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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帝文化中蕴含贵和尚同的原始思想 据《史记》记载，黄帝在没有成为“天子”之前，以德服人，争取多数，“诸侯咸来宾从”。在评定天下之后，趁热打铁，“合符釜山”，实现部族大联合，结束诸侯纷争的局面。进而建立新的政治机构，任命官吏，“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形成“万国和”的新纪元。黄帝贵和尚同的思想原则被他的继任者视为圭臬，《史记》云：帝尧也是“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由于贵和尚同思想的长期贯彻，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的汉帝国的形成。据说五帝时期“天下万国”，到商汤“三千诸侯”，西周建立时八百诸侯，春秋时一百二十国。说明民族融合的进程是由血亲氏族间的“和”转向地域性基层行政组织之间的“同”了。 在这里，笔者想就“和”和“同”的关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对二者之间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一个时期以来，许多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把“和”与“同”对立起来，扬“和”而抑“同”，似乎应当提倡“和”而不要强调“同”，甚至不要“同”。他们的论据就是史伯和孔子说过的两句话：一是《国语·郑语》史伯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二是《论语·子路》孔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本文不想对史伯的“和同之论”作深入的评论，史伯作为王室史官，熟于典册，对于西周东迁以后的政局发展做出有一定见解的预测，不足称奇。再者，且不论孔子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这句话，仅以孔子的一句话就定讞孔子的“和同论”，是否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同”字在《论语》中出现9次，《论语·卫灵公》云：“道不同，不相为谋。”《说苑·杂言》云：“孔子曰：‘巧而好度必工，勇而好同必胜’”。《荀子·乐论》云：“乐合同，礼别异。”《周易·系辞上（8）》云：“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周易》第13卦《同人》主旨就是要求人要主动与人求同，才能否极泰来。《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郭店楚墓竹简·五行考释》云：“和则同，同则善”。早在两千多年前，墨子就认为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一人一义，二人二义，十人十义，其人兹众，其所义者亦兹众”，那岂不乱了套？因此墨子曾作《尚同》上中下三篇，强调人们在是非善恶的评判上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样才能避免纠纷，达到天下治理。由此可见贵和尚同，从黄帝到先秦诸子是一脉相承的。 四、黄帝文化蕴含的实干创新精神为历代所传承 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1、关于天文历法：《世本》云：“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城综此穴术，而著调历。”《史记·历书》云：“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余闰。”《竹书记年》记载黄帝时期观察到：“赤方中有两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黄色，以天清明时，见一攝提，名曰景星。”说明当时有了天文知识和天文机构。2、关于数学：《世本》云：“隶首作算数。”《路史》亦云：“来首作数”。3、关于医药：《帝王世纪》云：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4、关于农业：《周易·系辞》云：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世本》云：“雍父作臼”（宋衷注：“雍父，黄帝子”）。《世本》云：“伯益作井”（孙冯冀注云：“黄帝见百物始穿井”）。5、关于制陶：《吕氏春秋》云：“黄帝有陶正”。《通鉴外纪》云：“黄帝命宁封为陶正，以利器用。”《古史考》云：“黄帝时有釜甑”。《物原》云：“轩辕作碗碟”。5、关于纺织：《世本》云：“黄帝造冕”，“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氾论训》注云：“伯余之初作衣也，丝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又说“於则作扉履”。《稽古条》云：黄帝“始制轩冕，垂衣裳。”6、关于冶金：《史记·封禅书》云：“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7、关于建筑：《帝王世纪》云：“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轩辕本纪》云：“黄帝筑城造五邑。”8、关于制盐：《世本》云：“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说文解字》云：“古者夙沙氏初作煮海盐。”从上所述，可以看出,发明创新是黄帝时期最主要的特征，不仅构建了崭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走在了人类社会进程的前列，而且开创了技术进步的新时代。 为什么在黄帝时期会出现这么多创新呢？究其原因，来自于黄帝和他的同事们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黄帝身处乱世，为救民于水火，奋起平乱。天下粗定之后，“迁徙往来无常处”，“未尝宁居”。这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君子大丈夫精神，被先秦诸子发挥的淋漓尽致。孔子一生抱着积极有为的态度，而且愈挫愈奋，直到老年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关于敢于担当先贤的论述扣人心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士不可以不弘毅”（《论语》），“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哀生民之多艰……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吕氏春秋》）；关于勇于创新先贤之论也是字字珠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易传》），“人一能之，己百能之；人十能之，己千能之”（《中庸》），《周易》作为研究变化之学，十分强调“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日新日日新”，“与时偕行”。“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原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太史公自序》）。说明发奋是创新的动力。每当读到这些铿锵之言，如闻虎啸龙吟，胸臆充满浩然之气。正是五千年来这种敢于担当勇于创新的精神，锻造了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鲁迅先生高度赞扬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今天面对艰难繁重的中华复兴大业，仍然需要继承和锤炼这种闪耀着历史光辉的优秀品质。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黄帝文化时期的经始大业，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开拓了文明进步的大道，为中华传统文化植根脉、注灵魂。我们应该坚定文化自信，大力推动黄帝文化的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