司各特试图揭示，在和平时代，社会和思想差异是危险的，而在内部动荡的时代则是危险的幻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