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鲜和日本之间的《江华条约》是朝鲜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被迫签订的，所以这份条约不仅是一份不平等条约，还有侵略性质，朝鲜就是在《江华条约》之后沦为半殖民地的，可见这份条约对朝鲜历史的深刻影响。那么，《江华条约》签订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呢？ 江华条约的实质 经过云扬号事件,日本军国主义迫使朝鲜开国,并给朝鲜套上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的枷锁。这个标榜日朝平等同权的条约,实际是日本军国主义是用武力威胁打开了朝鲜的“锁国”大门，并以缔结不平等条约的方式使朝鲜沦为半殖民地。在云扬号事件和签订《条约》的过程中，暴露了朝鲜封建统治者闭妃一派卖身投靠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态,他们完全没有抵御外来的侵略。在缔结《江华条约》后，朝鲜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所以，年缔结的《江华条约》成为朝鲜近代史的开端，而云扬号事件在朝鲜近代史上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事件了。 江华条约签订的背景和过程 背景 18、19世纪，朝鲜王朝的封建统治危机不断加深，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朝鲜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在地下传播的天主教飞速发展，由实学思想演变而来的开化思想亦应运而生，这些都对朝鲜统治者构成巨大威胁。广大商人和开化思想家极力要求朝鲜政府开放国门，而朝鲜政府则坚持对外闭关锁国，对内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并镇压农民起义和天主教徒。1866年，法国以朝鲜杀害法国神父为由派军舰侵入江华岛，被朝鲜击退，史称“丙寅洋扰”；1871年，美国入侵大同江和江华岛，不久后被迫撤兵，史称“辛未洋扰”。经过两次“洋扰”事件，朝鲜政府重申“锁国令”，并在朝鲜全国各地竖立“斥和碑”，国门进一步紧闭。朝鲜也因此被欧美列强称为“隐士王国”。 而朝鲜的邻国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实力迅速发展。由于日本资源短缺和市场狭小，加之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尖锐，因此竭力向外扩张，朝鲜则首当其冲。日本自古以来就觊觎朝鲜半岛，曾挑起“壬辰倭乱”等大规模侵略战争，明治维新后日本不少维新人士更是大力鼓吹“征韩论”，企图将朝鲜变成日本的原料产地（主要是农产品）和倾销市场，进而并吞朝鲜，以朝鲜半岛为跳板侵略中国。朝鲜国门的打开是侵略朝鲜的必要条件，因此明治天皇登基以后，多次向朝鲜传递国书，要求朝鲜政府开放国门与之建交。由于日本在国书中自称“大日本”，并有“皇上”、“朕”等用语，令作为中国属国的朝鲜十分气愤，所有国书均遭拒绝。 1873年，朝鲜的政局发生变动，当年12月，朝鲜王妃闵妃发动宫廷政变，排挤先前的执政者兴宣大院君而掌握政权。兴宣大院君执政的十年间厉行锁国政策，而闵妃外戚集团则倾向于开放国门，这为朝日关系的松动提供了契机。此时日本已于1874年侵略中国台湾，获得了中国50万两白银的赔款。在已初步尝到侵略甜头的情况下，日本便把矛头对准朝鲜，准备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 过程 1875年5月，日本明治政府决定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派出“云扬号”等3艘军舰到朝鲜釜山海域示威，准备制造事端。9月20日，云扬号军舰又驶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附近的江华湾，向朝鲜草芝镇炮台进行挑衅。草芝镇炮台立刻自卫反击，先行对云扬号军舰开炮，云扬号军舰也进行炮击。由于草芝镇官兵的顽强抵抗，日军陆战队转而在永宗镇登陆，与当地朝鲜士兵交火。日军以2人受伤的代价，击毙了朝鲜士兵35人，俘虏16人，掳获大炮38门，并对当地居民大肆烧杀抢掠后撤离，这就是“云扬号事件”。10、11月，日军又连续对釜山进行袭击。“云扬号事件”成为朝日《江华条约》签订的导火线。 1876年1月8日，日本政府任命黑田清隆为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为副全权办理大臣，率领载着1000多名士兵（水兵800人，陆战队262人）的3艘军舰和4艘运输船前往朝鲜江华岛，准备与朝鲜交涉，追究“云扬号事件”的责任，而他们肩上更重要的使命，则是利用这次事件打开朝鲜的国门，用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对黑田、井上的训令来说就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日本陆军卿山县有朋也赶到下关，设立“征韩事务局”，命令熊本、广岛两镇台做好出兵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就立即进攻朝鲜。日本政府还命令法国顾问保阿索那特（G.Boissonade）研究国际法上可以开战的条件。与此同时，日本另派森有礼前往中国北京，试探朝鲜宗主国清朝的态度。清朝总理衙门认为：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日本政府藉此认为“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今后日本国政府在此问题（按：与朝鲜缔约问题）上已无再同清国政府进行交涉之必要”。但事实上，清政府曾劝告朝鲜与欧美修好，对于“云扬号事件”，又希望朝鲜方面息事宁人，不要与日本发生战争。这些都对朝鲜政府的决策产生了一定影响。朝鲜在“云扬号事件”以后根本不知道是日本入侵，直到隔年1月才得知系日本所为，并被釜山倭馆通知日本使节将来朝鲜，“若大臣不出接，须要直进京城”。朝鲜政府遂紧急召开时原任大臣会议，讨论对策。经过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激烈争论，1876年1月30日（农历正月五日），朝鲜政府决定以判中枢府事申櫶为接见大官， 都总府副总管尹滋承为副官，派往江华岛与日本代表谈判。 从2月11日到2月20日，朝日双方进行了4次谈判。日本代表一再提出无理苛刻的要求，声称朝鲜要么赔偿日本在“云扬号事件”中的损失，要么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否则日本军舰将直取朝鲜首都汉城。朝鲜代表则据理力争，指出“云扬号事件”中日本挑衅在先，朝鲜反击在后，谴责日本在永宗镇烧杀抢掠的暴行，并列举日本报纸以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第一次谈判时，日本军队以庆祝纪元节为借口，肆意鸣枪放炮，耀武扬威，对朝鲜方面起了相当大的震慑作用。2月12日第二次谈判时，日本代表拿出了13项修好条款，限期朝方十天之内答复。2月13日第三次谈判时，日本代表公然威胁道：“万一不接受日本的条款，日本军民将大举入侵贵国。”由于朝鲜代表的身份是接见大官而非全权代表，所以面对日本的胁迫，无法单独决定缔约问题，遂将日本提出的13项修好条款送呈朝鲜政府，以待决策。 此时朝鲜民间正掀起一股抗议对日缔约的浪潮。谈判期间，朝鲜到处流传日本将攻入汉城的消息，“倭人即今入京，长安（汉城）人民，哭声动地，江华炮声如雷……京中男女，奔走东西”。以崔益铉为首的大批儒生在汉城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同日本谈判乃至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预见了这些条款将对朝鲜社会产生的冲击以及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已经下台的兴宣大院君也上书称对日缔约是“自取灭亡”，并斥责闵妃集团向日本妥协的行径，声称“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坚决要求与日本一战。但当时实际统治朝鲜的闵妃集团本来就倾向于开放，又害怕兴宣大院君趁机夺权，并且畏惧日本的武力威胁，便不顾朝鲜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决定与日本讲和缔约，还弹压了崔益铉等示威者。朝鲜政府经过对日本提出的13项条款的连日研讨，最后以“我国本不与他国相通”为由要求日本删除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并且对条约前言及剩下5款内容提出细节上的修改。日本代表对朝鲜政府的修正案基本上全部同意。1876年2月26日（农历二月二日），朝鲜与日本在江华府演武堂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当时朝鲜称为“丙子修好条规”，后世通称《江华条约》或《江华岛条约》）。该条约严重破坏了朝鲜的主权，外国侵略势力开始侵入朝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