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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拜占庭医学一方面遵从古典医学经典的要义，继承了古典医学思想、医疗体系和诊治方法的传统；另一方面结合帝国国情和文化特点予以发展，在病理机制、治疗方式、医学理念和药学研究等方面成果卓著，形成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医学著作。拜占庭医院的诞生则标志着拜占庭医学在公共卫生领域达到了欧洲同期的最高水平；同时，拜占庭医院的管理理念和规章制度亦成为西方近代医疗机构形成中所效仿的模式。 关键词 拜占庭帝国 中世纪 医学史 公共卫生 医院 拜占庭医学是中世纪欧洲医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对西方乃至世界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拜占庭医学在公元330年帝国建立后至1453年灭亡一千多年的时间中，保存了大量的古典医学著作并传播至阿拉伯和西欧地区，拜占庭在继承古典医学理念和治疗方法的同时，亦在不断创新和发展。 然而，长期以来，国际医学史界对于拜占庭医学的贡献和成就的认识存在着诸多问题，一些有影响力的医学史专著的相关内容也不甚令人满意。医学史专业的学者们就该问题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给予较为积极的评价，认为拜占庭医学尽管在某些方面不尽如人意，但仍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国家；另一类则认为拜占庭医学没有出现任何进步甚至衰退了，因为它直接承袭自古典医学，而古希腊、罗马医学历经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人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体系，拜占庭医学对古典医学仅有守成之心。还有些作品忽视甚至抹杀了拜占庭医学在医学史中的存在。无论如何，这些医学史著作都没有给予拜占庭医学以客观、公允的评价。 国际拜占庭学界对拜占庭医学史的研究立足于原始材料和文物遗存，在文献整理方面成果斐然。拜占庭医学的原始文献来源有三：其一为医学著作，如被整理出版的4世纪至14世纪拜占庭重要医学家的主要著作，包括欧利巴休斯、阿伊提乌斯、塞奥菲路斯、埃伊纳的保罗、佩帕哥门诺思、米莱普索斯和阿克图阿里乌斯等人的作品；其二为拜占庭史籍和军事作品，其中有不少拜占庭医疗社会状况和军事医学的文字记载；其三为档案类的修道院奠基文献和拜占庭律法，修道院奠基文献主要涵盖了修道院所属的拜占庭医院的各种原始档案，而拜占庭法律文书则规定了特定类型的疾病、残疾和致残等对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在拜占庭学研究领域，学者们更多地关注医学家个体及其著作或是围绕某个社会医学问题进行研讨，另有一些作品专门探讨拜占庭的某种疾病及其诊疗层面的问题，还有一些成果关注拜占庭的医疗设施和慈善机构，以及拜占庭医学对后世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缺乏关于拜占庭医学系统、宏观的整体性研究。 国内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拜占庭医学问题，在部分著作中对拜占庭医学的总体特征进行了高度概括，还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个案研究，他们从生态环境史的角度分析查士丁尼瘟疫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令许多现有的结论得以在新的研究视野中得到重新探讨。 纵观国内外学术界对拜占庭医学的研究，无论是从医学史的角度还是拜占庭史专业的角度衡量，都存在着一定的拓展空间。拜占庭医学不仅仅是古典医学的守成和运用，拜占庭医学在中世纪也不是衰退的、没有任何发展的。因此，笔者试图在辩证唯物论指导下结合史料，探讨拜占庭医学对古典医学的继承与发展。 一 从空间横轴来看，拜占庭帝国的核心区域囊括了古希腊地区，同在一方水土，医疗背景相同，当然会继承古希腊的医学而非古印度等其他地区的医学；从时间纵轴分析，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同古罗马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一脉相连，拜占庭对古罗马医学的继承是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和延伸。 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继承首先表现为拜占庭医学家对古希腊、罗马医学经典的保存、汇编、引用和评注。在中世纪西欧古代典籍大多绝迹的情况下，拜占庭医学家的活动直接或间接、完整或是片段地保存了古典医学著作，使它们不仅能对当时的医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也能被后世所了解和研究。 其一，拜占庭帝国直接保存了诸如希波克拉底等人的多部古典医学手稿和著作。古希腊医学家和药学家迪奥斯科里迪斯《药物论》的希腊语手稿至今保存在阿索斯圣山的修道院中。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也保存在一部12世纪的拜占庭手稿中，被现当代医护人员所熟知。这些保留下来的珍贵人类文化遗产不仅为拜占庭人汲取古典医学精华提供了必要条件，也使我们现在得以一窥古典医学的真实原貌。 其二，拜占庭人对古典文稿进行整理汇编，使众多现已逸散的希腊医学手稿在拜占庭文献中得以保存，传承至今。欧利巴休斯在朱利安皇帝的授意下不仅汇编了希腊医学家盖伦作品的全集，还将古典时期其他医学家如阿基吉尼斯、安提鲁斯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医学著作汇编成册，名为《医学汇编》（'Iατρικαì Συναγωγαí），共70卷（另一说为72卷）。拜占庭人的整理汇编活动一直持续到帝国晚期。尼古拉斯·米莱普索斯是13世纪的拜占庭医学家，编修了众多古典医学手稿，包括盖伦等人的作品，他将这些手稿同自己的著作编订在一起称为《药典》（Dynameron）。同时期的迪米特里·佩帕哥门诺思的医学著作则包含了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处方。拜占庭对古典医学的汇编贯穿了帝国历史，成为其独特的医学传统。 其三，拜占庭医学家除了整理汇编外，还大量引用古典医学著作。这一行为的意义在于帮助后人在某些古典医学著作已经失传的情况下，能够从拜占庭医书中寻回部分信息，同时将被传承的知识和拜占庭人创新的医学知识进行明确区分。7世纪的医学家、“首席执剑官”塞奥菲路斯著有《论人体构造》一书，其中关于解剖和生理学部分大量引用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作品。同一时期埃伊纳的保罗，其医学百科全书的诸多材料旁征博引自盖伦和欧利巴休斯的作品。11世纪的著名学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著有《论食物的性质》（De cibarium facultate），该书是对阿伊提乌斯著作的解释，其中大量材料引自古希腊迪奥斯科里迪斯的《药物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人重视对古典医学著作的注疏。注疏一方面有利于当时的拜占庭人理解古典医学，更好地承继古典医学，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后人从其注疏中找寻已经失传的古典医学章节。6世纪至7世纪的医学家帕拉迪乌斯评注了希波克拉底的《骨折论》和《流行病论》以及盖伦的著作。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各修道院和图书馆所收藏的古典医学手稿也逐渐传入阿拉伯地区，在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影响了阿拉伯医学。直到11世纪，西欧世界才从阿拉伯人手中获得拜占庭人汇编的古典医学著作。拜占庭人对古典医学手稿的保存，对古代医学著作的整理、汇编、引用、评注等工作扩大了古典医学影响的时空范围，使得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能通过拜占庭和阿拉伯的文化传承，获取并学习古典时代的医学知识。 在传承古典医学典籍的同时，拜占庭亦继承了诸多古典医学思想、医学体系和医疗方法。拜占庭医学家对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相当尊重，他们从本质上接受希波克拉底和盖伦所构建的古典医学思想和体系，遵从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各种医疗方法。他们对古典医学思想的接受、对古典医学体系的吸纳和对古典医疗方法的实践表现在诸多方面。 首先，拜占庭人接受多数“疾病不是因神的惩罚造成的，而是环境因素、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的产物”的理念，认为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而预防疾病重在养生。拜占庭的养生观深受希波克拉底的影响，其养生知识不仅为专业医生所掌握，而且被拜占庭知识分子和大多数普通民众所了解。拜占庭的《饮食历书》将一年四季分为干、湿、热、冷4个阶段，详细地罗列了宜食和忌食名单。他们也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人一样热衷沐浴。根据统计，仅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就有8个豪华的公共浴池和153个私人浴池，普通人每天洗两三次澡，还有专门的房间用于蒸气浴。拜占庭6世纪的史学家约达尼斯记载了安齐亚力城12里外的一处温泉浴，认为“在世上无数的温泉之中，它的疗效被奉为特别著名和有效的”。在同时期的西欧，由于罗马教会认为水可以通过皮肤携带疾病进入人体，公共浴池使教徒道德沦丧，遂禁止民众沐浴。与之相比，愈发衬托出拜占庭人对古典养生理论知识的继承与热衷。 因疾病非神的惩罚，环境和生活习惯等所导致的疾病便可预后，这也是拜占庭继承古典医学思想的一个方面。希波克拉底学派的预后是指“医生在病人旁边独立发现和断言病人的现在、过去和未来，填补病情记录的空白”。我国史籍《通典》中记载拜占庭医生善于“未病先见”,这同古典医学讲求预后息息相关。7世纪拜占庭医书中记载了医生尼赫尔观察预后了121名病人，只有7名病人没有出现预期的出血症状。可见，拜占庭医生已经善于通过观察预知后事，并采取最佳的调理和治疗手段。 其次，拜占庭医学界在医学体系领域完全接受了“四体液论”作为医学的本源，并据此解释和治疗疾病。古典的医学体系主要体现在希波克拉底《论人类的本质》中提出的“四体液论”，即人体要素是血液、黏液、黄胆液和黑胆液，它们同冷热干湿和一年四季共同作用，当它们失去平衡汇集在某处或是某处体液空虚都会使人疼痛生病，这就为解释疾病的特征提供了理论基础。拜占庭史学家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在《编年史》中记载了君士坦丁九世皇帝患病的情况，描绘其体液不平衡的症状：“无疑君士坦丁（体液）的主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不断汇聚，破坏了先前的协调，体现在他的双脚、躯干关节和双手。随后大量地影响到了肌肉本身和背部的骨骼，彻头彻尾地令他震颤摇晃，好似一艘于风平浪静之时满载货物出海的船遇到了海浪的袭击。”由此可见古典医学体系对拜占庭医学影响之深。 最后，在治疗手段方面，由于拜占庭人接受大多数的疾病是由于环境、饮食和生活习惯导致四种体液失去平衡而发病的理念，那么他们也接受治病首先就是让体液恢复平衡的医学手段。拜占庭人按照希波克拉底的实践经验，认为药物是治疗的首选。拜占庭早期的医学实践遵循古老传统，以养生与药物等手段来治疗疾病，当养生方式无效时就需要使用药物。拜占庭人使用了很多古希腊人惯用的草药治病，例如藜芦用于催吐，而秋水仙用于治疗痛风。 当药物无效时，恢复体液平衡就需要各种手术，其中之一便是放血。希波克拉底认为有些患者可适时地放血，有些则不能。盖伦在“四体液学说”的基础上大力提倡放血疗法，病情越严重，放血量越多。盖伦充分了解动脉与静脉的区别，他根据病人的年龄、体质、季节、天气、地点和发病器官等构建了一套非常复杂的放血疗法体系。埃伊纳的保罗、欧利巴休斯和阿伊提乌斯等人在自己的医著中详细介绍了放血的适用病症和程序；侯尼亚迪斯在《记事》中亦记载阿莱克修斯三世在准备推翻依沙克二世时，以放血为由拒绝了皇帝的邀请，“他伪称身体不适，已经准备放血”。其二便是当药物对溃疡无效或是收效甚微的时候，切开溃疡放脓。希波克拉底在《溃疡论》中认为如果溃疡肿胀，“糊剂用于脓肿发炎时，必须用在溃疡的周围，用毛蕊花、车轴草叶、岩生草叶和狭叶香科共煎制成后敷用”，“应选择适当时机将溃疡面切开以便分泌物流出。”当皇帝约翰二世的伤口开始溃烂时，医生“使用其他可以减轻伤口溃烂的药物。当这些药物被证明是无效时，医生考虑动手术，脓肿部分被切开”。其三便是比较大型的外科手术。古典医学的外科手术十分发达，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在外科手术上颇有建树。拜占庭外科手术技术也极为高超，开颅术的声名甚至远扬到中国。《通典》中记载拜占庭外科医生“善医眼及痢……或开脑出虫”。最后，像希波克拉底派那样，拜占庭人也将烧灼法视为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在《记事》中，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为了治疗已经溃烂化脓的腿疾，瞒着医生最后私自采用了这一方法，“他深深按下烙铁烙自己的腿”。 拜占庭对于古典医学的继承是全方位的，从典籍本身到其中所蕴含的医学思想、体系和治疗手段都予以接受并运用到医学实践中，拜占庭医学可以说是古典医学的忠实继承者。 二 当时间纵线进入中古时代，拜占庭帝国核心区域发生了环境和人口的变动，同时在空间方面，帝国领土的扩张与收缩使拜占庭出现了不同于古典时期的社会文化变迁。因此，拜占庭虽继承了古典医学的诸多理论与知识，但它并非仅仅是古典医学的载体，而是结合自身历史特点予以发展。 首先，拜占庭帝国疆域广阔，地理与气候条件各异，帝国内部族群众多，其成分与古希腊、罗马时期不同，不断有新的族群加入，他们体质各异，使得原有的仅在希腊等地区实践的古典医学无法满足拜占庭人民的需求，新的疾病、新的检测手段和治疗方法得以发现和发展。 在疾病方面，拜占庭人对一些病症的认识已经在古典医学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新的认知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所接受，其部分观点甚至已经接近现代医学的结论。盖伦等古典医生认为糖尿病是一种罕见的疾病，而欧利巴休斯等拜占庭医生则对该病非常熟悉，他们认为病因是肾脏和膀胱的病变，症状则是过度口渴和尿频。阿伊提乌斯对痤疮新的认识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医生的肯定。拜占庭医生认为查士丁尼瘟疫是腹股沟淋巴结炎，这种看法已经很接近现代医学对于鼠疫症状的认识了。13世纪的御医迪米特里·佩帕哥门诺思著有《痛风原理》，文中提出痛风是由排泄不畅所致的新观点，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医学界所接受。佩帕哥门诺思的观点同现代医学关于痛风的结论类似，即痛风同嘌呤代谢紊乱和（或）尿酸排泄减少直接相关。 在检测手段方面，14世纪的医生约翰·阿克图阿里乌斯对于尿液和验尿的研究取得了突破。他对尿液的观察和检测为今后这个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的《论尿》成为从古典时代到19世纪化学改进之前关于这一主题最完整和最系统的著作。很多西欧医学家对他这本书是逐字逐句抄写，不敢有丝毫谬误。在化学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医学家对于他的基础研究，在理论上没有新的突破。 在治疗手段方面，埃伊纳的保罗反对古希腊、罗马医生使用呕吐法来治疗糖尿病。保罗建议使用药酒、草药和水果来治疗糖尿病，常用的药物有玫瑰酒、蜂王浆酒、蜂王浆水、草药、菊苣、生菜、生活在岩石中的鱼、猪脚和猪的子宫、梨、苹果、石榴以及冷水。现代医药学实验证明蜂王浆、菊苣、苹果、石榴等提取物对糖尿病具有一定功效。保罗还精确描述了用固体导管导尿时应当遵循尿道的曲线，随后应该注入各种药剂。在口腔治疗方面，拜占庭制作假牙的技术趋于成熟。侯尼亚迪斯在《记事》中讽刺那些“用假牙用力咀嚼咸肉”的人，说明假牙已经较为普及。“给牙齿腐烂的人清洁口腔并敷上树脂”是12世纪拜占庭医生惯用的手法。癌症、疝气等手术也有超前性的发展。关于乳腺癌和子宫癌，埃伊纳的保罗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两种癌症是最常见的，他断言手术对子宫癌是无效的，因为极易复发；而乳腺癌则不能采用传统的烧灼疗法，应该切除。保罗对腹股沟直疝和斜疝的手术也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另外他对于睾丸切除术，女性生殖器湿疣和治疗先天阴道闭锁畸形的手术，关于肛门瘘、痔疮、肛门湿疣的手术与治疗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新见解。他还首次提出使用减压法来治疗脊柱创伤，即用手术取出压迫脊椎神经导致瘫痪的碎骨，使患者能够站立。 其次，随着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移，拜占庭人更加重视帝国东部药材的开采和使用，这大大丰富了拜占庭药用动植物的种类和范畴，使拜占庭药学得到长足的进步。 拜占庭药学的发展体现在药用动植物范围的扩展、整理和方剂的丰富与编码等方面。西蒙·塞思不仅挑选保留了很多古希腊的草药，更用到了来自帝国统治区域如原波斯和北非等地的药材。侯尼亚迪斯记载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一世“吃非常类似于鳄鱼的尼罗河里的动物来增强自己的性能力”，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东部的药用蜥蜴。埃伊纳的保罗的《医学概略七卷》中的最后一卷是专门记载药物和配药的，其中共记载了药用的90种矿物质和金属、600种植物和一百七十余种动物药材，另外还有各种方剂配法，如第3卷记载了28种香油膏的配方。保罗的贡献在于将古希腊药学理论精华用于日益庞杂的拜占庭药材中，以临床实践为基准，吸收曾经是拜占庭东部统治地区内的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的临床实践经验，他的作品不仅是早期拜占庭药学的收官之作，也为晚期拜占庭药学树立了范式。不仅如此，同盖伦时期简洁明了的药物相比，拜占庭药学在药剂来源和配药方面已经大大丰富，显示出拜占庭医生对众多药材的熟悉程度，他们在近千种药材中挑选最适合的，按药方制作成药，亦显示出他们对药性的精确了解。 再次，帝国地理位置处于东西方交通要道，为拜占庭医学吸取东方等国的医学成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拜占庭医学界有部分外族医生，除了塞思是犹太人外，13世纪的医生亚伦·本·约瑟夫也是犹太人。同样著名的还有安条克的叶海亚，他出生于法蒂玛王朝的埃及地区，成为拜占庭的医生后带来了中东地区的一些医学知识。他们使得东方和中东的医学传统进入拜占庭人的视野。 拜占庭医学家在古典医学思想的基础上吸取了部分东方文化内涵，将二者融合在一起。拜占庭医学受到东方神秘主义和本身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因而重视灵魂、情绪、人体和疾病之间的关系研究。9世纪的医学家利奥曾困惑于人本质为何？何谓灵魂？何谓精神？他重视对身体、精神和灵魂三者关系的研究，认为疾病有时是因为身体的软弱，有时又是因为身体与灵魂的冲突，也因为精神和灵魂的衰弱。他开拓了医学哲学的范围，将继承的古典医学哲学带入了拜占庭医学神学领域。 在药学方面，埃伊纳的保罗的《医学概略七卷》中的第3卷和第7卷记载了包括来自埃及纸莎草纸的药用香料配方。塞思更用到了来自阿拉伯和印度等东方的草本药物，这跟塞思本人是犹太人，非常了解东方医学传统有关。普塞洛斯《论食物的性质》也强调了东方等国的药用传统，展现出拜占庭医学家宽阔的视野。 复次，帝国内部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差异使拜占庭医生注重医学的实用性而非教条。实用性在治疗理念上的表现主要是指拜占庭医生并没有固执地坚持希波克拉底的“反治法”，也没有因为盖伦治疗学的基础思想是“相反疗法”而变得因循守旧。“反治法”或是“相反疗法”，顾名思义，即用干来治疗湿引发的疾病，用热来治疗冷起的病痛，血太多导致不平衡就放血。拜占庭医生对于各种病症，不是单一采用反治法，而是重视实效，更侧重实用性和经验积累。 实用性在实践上的主要表现主要集中在对古典医学权威某些观点的批判和打破固定医疗模式上。埃伊纳的保罗称希波克拉底是最伟大的医学权威，在治疗骨折的时候几乎遵循希波克拉底的观点，但保罗个人经验丰富，在治疗鼻骨骨折时与希波克拉底并不完全一致，他先叙述了希波克拉底如何用皮带固定歪在一旁的鼻子后评论道：“但是现在这种方法已经被证明不太适用了。”由此可见拜占庭医生在长期医学实践的积累中更为注重疗效而非教条。塞思则在修订的《论食物的性质》一书中批驳了盖伦，因为盖伦的著作可以说是古代医学的标杆，他在医学界的地位犹如亚里士多德在哲学领域中一样，既是权威也不容批评。该书对于盖伦一些错误之处的批判，凸显出拜占庭医学批判性继承的特性，尊重权威但不太过于迷信。 同时，拜占庭解剖学并没有因为基督教反对人体解剖而停滞。9世纪修道士梅莱提奥斯同样也被称为医生哲学家，其《论人体构造》堪称第一部医疗解剖学著作。“首席执剑官”塞奥菲路斯为了写作《论人体构造》中关于解剖和生理学的部分进行了动物解剖，诸如猿和熊等。兽医学也在动物解剖的基础上得到了发展。迪米特里·佩帕哥门诺思著有一部喂养和护理鹰，特别是矛隼的兽医著作，同时他还写了一部关于犬的护理和治疗的医书。以上种种均显示出拜占庭医学的实用倾向，并没有因为古典权威和神学的阻碍而一成不变。 最后，拜占庭医学成果的丰富发展使原有的医学著作体例难以容纳，出现了新的著作形式即百科全书。 埃伊纳的保罗的突出贡献是用希腊语写作了医学百科全书《医学概略七卷》。这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以完整性和准确性著称，不仅是对拜占庭所继承的古典医学著作的汇编，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包含了当时所有西方医学知识的总和。该书第1卷是论营养卫生，共一百论，在继承古希腊四体液论的基础上，根据拜占庭地理和气候进行校正，论述不同年龄、季节和气质的人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各种食物的功用。第2卷是一般病理学，如关于发烧的研究与治疗。第3卷论述身体各个部位的疾病，从头部一直到脚趾。第4卷论麻风、皮肤科、烧伤、一般外科和出血，探讨肉眼所见的生物对人体的影响，包括肠道寄生虫和蠕虫等。第5卷论毒物，讲述了被毒蛇咬伤后的处理措施以及狂犬病的症状和应对等。第6卷是外科，关于手术的一切，包括如何从体内取出残留的武器，如何治疗骨折等。第7卷是药理学，涉及他所知所有的药物，以及药效叠加的影响。 医学养生类的著作也出现了百科全书的形式。11世纪的西蒙·塞思修订了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论食物的性质》，该书一共涉及了228种植物和动物。塞思的工作是对养生和营养疗法的一大贡献，他将动植物编号分类，按症状和月份提出饮食治疗的方案，成为具有拜占庭特色的饮食和营养治疗指南。 药学著述方面，当拜占庭中晚期药用动植物的扩展使原有著作体例无法承受内容的变化时，新的药学著作因此诞生。尼古拉斯·米莱普索斯的《药典》分为48部，包含了2500种方剂，他将方剂按种类和成分排序编码。直到1651年，该书都是巴黎医学院主要的药品代码来源。 三 除了对古典医学的继承和发展外，拜占庭医学本身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创立了医院并建立了发达的军事医学和医疗制度。拜占庭医学对人类医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具体表现为医学史上第一所医院的建立，以及随着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军事医学和医疗制度。 医学史中的医院是以提供医疗护理服务为主要目的医疗机构，从这个定义上来看，一般认为最古老的医院是370年左右圣瓦西里在凯撒里亚建立的。西欧中世纪早期所谓的“医院”以招待和收容为主的，在1204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后，西欧人才仿效拜占庭开始修建真正意义上的医院。至于医院首先诞生自波斯或是阿拉伯的说法，萨珊波斯的医院是受拜占庭启发于五六世纪在君迪沙普尔建造并影响了阿拉伯医院的诞生。 医院首先出现在拜占庭帝国是同基督教神学有关的。《圣经》中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在基督教神学思想中，帮助病人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马太福音》中称：“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这种互助理念后来逐渐发展为社会和个人都需要承担的一种宗教和社会责任，这就为公共医院的诞生奠定了神学基础。拜占庭救世主基督医院章程42条“对医院工作人员的勉励”中用《马太福音》里的这句话勉励医护人员，并指出主都会根据他们的作为予以回报，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拜占庭神学对公共医学的促进作用。 医院首先诞生在拜占庭帝国而非同样信仰基督教的西欧地区是有原因的，这同拜占庭医生的培养体系有关，因为这种体系为建立医院提供了大量的医务人员。训练医生的重要场所是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各行省也有医学院。在这里医学是一门真正的学科，其毕业生被纳入拜占庭的公务员序列，使医生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到了12世纪，医生的地位已同官员和学者相当，受到世人的尊敬。稳定和严格的培养制度为帝国源源不断地输送医学人才，加之整个社会更重视自己的健康而非灵魂的救赎，使得医院在被需求的情况下有较为充足的人力资源基础，得以在帝国各地建立。当医院医生数量不足时，便由私人医生补充，采取的措施是请私人医生去公立医院工作。6世纪的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曾下旨补贴在公共部门工作的私家医生的工资。 拜占庭的医院制度是多种现代医院制度的鼻祖，在很多制度创立方面是具有独创性的。拜占庭医疗机构首创了“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的概念，并付诸实施。以君士坦丁堡的救世主基督医院为例，1112年皇帝约翰二世建立救世主基督修道院时，同时兴建了附属的救世主基督医院，另含一所老人之家和4英里外的麻风病医院。救世主基督医院类似于现在的综合医院，而麻风病医院是专科医院，老人之家则是含有医疗功能的公共慈善机构。另外，拜占庭帝国在5世纪以后就成立了各种专科和慈善医疗机构，如旅客救济站、外来人的医院和孤儿院等。 拜占庭医院首创门诊—住院制度，通过门诊对患者病情分级分流，门诊患者经过治疗后可离开医疗机构，而住院患者则需要受到全天候的照护。这一制度有助于提高医院效率，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和过度医疗，使病人得到最合适的医治。根据拜占庭修道院的章程，救世主基督医院设门诊部和住院部，跟现代医院是一样的。门诊部有两位医生坐诊，住院部有50张床位，还有5张机动床位，另配备医疗人员。 与门诊—住院制度相配合的是医院分区制度，这是拜占庭人智慧的体现。分区制度根据部门科室的不同功用，在空间上予以区分，达到集中医疗资源、提高治病效率的目的。首先门诊部和住院部分开，而住院部分为5个区，这种分区制度跟现代医院是类似的。5个区是根据医疗科室的不同和患者性别进行区分的，如内科与外科分区，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住院区也不同。根据救世主基督医院的章程，皇帝亲自规定住院部1区“10张床位赐予那些有外伤与骨折的病人；2区8张床位给予那些患有眼疾、胃部疾病以及其他急性且痛苦疾病的患者；3区12张床仅收治女性患者；4区和5区分别有10张床收治男性普通患者”。可见不仅男女患者分开，特定科室的患者也集中起来治疗，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如果某病区没有患者而其他病区床位爆满，医院章程也对这种情况做了规定，使得床位可以灵活调用，非常人性化。 拜占庭人也非常重视医院的卫生制度，并制定了严格的章程。救世主基督修道院第37条规定是关于“病人衣服和床上用品”的。按规定医院每张床都要有一个垫子，床垫上必须有一个枕头和床单，冬天有两条山羊毛毯子。为了保持医院卫生，防止病人交叉感染，医院保持供应15件至20件衬衣或是宽大外衣给穷苦病人，使他们上床前能更换病号服，自己的衣服则被医院清理后在出院时归还主人。医院每年都更换所有床上用品和不能继续使用的衣服，床垫和枕头的填充物每年都重新填充。另有一男一女两个厕所。病人可根据医嘱洗澡，一般是每周两次。医院卫生制度的健全既能减少交叉感染，也能保障病人早日康复，如此规定即使放在现在也不过时。 拜占庭医院详细规定了不同工作人员的职责，目的也是节省人力、提高效率。首先是管理和监管体系的完备。管理人员由修道院院长和修道士组成，监管人员由医院管理人和医疗监督人员组成，监督人都是医学专家。其次是实行代理人采购制度。代理人负责食品和药物供应，拜占庭医生同古希腊、罗马医生不同，医生不会自己买卖药品，杜绝了药品回扣等腐败现象。最后是对医生职责的细化。拜占庭医院的医生同古典时代全科式的医生不同，皆有自己擅长和负责的项目。如主治医师2名，主治内科；病房主管两名，负责2区；医生10名，余下4个区各2名，另两名医生负责修道院修道士的医疗服务，外科医生2名，门诊医生2名。 另外，拜占庭医院建立了轮值制度。例如在救世主基督医院，医生被分为两组，每月一轮，使医院不会休息。候补医生的轮值制度在拜占庭医院也广为实行。医院有候补医生，所有职位每月轮流一次，跟现代医学生所有科室轮流实习的制度类似，如此能为医疗后备人才提供实践机会，提高整体水平。 拜占庭医院的护理制度也非常发达，护理人员是医院必备的。救世主基督医院规则38条规定，每晚都会有4名男护士和1名女护士在病区守夜。男病房平时有3名护士、2名杂工、2名仆人；女病房另有1名女医生、4名女护士、2名女杂工和2名女仆；门诊有4名护士和4名杂工。 拜占庭医院后勤支援也是相当发达，由于非营利性质，医院所需的东西全部实行配给制。他们同现代医院一样提供病号饭，而且是免费的。病人每天有定额的餐食，如面包、豆子和新鲜蔬菜等，还可以额外购买食物和酒，由病房主管监督。后勤人员配备上有4名药剂师，2名药剂师助手，1名门房，5名洗衣工，2名厨师，马夫、面包师、烧水工等若干。 以上种种可见，拜占庭医院制度和人员配备在当时是相当先进和科学的，公立医院和卫生管理体系高度发达，现代医院的一些制度和理念是自拜占庭医院承袭而来的。拜占庭医院的数量是随着人口变化而变化的。12世纪拜占庭皇帝就亲自修建、改建了一些医院。如依沙克二世“将属于皇帝的一栋房屋变为医院。……另外，他购买了士官长的房子，同样将它作为体弱、贫困和需要养病的人的休息室”。 公共医院对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拜占庭军事医学的发展，军事医疗体系逐渐形成。古希腊军队中没有固定的医疗服务队伍，即使有医生，数量也是极少的，且多为高级军官服务。古罗马一个军团只配备1名医生。而拜占庭军队中除了跟随皇帝的御医外，还有随军医生，负责士兵的医疗服务。6世纪的拜占庭皇帝莫里斯规定每营（tagma）须有8—10位医护兵组成医疗队（deputatoi），并对他们的服饰、装备和职责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绑带和水瓶是医务人员的标准配置。后来逐渐发展为300—400人的骑兵营配备一个医疗队，除医护兵外另配有1名内科医生和1名外科医生，甚至若干助手。 拜占庭军队最早实行战时医护制度，这同帝国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有一定关系。作战时，勤务人员如医护人员和抬担架的人员加入，使医疗队的人数可以扩充8倍至18倍。伤员运送制度也比较完善，他们使用特制的双马鞍来接送伤员，双马鞍的左侧有一前一后两个梯状的马镫，便于伤员的运送。抚恤制度也得到发展。医疗人员每救出一名伤员就会获得黄金的奖励，医护兵也可以分得部分战利品。另外当国库充足时，士兵会得到“一枚银币作为医疗补偿”。此外拜占庭人还创立了军人医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长期医护系统，也是军事医学的重要进步，因战争而伤残的军人首次可以终生得到医疗照顾。君士坦丁一世在公元4世纪创建了退伍军人医院，查士丁二世皇帝建立了残疾军人医院，阿莱克修斯一世皇帝在11世纪建立供士兵长期疗伤的医院。这些都是拜占庭对公共医学的发展。 拜占庭对古典医学著作的整理、汇编和引用，使得古典医学在帝国境内被大量地保存下来。这些经拜占庭人护理的古代医学遗存传入阿拉伯地区后，对该地区的医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阿维森纳的《医典》就是在此基础之上汲取了大量古典医学的知识和理念。古典的医学传统因为拜占庭帝国得以保留，又经阿拉伯人之手在日后回传西欧，起到对古典医学承上启下的作用。 拜占庭医学在古典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不仅诞生了被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医学界奉为圭臬的著作，在医学各个领域也因长期实践有所突破。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创造性建树，综合医院和专科医院的首次建立、设置与规章制度的完善，也恰好与频仍的军事冲突对接，由此衍生出军事医学的进步和对伤残军人的终身医疗照顾体系的首创。拜占庭医学的独创性贡献，使我们不得不对其在人类医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进行重新评估和定位。 拜占庭医学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公允的评价有多种因素，重要的一点在于年鉴学派以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更注重的是西欧，主流学派长期疏于对拜占庭医疗社会史的关注。如果说卡斯蒂廖尼、盖布里埃尔等人可能受到了20世纪“唯科学主义”影响，忽视拜占庭医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仅仅以现代医学为衡量标杆，而不将其放入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自然环境予以公正评价的话，那么21世纪的医学史家如凯特·凯利和罗伊·波特等人对拜占庭医学的偏见和忽略，就更是凸显了“西欧中心论”的趋向。在这种背景下，补偏救弊、匡正偏颇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医学史研究一方面非常需要借鉴最新的医学研究成果，在传统医学宝库中发掘新的材料，同时还可以对原有史料进行再分析，对原有问题进行再论证，对原有结论进行再探索；另一方面如何尊重历史发展规律，辩证且公正地看待古代各地区的传统医学，这是历史研究者的学科优势，反过来也显示出了在诸如医学史等跨学科史研究中，研究者历史素养的重要性和历史研究者发声的迫切性。 本文作者邹薇，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7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