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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先:强渡大渡河中被埋没的第十八名勇士

http://www.newdu.com 2017-12-05 未知 佚名 参加讨论
长期以来,国人一直错误地认为,强渡大渡河战役只有十七名勇士,这里当然有宣传混乱的原因。直到后来,我们才惊觉,在这场战役中曾经有一名勇士一直被埋没,他就是孙继先。孙

      长期以来,国人一直错误地认为,强渡大渡河战役只有十七名勇士,这里当然有宣传混乱的原因。直到后来,我们才惊觉,在这场战役中曾经有一名勇士一直被埋没,他就是孙继先。孙继先其实并不在意自扃究竟是不是勇士,他一生坦荡,在这件事上陷入尴尬。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首任司令员孙继先中将,在长征中曾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一营营长,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从而在被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为中央红军北上开辟了一条通道。红军强渡大渡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然而,在孙继先晚年,在澄清大渡河战斗史实的问题上,却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他既不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勇士,又不愿意违背历史事实,屈从被误解的历史结论。他的老首长杨得志上将言之凿凿,揭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谜团。
    杨得志撰文讴歌大渡河畔英雄多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有着许多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在20世纪50年代,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红旗飘飘》丛书,正是顺应时代的呼唤,开革命回忆录写作之先河。《红旗飘飘》刚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在1957年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中,收录了一篇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杨得志的文章分为“光荣的使命”“胜利的前奏”“天亮以后”“我一定要去!”“庄严的时刻”五个小节。其中在“我一定要去!”和“庄严的时刻”中,杨得志写道: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
    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
    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
    ……
    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
    ……
    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在崇尚英雄的年代里,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5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根据杨得志原作,出版了连环画《大渡河畔英雄多》。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一部总结解放军战斗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此非常重视,责成总政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钟挂帅,很快在全军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为此,总政宣传部和总政文化部联手,成立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征文编辑部(即后来的《星火燎原》编辑部),并广泛在中央、省、市一级报刊上发布征文启事。
    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很支持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在他看来,军事学院汇集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高级将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少传奇故事。特别是由杨得志、孙继先担任正、副主任的战役系,全系52名学员清一色的开国将军。如果大家在学习军事理论、回忆解放军战史、研究重大战役问题的过程中,把自己革命战争年代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对于继承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教育青年一代,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在长征中,刘伯承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革军委纵队司令员,对于这段历史,他心中有一本细账。他抓住战役系每位将军指挥、参加的经典战役战斗,一竿子插到底,逐一落实题目,人人派任务,很快就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他还特别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
    孙继先自知文化水平低,写文章甚至比指挥打仗还要难,便推托说:“有杨得志同志写就行了,我就没有必要再写了。”
    刘伯承可不答应,说:“回忆强渡大渡河,仅有杨得志同志一篇文章是不够的,他是大渡河战斗的指挥者,你是直接参加战斗的战斗员,你们从不同角度写,更有利于分析、积累战例,这可是政治任务!”
    在战役系,与孙继先有同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他们对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新,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文章实在有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的同志抓住了南京军事学院得天独厚的条件,派出编辑常驻南京,为将军们作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文。著名军旅作家王愿坚就是《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骨干编辑之一。王愿坚曾创作小说《党费》,后该小说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故事片《党的女儿》。
    王愿坚与孙继先还有不浅的缘分。他曾是孙继先麾下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后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军)《麓水报》的战地记者和编辑,在孙继先领导下工作战斗了四个春秋。他对老军长勇敢威武的军人气质、灵活果断的指挥风格非常钦佩,也非常熟悉。听说为老军长整理回忆录,王愿坚一百个乐意。而一谈起打仗的事儿,性格沉闷、言语不多的孙继先也打开了话匣子。一个神采飞扬,滔滔不绝;一个兴致勃勃,运笔如飞。一篇近万字的长文,就像一泻千里的大渡河水,一气呵成。
    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文章写好后,刘伯承为他们审阅、修改。
    《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仅一年时间,各大军区政治部收到的征文就有3万多篇。经筛选后,集中到编辑部的稿件也超过1万篇,最终收入丛书的只有300多篇。《星火燎原》丛书最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1959年12月,毛泽东为丛书题写了“星火燎原”书名,朱德为丛书作序。由于编辑约稿周期和当时特殊的政治原因,这套丛书并未按顺序出版。1960年,讲述长征故事的《星火燎原》第三卷率先出版。杨得志的《突破乌江天险》和孙继先的《强渡大渡河》从中脱颖而出。
    这里特别提及的是,《星火燎原》第三卷的首篇文章《回顾长征》,是由刘伯承撰写的。在写到强渡大渡河的经历时,他明确写道:“十八勇士一过河去,就将敌人打垮,占领了渡口。”
    在军委扩大会上,十八勇士遭质疑
    据当年编辑部的老同志回忆,《星火燎原》第一卷在1958年已经完稿。书刚印刷完还没有发行,恰逢庐山会议召开。《星火燎原》编辑部也无法避免当时的政治风暴。因为有“美化”彭德怀的文章,编辑部被责令检查整顿,几位骨干编辑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
    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军委扩大会上,有人突然提出:关于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的宣传有些混乱,到底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应当查清楚,即便是十八人一起渡河,孙继先作为指挥员,也不应当算作勇士。
    据说,提意见的是一名空军中将。这名中将并不是强渡大渡河现场的目击者。在长征中,他曾任红一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大多数时间随黄永胜任团长的红三团行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他被调到红三团任总支书记。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我们三团仍是走在全师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只是跟着走,没有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掉队落伍的。当我们来到安顺场渡口时,一团、师部、二团都已经顺利渡过了河,只有两条渡船在等待我们”。
    孙继先也参加了这次军委扩大会。坐在孙继先身边的一位老同志,听了那名空军中将的发言后,愤愤不平,就用胳膊肘轻轻碰了孙继先一下,说:“孙司令员,你也应该出来说说话,以正视听!”
    孙继先小声回答说:“我能说什么?能说自己是勇士吗?”
    会后,军委责成总政治部负责查实强渡大渡河究竟是十八勇士,还是十七勇士。有关部门查阅了档案资料,以当年红军《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记载的十七勇士的名单为原始依据,并以一名没有亲临大渡河现场的红军干部的日记为佐证,最终确认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是十七勇士,并以总政治部的名义正式发文:要求各个单位在宣传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事迹时,一律按照“十七勇士”的口径。这就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在正式通行的党史、军史中,一律采用“十七勇士一船渡河”说法的缘由。
    中央红军长征时,《战士》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机关报,是一份不足16开版的油印小报。在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一句:“牲(我)部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及时报道战况,出现一些疏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79年,《星火燎原》丛书再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套十卷,1982年8月出齐。在1980年出版的《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上,还是《强渡大渡河》的标题,选用的却是杨得志的文章。书中关于勇士们渡河一段的关键内容是这样描述的:
    庄严的时刻到了,熊上(尚)林带领着十六名同志跳上了渡船。
    “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渡船在热烈的鼓动声中离开了南岸。
    ……
    在我猛烈火力掩护下,渡船靠岸了。十七勇士飞一样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把冲下来的敌人打垮了。勇士们占领了渡口的工事。
    杨得志原文中的十八勇士分两次渡河,变成了十七勇士一次渡河。甚至刘伯承撰写的《回顾长征》一文,“十八勇士一过河去”,也改成“十七勇士一过河去”。
    对于自己是不是大渡河勇士一事,孙继先一直保持缄默、低调。他的几个孩子过去都听父亲讲过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在初中语文课上也都学过《大渡河畔英雄多》的课文。他们都为父亲光荣的战斗经历感到自豪。可是后来,当听到有关强渡大渡河是“十七勇士”,并没有父亲时,孩子们都很郁闷、不解,曾多次追问父亲,想得到一个正确的解释。
    孙继先对孩子们说:“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在我的回忆录里已经叙述得很清楚,至于我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如果再去争什么勇士,就太没有意思了,我感到很羞耻!”孙继先多次对孩子们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尽管有关单位正式发文,在党史、军史资料中,一律采用“大渡河十七勇士”的说法,但《红旗飘飘》丛书和初中语文课本的影响力无与伦比。《大渡河畔英雄多》中的“十八勇士”,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和学生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
    大渡河的勇士们,你们的英灵在哪里
    孙继先戎马一生,经历了无数的战斗,但强渡大渡河的英勇战事,在将军心中有着非常重的分量。十七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后半生挥之不去的心结。在革命战争年代,部队天天都在行军打仗,牺牲很大,人员调动非常频繁。像孙继先这样骁勇善战的一线指挥员,随着战争的走势,调任就更加频繁。
    1935年7月中旬,中央红军翻越大雪山到达毛尔盖后,孙继先即离开红一团,调到红三团任三营营长。1936年12月,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任第九十三师参谋长,随援西军西进,收容西路军失散人员。抗战全面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区,继而率津浦支队深入山东敌后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战场。而红一团的老部队则随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察冀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对于红一团一营二连十七勇士的下落,孙继先已无法逐一给出明确的答案。
    然而,安顺场所在的四川省石棉县人民却永远铭记着强渡大渡河的英雄。新中国成立后,石棉县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除孙继先外其他十七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聂荣臻、杨得志和孙继先等亲历者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的踪迹已无处寻觅,唯一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新中国成立后,一些知晓熊尚林具体去向的见证人仍旧健在。其中一位是时任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水清将军,另一位是著名军旅作家、老红军陈靖。
    李水清回忆说:“熊尚林是江西高安县人,抗战爆发后,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东渡黄河,参加过首战平型关的战斗。1938年八路军开辟平西根据地时,熊尚林和我一个营,熊尚林任营长,我任教导员,两人并肩战斗,又相处了两年多。1940年,熊尚林调到平北工作。据说,他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为祖国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陈靖是红六军团的一名老战士,贵州人,苗族。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撰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金沙江畔》。离休后,他重走长征路,进行百万字的长征系列创作。1985年10月8日,他来到了浪花翻腾的大渡河畔,望着巍然耸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碑,深切缅怀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强渡大渡河的英雄队长熊尚林,写下《大渡河勇士熊尚林的悲情结局》一文。
    我和尚林同志相识,是在1938年春天。当时,他是营长,我是团宣传股长。
    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粗犷、直率,甚至显得过于鲁莽。他身躯健壮,脸色紫红,说起话来像炮弹出膛,还总是带点脏字。他习惯把事情想得很简单,在他眼里似乎没有困难二字,可熊尚林自己却承认,我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学习!
    他蔑视困难,不怕牺牲,在极端残酷的岁月,总是冲锋陷阵,强渡大渡河,激战平型关,奋勇挺进冀东,带头开辟平北……说他是英雄人物,并不过分;但我们这位英雄好汉最终却走入一条令人遗憾的歧路。
    艰苦的1942年,在被敌人割裂为好几块的平北抗日根据地上,熊尚林带领几十个同志英勇奋斗,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在长城附近,打开了局面,并由几十人发展为一个独立团。就在这时,平北分区正式成立了。在公布分区领导机构名单时,熊尚林发现没有他的名字,他又冒火了。
    这时,正巧我们相遇,他气鼓鼓地对我说:“陈靖,我不干了,他们不相信我,老子就单独干革命去!”
    我劝说他几句,要他“不可瞎来”。
    可是,这里离分区还有几十里,翌日,当我赶到分区报告这一情况时,熊尚林已经离开部队,带着他的参谋长和两个警卫员到独石口一带“单独干革命”去了。
    十几天后,一个警卫员回来了,说:熊尚林原以为到了他人熟地熟的地方,什么都好开展,但当群众知道他离开了党,离开了组织时,就不理他了。局面根本打不开,站不住脚,简直是走投无路……又过了几天,另一个警卫员也回来了,说:熊尚林和参谋长天天争吵不休,最后参谋长趁熊尚林不防备时,向他开了枪……就这样,这位英雄倒下了。
    革命造就了无数英雄,无数的英雄使革命一步一步走向胜利。固然,英雄的个人作用不能低估,但英雄离开集体,他的历史却只能添上令人惋惜的一笔。
    在河北张家口崇礼县烈士陵园里,矗立着熊尚林的墓碑,墓志铭上记录着: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随部队转移途中,在张家口崇礼县西沟村草场沟不幸遇难,被葬在西沟村。上世纪60年代初,熊尚林的遗骨被迁葬到崇礼县烈士陵园。
    杨得志言之凿凿:强渡大渡河的应该是十八勇士
    1980年版的《星火燎原》发行不久,孙继先看到有关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叙述后,感到很憋屈:自己可以不当勇士,但对战斗过程的叙述应该符合史实。他曾直言不讳地对老团长、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杨得志说:“咱们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情况,你最清楚,怎么能这么写呢?”
    翻开新版《星火燎原》,看了由自己署名的《强渡大渡河》一文,杨得志很奇怪,也很恼火。他对孙继先说:“这篇回忆文章,没有经过我审查就修改了。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有关部门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原文中的‘十八勇士’,改成了‘十七勇士’,其中一些战斗过程也不符合史实。”杨得志宽解孙继先说:“鉴于新版书已经出版发行,已无法挽回,我一定在今后的回忆录中把它重新纠正过来。”
    1985年,杨得志撰写了长篇回忆录《横戈马上》(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1月,《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也与广大读者见面。有关强渡大渡河部分,杨得志都进行了认真校正,澄清了大渡河战斗的史实。他特别写道:“由于船太小,一次容不下十七位同志,我们决定分两次强渡。第一船由熊尚林同志带领。为加强领导,第二船派营长孙继先同志掌握。”
    1990年4月13日,孙继先在济南病逝。在治丧期间,他的小儿子孙东宁从济南回到北京,去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杨得志。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杨得志一见孙东宁臂上戴着黑纱,情绪立刻激动起来,哽咽着说:“你爸爸是我最好的战友,他是个好同志,优点很多,打仗很勇敢,会武术,能耍大刀……”
    在讲到长征时,杨得志说:“你爸爸是长征中的英雄,强渡大渡河时,第一船九人,熊尚林带着;第二船九人,你爸爸带领。九加九是十八,应该是十八勇士,你爸爸应该算勇士。”
    杨得志又说:“我还可以找到几位见证人。当时的二营营长叫陈正湘,他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还有一位是武汉军区政委萧思明,当时是红一团侦察参谋。那天,勇士们渡河的渡口距离誓师出发地还有几百米的路程,我只带了几个人送他们出发,现场的情况别人不清楚。侦察参谋萧思明就在我身边,他可以证明!”
    正在这时,济南军区老干部局杨局长来电话,征求杨得志对《孙继先同志生平》的意见,特别是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夺取并控制了渡口阵地,掩护后续部队渡过了大渡河,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评语是否准确。
    杨得志回答道:“这样写很好,他亲自挑选并带领十七勇士渡河,这个情况是真实的,这样写,比写他是十八勇士评价还要高!”
    随后,杨得志又深情地回忆起与孙继先一起战斗、工作的往事,从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到在南京军事学院,又讲到在济南军区。他说:“‘文革’中,有人批判我,你爸爸出来说话保我,别人又去抓他。我说不要去抓孙继先,批我好了!”
    孙东宁临别前,杨得志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你爸爸在北京住院时,我去看他,我动员他,不要一个人在济南,赶紧回到北京来。他出院后,又到我家来看我,我们俩的手握在一起,很长很长时间。他的年龄比我小一点,身体原来比我好,没想到走得这么快……”说到这儿,杨得志已经泣不成声。由于病重住院,杨得志不能去济南参加孙继先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特委派儿子杨建华代表他前往济南,向老战友作最后的告别。
    孙继先临终前,曾嘱咐家人:待他身后,把一部分骨灰撒在大渡河里,他要伴着大渡河的惊涛骇浪,向后人讲述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创造的惊世传奇!
    前些天,孙东宁为笔者找到一本1957年版《红旗飘飘》第二集。笔者惊奇地发现,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的结尾,杨得志请执笔人张重天清晰地写上了一段附记:
    十八勇士一度被认为十七勇士,杨得志同志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十八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文中叙述经过,由于写时离开事情发生时间较长,故虽然竭力回忆,恐个别地方仍有错误,请熟悉当时情况的同志指正。
    手捧陈旧泛黄、印迹斑斑的原版图书,细读《大渡河畔英雄多》,一种崇敬之情在笔者心中油然而生——杨得志襟怀坦荡,他唯真唯实的崇高品质令人肃然起敬!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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