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渡赤水一战的胜利离不开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指挥尽管是正确的，但具体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甚至十分艰难。四渡赤水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指挥地位并不巩固，所以难免受到其他人的质疑，甚至有人拒绝执行命令。那么，这些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四渡赤水中毛泽东的统帅地位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动呢？ 1960年5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接见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这位曾在二战期间角逐阿拉曼击败“沙漠之狐”隆美尔，参与指挥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英军元帅对毛泽东说：“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而毛泽东却微笑着摇摇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那时，红军处于最困难时候，毛泽东自身也处于最困难时期。在内外压力下，毛泽东指挥红军连续突破蒋介石重兵围堵，又顽强地顶住党内军内多方质疑，率领红军脱离险境。 由于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在众人的批评声中，周恩来和博古两人受到很大压力，这就为毛泽东重新出山创造了机会。遵义会议使毛泽东由党内边缘化的地位，一举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并出任红军前敌指挥部政委，获得了临时军事指挥权。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他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这期间发生一系列重大军事争论，争论焦点是南下湘西会师二、六军团，还是北上四川会师四方面军，争论核心是是否选择毛泽东作为红军最高指挥者。 林彪不愿北上：行动迟缓几乎贻误战事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按照遵义会议北渡长江创建川西北根据地的决定，兵分三路向土城、赤水前进，并攻占土城。1月28日，毛泽东决定在土城、青杠坡一线对尾追我军的川军模范师郭勋祺、潘佐所部发起攻击。由于对郭部情报有误和战斗力估计不足，土城围歼郭部的目的没有达到，打成平推的局面，红军也遭到一定损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受到党内军内的普遍质疑。博古当时就悻悻地说：“看来狭隘经验主义者的指挥也不成。”凯丰也跟着起哄：“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1月29日，红军主动撤出战斗，从元厚、土城向西一渡赤水河。红军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寻机北渡长江。由于张国焘统率红四方面军没有南下以吸引川敌，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重兵封锁长江。根据敌情变化，毛泽东认为，原定北渡长江已不可能实现，决定回师，向扎西集中。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出敌不意回师东进，折回贵州。我军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 毛泽东的意图非常明确：杀回马枪，二渡赤水再占遵义。为此，毛泽东亲去找林彪布置战事。 林彪和彭德怀指挥的红一、三军团是井冈山毛泽东带出的老底子，是中央红军的精锐，也可以说是毛的嫡系部队。令毛意外的是林彪带着情绪消极应对。这其中的根源在于林彪是赞同中央红军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而针对毛泽东力主北进的意见，就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意。他公然不执行军委命令，反而要军委靠近他集中。他把部队往西带，离主力越走越远。军委为了调一军团到扎西地区集结，前后6天给林彪下了8次命令。林彪拖延了4天，才不得不带部队向指定地区集中，几乎误了军机。 由于林彪的态度迟疑，毛泽东将二渡赤水和主攻娄山关的任务交给三军团，将一军团放在侧翼迂回作战。成仿吾在回忆中说：“遵义战役前，毛泽东同志了解到遵义一线敌人力量薄弱，命令部队迅速攻击娄山关，乘胜占领遵义城。而林彪提出要停一两天，等第五、九军团和干部团到齐，实际上是他不敢打。当红军击败王家烈的部队，占领了板桥地区后，军委指示一、三军团乘胜紧追，直下遵义，并准备打击增援的吴奇伟两个师，林彪又消极抗令，徘徊不前，受到了军委的严厉批评，才带领部队向遵义前进。红军于凌晨先敌占领了遵义，吴奇伟部上午才赶到遵义城南，双方在老鸦山一带展开了激战。由于我红军抢先一步，占领有利地形，指战员拼死冲杀，歼灭了吴奇伟两个师的大部，取得遵义大捷。如果按林彪那样迟疑一步，红军必然会陷于不利条件下作战，甚至可能失掉胜利。”据彭德怀后来讲，娄山关一仗，由于一军团侧翼包抄未能及时到位切断敌人退路，黔军几个团大部分跑掉，三军团苦战一天多，但缴获不大。 苟坝会议：毛泽东险些失去军事指挥权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 在军委作战室内，毛泽东在一幅军事地图前凝神深思许久。他决定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毛泽东用双手在鲁班场做了一个合围的态势，很显然他要围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就在毛泽东作战意图明确的时刻，3月10日，林彪和聂荣臻电告中革军委，要求由他们牵头打一仗，攻击对象是位于打鼓新场的黔军犹禹九旅。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专门召集红军高层20多人在苟坝开会。在会上，为了扩大遵义战役战果，大家都同意打这一仗，唯独毛泽东坚决不赞同，其理由是：犹部明显是蒋介石设下的诱饵（蒋介石当时已下达“诱其来攻”，然后一举围歼中央红军的命令），红军要两天后才能调集兵力，到那时敌人的包围圈已经完成，犹部处于蒋介石新设置的包围圈中心，明显是一步险棋。毛泽东认为影响中央红军在黔北立脚的障碍是中央军周浑元部（2月1日，薛岳电令周浑元代替他担任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吴奇伟部和黔军何知重师），周敌已从仁怀东进找上门来，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为此毛泽东才决定将红军主力从遵义转移到鸭溪地域，以便寻机消灭东进的周浑元部。林、聂提出的消灭犹禹九旅的作战报告，明显违背了3月5日红军总政治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发布的《动员全体红色政治工作人员争取新的胜利命令》：“在王家烈、吴奇伟惨败之后，蒋介石又用周浑元纵队与黔军配合向我进攻，企图包围和消灭我们……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蒋介石的主力周浑元纵队消灭，取得比遵义战斗更大的胜利。”“周纵队尾追我们数千里，比吴奇伟纵队更疲劳，只要我们坚决勇敢，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毛泽东的这道命令体现了他的一个新的反围剿战略部署，但是大家不按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这个既定的战略方针行事，一致坚持要打打鼓新场的黔军，并且激烈争吵，明显是干扰了毛泽东的作战计划。朱德和周恩来开始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后来又妥协支持多数人。事到如此，毛泽东只好说：“大家不接受我的意见，那我这个总指挥还有没有决断权呢？如果没有，我就不当这个总指挥好了！”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认为毛泽东的坚持意见是固执己见和独断专行，表态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拉倒！”并当即指令彭德怀接替毛泽东出任“前敌总指挥”，进攻打鼓新场，彭德怀立即答应。彭德怀的态度是很关键的，因为一、三军团是主力军团，如果彭德怀不同意打，林彪和聂荣臻的提议就通不过。 当天夜里，毛泽东心潮起伏，没有一丝睡意。他索性坐起来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烟。他感到：两军一旦对垒，红军将很快陷于南北夹击、腹背受敌之境，甚至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责任重于泰山，关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决不能赌气。想到这里，立即起身提起马灯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2公里，找到周恩来，再次陈述利害，要求：“把命令暂晚一点发，还是再想一想。”那天晚上，周恩来也没睡，当他了解到多路敌人调动兵力围堵红军的情况，证实了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一早在紧急会议中力挺毛泽东，说服了大家。 苟坝会议的第二天，张闻天“也认识到免除毛泽东总指挥由彭德怀代替这件事处理失当。由此更觉得军事领导要改变办法。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而且他自己对打仗也不熟悉，自认是外行，觉得过多地参与军事指挥不合适，所以接受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三人小组的成员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杨胜群、陈晋主编《红军长征重大决策见证录》，三联书店2006年版） 关于这段历史，解放后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他同周恩来谈话的详情。毛泽东说：“总理专门找了我，总理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我也说：‘是不行了！怎么办呢？’总理说：‘还是你来吧！我不行。’我说：‘要我来可以，你得给我全权，就是全部的权力。’总理说：‘就给你全权！’我说：‘那别人不服怎么办？’总理拍了拍胸脯说：‘我去做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毛泽东由此从周恩来手中接过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也如他所说，事后做了彭德怀和林彪的工作。 三渡赤水：毛泽东军事指挥再次饱受争议 否定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动议，毛泽东于3月13日发布围歼鲁班场周浑元部的命令。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国民党军都吸引到黔北来，找个缝隙突破蒋介石设置的包围圈。 对此，彭德怀却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图。他在回电中称：周敌已提前修筑起了坚固的工事，加上红军无攻坚武器（大炮在土城全部扔了），无攻破的把握，建议三人军事小组放弃这次战斗（黄克诚也反对打鲁班场这一仗）。毛泽东则坚持按既定方针办。 鲁班场一战，由于临战前红军高层指挥员意见不统一，导致战场的指挥与配合不协调，没有达到围歼周浑元的作战目的。撤离鲁班场后，为了再度调动敌人的兵力，毛泽东指挥红军于3月16、17日在仁怀三渡赤水。如果说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国民党军围追堵截所迫的被动转移，那么从茅台三渡赤水就是带有战略性的主动转移。 蒋介石蒙头转向，以为红军又要过长江，急调中央军、川军、黔军、湘军组成五路纵队，齐头向仁怀一带压过来。他又调动滇军，在尾追红军的同时在这一带花大力气修筑碉堡群，企图一举围歼红军。这时，红军高层见到毛泽东又要按照他在苟坝会议上受到大家批评的老办法，不是停留在黔北或向二、六军团靠拢，再渡赤水河兜圈子时，中革军委内部争论又激化起来。 首先向毛泽东军事指挥提出质疑的是彭德怀。关于自己对毛泽东的认识，彭德怀曾有过这样的解释，说他认识毛泽东有兄长、先生和领袖三个阶段的转变过程。四渡赤水期间他对毛泽东的认识和了解尚处在“先生”阶段，因此对“先生”的意见和指令就不可能乐意接受。关于四渡赤水期间彭德怀对毛泽东的态度，彭在他后来的自述中是这样说的：“遵义会议的决定，在湘、贵、川、鄂边地区反复作战，粉碎敌军进攻，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建立新的根据地，停止战略退却……”这是彭德怀多年后的自述回忆，从中可以看出：他希望在“湘鄂川黔边地区建立根据地”，“争取与第二方面军靠拢”。彭德怀的这段自述实际上反映他当时是赞同李德的军事路线的，认为毛泽东坚持不入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造成了中央红军在四渡赤水期间的艰难处境，于是彭德怀就同毛泽东产生抵触，使毛泽东很恼火。他批评毛泽东的“四渡赤水”之战“是对敌作战的犹豫情绪”所表现出来的“军事战略上的退却”。彭德怀的这个认识基本上也是林彪的观点。 三军团在土城和遵义两场战役中都是担任主攻，打得艰苦，伤亡较大，因此三军团官兵中提反对意见和发牢骚的人最多。 彭德怀把三军团指战员的不满情绪向当时由中央派下来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反映，认为“目前正是按原计划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好时机，不能再往西面去了”。刘少奇便把三军团官兵要求在黔北建立根据地，不愿离开黔北而长期运动作战等，加上他自己也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再在这里打圈子了”，同杨尚昆联名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基层情况。同时彭德怀又亲自向跟随三军团行动的张闻天反映三军团官兵和自己的看法，张闻天同意开个会，要彭德怀把意见拿到会上来讨论。这时“最高三人军事小组”中的王稼祥也对毛泽东提出质疑。他向张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要求张闻天开个会讨论这个问题。麻烦接踵而至，因五军团与防守娄山关的罗炳辉九军团配合不力，导致娄山关失守，罗炳辉提出辞去军团长，要求中央重新给他安排工作。这时，毛泽东的处境非常困难。 这些矛盾全部集中到了一起，于是就有人催促张闻天开会讨论是否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权问题。在遵义会议被赶下台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感到毛泽东倒霉的时机到了，他发现大家的情绪都是对着毛泽东的，只要一开会，毛泽东就会被大家猛批一通而赶下台，于是李德去找博古。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博古向他表明观点：他担心一场新的派别斗争会导致党和军队领导的分裂。博古告诫他说：“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否则中央红军的命运就不堪设想了！”周恩来与博古提醒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批判毛泽东的会千万不能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下张闻天恍然大悟：开会后果将是一场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四渡赤水：毛泽东将中央红军带出险境 三渡赤水时，毛泽东发现已将敌人兵力吸引到川南、黔北一带，于是突然调转头来，于3月21日向东经二郎滩九溪口的太平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蒋介石日夜抢修的碉堡群遂弃于无用之地。 这时，毛泽东又令红军摆开几个阵势迷惑敌人：一部分部队佯攻贵阳，一部分用最快的速度东向湖南，做出急于要和二方面军会合的样子，并留下第九军团在仁怀一带牵制敌人。 当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时，蒋介石又以为红军要过长江，没想到毛泽东却突然调过头来奇袭贵阳。由于贵阳兵力空虚，只有一个团守军。红军迅速攻占了飞机场，断掉了蒋介石逃跑的归路。在此督战的蒋介石只好唱起“空城计”的独角戏。这把宋美龄吓得不轻，以为要当俘虏了，连忙把军事地图烧掉。蒋介石无计可施，只好十万火急电令云南的龙云，就近速调滇军主力孙渡纵队撤离金沙江防线救驾贵阳。毛泽东四渡赤水巧妙地将滇军主力调往贵阳，又把川、黔、湘各省军阀和薛岳主力调到黔北、黔东、湘西以后，突然虚晃一枪，指挥红军主力乘虚进入云南。滇军总司令龙云坐守昆明空城，大骂蒋介石瞎指挥，一个急电将防守金沙江沿岸渡口的滇军民团火速调回昆明。红军又在昆明外围虚晃一枪，直奔金沙江。这时金沙江一线渡口的云南守军均被毛泽东“调走”。蒋介石亲临贵阳“统一指挥”的结果，正好把兵力“统一”起来交给毛泽东“指挥”。 关于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国民党高级将领李以劻是这样说的：“蒋介石在贵阳的30天，几乎天天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可说是完全被动。红军四渡赤水河的真正企图，蒋介石、陈诚、薛岳等事前判断不着，事后洞悉情况，重新布置，而红军却又改变行动了……”毛泽东就是用这种“时而赤水河东，时而赤水河西；时而走大路，时而走小路；时而走新路，时而走老路”的“四渡赤水”曲线运动战战术，使得蒋介石的碉堡战术和围歼计划一次次地破产。 会理会议：毛泽东巩固军事统帅地位 毛泽东虽然把中央红军带离了险境，进到了云南，但问题尚未了结，因为批判毛泽东的会议一直未开成，而毛泽东却把部队带到距离湘西越来越远，会师二、六军团已无可能。 中央红军于5月12日来到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城旁。早已按捺不住的林彪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行为当即受到聂荣臻的批评。聂荣臻警告林彪说：“谁要造反，办不到！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随即，林彪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更换最高军事领导人，要求朱毛下台，其主要目的是要毛泽东下台。他要聂荣臻与他一同签名上报，遭到聂荣臻的拒绝。为此，聂荣臻再一次批评了林彪，但林彪不听聂荣臻的劝告，还是一意孤行将信上交给了中共中央。 既然矛盾又一次公开暴露出来，自三渡赤水以来大家就一直希望开个会讨论军事路线问题，这回终于等到时机，因为斗争的矛头已经直指朱、毛两位最高军事领导人，所以这个会不开是不行了。当时中央红军已脱离险境，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也有时间和心思来处理问题了。这个盼望已久的会议终于开成了，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会议不是批判毛泽东，而是发生180度急转。张闻天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关于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态度转变，他的夫人刘英是这样说的：“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那时确实是毛主席手中有真理，他的意见高明、正确，所以闻天总是支持毛主席，会理会议也是如此。”针对林彪给党中央要求朱毛下台的那封信，毛泽东斥责林彪：“你还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其实这话是说给彭德怀听的。毛泽东一直怀疑是彭德怀背后指使林彪干的，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心结。1958年庐山会议批彭时，毛泽东旧事重提，彭德怀否认，林彪当场承认此事是他自己所为。 会理会议的结果，是毛泽东在红军中统帅地位完全巩固。 根据这些争议者后来回忆，当时产生这些矛盾和分歧的一个原因，是毛泽东没能把四渡赤水期间转圈圈的战略意图告诉各军团指挥员。这显然是误解。因为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每天都有掉队和脱逃的人员，有的还叛变投靠了敌人，向敌人供述了许多红军内部的情况（三军团十四团政委田丰叛逃后如实报告了遵义会议的实情）。把红军动向的战略机密散落到基层是很危险的，因此当时毛泽东对自己的军事计划不下传，也不敢下传，于是就招来了大家的误解和不满。 关于毛泽东力主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要到黔北创建川黔边根据地，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这件事在时任第六军团长萧克的回忆中得到了证实。萧克在《二、六军团为何要长征》一文中，总结了他们在湘西无法生存而被迫长征的四个原因：第一，蒋介石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后，在湘西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碉堡工事，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第二，地形不利，这一地区地形环境不利于大军团活动。第三，经济落后，补给困难。第四，根据地内红军执行的政策过左，使得根据地不能巩固。从萧克的回忆总结中，可以看出，就连二、六军团都无法在湘西立足而被迫长征，要是按照李德等人的意愿把中央红军也带入湘西，是根本无法生存的。李德等人的主张严重脱离客观实际。 来源：《同舟共进》2016年第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