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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国，吉林省吉林市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外传播史、世界上古中古史研究，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 自古以来，东地中海周边的各个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因地中海而保持着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交往，东地中海也因这种交往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东地中海世界，而其源头则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600至前1200年的阿玛纳时代。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埃及、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五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互相制衡，使阿玛纳时代成为东地中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调整过程中两个动荡时期之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均势，客观上促进了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间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增多，为东地中海世界多元一体的国际政治生态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Since the ancient times,there existed communications in different ways and different levels among the countries and regions,races,nationalities aroun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region.Because of this connection,the so-called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was formed,and its origi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Amarna age(ca.1600 BC-1200 BC).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of the Amarna age,Egypt,Babylon,Assyria,Mitanni,Hittite were well matched in strength,which made the Amarna age become a relatively stabl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turbulent period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 in political,economic and military system.This kind of balance promoted the frequency and level of material and spiritual contacts and creat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east Mediterranean world. 关 键 词： 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政治生态 the Amarna age/eastern Mediterranean world/political ecology 标题注释：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文明的对望：地中海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带的发展与变革”(16JJD770033)阶段性成果 东地中海周边的各个种族、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因地中海而保持着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交往，东地中海也因这种交往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性的世界，也即学界通常所说的“东地中海世界”。①自古以来，东地中海就是世界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大国力量云集，各种利益集团错综复杂，各种矛盾和冲突交织碰撞”。②而东地中海世界的形成，其源头则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600至前1200年的阿玛纳时代。 阿玛纳，系现代考古遗址名泰尔·埃勒-阿玛纳的简写，位于今埃及中部尼罗河东岸，是古代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的都城埃赫塔吞的所在地。1887年，阿玛纳当地出土了一批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泥板书信。按照最早发现地命名法，学界将其统称为阿玛纳书信。史学界通常把阿玛纳书信所反映的古代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称为“阿玛纳时代”。需要注意的是“阿玛纳时代”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阿玛纳时代，是指约公元前1600至前1200年古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密切交往的时期。狭义的阿玛纳时代，是指埃赫那吞宗教改革时期，也即从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埃赫那吞于其统治的第五年迁都埃赫塔吞正式开始宗教改革，直到继任法老图坦卡蒙结束宗教改革这段时间，断限为约公元前1348-前1320或1321年。本文采用广义的阿玛纳时代概念。 本文所讨论的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包括了当时的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米坦尼五大强国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邦国。从地理上讲，两河流域不在东地中海沿岸，但由于该区域内的米坦尼、巴比伦、亚述等国家频繁地参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事务，从而在地缘政治上被划归东地中海世界。③ 一、以攻为守的埃及 埃及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汇处，疆域界线明确，东边和西边是广袤沙漠，北边是地中海，南边是荒凉的努比亚平原。埃及地理环境虽然相对独立，但自古以来并不封闭，在阿玛纳时代，它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地中海世界的国家和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了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文化和社会交往。④ 及至公元前1560年，埃及第十七王朝国王塞肯奈拉发动了驱逐希克索斯人的战争，塞肯奈拉之子卡摩斯国王继续征战，终于在其弟阿赫摩斯国王(公元前1550-前1525年在位)统治时期，完成了驱逐希克索斯人出埃及的大业，并乘胜追击至希克索斯人的起源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埃及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时期(公元前1550-前1069年)。 第十八王朝建立后，埃及以追歼希克索斯人之名，开启了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和征服战争，埃及的帝国时代来临。第十八王朝第一代国王阿赫摩斯的继承人阿蒙霍特普一世没有子嗣，女婿图特摩斯一世继承了王位。军人出身的图特摩斯一世(公元前1504-前1492年在位)不断对外征战，在公元前1501年，埃及兵锋史无前例地北抵幼发拉底河畔，南达尼罗河第四瀑布。正如一篇埃及文献记载，在图特摩斯一世统治的“第三年的第三季第一个月第22天，神勇的陛下统帅大军渡过运河，一举制服了可恶的努比亚人”。⑤ 在图特摩斯一世之子图特摩斯二世(公元前1492-前1479年在位)统治时期，埃及对外鲜有战事。图特摩斯二世之子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479前1425年在位)继位的第七年，图特摩斯二世的同父异母妹妹兼王后哈特舍普苏特宣布自己为埃及法老，与图特摩斯三世联合执政。⑥在此期间，埃及虽然同样发动了针对南方的努比亚以及北方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战争，但规模都不大，而且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对部分早前征服之地的实际控制。⑦图特摩斯三世统治的第22年，哈特舍普苏特女王去世，图特摩斯三世开始独立执政，埃及重启大规模对外征服战争。首先的行动就是北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以镇压当地此前的反叛。当时，以卡迭什王子为首的反叛城邦联军集结于米格都城，并得到米坦尼王国的支持。此役埃及大获全胜，米格都等三座城市被摧毁。米格都战役后，图特摩斯三世又16次出兵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并最终确立了埃及在该地区诸城邦中的宗主地位，构建了以称臣纳贡、相对自治等为特征的宗藩体系，一个埃及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横跨欧亚两洲的帝国出现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历史舞台上。帝国北部边界到达幼发拉底河，南部边界到达第四与第五瀑布之间的库尔果斯。而通常情况下，埃及本土疆域的界限为：东部和西部为广袤的沙漠，东北部通过西奈半岛与西亚毗邻，北部濒临地中海，南部则以尼罗河第一瀑布与努比亚区隔开来。 公元前1391年，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第九位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公元前1391-前1353年在位)登基。阿蒙霍特普三世在位时期是埃及对外交往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在与巴比伦的外交关系中，阿蒙霍特普三世通过礼物交换和政治联姻等多种手段，使巴比伦承认了埃及的大国地位。而在同米坦尼的交往中，阿蒙霍特普三世则通过政治联姻与米坦尼结成政治同盟，使埃及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国际格局中处于有利地位。此外，埃及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邦国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宗藩关系。总之，阿蒙霍特普三世通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外交策略，使埃及成为东地中海世界举足轻重的强国之一。阿蒙霍特普三世还打破了埃及王室的婚嫁传统，迎娶平民女子泰伊为后，同时大胆启用尽忠职守的新人，并在国内大兴土木，给后世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建筑艺术遗产。埃及社会在阿蒙霍特普三世时期已经悄然发生着变化，其政治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继承人阿蒙霍特普四世(公元前1352-前1336年在位)。因此，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堪称阿马纳时代的黎明。 阿蒙霍特普四世在登基后的第五年，将首都从底比斯迁到埃赫塔吞，意为“阿吞的地平线”，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埃赫那吞，“拥有阿吞精神的人”。以这两个举措为开端，埃赫那吞发动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宗教改革运动。而由于埃赫那吞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以宗教改革为核心的国内事务上，无暇顾及国际事务，从而导致埃及在东地中海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属国更是离心离德。 埃赫那吞去世后，其子图坦卡蒙(公元前1336-前1321/前1320年在位)继位，不久就因国内民众特别是以阿蒙神庙祭司为代表的传统势力的反对，不得不废止了阿吞崇拜。随着图坦卡蒙的去世，本文所定义的狭义的阿玛纳时代宣告结束。 阿玛纳时代，埃及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十分重视，将其作为一个缓冲地带，以避免与赫梯发生正面冲突，因为这一时期埃及根本没有足够的实力同新兴的赫梯王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相抗衡。⑧学者苏尔曼认为：“一直到苏皮路里乌玛一世登上赫梯王位之前，埃及与米坦尼、巴比伦、阿尔扎瓦结盟遏制赫梯的政策是成功的。”⑨ 在阿玛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交往主要是通过频繁的外交和军事博弈展开的。而无论是外交活动也好，还是军事战争也好，其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根据两国签订的条约，埃及曾一次把被征服地社会各阶层约85000人口迁徙至埃及本土，这些以战俘身份进入埃及社会的亚洲人被补充到埃及的各行各业，他们不仅为埃及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且还把新技术、新观念带到埃及，进而促进了埃及科技的进步与民族的融合。以联盟和政治联姻为手段的和平外交时代的到来则为埃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大的国际环境，大量来自于被征服地的赋税使埃及社会的财富剧增。综观埃及与米坦尼大约两百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米坦尼总是试图获得与埃及平等的大国地位。虽然米坦尼从与埃及的交往中似乎得到了这种地位，但最终却没有摆脱亡国的命运。 二、历史悠久的巴比伦 巴比伦，既是城市名，又是国名，还是两河流域的地区名。“巴比伦”一词在苏美尔语和阿卡德语中意为“神之门”，源于古希腊语的拉丁化转写形式。由于地理、文化、政治的差异，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以今伊拉克的巴格达为界，两河流域的南方被称为巴比伦尼亚，中文简译为巴比伦，北方被称为亚述里亚，中文简译为亚述。其中南部的巴比伦，又以大约地处今伊拉克的努法尔的古城尼普尔为界，分为南部的苏美尔和北部的阿卡德。 公元前1894年，以苏姆阿布为首的游牧民族阿摩利人建立了以巴比伦为首都的王国，史称古巴比伦王国或巴比伦第一王朝(约公元前1894-约前1595年)。公元前1595年，操印欧语的赫梯人攻陷巴比伦城，然后携带劫掠的大批俘虏财物返回幼发拉底河上游地区。这时，另一支操印欧语的亚洲游牧民族加喜特人登上两河流域的历史舞台，在巴比伦地区创建新的王国，史称中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595-前1155年)。 据《巴比伦王表》A记载，加喜特人所建立的中巴比伦王朝共有36王，存在时间为“576年9个月”，⑩可谓国祚长久，虽然其中包括了加喜特人入主巴比伦地区以前所处的部落联盟时期，但这在无险可守的两河流域南部实属不易。 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在位期间(公元前1359-前1333年)，是中巴比伦对外交往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与埃及法老之间的通信占据着阿玛纳书信的相当比例。在这些书信中，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与埃及法老互致问候、讨论国际事务，也坦率地索要礼物。与此同时，在两河流域北方，亚述国家开始兴起，这也成为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与埃及法老通信的主要内容。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当时已经意识到，亚述的崛起将对巴比伦王朝在东地中海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构成巨大挑战。但亚述的崛起已势不可挡，布尔那布瑞亚什二世等加喜特王朝统治者不得不疲于应付。亚述与巴比伦的关系开始成为此后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尽管中巴比伦国王在书信中极力贬低亚述国王，但巴比伦王室仍然与亚述王室建立了联姻关系，巴比伦王子与亚述公主所生之子甚至成为巴比伦的继任国王。在巴比伦发生宫廷政变后，亚述迅速出兵平叛并扶植新王。但此后，亚述与巴比伦边境纠纷频仍，国界也不时发生变化。在不断的冲突和摩擦中，中巴比伦王国日益衰落。直至操塞姆语的迦勒底人所建的新巴比伦王国，也即巴比伦第三王朝的兴起。 三、悄然崛起的亚述 亚述人是一支操塞姆语的民族，约公元前2000年代，在位于今伊拉克摩苏尔以南约100公里底格里斯河西岸的阿舒尔建立了以跨地区商贸见长的城邦国家，史称阿舒尔城邦和古亚述王国(约公元前2000-约前1800年)。在亚述和巴比伦之间有两个天然屏障，一个是哈姆林山脉，一个是地处其南部的沙漠。这两个屏障很大程度上阻隔了两地的交往，使得城邦时期和古王国时期的亚述受苏美尔文化影响较小。又由于亚述土地资源有限，所以亚述国家成立伊始，就开始了以贸易为主的军事殖民。约从公元前1900-约前1830年，阿舒尔城邦逐渐控制了小亚细亚的贸易，来自阿舒尔城邦的商人在小亚细亚建立了许多商业殖民地。 古亚述王国国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公元前1815-前1783年)在位时期，古亚述王国曾迫使埃什努那、马里等城邦成为属国，古巴比伦王国的著名国王汉谟拉比在位初期亦曾向亚述称臣，只是汉谟拉比很快就反客为主，并于公元前1800年左右一举灭亡了古亚述王国。而在古亚述王国灭亡后的近300年间，亚述大小城邦林立，并先后处于古巴比伦王国和米坦尼王国的殖民统治之下。 公元前1472年之后，米坦尼国王苏斯塔塔尔吞并了亚述诸邦。铭文记载苏斯塔塔尔抢劫了阿舒尔城门上镶嵌的黄金和白银，用以装饰自己的宫殿。亚述国王沦为米坦尼国王的附庸，只维持名义上的统治。出土于阿舒尔城的属于公元前1500年代的之后的法律文献显示，亚述官吏往往还有一个胡里语的名字，其中有两个官吏及其后代都要服务于米坦尼国王。公元前1400年代以后，在埃及和赫梯南北两大强国的夹击下，米坦尼王国迅速衰落，亚述人趁机摆脱米坦尼人的统治，在国王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领导下宣布独立，史称中亚述王国(约公元前1400约前1050年)。 从阿舒尔乌巴里特一世(公元前1365-前1330年或公元前1353前1318年在位)开始，一代接一代的中亚述国王南征北战，逐渐收复了失地，重新完成了对两河流域北部地区的统一，国力始与埃及、赫梯、巴比伦等列强并驾齐驱。特别是通过阿达德尼拉瑞一世之后的两任国王沙尔马纳赛尔一世和图库里提尼努尔塔一世接力式的对外征战，中亚述王国灭掉米坦尼王国，击败中巴比伦王国，疆土面积空前扩大。(11) 四、远交近攻的赫梯 赫梯国家是“一个以印欧赫梯人为主，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具有多种外来文化并存的文明有机综合体”。(12)公元前3000年代末期至前2000年代初期，在东地中海世界的两河流域、安纳托利亚高原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出现民族迁徙浪潮，来自东南西北各方的游牧民族相继涌入。其中，作为印欧人的一支，大约从公元前1900年代开始，赫梯人从黑海北岸向南迁徙，并分别从黑海西岸和东岸进入小亚细亚地区。 在阿玛纳时代，赫梯历史进入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400-约前1200年)，同时也像埃及一样迎来了国势强盛的帝国时代。国王苏皮路里乌玛一世(公元前1344-前1322年在位)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一方面与埃及交好，另一方面集中力量对付米坦尼，通过发动两次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战争，终于在公元前1322年吞并了米坦尼王国，并迫使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北部的乌加里特、阿姆如、卡迭什等原埃及属国纳贡称臣。 在上述情势下，埃及与赫梯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导火索则是苏皮路里乌玛一世的一个儿子在赴埃及途中暴毙。经过前后数十年的军事对抗，埃及与赫梯两败俱伤。公元前1296年，在赫梯国王哈图什里三世倡议下，双方缔结了和平条约，这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国际条约。哈图什里三世将镌刻在一块银板上的条约文本送给埃及新王国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条约写道：“伟大而勇敢的赫梯国王哈图什里和伟大而勇敢的埃及法老拉美西斯共同宣誓：从此，双方互相信任，永不交战；一国若受他国欺凌，另一国应出兵支援……”拉美西斯二世做出了积极回应，将另一块镌刻有条约文本的银板回复哈图什里三世以示同意，埃及称之为《孟斐斯和约》。这两份条约文本经加盖国玺并签名后生效。这一被历史学家命名为《银板条约》的文本内容，由序言、本文、结语三个部分组成，共有三份，两份为埃及所有，一份由赫梯保存。埃及与赫梯凭此条约划分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范围，确认对方占领区的合法化；条约还具有军事同盟条约性质，一方保证在另一方遭到第三国威胁时，在军事上互相支援；双方还保证彼此支援以应对本国内部的危险。(13) 在签订和约的7年后，赫梯与埃及两国的政治同盟又因王室联姻而得到巩固。当时的埃及王后去世后，法老拉美西斯迎娶赫梯国王哈图什里三世之女为后。哈图什里三世还亲赴埃及参加结婚盛典并与拉美西斯二世亲切会晤，这也是有据可考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国元首会晤。从此，两国又维系了数十年的和平友好关系。 此后，赫梯的内忧外患开始交叠出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约公元前1250至前1240年赫梯国王图德哈里亚斯四世统治时期，赫梯的22个属国结成联盟，共同反抗赫梯的殖民统治。此次大规模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赫梯对帝国西部疆域的控制力被大大削弱。在来自塞浦路斯等地的海上民族的入侵中，统一的赫梯国家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土崩瓦解了。 五、强邻环伺的米坦尼 崛起于两河流域西部的米坦尼国家是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其兴起和衰落与阿玛纳时代几乎相始终。 米坦尼国家的主要居民是与操印欧语的阿摩利人几乎同时迁徙而来的胡里人，但其统治者则是另一支操印欧语的迁徙部落米坦尼人。胡里人和米坦尼人的具体来源仍未解谜。胡里人用楔形文字书写胡里语，在今天伊拉克北部的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出土了大量用胡里语楔形文字书写的泥板文书，在赫梯首都哈图沙也出土了胡里语与赫梯语双语文献。 公元前1472年，米坦尼国王苏斯塔塔尔先是战胜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接着又进军幼发拉底河，击溃了亚述人和巴比伦人，米坦尼王国一跃而成为东地中海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及至公元前1500年代中期，米坦尼王国的疆域面积达到顶峰，囊括今土耳其东南部、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首都为大致位于今叙利亚境内的泰勒费赫里耶的瓦苏卡尼。今伊拉克的基尔库克和埃尔比勒，都曾一度为米坦尼王国的地方行政中心。 米坦尼王国崛起后，与周边的赫梯、亚述、巴比伦、埃及等东地中海世界强国逐渐建立起基本对等的国家关系。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建国伊始，米坦尼就处于四面受敌和进退维谷的严峻外部环境之下。如何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维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成为历代米坦尼国王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之一。 当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率军从南部推进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米坦尼遂与其发生正面冲突，并成为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强劲对手。到公元前1500年代末期，两国选择结束敌对状态并缔结政治军事同盟，以共同应对刚刚崛起的赫梯王国的严峻挑战。 从图特摩斯三世时代起，埃及与米坦尼之间有着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军事冲突。(14)图特摩斯三世第八次远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时，埃及军队首次进入米坦尼王国境内，并击退米坦尼军队。(15) 尽管米坦尼遭到埃及的打击，但元气未伤，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北部诸邦国的影响力依然存在。为控制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北部诸邦国，图特摩斯三世不得不一再发动远征，以镇压当地此起彼伏的反叛。法老阿蒙霍特普二世继位后，继续对米坦尼用兵，第二次远征时一度饮马达奥伦特河，而赫梯国王图德哈拉什则趁火打劫，在米坦尼与埃及鏖战正酣之际，突然出兵叙利亚北部并占领米坦尼重镇阿勒颇。 为了扭转两面作战、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米坦尼主动与埃及媾和。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一篇铭文记载：“背负贡品的米坦尼首领们来到陛下面前，乞求赐予他们甜美的精神支柱。……这是自神代以来闻所未闻的。这个不知道埃及的国家乞求善神。”(16)有可能从这次媾和开始，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开始由敌对转向缓和。 然后好景不长，在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晚期，埃及出现反米坦尼倾向。卢克索尔神庙露天大厅西壁有铭文写道：“其威名传播域外每块土地，传遍米坦尼，敌人因心生恐惧而肝胆俱裂。”(17)阿蒙霍特普三世葬祭庙的石碑则描述了法老驱逐米坦尼人的场景：“他用利剑痛击米坦尼人。”(18)这表明埃及不再视米坦尼为盟友，而是敌人。 阿蒙霍特普三世驾崩后，其子埃赫那吞继位，即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那吞在位期间，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持续恶化：一是表现在经常互相扣押外交信使，正常交往几乎中断；二是表现在以互赠礼物形式出现的双边贸易往来中断，如埃赫那吞不仅中止了对米坦尼的例行礼物馈赠，甚至连已故法老阿蒙霍特普三世拖欠的礼物也赖账不给了。 在与南方的埃及人周旋的同时，米坦尼还不得不与北方的赫梯人缠斗。如赫梯人曾趁埃及法老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霍特普二世远征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米坦尼无暇顾及之机，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一面派出外交使节示好埃及，一面多次蚕食米坦尼土地。好在不久赫梯发生内乱，元气大伤，无力干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事务，米坦尼王国才得以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北部重新占据主导地位。(19) 公元前1400年代初期，亚述人摆脱米坦尼统治，重建独立国家。赫梯国势此时也是如日中天，将埃及势力逐出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1322年，赫梯出兵占领米坦尼首都瓦苏卡尼，并任命一位王子担任赫梯-米坦尼联军总司令，负责米坦尼安全，衰弱不堪的米坦尼国家寿终正寝。 米坦尼的亡国，客观上打破了东地中海世界列强原有的均势，主要表现在赫梯国力上升，成为当时东地中海世界中可与埃及一较高下的强国，而为了争取米坦尼遗产，埃及与赫梯的正面冲突不可避免，如前所述，终于兵戎相见，两败俱伤。 六、夹缝中求生存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邦 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是历史上的一个地理名称，由小亚细亚的托罗斯山脉以南、阿拉伯沙漠以北、两河流域以西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和狭小的地中海东岸沿海平原构成。古代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大致包括今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公元前2000年代早期开始，在众多操塞姆语以及操印欧语、胡里语等非塞姆语民族的大迁徙浪潮中，占据优越地理位置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先后出现众多城邦国家，主要有乌加里特、巴比罗斯、雅姆哈德、卡赫美什、阿什塔塔(首都埃玛尔)、阿拉拉等。在阿玛纳时代，这一区域既是东地中海世界五大国之间的政治、军事的缓冲地带，也是贸易和交通的枢纽，自然也成为埃及、米坦尼、赫梯、巴比伦、亚述等强国的必争之地。 阿玛纳时代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居民以塞姆语居民为主，其中乌加里特居民以迦南人和胡里人居多，埃玛尔居民多为西塞姆人和胡里人。因为南邻北非的东地中海世界文明古国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受埃及文化影响较深，当时很多王公贵族能够比较熟练地使用埃及语。如古埃及著名游记《辛努西的故事》就记载说，当埃及大臣辛努西逃难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后，惊讶地发现，当地部落首领竟能用埃及语和他对话。而由于古代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居民的母语大多属于亚洲的塞姆语系，所以在宗教和文化上与两河流域同根同源。可以说，无论在地缘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传统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都是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诸文明交汇和碰撞的核心地区。 纵观整个阿玛纳时代，特别是阿玛纳时代后期，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一直是赫梯与埃及争霸的主战场。譬如，为了巩固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控制，埃及“在加强对巴勒斯坦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同时……还大量派遣军事和行政人员进入巴勒斯坦”，从而“前所未有地直接而深度地介入了巴勒斯坦事务”。(20)阿姆如城邦位于赫梯势力范围最南端，与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势力范围相连，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赫梯与埃及争夺的对象。建立之初的阿姆如城邦曾向埃及称臣，而在阿兹鲁国王统治时期又归顺了赫梯。有学者认为，阿兹鲁在与赫梯国王苏皮路里乌玛一世签订附属条约的同时，还继续致信埃及法老表示他的忠诚，并承诺向埃及纳贡。(21)再譬如，在赫梯的策动下，原已臣服于埃及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诸邦国时附时叛，彼此间亦混战不休，先后有卡迭什与大马士革、西顿与推罗的地区争霸，更有沙克木和阿姆如反抗埃及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22)埃赫那吞在位期间，忙于国内宗教改革，并不热衷于对外扩张，丧失了图特摩斯三世以来埃及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的霸权。埃赫那吞此后虽曾试图掌控西奈半岛诸城邦国家，但效果不明显，这些城邦先后沦为赫梯帝国的藩属。 在阿玛纳时代的东地中海世界，埃及、巴比伦、亚述、米坦尼、赫梯五大国之间合纵连横，互相制衡，使阿玛纳时代成为东地中海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体系调整过程中两个动荡时期之间的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这一时期固然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外交事件和军事冲突，但其强度都不足以真正打破业已形成的均势。而正是这种动态的均势，客观上促进了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间以阿玛纳书信往来为主要表征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频次的增多和水平的提升，这自然为东地中海世界多元一体的国际政治生态的构建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13世纪末，因农作物歉收，小亚细亚沿海和爱琴海诸岛经历了一次涵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饥荒和瘟疫。这一时期的饥荒和瘟疫迫使当地居民背井离乡，铤而走险，于是东地中海沿岸相对富庶的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就成为这些“海上民族”(23)劫掠和移民的主要目标。海上民族的入侵给阿玛纳时代东地中海世界各国、各地区造成了巨大影响，根本性地改变了当时的国际政治生态：一是埃及尽管举全国之力抵挡住了海上民族对本土的入侵，但却永久丧失了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所有属地；二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与塞浦路斯岛的乌加里特、阿拉拉赫等众多在历史上留下鲜明印记的城邦，大都不复存在；三是曾经强盛一时的赫梯国家首都哈图沙被摧毁，赫梯国家土崩瓦解，赫梯文明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中，仅存留于《圣经》的只言片语中。总之，作为亚历山大征服活动之前东地中海世界最大一次动荡的始作俑者，海上民族的入侵浪潮标志着以和平稳定为基调的东地中海世界的阿玛纳时代的结束。正如布罗代尔总结的那样：“公元前12世纪带来如此重重灾难，以至于此前的几百年与之相比都可谓幸福平静了。”(24) ①刘健：《“世界体系理论”与古代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②王文：《一次严重的欧洲危机——19世纪70年代俄、英对东地中海的争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③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说：“古老的地中海比现在要大得多，第三纪激烈而频繁的褶皱运动使地中海的面积大幅萎缩。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巴尔干、扎格罗斯山、高加索等所有这些山脉都是从地中海里冒出来的。”参见[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蒋明炜、吕华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所以，从地质地理学角度看，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将西亚两河流域和阿尔卑斯山以南看作环地中海的构成部分，都是可以成立的。 ④参见郭丹彤：《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东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田明：《古埃及与地中海文明的交流——考古学所见的埃及与地中海世界的关系》，《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⑤J.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II,Chicago,1906,p.52. ⑥参见魏凤莲：《略论埃及女法老哈赛普舒特统治的时代》，《东北师大学报》2010年第1期。 ⑦有考古资料显示，哈特舍普苏特统治执政时期并未如学术界早前认为的那样将对外军事行动中止了20余年之久，只是其在军事方面的政绩与前后任法老相比大为逊色而已。譬如，哈特舍普苏特在戴尔·埃尔·巴赫瑞所建造的气势宏伟的神庙的壁画上，就描绘了由她御驾亲自挂帅对蓬特地区的远征(K.Kitchen,“The Land of Punt”,in T.Shaw,et al.The Archaeology of Africa:Food,Metals and Towns,London,1993,pp.587-608)。 ⑧郭丹彤：《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 ⑨D.O'Conner & E.H.Cline,Amenhotep Ⅲ,Perspective on His Reign,Michigan,1998,p.249. ⑩J.B.Prichard,ed.,Ancient Near East Texts，Princeton,1955.p.272. (11)D.D.Luckenbill,Ancient Records of Assysia and Babylonia,I,Chicago,1926,p.145. (12)李政：《论赫梯文明起源的历史文化道路》，《东方论坛》2013年第5期。 (13)该条约因被刻写于银板上而得名，该银板已失传，但有阿卡德语文本和埃及象形文字文本传世。有关条约签订的经过，参见K.A.Kitchen,Pharaoh Triumphant:the Life and Times of RamessesⅡ,Warminster,1982,p.75。关于条约的阿卡德语文本翻译，参见G.Beckman,Hittite Diplomatic Texts,Atlanta,1996,pp.90-95。条约的埃及象形文字翻译和阿卡德语文本译文的对比研究，参见S.Langdon & A.H.Gardiner,“The Treaty of Alliance Between Hattusili.King of the Hittites,and the Pharaoh Ramesses Ⅱ of Egypt”,JEA,6(1920),pp.179-205。 (14)R.Cohen & R.Westbrook,Amarna Diplomacy,Baltimore and London,2000,pp.73-74. (15)E.S.Edwar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3rd edition,Vol.II,pt.1,London,1975,p.475. (16)C.Barbara,Egyptian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Later Eighteenth Dynasty,Fascicle I,Warminster,1982,p.39. (17)R.Cohen & R.Westbrook,Amarna Diplomacy,p.83. (18)J.H.Breasted,Ancient Records of Egypt,Vol.II,§858. (19)E.S.Edwar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p.4. (20)J.M.Weinstein,“The Egyptian Empire in Palestine:A Reassessment”,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nental Research,1981,p.17. (21)W.L.Moran,ed.,The Amarna Letters,Baltimore,1992,pp.159-161,165,168. (22)Zhihui Yuan,“Amurru's Expansion and Egpyt's Response”,JAC,19(2004),pp.21-31. (23)1881年，法国学者马斯帕洛(G.C.C.Maspero)对这次移民浪潮进行了研究，通过参考埃及文献，把这个迁移的人群称为“海上民族”(the Sea Peoples)。学术界至今仍沿用这一叫法。海上民族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很可能是由来自小亚细亚沿海和爱琴海诸岛的希腊人、第勒尼安人、小亚细亚人、撒丁人、西西里人以及其他来源不明的部族组成的“一群富有侵略性的航海者”。 (2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第12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