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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袁世凯去世后，中央威权进一步低落，各政治势力围绕“毁法”与“护法”展开博弈。1917年的护法战争就是这种博弈结果的表现之一。护法战争不仅揭示出南北之间的纷争，也凸现了北京政府内部的武人斗法。此种斗争使得中央权势急剧转移。而身置动荡政局且兼有南、北二重身份的阎锡山，为了能够主政山西，并体现他对政治形势的思考及其对权势转移的判断，则在各大政治势力间积极周旋，适时调整部署，适应着追随当权派，同时又在各大势力之间进行“骑墙”，维系并提升他的政治地位。阎锡山的这种政治因应既获得了中央政府对其督晋之认同，亦在变动政局中适应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从而依靠这种政治因应能力，滋长了山西的地方主义，成就了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不倒”。 关键词：护法战争；段祺瑞；冯国璋；曹锟；阎锡山 后袁时代，中央威权进一步低落，北洋势力分化，地方主义势力急剧膨胀，以地缘为纽带的军人实力派纷纷凸现，其中的强势实力派则竞逐中央政权，造成中央权势转移频仍以及各军事实力派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这些战争既有对国家统一建构的武力付诸，又有省际间各大实力派因地盘与权力而引发的武斗，结果是中央权柄为武人掌控，北京政府虽外扬“共和”，但内政却是“武主文从”的政治运作。在这样一种武人斗法的动荡政局中，弱势军人实力派为了自保，则根据变化的形势，为强势实力派摇旗呐喊。当然，弱势在摇旗呐喊中也并非完全的“随风倒”，也有自身对国家出路的思考，可大多情形是依附强势。如其时阎锡山就是这种弱势地方实力派的典型代表，他虽掌控山西，但军事实力却不及其他势力，为了生存，只能在中央权势转移中做出适宜选择。而他的这种选择在护法战争时表现得相当明显。阎锡山从容应对中央权势转移，创造了山西“动态中的静态”之政治秩序。那么，他是如何因应这一“动态”之历史情境的？他有何具体的举措能使当时的山西避免政争与战争之纷扰？山西因应护法战争的历史轨迹若何？对此，笔者将以护法战争时阎锡山的行为角色为考察中心，从微观层面分析阎锡山对护法战争的应对。此不仅可窥视阎锡山在纷乱政局中的政治应变能力，而且亦能从北京政府之角度认识北京政府对护法战争的应对，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护法战争的历史概貌。此外，以往对护法战争的研究多从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进行考察，而对西南势力及北洋武人多持批评，同时也忽视了从北京政府自身对西南护法运动的因应而进行评述。由此可见，探究护法战争时的阎锡山，不仅可关注北京政府在面对西南护法运动时的反应以及在应对这场运动时所表现的派系斗争和中央权势的转移，而且也可揭示阎锡山在南北政争中的选择以及在北洋派系斗争中的“骑墙”和政治因应。 一、拥护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段祺瑞以讨伐张勋复辟之功重任阁揆，对旧国会挟参战案未予通过一事，却不肯恢复国会，并采纳梁启超建议，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另行改组国会。段祺瑞亲信徐树铮为此争取阎锡山支持，[②]国务院亦通电各省征询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③]阎锡山极表赞成，认为“自非依据约法召集参议院，不克计日以程功，尤非依据约法行使参议院之职权，另定制宪机关，修正国会组织法，不足以杜嚣凌而孚喁望。”[④]同时，阎选派山西参议员田应璜、梁善济、李庆芳、张端、张杜兰等5人参加段的新国会，发给证书，酌给旅费，催令其依期赴京。[⑤]然而，对于段祺瑞不恢复旧国会之举，孙中山与西南诸省联合反对，以护法号召发起护法运动。[⑥]1917年8月初，滇、黔军队分三路进攻四川，兵力总数达两师以上，袭据四川数城。[⑦]四川督军周道刚未明确表态，却突然函电北京政府辞职。川军熊克武一师帮助滇军。对此，北京政府派吴光新查办，并暗中函电浙督卢永祥尽力防御。西南军队第4师完全入浙，赣之第6师亦移南京。然其时北京政府内部派系纷争愈烈，徐树铮争得陆军次长一职，参谋总长王士珍准备辞职，以陆锦代部务，进步系退让，外交总长汪大燮表示不欲久任，财政总长梁启超或将调外交。[⑧] 可见，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的做法，不仅引起了中央与地方的博弈，而且也引起了中央内部的分歧。此外，使事态变得更为严重地是段祺瑞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激起了敌对势力的反抗。云南宣告独立，安庆省城兵变，湘督谭延闿辞职，湘一二师军官响应辞职。[⑨]吴景濂、王正廷等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设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孙中山就职后任命官员，并在27日致电川、滇、黔各省督军、师长，号召一致抵抗北军。北京政府则认为孙中山等名为拥护共和，实则破坏统一，触犯刑律内乱罪，下令查缉孙中山、吴景濂等。[⑩]而对于湖南易督，陆荣廷电请北京政府撤回傅良佐，阻止吴光新入川。汪大燮、汤化龙、梁启超各总长建议任命熊希龄为湘省长兼督军，调傅为岳州总司令。段祺瑞以此为交换条件，让陆荣廷解散非常国会，[11]傅良佐却力保省长。在这种局势下，各方权益难以平衡，护法战争不得已而继续。段祺瑞急调王汝贤所统第八师及范国璋所统第二十师入湘。 当北军王汝贤之弟王汝勤师前队在衡山颇占上风时，段祺瑞武统气势膨胀，力主武力进攻南方敌对势力。东北张作霖等也支持段的严剿，并致电中央“自国体改革以来，川省祸乱相寻，受害最烈，而滇、黔实为祸首。推原其故，皆由彼辈以川省为财富之地，必欲得此以为根据，方可以进窥中央，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见。”阎锡山对张作霖之见亦表赞同，电复张“西南变作，祸乱相寻，虽云一隅，影响全局。”[12]当北军在叫嚣武统时，粤、桂军大举向北进攻，北军败溃，急向中央政府求援。段祺瑞为挽颓势，于10月15日由陆军部电令山西出兵援湘。[13]段令山西出兵，一是借此削减晋省兵力，减轻山西对北京威慑，抑制阎锡山势力；二是在段看来，阎锡山较为拥护中央，欲借晋军打击西南。而阎锡山接受援湘，一则因自身势力弱小不敢轻易得罪段派，二则阎认为西南势力不会有作为，不同意其动辄就分裂国家的做法，故想借援湘，既可表明他对中央政府的认同，也可增加自身在北京政府内争中博弈的砝码。客观而论，阎的援湘并非如《阎锡山档案》编注者为其所做的辩解那样，“先生睹此情势，知北方军阀尚未到达崩溃之时期，且统一之国民政府犹未实现，故对北京政府仍不欲为明显之拒绝，致冒然牺牲，与艰苦奋斗之初旨相违，只得以饷械两缺等情形婉示谢绝之意。”[14] 其时北军望援急于星火，段祺瑞为贯彻个人主义，令晋军限期赴援。出于拜权与保境目的，阎锡山服从指示，电复陆军部已令商震[15]旅筹备开拔援湘。[16]阎虽愿为段出兵，却不愿出战资，甚或还欲借此向陆军部索取战资，便“拟请飞咨财政部速拨现银十万元，以便开支。晋省前购管退野炮尚未订立合同，缓不济急，该旅远赴湘南，需用利器，本省原有炮位，皆系湖北造五生七三炮，以之剿匪则有余，对抗南军则不足，并请大部迅拨管退山炮十八尊、机关枪十二尊，俾资应用。”[17]但陆军部的饷糈补给迟迟不到，阎锡山则不予出兵。而湘省督军傅良佐却因战事吃紧，电催阎锡山，让其速调商震旅早日入湘作战。[18]阎以步兵旅军备未完备及开拔需延时日为借口，与傅周旋，要求傅如能借给晋军管退山炮18尊，或就近转向汉阳兵工厂、江南制造局代借，援军便可出发。[19]傅良佐只好答应阎的要求，声称“已预备速射炮一营，官兵子弹俱全，祈速饬步队旅酌带机枪，即日轻装开拔来湘，所有给养接济均由敝处担负，来时川资，祈代垫发，后拨还。到汉时，已设有兵站，派员接待，车船均预备，水陆均可来湘。”[20]陆军部也加紧电催阎锡山，“湘南战情，极形吃紧，非多增援兵，不足抵抗；又非十月赶到阵地，不足以救危急。拟恳速催援军，星夜轻装，以期迅速。除枪弹外，余均不便携带等语。务希将派定援湘之队，火速出发，轻装往援。”[21]在多方促动下，阎令商震旅于10月25日出发，并要交通部转饬正太、京津两路准备运兵车辆。[22]陆军部当即为援军配备头等、二等车8辆、三等车13辆、三十吨铁棚车150辆、老式马车、石渣车和敞车各12辆，每日计划开车两列。[23] 此外，对于援湘军的军费开支，山西财政厅向各商号挪垫一部分，[24]另一部分要求由陆军部转饬交通部令正太路输送兵士车费准予记账，并由汉阳兵工厂备发子弹。[25]但汉阳枪弹拨发无余，只得设法赶造。[26]阎锡山申请先从京库拨发枪弹百万粒，发给晋军以资使用。[27]然陆军部部库枪弹亦无存，只能为其增拨30万粒，对于剩余差额，要求从山西各军枪械局酌量挪用，移缓就急，随后由陆军部筹补。[28]而阎却不愿耗费山西军火，再次向陆军部诉苦，晋省库存子弹有限，剿办土匪与派兵布防更需子弹，请陆军部再拨子弹20万粒，加上以前答应所拨之数达50万粒，即刻令发以资应用。[29] 就在阎锡山向中央索取军火之际，山西驻京官绅葛敬猷10月22日电阎，将北京政府的政治动态向其透露，以便阎在权势转移和派系纷争中灵活应对。其电谓：“讨滇明令即将发表，同时复刘存厚[30]职，责成共同讨滇。湖南前敌战报，近日稍有不利，第二师部下分驻常德、宝庆等处之军队，纷纷独立。省军前队已直接与国军交锋，政府颇注意，恐湘省不利，湖北及长江一带均吃紧。拟设西南经略使，以段芝贵为正，吴光新为副；更换傅（良佐）督问题，府仍主持，徐树铮反对甚力，或可不成事实。昨招直督来京，将与之商酌抽调部队赴湘。两粤电元首（冯国璋）请罢总理（段祺瑞）职，元首已复电，措词甚和婉。”[31]又“张敬尧昨谒元首（冯国璋）请愿援湘，有不欲赴察意。外交总长（汪大燮）因上海护军使（卢永祥）来电攻击，昨国务会议未出席，将辞职，现经多方劝阻或可挽留。”[32]同时，山西驻京官绅李庆芳亦电阎锡山，张敬尧将于11月初赴湘作战。[33]阎锡山获葛氏与李氏电后，发现北军进剿南军的决心以及北军主战派的强势，觉得要想立足就须向北方表达其对中央的拥护，同时他亦担心援湘的功劳被其他势力抢去，遂改变昔日援湘因无饷暂缓出兵的做法，急令商震旅于26、27、28日率部出发，电知陆军部和湘省傅良佐，要其接济晋军需养。[34] 然而，随着形势变化，就西南问题是“战”还是“和”，北京政府内部各派与地方实力派所持意见不一。冯国璋因西南联络其制衡段，则暗示王汝贤和范国璋对西南取“和”，于是王、范逼走段派傅良佐。[35]据李庆芳11月16日电称“王汝贤联傅（良佐）、范（国璋）名报称：前敌军官会议不战请和等语。昨王又报称：傅督离省，不知下落等语。段总理（祺瑞）接电后，以为离奇，一面派人带巨款赴湘，一面拟任段芝贵督湘，并带张敬尧偕往，以资镇压。讵意元首（冯国璋）不以段之计划为然，力主调停，段辞意遂决。元首告人谓，‘我任芝泉（段祺瑞），不过为数十年交情，今既求去，仍须烦芝泉转请东海（徐世昌）出来’。又一确息，傅督被王汝贤排出，已赴岳州，元首欲以王督湘，并闻总理辞呈已上，阁员亦纷纷辞职，东海决不出山，并深以北洋派分家为戚。李纯、陈光远、王占元三督昨有电提出调和南北，条件尚未详悉。”[36]可见，北洋集团在针对西南问题的解决上派系斗争激烈，从而使得中央政局及湘省局势骤变。以总统冯国璋为首的主和派占据上风，以总理段祺瑞为首的主战派式微，段于11月15日发出辞职信号。陆军次长徐树铮亦追随段去职，离职时电阎锡山，要阎妥善处置入湘晋军。[37]随之，商震亦向阎锡山控诉晋军入湘挫败之苦。[38]阎锡山只好安慰商震“胜负乃兵家常事，毋庸置意，我军在湘兵力有限，只好持静观态度，随时注意可也。”[39] 11月16日，段祺瑞通电各省，解释用兵西南及其辞职原因，用兵西南是想实现武力统一，但在调动各实力派攻打西南过程中，却发生了王汝贤、范国璋等抗命及与西南联络之事，于是他觉得难以实现他武统想法，以辞职表示对北洋集团不支持他武统的抗议，即“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国亡种而后快。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抉藩篱，落彼陷阱也。王汝贤等不明大义，原不足惜，我不忍以王汝贤之故，致令同室操戈，嫌怨日积，实力一破，团结无方，影响及于国家也。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为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为中国消亡之征兆。”[40]由此电可见，段祺瑞非真心辞职，而是以辞职之举揭露冯国璋分化北洋及冯与西南联络之事，进而煽动同情者攻击冯。 内争演变也确如段祺瑞所料，他的辞职引起阁员同情，内阁决定与他共进退。其实，冯国璋在段辞职一事上也承载着段派与国际社会施加的压力。冯派不得不对此做出妥协，江苏督军李纯发出停止南北调停电，继之王汝贤、范国璋亦有此类电请。[41]冯国璋于17日亦通电，痛责停战议和的不当之处，声称愿自带一旅之师亲身督战。[42]另据李庆芳17日电，“昨晚日公使谒元首，声明以个人善意请留段总理，元首答以当然慰留，旋即派人赴宅报告答日情形，又命徐（树铮）传达留意，并将辞呈封还，段仍坚辞”。阎锡山获知段辞职未成定局时，当即于17日电函商震“得报傅督军（良佐）因北军反对出长沙，总理（段祺瑞）辞职未准，希小心注意，并湘省现状如何？”[43]又于18日电段祺瑞，“湘局小变，虽出意外，仰维我公艰巨久膺，位望隆重，爱国家不言权利，久为天下所共信，遽尔引退，则北方实力涣散，必至团结无力，危及国家。揆之我公爱国之初衷，宁不大相刺谬。锡山待罪晋疆，瞬焉六载，以私情言，则所爱惟公；以公义言，则爱公尤不如爱国。务望我公以国家为重，勿遽引退，力图挽救，以遂初衷。锡山不敏，亦当整军筹饷，敬候指挥。”[44]并在同日又电冯国璋，“整军经武，所拥护者中央，所保持者统一，既无新旧党派之见，亦无南北界限之分。”“锡山不敏，谨当整率所部听候指挥。”[45] 此外，阎锡山还向曹锟、倪嗣冲等征询段祺瑞辞职后时局的应对之策。[46]曹锟劝阎保境，维护治安，以为“现在揆席辞职未允，主座（冯国璋）通电主战，必有正当办法。无论时局如何，我辈淬厉将士，妥防境域，保卫治安，先顾根本即是胜者。彼此情同骨肉，利害相依，此后遇事，必当驰闻，以灵消息，而期一致。”[47]随着主战呼声又趋上风，段祺瑞辞职未成，仍主武力统一，并派王占元为援湘后路司令。[48]然长沙被西南攻破，王占元等前线将领却发主和电，曹锟、陈光远、李纯亦积极支持，主张先停川湘之战，协商条件进行和解，实现南北统一。[49]段祺瑞面对冯派抵制，不愿接受西南条件，认为大势已去，急欲离职，婉告日使勿再为其活动。至于总理人选，事实上争论已有多时，自从段祺瑞辞职风掀起，冯国璋就曾让徐世昌接任，徐拒绝，又有李经义之说和王士珍之说，但王士珍颇受拥护，于是在段祺瑞辞职已成定论后，王士珍成为总理继任人选。据李庆芳20日电称“王士珍将长陆部，代段祺瑞任总理，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亦辞职，陆荣廷乘势将在梧州设军政府。”[50]由此，段祺瑞派失势，而阎锡山则寻求并转向新的强势。 二、转向支持冯国璋和曹锟 由前文所述可知，段祺瑞的西南用兵遭到冯派抵制，段在北京政府中处于颓势。对此政局变动，葛敬猷获得确切消息后，于11月21日电阎锡山，“此次政变，全系有人挑拨府院所致，段公（祺瑞）势难再留，不久将代以王士珍，先行兼代，此后实权当操于府。昨已将陆参办公处由院移府，闻将派张绍曾为南北议和使。钧座民国元勋，国人敬仰，惟政潮所趋，不能不稍事联络，浙督杨（善德）已与苏督李（纯）有所接洽。昨日左右言于猷，钧座似宜与府稍生关系，猷已先事联络，应否进行？取何种方针？尚乞谕遵。”[51]根据葛电，阎锡山洞悉中央权势转移之动向后，遂转向支持总统冯国璋，加强与冯派联络，淡化与段派关系。如阎锡山在19、20日连获冯国璋与各省商讨对西南用兵两电后，于23日复电冯，“锡山素以服从中央，维持统一，为唯一之宗旨。伏望钧座独伸纲断，挽救艰危。”[52]是日，阎又致电曹锟“承示拟先请西南方面，即日将军队退出湘境，表示和平决心，明定停战日期，以为议和初步。鄙意极表赞成，即请我兄挈衔主稿，通知彼方，弟愿附诸骥尾，以图挽救。”[53]阎锡山虽力言支持冯国璋决断，同意曹锟对西南和平主张，[54]但他却不向其它省份表明态度，而是以谦虚姿态向它省商讨对策。如在23日电复福州李厚基，声称“敝处对于总统（冯国璋）皓（19日），亦尚在筹虑之中，尊见如何？还乞见教。”[55]当南北议和已成趋势，李厚基才于26日致电阎锡山，赞成言和，敦促阎派员赴津商谈。[56]阎于28日答复李“敝处覆仲珊督军（曹锟）马（21日）电，大意与台旨相同，并已派员驻津接洽矣。”[57] 然而，就在段祺瑞于22日辞职后，中央政府的组阁又生矛盾。阎锡山据葛敬猷电获知王士珍可能组阁，如王不能组阁，对西南调和时，各方将不会接受。[58]如南昌陈光远曾就组阁一事电阎锡山等，推崇王士珍任总理，[59]阎赞同其意，声称“聘老（王士珍）众望所归，敝处已专电敦劝矣。”[60]而李纯却通电认为总理人选不宜由各省推举，应由总统任命。[61]阎又不敢得罪李纯，当即函电附和“组阁问题，尊论极是，毋任钦佩。此后如有卓见，仍乞随时示及为盼。”[62]于是，李纯28日通电反对王士珍组阁，理由是推举王组阁可能会转生波折，“诚见于第一次段（祺瑞）既去职，李阁（经义）不来，演出种种怪剧，致有今日结果之语。”[63]然据李庆芳所言，李纯之所以反对王士珍组阁，是想自荐，出任总理。[64]但北洋武人对李纯的支持度很低，而王士珍颇获倪嗣冲、王占元等人拥护。 此外，对于段祺瑞辞职，徐树铮特于12月1、2日电阎锡山，告知段虽去职，但实力仍在，劝其不要投向他派，更不要被南北议和蒙蔽。其谓：“昨公府亲信谘议耿光之弟由港电告议和条件：1、黄陂（黎元洪）复职，冯（国璋）住瀛台；2、复旧国会；3、陈光远调闽，李烈钧督赣，柏文蔚督皖，谭延闿督湘，刘存厚督川；4、广东督省改为公举。刘存厚屡战屡捷，对于我辈极重气谊，决不至为彼辈诡诈所间，尊处仍请加意联络为盼。”[65]“我国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芝揆（段祺瑞）去职，彼邦时相问讯，第以各省不挽留为疑，经弟切实告以我辈但求国家治理，不争意气夸嚣之私。若后任能施善政，我辈为太平百姓，岂不甚美，若再不然，时势相处之日，相机而发，迎刃立断，此时各省之沈静，正见我辈之秩序。彼闻之极意赞服，立电寺内详报一切。昨燕孙（梁士诒）自日来电言，寺内已训令渠系内诸要人，并达林公使（权助）谓：段虽暂时去职，北系实力并无堕落，后对支方针，仍认定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遇事力尽友谊援助等语。所关甚大，特飞闻。又昨电议和条件，尚有惩办祸首一条，所谓祸首者，段、倪、汤、梁、吴、傅及弟也。”[66]阎锡山获徐电并未立即回复，而是针对张敬尧提出调和四条件，[67]于12月3日电复张“主张极是，敬佩莫名。请即电达仲珊督军（曹锟），以期一致进行。”[68] 不过，因梧州、南京、天津三方政见相去甚远，南北和议突生变故。[69]据李庆芳12月4日电称“南军攻岳州，已由七师前敌接战。中央电南京，和战由内阁主持。李纯请假，元首密告钱能训谓：‘我可言和，他们须主战’，并微露辞职意。顷晤某公，据云：徐（世昌）、段（祺瑞）极称晋旅能战，虽败犹荣。”[70]5日，冯国璋电曹锟、阎锡山等“现闻湘中情形不久必将内溃，饷源不继，商民罢市，不过逞其娇气以图徼幸，已饬岳州王总司令（占元）坚守阵地，以待后援。又密告苏、赣等省勿忘军备，一面由中央筹划饷糈，各省联合预备大举劲旅，使我士气重振，局势重新，必使主权仍在中央，可擒可纵，决非轻徇和议，中彼狡谋。”[71]阎锡山立即响应，6日电复冯，表示将整饬军备，听候指挥。[72]是日，参陆部又通电各省督军，“各级将领，上受国家之负讬，下为士卒之楷模，尤当淬励精神，率先奋勇，如有畏葸退缩，军法具在，决不宽容。切盼通饬所属，振奋进行，功罪殊途，端须自择，切切奉谕。”[73]阎于7日复电参陆部“国家养兵，责在捍卫，军人天职，有战无退。已遵谕督率所部各级将领，淬励精神，遇有战事，身先士卒，奋勇直前，倘敢畏葸退缩，即以军法从事。”[74] 段祺瑞、徐树铮为反击冯国璋及长江三督，徐树铮还特意到奉天和蚌埠，与张作霖、倪嗣冲联络，并力劝曹锟对西南用兵。在徐的活动下，山东、山西、奉天、福建、安徽、浙江、陕西、黑龙江、上海、察哈尔、绥远和热河等省，其中有七省督军及都统和护军使代表于12月3日云集天津孙家花园举行督军团会议，议题是对西南作战和对付北方主和派，力主对西南决战。参陆部7日再次电张作霖等“望各长官就所部兵队切实筹备，除驻防地方必要者外，务须抽出一部之兵力，整备完全，遇邻省情形紧急时，即无中央命令，亦可相机援应，具报查核；而中央统筹全局，有必须征调者，亦可朝令夕发，免误时机。”[75]阎锡山于8日分别复电倪嗣冲和参陆部，“决定主战，自当一致进行，俾底于成，卓论至佩。敝处迭接仲珊（曹锟）、子志（张怀芝）两督军来电，已覆电，担任筹备一切矣。”[76]“军队迅赴事机，端在实力，各省互相援应，自属要图。已遵谕将所部切实整理，以备缓急。”[77]10日，阎再电倪嗣冲“仲珊（曹锟）、子志（怀芝）两兄联往督师，复有我哥以为后劲，团体益坚，军心团结，勘定大难，在此一举。弟凡力所能为，无不竭诚赞助。”[78]更何况段祺瑞是对德宣战的坚定者，虽离职总理，但仍以参战名义与在华势力联系，以借外援而内争。对此，冯国璋既要敷衍段派，又要讨好在华势力，只好附和对西南主战，并在布告宣战前，于18日任命段祺瑞督办参战事务。段则以督办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扩充皖派军实。国务总理王士珍鉴于皖派势力扩充，不得以而又将陆军总长一职让给皖派段芝贵。这样，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于皖派之手。[79] 11日，阎锡山曾向晋籍安福系成员田应璜打探政局，“闻曹（锟）、张（怀芝）有拥段（祺瑞）上台之说，真相究竟如何？此议如在必行，从何处下手，到津时设法探明见告。”[80]14日田应璜对其疑惑作答，“拥段上台，闻当时原有此意，以为北省出兵，王（士珍）当然退位，刻已搁置矣。张（敬尧）、冯（玉祥）反侧，蚌埠已受牵制，鄙意各省固当极意联络，而宗主则以曹督军（锟）为依归。燕晋协力，尚可为也。”[81]另据李庆芳14日电称“谭延闿电元首辞湘督[82]，并力陈息争须恢复旧国会。鄂前师长王安澜在枣阳招集旧部，称护法军，闻系孙武、季雨霖为主动。汪议员昨自宁来称，李督（纯）可恃军队，仅齐燮元一师，近日喧传李（纯）、齐（燮元）将独立，倪（嗣冲）、卢（永祥）密计攻宁，人心浮动，一夕数惊等语。”[83]又“政府昨以议和大旨电由李纯转达南方，闻内容有召集新国会，减少名额；北军仍驻岳州，桂军退出湖南，滇军退出重庆等条件。王士珍昨在阁席上有数日后请段祺瑞复揆任语，晚即缮呈先辞陆长兼职送府。”[84] 15日，陆荣廷通电，主张各省罢兵息民，一致对付欧战，倡议重开南北和议。[85]17日，谭浩明也发出通电，力主和平，防止内讧，注意日、俄等对中国掠夺。[86]然而，曹锟却主张对西南用兵，防止从中离间，免使北洋涣散，并由中央宣布西南“阴谋”，呼吁他省一致援助，[87]冯国璋亦通电各省以武力为和平后盾，令已经出发或将下动员的各军队，迅即集中前方要地，扎定地盘，不可稍懈军心。[88]此时阎锡山响应曹锟，称“晋虽偏小，自应勉励袍泽，尽力援助。”[89]18日，冯国璋向西南发出和平布告，“所谓藉武装以促进和平，亦即国璋前电先礼后兵之微意”，[90]并决定取消参院，为和议入手。[91]南京王占元、陈光远、李纯通电表示愿调和南北，[92]王芝祥奉命赴梧州求和。[93]随之，曹锟追随冯国璋亦改变主战政见，通电各省督军，请中央速改定国会、组织选举法，召集正式国会。[94]于是，阎锡山也由主战向主和转变，于25日电复曹锟，赞同由曹领衔入告中央，敦促参议院，迅速议决国会、组织两法，依据约法行使代议职权。[95] 然不久，南北和议再现裂痕，张怀芝、龙济光等电中央，主张武力解决，而此时阎锡山却不动声色，在观察冯国璋与曹锟的动向。1918年1月7日，冯国璋电曹锟等，驳斥谭浩明对他的诋毁，并再次对西南问题表态“鄙意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前已屡屡言之，目前仍抱此宗旨，不少变易。”[96]阎锡山即于9日电复冯国璋，对其意表示支持，谓“国事蜩螗，宇内腾沸，我大总统息事宁人，不惜委曲求全，犯而不校，仁至义尽，薄海同钦。锡山以巩固国家，力谋统一为职志，遵当整备军队，听候指挥，戮力同心，积极进行。”[97]然而，西南对冯国璋的和平措置已失信心，一面联合自立，一面进攻，在27日攻下岳州，主和派王占元极度恐慌。段派则乘机鼓吹武力解决，冯国璋受此压力，只好命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兵入鄂，任曹锟为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2月中旬，徐树铮动员张作霖奉军进驻直隶，张作霖在声援段祺瑞同时，意在逼迫冯国璋。[98]王士珍内阁遭此威胁，亦准备辞职，于1月13日通电“主座解决时局办法。本与尊旨无殊，前以国人相望和平，不惮委曲迁就，即恐误中缓兵之计，故特设两司令，意在先输军队于南方，援鄂即以规湘，援赣即以制粤，彼方见我有备，或可易就范围。如果和平无效，则无烦征调，因应自能裕如，军队布置既周，明令即时颁布，而诸兄所争者，先布令而后进兵，尊意以为主座曾有和平之表示，若未奉声讨明令，万一事势变更，恐中央卸责或诿过于军人专擅，因此怀疑，致生歧异，日内岳防吃紧，闽省告急，均待救援。主座日盼会师，诸兄同殷敌忾，只以命令后先之争，先有滞碍。弟等以为徘徊瞻顾为行军所最忌，故敢于诸兄所筹虑而未便显言者，冒然揭明，庶彼此皆可涣然冰释。弟等更显确实担保军队达到地点，明令随之即去，事之成败利钝，京外共之，无稍差忒。”[99]随后，陈树藩函电阎锡山，征询该如何回复王士珍电时，阎称“王总理（士珍）元（13日）电似无答复之必要，敝处已搁置不办。”[100]由此可见，阎锡山对王士珍的态度完全是以一种“拜权”的立场对待，觉得王既已准备辞职并将退出权力核心层，则认为对王电似无回复必要。 在阎锡山心中，只有把持中央权柄者及其所属才是他折服的对象。如李纯因调和南北问题，某些武人故意指责其偏袒西南，使其去职。对此，冯国璋为李辩护。[101]阎锡山亦于19日专电冯国璋，让冯劝阻李纯辞职，谓“自湘事失利，李督军以息事宁人之意，出任调人，外间虽有谣传，心迹可以共见。值此国事艰危，长江流域管毂南北，李督军威望素孚，正资砥柱，岂容高蹈远引。钧电责以公谊，动以私情，巡诵再三，无任感悚，自应急电劝阻，以副大总统属望之殷。”[102]而当岳阳被南军占后，曹锟于2月14日通电 “军现已南行，利在急行进攻，一俟张敬尧到汉，即与会商，开始前进，以期早消逆氛而定大局。”[103]阎锡山又当即附和曹锟，于20日复电“节麾南下，军威远震，衡湘夺气，指日荡平。”[104]由此进一步表明，阎锡山对能够影响政局者，或能够控制中央权柄的实力派，都持积极联络态度，充分做好应对准备，并做出亲近姿态。 三、再次转向段祺瑞派 南北问题未平，俄过激党勾结德俘扰乱中国边境，[105]以此为借口，奉军第二十七师张景惠旅入关，奉军参谋长杨宇霆和徐树铮在秦皇岛截留北京政府购自日本步枪27000枝。3月5日，田应璜就此向阎锡山发出两电，初步断定政局将有大变，告知阎，奉军入关，张作霖声言以坚大总统主战决心。[106]事实是徐树铮动员张作霖入关，要兵谏冯国璋对西南主战。在奉军和段派逼迫下，冯国璋不得不屈服，打算辞职。又据葛敬猷3月6日电称“昨总统决意辞职，通电各省，经全体阁员详陈利害，始允此电缓发。财政总长（王克敏）六时专车出京，赴各方疏通。总统并令靳云鹏请段芝老（祺瑞）疏通奉督（张作霖）退兵还械。日来京中又风鹤频惊，因奉督有运兵驻京之说。新国会召集，期已决定六月二十日。”[107]获得确切情报后，阎锡山于6日电田应璜“奉督果至廊坊，大局当有异动，此后情形若何，尚望随时见告。”[108] 另据李庆芳消息，针对奉军出关，曹锟、张怀芝、张敬尧三司令电函张作霖，要其顾念大局，化除意见，撤军还械；[109]而张作霖却电曹锟与徐世昌，提出段（祺瑞）阁，历数元首因循之罪，促其改悔，最后表明拥护元首，决无二志，但奉兵确抵廊坊，尚未进驻丰站；[110]因奉军催逼太甚，王士珍只好出京，段祺瑞电劝张作霖，不要从廊坊再进。[111]3月10日，李庆芳将北京政局变动情形再次电达阎锡山，“奉兵入关，王（士珍）既遁津，冯（国璋）亦辞位。愚见以为主战各督正临崖勒马之机，再进转类盲动，钧座对于阳（7）电宜主挽留，惟勿先发，愿沥陈之。冯在今日与在昨年不同，近畿兵力，冯优于段（祺瑞），冯如被逼而去，长沙、成都恢复不易，近畿军人多已离叛，冯去则段难再起，冒险组阁，短期之诮犹小，肘腋之忧实大二也。此次元首辞位内幕，因抵制段阁揆再起，阳电内有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约法交其接代，二语至堪寻味，转瞬元首任期已满，国会召新恢旧，遥遥无期，此次任段组阁，届时即摄行元首职务，断非冯所愿为，预料阳电出后，皖、奉必先变计三也。”[112] 阎锡山听从李庆芳言，当日向曹锟与张作霖函电，询问曹锟“元首阳电想已鉴及，此事关系甚重，兄处如何主张？敢乞见示，以便一致。”[113]另对于张作霖要求组织责任内阁一电，[114]阎较为认可，称“时局危迫，非得坚强有力之责任内阁，不足以资挽救。兄电主张至为切要，弟极赞同，已电曹锟、张怀芝两帅接洽矣。”[115]并对倪嗣冲要他支持张作霖组责任内阁一电时，则将复张作霖电之原意相告。[116]事实上，就组织责任内阁一事，阎锡山并未与曹锟、张怀芝进行沟通，但在复张作霖与倪嗣冲电中却有如是说，可见阎的这种做法只不过是对张、倪二人使用了一种政治策略而已，同时也暴露出阎有疏远冯派，接近奉、皖的动向。随后，阎锡山又电田应璜打探中央政情。据田应璜12日复电，冯国璋不想让段祺瑞复任，而段派中人亦分两派，一派是蚌埠方面，不愿段祺瑞重新上台，意想为其找一替身；另一派是奉张，虽意在段，但实际想法则不然。[117] 3月14日，李庆芳将他对时局的看法再次电阎，“津会以来，北方大势集中曹使（锟），惟曹使与李（纯）、陈（光远）乡谊攸关，近则使命尤多，政见偶有不同，恶感未臻极点，此次奉省出兵分驻直境，既践奉师出援之盟，更坚曹使主战之志，王阁（士珍）不攻自倒，皖围不援而解，宣言攻李不过虚声一也。奉督（张作霖）扣械截粮，声势颇大，曹使劝阻于前，继则促其南下，足见奉省出兵，非曹本意，惟居盟主之名，勉敦爱国之谊，犒师仅属浮文，怀疑实所难免二也。元首（冯国璋）私盟存于南京，直派势力集中于李督（纯），蛇蜕犹痛苦，况免督军乎！北洋旧人以元首夙有弱点，避哀求之术，来恫吓之威，便谓定可府允，殊觉茫无把握。近日东邻已提出劝告，京奉将抗议运兵，酝酿日久，枝节必多三也。”[118]阎获知北方权势重心仍在曹锟，即于当日又电曹锟试探曹对张作霖组织内阁电之态度。[119]曹锟答称“组阁一事，关系甚重，未可冒然进行，现正详细研究，俟有妥善办法，再商承吾弟核夺。”[120] 然而，冯国璋鉴于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胁迫，不得不起用段祺瑞组阁，缓解冯派在政争中的颓势。14日下午，冯国璋亲自到段祺瑞宅劝他出山，段婉言谢绝。而陆军部军务司少将司长丁锦以为“非曹（锟）、张（怀芝）各督军联衔劝驾，不肯轻出也。”[121]15日，冯国璋电曹锟等，希望各省联名劝段祺瑞出山，主持军国大计。[122]阎锡山也即于19日复电冯“王总理（士珍）休沐以来，揆席虚悬，我大总统以国事为重，前席求贤，欲浼段督办（祺瑞）出膺艰巨，盛德为谦，钦感无既，已遵谕驰电劝驾矣。”[123]同时，阎致电段祺瑞，表明拥戴之心，“为国计，公一日不出，何以解大局之阽危，而措邦基于盘石，务望曲鉴群情，力膺艰巨，藉答元首速驾之诚，而慰薄海云霓之望。”[124]徐树铮16日电阎锡山，主张由曹锟领衔敦请段出山，并分头迳电徐世昌，请冯国璋任命，不必先询段本人意见，当任命令下后，各省力责段出任国事，以此向其征讨意见即可。[125]阎称“已电请仲珊兄主稿挈衔办理。俟接复后，看系如何办法，再行酌夺从事。”[126]实则阎并未直接致电曹锟，让曹领衔力劝段祺瑞组阁，而只是通过田应璜之电，知晓曹锟已电冯国璋“携徐东海（世昌）请段公（祺瑞）出组内阁，苏、赣两督亦无异议”。[127] 3月21、22日，徐树铮再电阎锡山，要其一面电促曹锟推戴段出任阁揆，[128]一面要其敦请段组阁。[129]阎急向田应璜征询北京政局动态，“联衔电上后，菊老（徐世昌）讬钱总理（能训）转白元首，芝老（段祺瑞）已允出山，请下命令，元首答以克复长沙后再议，又铮（徐树铮）以夜长梦多，拟联衔电促元首，汉口如何主张？乞复。再丹忱（倪嗣冲）发起众凑十万圆赏前敌将士，此间认万圆已汇皖矣。”[130]田应璜电称，曹锟言论仍与初见时无异。[131]23日，段祺瑞任命案发布，段通告就职。[132]26日下午8时，北军克复长沙。[133]随之，段祺瑞就西南问题征求各督意见。段以为外交日迫，如南方有诚意，颇愿妥协。梁士诒将从中调停。[134]而倪嗣冲则联合徐树铮、张作霖表示绝对主战到底。[135]不过，其时承担具体作战的吴佩孚却到了衡州不愿再进，一是兵力疲惫，官兵不愿深入，二是萧耀南和王承斌劝吴不要盲进，如果失败将全军覆没，同时又派人说服曹锟停战，曹也不愿再战。因夺回湖南，曹居首功，而湘督却被无功的张敬尧获取。更何况张怀芝的军队由湘东出江西失败，苏赣两督置身其中却袖手旁观。[136]于是，曹锟电北京政府请假七日，返回天津，表示不欲延长战事。[137] 由此，段派的武力统一再度受挫，但段祺瑞重任阁揆后，凭借日本西原借款，在对西南用兵同时，积极装备参战军，扶持安福系包办的新国会，使梁启超的研究系阁员失势，安福系掌控新国会。而且就在冯国璋总统任期届满时，段派极力推动新国会选举。阎锡山亦积极配合，于4月16日电河东道尹马骏，催促为国会选举做准备。[138]20日，阎又致电徐树铮“弟处对于新会选举早已积极筹备，不至贻误。朱、王诸君自当随时接洽，时机匆迫，诸盼明教。”[139]对于段派进行的新国会选举及其所获地方势力支持，曹锟觉得其已是大势所趋，无法阻拦，遂于26日通电各省，拟联衔上大总统一电，将召集新国会日期早日颁布，以息谣诼。[140]阎锡山随即附和“国会早日召集，既可巩立宪之国基，至表赞同，即请挈衔入告为荷。”[141]5月9日，阎锡山复电临时参议院议长王揖唐，“齐（8日）电诵悉。晋省大学毕业及曾充大学校长教员满三年者，共有四十六人，已将名册及凭证于歌（5日）送京，并电达筹备事务局在案。”[142]10日，王揖唐电阎锡山要其在选举中与安福系持同一步调，“务使当选议员志同道合，将来可与吾辈执同一之步调，至为企盼。研究派近欲阴谋倒阁，乞早防闲，此间对于选举宗旨已托田子琮（应璜）、李芬圃（庆芳）、郭子成（德修）三君随时陈述，明达如公，休戚相关，必能特别注意，为国家固基础也。”[143]阎复电表示“此次选举关系之重，诚如我兄所言，此间筹备办法，先将区域分配平匀，正在积极进行，将来被举之后，可望持同一步调。”[144] 然而，选举只是践行宪政的一个表面形式，在未选举前，总统与副总统人选早已拟定。据田应璜8月4日电称“总统问题已经解决，徐（世昌）正，曹（锟）副。”[145]8月12日上午10时国会开会，到会议员约400人，大总统、总理、国务员均到会，外交团各公使及各武官到场参观。[146]9月4日上午10时，总统选举会开会，参议员到会131人，众议员到会305人，法定403人，票数为327，徐世昌得票425，当选为第二任大总统。[147]5日，冯国璋亲至徐世昌府邸促驾，请其早日就职，而徐则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西南要人岑春煊、伍廷芳，以及在野的赵尔巽、张謇等，循例辞让。就在徐辞让电发出后，冯国璋于6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表示拥戴，段祺瑞和曹锟也于同日电劝徐就职。由于得到北洋将领一致拥戴，徐世昌于11日再次通电，接受当选。[148]阎锡山意识到徐世昌任总统职已成定局，亦于13日电复徐世昌山西将拥护徐任总统，劝其早定大位。[149]由此，阎锡山与冯国璋派的关系渐趋疏远，而又倾向段祺瑞派。 可是段祺瑞始终未放弃武统，在岳州、长沙被北军夺回后，段派主战[150]呼声又趋高涨，段想依靠曹锟、吴佩孚继续武力统一，授以曹锟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以吴佩孚援粤副司令，而且段派还秘密以副总统许诺曹，曹不为所动。8月21日，吴佩孚联合前方各旅团长通电请罢内战，反对新国会。[151]25日，倪嗣冲电国务院等，声称曹锟将整军南下平乱，希望北方各实力派给予支持。[152]阎锡山预判曹锟南下会力主和平，遂在复倪嗣冲电时，声称“仲珊使帅整备南下，以期促进和平，既诸帅赞同，迎刃以解，当可预卜。”[153]阎又据李庆芳9月7日电“吴佩孚屡电主和，曹锟副座之说，因之打消。段祺瑞主战失败，有人主张选为副座，作下台地步，尚未成熟。漳州失守后，闽事不可收拾，福州断难保持。”[154]针对吴佩孚等寝电，[155]段祺瑞于29日电阎锡山“院已通电驳斥。该师长附和乱党，妄谈法律，本应置之不理，以总统就职期近，罹淆观听，尚祈主持正论，力予辞辟，以定人心，大局之幸。”[156]阎锡山答称将秉承段意，电斥吴佩孚。[157]随后，阎电询田应璜，段祺瑞驳斥吴佩孚是否与曹锟有关，[158]田认为其与曹锟无关，但要阎在电吴佩孚的措词上委婉一些。[159]另外，在酝酿选举曹锟为副总统时，徐世昌从中作梗，使选举人数不足法定人数。[160]还有另一说法，即徐树铮让国会选曹锟做副总统，但由于事先未给安福国会成员加发补贴，使曹锟选副总统落空。[161]阎锡山获得这一消息后，继续与曹锟、段祺瑞派保持三角关系，既支持段派，又不敢得罪曹锟派，[162]但他更多地还是倾向支持段派。徐世昌出任总统后，南北和议再度启动，孙中山被西南武人排挤，孙倡导的护法运动暂时平息，军政府亦被改组。不过，南北和议却因南北势力只考虑自身利益、缺乏对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思考和关怀，最终破产，北洋派系之争仍连绵不断，西南内部斗争亦很激烈，而其时夹杂在南北对峙与北洋内讧中的阎锡山则采取适宜的因应之策，避免了政争和战争干扰，忙于增强自身实力和治理晋省。 结论 护法战争虽以护法为旗帜，但在实际博弈中，军人实力派追逐地却是集团政治利益或个体政治利益，并且在诉求政治利益这一过程中充分凸显了南北之间的矛盾、北洋内部的矛盾及西南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争执的焦点并非标榜的“护法”，却是各势力要求政治机会的对等或政治利益的均衡。其间，尽管某些党派有过对现代国家构建的考量，然一旦面对政争，则更多考虑地是党派利益或个体利益的获得，缺乏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灵魂。当然，护法战争除揭示了假“护法”实争利的情形外，其实也反映出北洋集团在面对这一变局时似也有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或合理途径，如当权派意想整合各种力量进行武力兼并或和平解决，然被整合或被统合之对象对当权派之用心却有所顾忌，甚或产生敌对，结果使得北京政府在努力因应西南抗争中，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斗争面相，这些面相既有北洋强势之间的较量，又有弱势对强势的攀附以及弱势之间的联合，从而使得武人纷争成为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一种社会常态。 此外，护法战争中北洋体系的内讧和军事实力派间的混战，导致中央权势的转移遵循“强权即公理”的原则从一个军事实力派转移到另一军事实力派，导致政局动荡、武人斗争不休。其时，刚刚掌控山西军政大权的阎锡山，且兼有南、北二重身份的他，为了能够主政山西，并获得中央政府对他督晋之认可，他十分关心中央权柄操于何人之手？时时关心中央权力核心层的变动，以在各大政治势力间积极周旋，适时调整部署，适应着追随当权派，同时又在各大势力之间进行“骑墙”，维系并提升他的政治地位。显然，这些政治因应能力，是阎应对时势变化的关键所在。然事实是，坐镇山西的阎又不可能事必躬亲，故只能依靠驻京山西官绅配合，获得他们大力支持，为其打探消息，获取准确情报，便于他灵活应对时局。由此可见，阎锡山在中央权势转移中的灵活应对，是山西官绅与他合力作用的结果，尤其是驻京官绅代表功不可没，当然他个人的政治应变能力则起着关键作用。正是由于阎锡山具备这种政治因应能力，才使他能在民国时期不仅获得中央政府对其督晋之认可和支持，而且也使他在变动政局中适应了民国时期的政治转型，滋长了山西的地方主义，成就了他的“政治不倒”。 [①]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民革命与北伐研究”（13JJD770015）的阶段性成果。 [②]《徐树铮电阎锡山旧国会不能重召应组织临时参议院》，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台湾国史馆2003年印行，第5页。 [③]《国务院电询各省督军等依据约法召集参议院解决宪法问题之意见》，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8-9页。 [④]《阎锡山电复段祺瑞》，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7页。 [⑤]《黔晋之参议员》，《晨钟报》1917年10月21日，第2版。 [⑥] 事实上，护法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由湘省易督引起。据李剑农之研究，军政府形式上虽成立，但实权却操控于陆荣廷和陈炳焜，元帅和各部长多未就职。在1917年3月，陆荣廷曾前往北京与中央政府商谈巩固两广势力范围，其要求：陈炳焜任粤督、谭浩明任桂督，陆本人居陈、谭之上；湖南由湘人治理，两广不会侵犯，但中央在湘督的任免上要征求两广的意见。而且陆荣廷对谭延闿任湘督较为中意。然而，段祺瑞欲以湘征服两广，经中央政府内部博弈，任命傅良佐为湘督，换下谭延闿。由此，在湘督的争夺问题上，引起西南强烈不满。陆荣廷以为段祺瑞既违反先前达成的默契，侵入湖南，威胁两广。于是，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在湘南宣布独立时，桂军实行援湘，护法战争上演。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1-402页。 [⑦]《管金聚转刘存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20页。 [⑧]《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1-22页。 [⑨]《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24页。 [⑩]《北京总检察厅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6页。 [11]《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8页。 [12]《阎锡山电复张作霖》，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6页。 [13]《陆军部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0-31页。 [14]《关于护法战役之件提纲》，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页。 [15] 商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民国成立后，历任北洋政府顾问、陕北剿匪司令、陕西将军署卫队团长等职。1916年率部投阎锡山，委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16]《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0页。 [17]《阎锡山电复陆军部库空如洗》，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2页。 [18]《傅良佐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9页。 [19]《阎锡山电复傅良佐》，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8-39页。 [20]《傅良佐等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0页。 [21]《陆军部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2页。 [22]《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页。 [23]《陆军部电阎锡山已咨令备车八列》，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页。 [24]《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页。 [25]《阎锡山电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页。 [26]《陆军部电阎锡山汉厂枪弹拨发无余》，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页。 [27]《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页。 [28]《陆军部电阎锡山增拨三十万粒子弹》，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9页。 [29]《阎锡山电复陆军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8-49页。 [30] 刘存厚，字积之，四川简阳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1913年署重庆镇守使，1916年响应护国军，自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1917年打败滇军，任四川第二师师长。 [31]《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0页。 [32]《葛敬猷电阎锡山张敬尧谒元首请愿援湘》，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1页。 [33]《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4页。 [34]《阎锡山电陆军部》和《阎锡山电傅良佐》，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4、55页。 [35]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3页。 [36]《李庆芳电阎锡山湘军事有变》，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73-74页。 [37]《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75-76页。 [38] 傅督（良佐）于寝晚带印离省，驻扎岳州。又接总副司令（王汝贤、范国璋）删（15日）电，停止战斗，静候解决。……念此次议和，不于我晋军未到之先，不俟我晋军幸胜之后，恰在我晋军败挫退集力图规复之时，言念及此，能无愤懑。震一人名誉不足惜，所不解者，我晋军深入之后，援军不来，子弹不继，友军内变，乘危助敌，致使不能支持，节经退却，含垢忍辱，奇耻莫雪耳。参见《商震电阎锡山此次议和恰在晋军挫败之时》，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77页。 [39]《阎锡山电复商震》，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76页。 [40]《段祺瑞电曹锟等用兵西南原因与辞职原委》，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86-87页。 [41]《葛敬猷电阎锡山段内阁辞职原因》，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81页。 [42]《冯国璋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93-94页。 [43]《阎锡山电商震》，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84页。 [44]《阎锡山电复段祺瑞望以国家为重勿遽引退》，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84页。 [45]《阎锡山电复冯国璋》，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92页。 [46]《阎锡山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90页。 [47]《曹锟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91页。 [48]《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07页。 [49]《曹锟等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98-101页。 [50]《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09页。 [51]《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26页。 [52]《阎锡山电复冯国璋》，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14页。 [53]《阎锡山电复曹锟》，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27页。 [54] 曹锟支持和平之主张是有条件的，即先停战，西南将军队退出湘境，表示和平决心，再议和平条件。参见《曹锟电李纯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27页。 [55]《阎锡山电复李厚基》，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23页。 [56]《李厚基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40-141页。 [57]《阎锡山电复李厚基》，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40页。 [58]《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57页。 [59]《陈光远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58页。 [60]《李纯电曹锟等》，《阎锡山电复陈光远》，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58页。 [61]《李纯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59-160页。 [62]《阎锡山电复李纯》，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59页。 [63]《李纯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60页。 [64]《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62页。 [65]《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73页。 [66]《徐树铮电阎锡山日方认为段祺瑞虽去职实力仍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75-176页。 [67] 所提议和四条件为：（一）此次调和，应由中央与南方各首领商订条件，通电各处，征求意见，多数赞同乃能决定作为有效。（二）秀帅（李纯）为调和南北最力之人，曲折困苦久为我辈所深悉，其与南方磋商条件，至于如何程度，应请报告中央，作为私人意见。（三）调和期间，应请大总统明令停战，南北各军，如有阳奉阴违，藉端进兵等事，应由各首领完全负责，听候中央处分，不得异言。（四）调和期间，务求迅速，应由中央限期商订条件，通电各处限期议妥，呈报中央，听候核办。参见《张敬尧电张作霖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77页。 [68]《阎锡山电复张敬尧》，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76页。 [69]《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83页。 [70]《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84页。 [71]《冯国璋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88-189页。 [72]《阎锡山电复冯国璋》，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88页。 [73]《参陆部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4页。 [74]《阎锡山电复参陆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3页。 [75]《参陆部电张作霖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8-199页。 [76]《阎锡山电复倪嗣冲》，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6页。 [77]《阎锡山电复参陆部》，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197-198页。 [78]《阎锡山电复倪嗣冲》，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10-211页。 [79]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7页。 [80]《阎锡山电复田应璜》，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17页。 [81]《田应璜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29-230页。 [82] 12月3日，段祺瑞派倪嗣冲、张怀芝等虽在天津召集督军团会议，力主对西南主战，但冯国璋对此并不在意，反而向西南示意和平，于12月7日任命谭延闿为湘督。 [83]《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3页。 [84]《李庆芳电阎锡山政府议和大旨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4页。 [85]《陆荣廷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7页。 [86]《谭浩明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2页。 [87]《曹锟电张怀芝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34页。 [88]《冯国璋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43页。 [89]《阎锡山电复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42页。 [90]《冯国璋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46-248页。 [91]《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51页。 [92]《王占元等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49-250页。 [93]《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51页。 [94]《曹锟电龙济光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54页。 [95]《阎锡山电复曹锟》，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53页。 [96]《冯国璋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04-306页。 [97]《阎锡山电复冯国璋》，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04页。 [98]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7页。 [99]《王士珍等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24页。 [100]《阎锡山电复陈树藩》，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261页。 [101]《冯国璋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39-340页。 [102]《阎锡山电复冯国璋》，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339页。 [103]《曹锟电冯国璋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03页。 [104]《阎锡山电复曹锟》，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02页。 [105]《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14页。 [106]《田应璜电阎锡山》和《田应璜再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37页。 [107]《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36页。 [108]《阎锡山电复田应璜》，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36页。 [109]《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2页。 [110]《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4页。 [111]《李庆芳再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5页。 [112]《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6页。 [113]《阎锡山电曹锟》，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7-448页。 [114]《张作霖电阎锡山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0页。 [115]《阎锡山电复张作霖》，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49页。 [116]《倪嗣冲电阎锡山》和《阎锡山电复倪嗣冲》，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1页。 [117]《田应璜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54页。 [118]《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2页。 [119]《阎锡山电曹锟》，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0页。 [120]《曹锟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1页。 [121]《田应璜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5页。 [122]《冯国璋电曹锟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7-468页。 [123]《阎锡山电复冯国璋》，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7页。 [124]《阎锡山电段祺瑞》，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68-469页。 [125]《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72-473页。 [126]《阎锡山电复徐树铮》，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72页。 [127]《田应璜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75页。 [128]《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80页。 [129]《徐树铮再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83-484页。 [130]《阎锡山电田应璜》，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87页。 [131]《田应璜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88页。 [132]《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492页。 [133]《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18页。 [134]《葛敬猷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18页。 [135]《葛敬猷电阎锡山对南方针》，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36页。 [136]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8页。 [137]《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38页。 [138]《阎锡山电马骏》，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52页。 [139]《阎锡山电徐树铮》，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53页。 [140]《曹锟等电张作霖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56-557页。 [141]《阎锡山电复曹锟》，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56页。 [142]《阎锡山电复王揖唐》，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68页。 [143]《王辑唐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71页。 [144]《阎锡山电复王揖唐》，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70页。 [145]《田应璜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93页。 [146]《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98页。 [147]《徐树铮通电》，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617页。 [148]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85页。 [149]《阎锡山电复徐世昌》，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台湾国史馆2003年印行，第9-10页。 [150] 在西南问题上，张怀芝、倪嗣冲与张作霖仍议定武力统一。见《徐树铮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596页。 [151]《阎锡山电田应璜》，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601页。 [152]《倪嗣冲电国务院等》，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603页。 [153]《阎锡山电复倪嗣冲》，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602页。 [154]《李庆芳电阎锡山》，高素兰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三册），第619页。 [155] 湖南境内南北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陈裕光、赵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与北军的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33人会衔于9月26日发出寝电，由吴佩孚主稿，电请冯国璋速颁发战令，且以护法诸省口吻，阻止徐世昌就任非法国会产生的非法总统，仍劝他为南北调人的领袖，电发后段祺瑞盛怒之下，以“通敌有据”欲将吴佩孚撤职，安福国会也动议惩治吴佩孚。参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武夫当国》（第三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156]《段祺瑞电阎锡山》，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第18页。 [157]《阎锡山电复段祺瑞》，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第17页。 [158]《阎锡山电田应璜》，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第19页。 [159]《田应璜电阎锡山》，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第20页。 [160]《田应璜电阎锡山》，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第22页。 [161] 张鸣：《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第52页。 [162]《阎锡山电复曹锟等》，叶惠芬编注：《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四册），第23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