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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虚构的轶事，真实的情绪 自诞生之日起，谣言就一直被作为“理想的伸张正义和发泄的工具”，虚假的民国名人轶事之所以大规模产生，是因为这些故事表达了“后革命”时代一些中产阶级的情绪和政治观念。 首先是通过“翻案”质疑现代革命史的合理性。民国名人轶事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政治人物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曾经被否定的政治人物，比如窃国大盗袁世凯，被视为“反动派”的蒋介石、宋美龄，军阀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等。关于他们的轶事，很多是无中生有的编造和美化。比如，称袁世凯死前痛悔复辟，为自己写下“读书时少”的遗书和“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的挽联；再比如，称段祺瑞并非“三一八”惨案的主使者，相反事发后他赶到现场长跪不起，并以“终身食素”为自罚。作为民国位阶最高、争议最大的人，蒋介石最常被编入故事，有的故事渲染蒋介石铁面无私，拒绝了同族子弟求官；有的故事称赞其仁慈，称蒋介石放弃在新中国建国大典上轰炸天安门，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一则名为《看当年蒋介石如何处置“非礼”宋美龄的那些士兵》的故事明显借鉴了“楚庄王绝缨之会”的叙事结构，虚构了一个名为“韩诚烈”的黄埔军人，称其在蒋宋二人检阅军队时，情不自禁摸了宋美龄的手，结果蒋宋二人不但没有处置他，还对他礼遇有加，使得韩诚烈自惭形秽，此后为民国立下汗马功劳。在这些传奇故事中，蒋介石由“反革命”一跃被塑造成注重修身、夫妻恩爱、公而忘私、为国为民的儒家信徒。这些故事是对民国政治人物的再评价，试图发掘人物身上的正面价值，祛除原本加诸其身上的“成见”。 另一类常见的类型是文人故事。故事的主角主要是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等文化人，他们在民国有丰富的经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度被压制，较少被提起。故事中的文人、知识分子具有真性情、真知识，男的儒雅清高，女的浪漫灵慧，面对权威，他们敢于直言，面对苦难的乱世，他们又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同时，故事又会强调这些特性不是天生的，是民国那个开放自由的时代赋予的。不同于上述政治人物的故事多是无中生有的编造，文人轶事往往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的演绎。比如，这则最早由高晓松在视频节目《晓说》中传播出去的梁思成轶事： 幸亏他在那个年代，民国当时有很多君子，那还是人们互相信任，民风非常纯良的一个社会。梁先生战前曾给全国每一个县的邮政局长汇去两块大洋。虽然梁先生林先生做教授收入还是很高的，但给每一个邮政局寄去两块钱，那也是一大笔钱。他也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只写邮政局长收，然后每个都写一封信说，我们在考察保护中国古建筑，希望你收到两块大洋以后，能把你们县境内的古建筑拍照片寄回来‧‧‧‧‧‧ 让梁先生特别感动的是，全国所有的县，每一个县的邮政局长，都拍了那个县的古建筑照片，给他寄回来。所以我有时候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人们那种自古传下来的、中华民族的那种忠孝礼义都还有。 其实，这则故事是对梁思成的学生、建筑史学家萧默回忆录中一段文字的讹传，萧默原文只是说梁思成热爱古建筑，一旦知道某地有重要的古建，就会给当地邮政局长写信，附上所需费用，求其拍照，收信者被其信任感动，“一般都会”拍摄后寄回。高晓松的改动相当高明，他加入了“两块大洋”的细节，并把收信人从个别人改成全国“每一个县的邮政局长”，细节的膨胀与深情的评论，把赞美的对象从个体转向了整个民国时代。 无论是政治人物正面形象的塑造，还是对文人风骨的褒扬，最后指向的都是对民国时代的肯定。民国不再被视为积贫积弱的乱世，而是延续了传统、注重“忠孝礼义”，同时又具备世界眼光与现代精神的美好时代。相比之下，革命、左翼的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神圣，而是被看作激进和不成熟的代名词。既然民国如此美好，那么由左翼领导的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国有化改造等一系列运动的合理性也就受到了质疑。谣言为大众展示了一个不同于革命史观评判的民国，也对现代中国的主流历史叙事提出质疑。也正因此，在行文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重读”“新解”“再说”“新解”这类带有“翻案”意味的标题。谣言是一种隐形的武器，可以让人们避免抛头露面，以他人的立场与身份传达自己的政治观念。编造民国名人轶事不仅仅是为了重构历史，谣言背后还掩藏着鲜明的现实感受，投射了中产阶级在当下社会中的不安全感。任何一个故事都由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两部分组成。纵观那些影响较大的民国名人轶事，其双层结构形成了微妙的关系，表层结构是某个民国传奇，而深层结构隐含的是当下的社会问题，表层的主题是深层焦虑的投射。比如这则《让蒋介石无奈的“民国第一钉子户”》： 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就在老家扩建产业，左邻右舍纷纷搬走，但是千层饼店的小老板周顺房却拒绝搬迁。他说：搬可以，让蒋介石自己来通知我，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我就立刻搬。于是有关部门将此事迅速上报，蒋介石叹息道：爱搬不搬，随他去吧‧‧‧‧‧‧于是周顺房饼店至今仍紧抵着蒋宅。 历史作家谌旭彬综合文史资料考证发现，蒋介石发迹后确有重修旧居的行为，也碰过一些钉子，但未发生过上述事件。据此，我们推断，这则故事极可能是奉化旅游业者为增加地方文化内涵而于晚近制造的佳话。如今，它在互联网和众多通俗出版物中频频出现。它表面说的是蒋介石对邻居的宽容，而深层则指向当代社会的强拆问题，位高权重的蒋介石对待无权无势的“钉子户”邻居表现出的宽容，反衬出当下社会在拆迁中出现的不合理补偿、暴力强拆等现象，以及政府责任的缺位。经济学家何永江便在他的著作《经济学与社会生活》中引用了这则故事，以此说明政府建设良好制度与规则的必要性。 再比如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赞誉民国军阀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非常注重教育： 万恶的民国军阀刘文辉当西康省主席，颁布了一条灭绝人寰的政策：“县政府如果比学校修建好，县长就地正法。”可怜的县令，简直活的没个人样，巴安县县长赵国泰看到学校缺教师，竟然亲自去教书，实在有失身份。这张图片是堂堂的义敦县县政府和县长，房子居然用木椽支撑着，简直把人丢尽了！ 这则故事在微博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故事后部分是对图片内容的描绘。戳破谣言的仍是谌旭彬，他考证出相关照片被误读了，且刘文辉主政西康期间并不重视教育，甚至挪用了四分之三的教育预算。故事正话反说，表面是在夸耀刘文辉注重教育的政绩，实则是在嘲讽当代某些地方政府的渎职现象：政府扎堆建高楼，学校却破烂不堪。在转发、转载这个故事时，有的网民还会贴上一些地方的豪华政府大楼照片，并附上尖锐的批评：“‧‧‧‧‧‧这样动辄几亿至几十亿雪花银的政府大楼建成了，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和政府就更踏实了么？！” 一经分析，上引民国名人轶事就变得荒诞不经了，但它们却有着鲜明的编造逻辑，那就是借民国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表达中产阶级的诉求。如前所述，民国轶事往往围绕着政治人物和文化艺术界名人展开，对其大加赞扬，但很少涉及经济与科技类名人。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民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成就确实一般，但从深层次来说，这种叙事格局恰恰是当代中产阶级社会焦虑的投射：中国当代社会已经逐渐走向富强，在中产阶级看来，经济和技术问题已不再是社会发展中最迫切的问题，他们的焦虑和不安主要来自于相对滞后的制度建设和人文道德建设。于是，他们通过虚构相关的故事来投射这种情绪，在民国故事里，政治人物注重修身，不仅是道德上的楷模，还遵守规则，尽心尽责治理国家，文人雅士则个性鲜明，开创了自由的文化空间。虚假的故事反映了中产阶级真实的政治与文化诉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