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四渡赤水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共产党内部，而外部资料则十分稀缺，特别是蒋介石等反动派方面的资料，这对全面了解和研究这场战争是非常不利的。随着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人们终于得以看到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四渡赤水。那么，蒋介石是怎么看四渡赤水的？蒋介石日记中的四渡赤水又是怎样的呢？ 本文根据蒋介石日记及国民党方面相关资料，呈现红军四渡赤水时对手方的所思所为，以完整呈现这一段曾经如此惊心动魄的历史。 日记中写下对红军动向的忧虑 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向北，准备到四川与活动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此后，红军很长时间内一直在川黔地区活动，努力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红军四渡赤水的前三渡，实际都是这一思路下的产物。了解这一点，对解读四渡赤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时，经过连年混战，四川的形势是：刘湘在“二刘之战”中击败刘文辉，成为四川盟主，四川控制权定于一尊。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对其形成巨大威胁，为阻挡红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集重兵于赤水、古蔺、叙永地区，沿江堵截，同时派出精锐部队大举入黔，计划与中央军、黔军配合，于“黔境乌江地带围歼”红军。 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渡江作战计划》，提出红军目前的基本作战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近期任务是：消灭和驱逐阻我前进之黔敌与川敌，尽力迟滞和脱离尾追与侧击之敌。这一方针以武力打击南京中央军及川黔地方部队为目标，硬碰硬意图明显。正是以此为指导，红军于1月28日在土城与川军六个团激烈交锋，战斗持续一天，红军未能达到消灭对手的目的，次日凌晨下令撤出战场，全军渡过赤水河，是为一渡赤水。 土城之战，后人回忆当年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上的总结是：“这是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我军没有消灭川军，反而受到很大损失，不合算，也可以说是一场败仗。主要教训有三：一是敌情没有摸准，原来以为四个团，实际超出一倍多；二是轻敌，对刘湘的模范师战斗力估计太低了；三是分散了兵力，不该让一军团北上。”土城之战是红军与四川地方部队的第一次交手，毛泽东等红军指挥者从中体会到川军远远超出黔军的战斗力，原定的由四川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不得不重新检讨，实际上，红军此后一段时间在赤水的徘徊，相当程度上就是在犹豫中抉择的产物。 红军渡赤水西进后，很快发现形势十分不利。川南泸州一带为川军集中防御地区，红军进入川南，连续遭遇川军截击，处境艰难，此正如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幸灾乐祸所写：“匪向西窜，受川军此次土城之打击，则其愈西愈死矣。”鉴于此，中革军委决定暂缓北渡长江，改在川滇黔边实行机动作战，二渡赤水，再返地方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先后在太平渡、二郎滩一带渡过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黔北此时只有王家烈的黔军驻守，战斗力不强，红军进入黔北后，势如破竹，连占桐梓、娄山关，再占遵义，并击退中央军吴奇伟增援遵义的部队。 当红军在滇黔边境停留时，蒋介石一度对局势显得乐观。在日记中记有：“匪情迫其窜入川西蛮地，陷于绝境”；“朱匪被滇军堵围或已解决也”。蒋介石乘“追剿”红军之机，顺势进入西南地区后，已基本达到了他的初衷。接下来，他既要继续渗透并控制西南，逼迫地方部队为“追剿”前驱，同时为对红军形成更大压力，不得不逐渐加强蒋系中央军在“追剿”中的军事存在。2月10日，他电告“追缴”部队前方指挥官薛岳不可一味避战，指出：“军阀土匪如任其自杀，必有一伤，且必为军阀惨败无疑，结果徒增大匪势，恐中央亦无力收拾矣。故中央军此时万不可稍存观望，虽遭人疑忌，亦应努力为之。否则，亦坐以待匪之次第剪除耳。”蒋介石既有力量倾轧的私心，又要承担、体现“中央”的责任和高度，其间的拿捏、把握，颇费心机。 红军觑破国民党军薄弱环节，从川黔边境东返，令蒋介石颇为担心，日记中写下对红军动向的忧虑：“朱匪被滇军截击，向东回窜，颇可顾虑”；“朱匪果东窜，川湘鄂边区吃紧”。红军返回黔北后的行动自如，尤令蒋介石难堪。2月24日，蒋介石电告薛岳、周浑元，一改此前瞻前顾后的态度，严厉要求全部向红军猛追，不得再事延误。在蒋介石严词督促下，国民党中央军逐渐改变入黔后的长期迟滞不进，对红军保持更紧迫的追击姿态。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就近指挥战事。 长征中的好戏慢慢拉开帷幕 红军再占遵义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月4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设立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随后，中共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为尽可能减少对立面，红军对建立川滇黔地区根据地的计划作出微调，将中心缩小为黔北地区。这样，因不威胁川、滇两省，川滇方面地方部队“追剿”压力可望缓解，黔军又不足以构成威胁，影响计划实施惟一的关键就在蒋介石的中央军。所以，3月上中旬，红军将打击重点放在中央军方面，双方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3月5日，朱德下达《各军团集中鸭溪的作战部署》，准备对蒋系中央军入黔主力实施打击。以当时红军的实力，啃硬骨头，有相当难度和风险，所以毛泽东不断在战与不战间抉择，努力寻找更有利的作战时机。 当红军在黔北瞻顾徘徊时，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也数度变化。最初，蒋介石认为红军再次东渡的目的是回师东进，与湖南的红二方面军会合，这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最担心的。很快，国民党方面就侦知红军的动向，5、6两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匪主力向鸭溪场集中，仍向西南逃遁，求达其原定目的乎”；“匪以西窜公算为多”。因此，蒋介石的部署也发生变化，要求“追剿”部队主动出击，寻找红军主力作战。 13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提出：“我野战军应向西南转移，求得在转移中与在消灭王家烈部队的战斗中调动周、吴纵队，实行机动，并迅速略取与控制赤水上游的渡河点，以利作战。”红军准备放手一搏，打击蒋介石中央军主力。与此同时，蒋介石致薛岳电，提醒道：“匪之行动常走曲线，其狡计或望我吴纵队主力向遵义进攻时，而彼则由六广河修文方面袭击我贵阳，亦在意中，请注意之。”蒋所说到的这一计谋，正是后来红军的实际行动，只是当蒋作出这样的猜测时，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否可能成真，因为就当时而言，他首先要对付的还是红军的西进问题。同理，当毛泽东为未来作出种种可行性的设计时，首当其冲要处理的也是如何顺利完成第一步的西进计划。 战争是或然性的产物，高明的指挥者不在于事先设计好一切，而是因势利导，顺水推舟。稍后，红军与周浑元部在鲁班场展开的战斗，就是战争复杂性的一个例证。 3月15日，红军集中一、三、五军团部队向仁怀以南鲁班场周浑元部发起进攻，这是红军经近半个月的反复调动对手、始终未能觅得良机后落实其原定计划的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红军除第九军团担任预备队外，一、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共14个团几乎全部投入主力战斗，国民党军应战部队达12个团。红军奋勇作战，对国民党军阵地展开攻击，但周浑元部在鲁班场早有准备，利用碉堡和工事就地固守，红军的攻击难以奏效，当夜红军撤出战斗。为避免攻坚不下遭遇反击，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我野战军决于今十六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是为红军三渡赤水。 对于红军方面而言，鲁班场之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战斗，所幸红军倾力而攻，全身而退，进攻和撤退处于主动，一切尚在可控状态。正因此，蒋介石当时对该战结果并不满意，在日记中写道：“伏兵之重要而周浑元之不足教也，如此包围网中之匪，而周放弃谭厂与仁怀，纵其西窜，痛心极矣。” 这次战斗更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由此开始面对现实，逐渐放弃先前消灭国民党追剿部队、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而寻求摆脱国民党军追兵、突破国民党军包围的战略目标，而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在国民党军实力并不十分充足的状况下，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远远比前者来得轻松。红军长征中的好戏，实际是由这次战斗后，才慢慢拉开了帷幕。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3月16日下午，红军在茅台附近的渡口三渡赤水，再次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作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对此，蒋介石的反应是要求在赤水河东岸竭力堵截，防止红军再次回渡南下。 应该说，蒋介石的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大体也是基于经验和常识的判断，因为红军既不能打破中央军的“追剿”，西进四川又面临着川军的强力堵截，剩下的路只能是回渡赤水向南求得生机。所以蒋介石于18日特电周浑元调派部队到古蔺以南地区与滇军孙渡部联合堵截，认为：“如匪果南窜，必由瓢儿井前方一带偷渡为多，务望兄速派有力部队向该处急进。” 虽然蒋介石猜中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但是中共当然不那么容易对付，接下来，中共在四渡赤水中充分运用了“兵不厌诈”这一古老兵法。3月20日，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通电全军要求再次渡过赤水河，电文指出：“我军西进不利，决东渡，这是野战军此后行动发展的严重关头……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危险。”同日，中革军委下达命令：“我野战军决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备折而东向，限二十一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机动。”红军并没有像蒋介石预计的向南渡过赤水河，而是回身东向，迅速在三渡赤水靠北方向四渡赤水，使蒋介石一时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在日记中记下其犹疑之情：“匪向桐梓，抑向仁怀乎。”“匪似仍谋击破中央部队。” 红军四渡赤水后，迅速南进，27日，到达枫香坝、白腊坎、鸭溪附近地区。为迷惑蒋介石，红军故布疑兵，造成将寻求中央军主力决战的假象。中革军委电示红九军团：“我野战军主力决南移寻求机动，而以九军团暂留现在活动地域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我主力作战。”要求其在第二天分出两支部队，一向长干山，一向枫香坝伪装主力活动。随后又数次致电红九军团，令其“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红军主力则由鸭溪、白腊坎之间突破封锁线，向乌江边急进。 对红军的行动方向，蒋介石和周浑元起初都判断，红军“必与我军在谭厂与鸭溪间地区决战，如其能先击破我中央军，则其以后行动，即可自由，否则亦必求突破此地区一点南窜”。但是，红军在长干山、枫香坝一带放出的疑兵，显然使蒋介石发生了误判，28日，在致周浑元电中，他指示应特别注意红军由枫香坝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令其速在西南方布防堵截。同日，当红军主力实际已由鸭溪一线越过国民党军封锁线后，蒋介石得到消息，仍认为这只是红军的一部，故布疑兵，“使我军注目于该方，而疏忽于正面防线时，然后彼乃向正面长干与枫香坝之间突破一点与南窜。”直到确认红军已然南下时，蒋介石方在日记中写道：“朱匪果由鸭溪西之四牙坝与倒流水偷窜南进……可叹。惟亡羊补牢，尚犹可待也。” 红军之所以能从国民党军的封锁线中逸出，巧妙的疑兵固然重要，蒋介石消极的作战方针也难辞其咎。“追缴”期间，蒋介石虽然曾要求所部主动出击，但更多时候，还是照搬第五次“围剿”时在中央苏区的成功经验，面对不断游动的红军，多次命令部下“筑碉扼守”，试图用堡垒战术堵截、围困红军。 然而，无论是环境、力量、条件、对手，此时与中央苏区时期都有很大不同，国民党军在黔部队有限，人力物力都不允许其短时期内构筑大量碉堡。相反，红军则再无中央苏区后期需要保有根据地的顾虑，可以没有任何包袱的作大踏步进退。在此背景下，想要在崇山峻岭的黔北地区靠碉堡堵截红军未免有点天方夜谭，证明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确有胶柱鼓瑟之病。而且，构筑碉堡本身传递的就是消极防御的信息，这与鼓励大胆“进剿”相互龃龉。 当红军真正运动起来后，国民党军的消极防御必然捉襟见肘。这就是蒋当时谈到的：“我们有这许多军队来围剿，却任他东逃西窜，好像和我们军队玩弄一般，这实在是我们最可耻的事情！……将来战史上评论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失败！” 最重要的，红军四渡赤水，转兵南下，意味着红军开始灵活对待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一旦抛开既有的思维定式，在崇山峻岭的西南地区，红军的活动空间将大大拓展，以南京中央军入黔有限兵力，在黔北尚不能将红军堵截住，当红军运动起来后，更是勉为其难。所以，此后的蒋介石基本是捉襟见肘、穷于应付。 5月上旬，红军在云南如入无人之境，急速穿过滇东地区，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西南以来红军和国民党军长期的缠斗终于告一段落，国民党军的“追剿”铩羽而归。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大加感叹：“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一生用兵莫大之耻辱。” 双方的较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共成功穿越了其发展史上最为艰险的困境，为后来的史书提供了一段经典的传奇。即便在蒋介石日记的视角下，也是如此。 （《老年文摘》第211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