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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史诗传统与遗产项目 为厘清《公约》名录项目所涉及的史诗传统，我们以名录清单为主线，将申报材料、委员会决议和申报国定期报告纳入检索范围，旨在同时关注“申报—评审—履约”这三个环节所形成的关联性文献，以便围绕遗产项目及其表述问题进行讨论。 作为翻检和清理的第一步，笔者在教科文组织网站非遗专用频道直接以epic(史诗)这一关键词进行检索，获得56条信息，其中涉及遗产项目基本信息者共21条，包括项目名称、申报国、列入时间及项目简介；另有委员会决议13条，申报国定期报告7条，国际援助申请3条，保护项目活动1条，动态消息3条。而在《公约》名录专栏中以epic作为关键词进行全文搜索，经排除无关项，则得到30条结果。这里所谓的“全文检索”实际上仅涉及相关网页所引述的委员会决议的第一部分，即每个项目的基本简介。与此同时，鉴于epic这一专业术语有使用或限定的语域，其结果与在田野作业中直接使用专业概念一样，必然会遭逢地方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颉颃。因此，接下来继续扩大搜索范围：一则下载相关项目的申报材料进行全文检索，二则通过浏览图片档案或观看申报片获得必要的补充信息。最后锁定的关联性遗产项目共45项，在《公约》名录的429个项目中占比为9.53%，其中代表作名录项目38项、急需保护名录项目7项、联合申报项目4项，分别占代表作名录365项的10.4%、急需保护名录47项的14.89%，以及联合申报30项的13%。 基于统计分析的目标，我们还需同时考量这些锁定项目与《公约》所界定的五大遗产领域(domains)之间的关联，并将归类结果纳入分析的对应范围。为便于行文，我们用代码形式顺序标记以下遗产领域：(D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D2)表演艺术；(D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D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D5)[11]传统手工艺。在图表对照中，我们采用英文缩写形式，用RL和USL分别指称“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名录”。 经比对申报材料的相关细节，我们将45个目标项目划分为以下三类：史诗类项目共12项；与口头传统文类相互交织的项目共8项；与其他4个领域存在或多或少联系的项目共25项。保守地说，这个结果有可能并未穷尽所有申报材料中涉及的史诗或史诗传统诸要素的项目，尤其是无从在网站获取2008年转入代表作名录的17个史诗关联项目的申报材料，我们只能从可获取的定期报告中补充所需信息。即便这样，这45个项目的清理也大体反映了活形态史诗传统在遗产化进程中的基本路径。就史诗类项目而言，下表或许能够提供一种直观的图景： 表1 史诗类遗产项目与年度列入项目数量一览表  1624.jpg) 我们将表中所列的12个项目归入“史诗传统”这一目标范围有如下考虑：首先，这些项目的名称已经传递了明确的文类(genre)信息，并直接使用了“史诗”(epic)或“英雄叙事诗”(heroic epos)，乃至“演述”(performance)这样的专业术语，与我们对这些遗产项目所投射的专业期待形成“视域融合”，但尚需进一步判断。其次，相关申报国对遗产项目的命名方式和表述方式，映射了史诗研究基于民族志诗学的立场，且在地方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也构成了话语关系。再者，这些史诗传统是如何转换为遗产项目的表述策略或各有不同，尤其是在非遗保护语境中，由此可以考察地方文类观念与专业文类观念在遗产表述中的对接、错位和可能出现的协商。然而，对参与项目申报的多元行动方来说，从项目名称到项目说明，则要考虑更大范围的受众，其目标人群并非专业人员，而是那些从未接触过相关遗产项目的广大受众。鉴于既往的申报实践及其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总是绕不开遗产项目名称的确认和定义，评审机构曾一再提醒，“列入代表作名录的宗旨在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见度(visibility)和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如果遗产名称只能被那些已经熟悉该遗产的人理解，这个宗旨就很难实现”(Document 6.COM 13)。 鉴于遗产项目名称和遗产项目说明这二者之间形成的表述互为关联，也直接反映了申报国如何确定、定义并表述史诗传统的基本路线，我们观察的重点便集中在这两个层面：一为项目名称的命名方式，二为项目说明中对其所涉及的史诗传统是如何表述的。我们不妨先对遗产项目的命名方式及其反映的表述策略作一简要归纳，为规避重复和繁琐，有的名称我们仅取部分关键词予以分析。 第一，沿用史诗的传统称谓，并以之作为主叙词。多以史诗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冠名，或为诗系之名，如“格萨(斯)尔”“玛纳斯”都属于典型的英雄史诗诗系(epic cycle)；或为史诗诗部之名，如“‘玛纳斯’、‘塞麦台依’、‘塞依特克’三部曲”将各部名称并置，以彰显其三代英雄及其谱系式叙事传统。“呙尔奥格里史诗艺术”同样以英雄呙尔奥格里(Gorogly)的伟名为标识性符号，史诗描写的正是这位传奇英雄带领其四十位骑士所缔造的神圣功业。“‘萨逊的冒失鬼’即《萨逊的大卫》之演述”稍嫌迂回，但颇有一番值得深究的意涵：“萨逊的冒失鬼”为英雄的昵称，彰显了民间的英雄观；其后的同位语《萨逊的大卫》则属意义补足，用于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一乃口头演述，一乃书面文本。 第二，采用与“史诗”这一学术概念大体对应的本土文类术语。“希拉利亚史诗”(Al-Sirah Al-Hilaliyyah epic)中的前置词“西拉赫”(Sirah)，在阿拉伯语中相当于“史诗”[12]。“泰伊丁”(T’heydinn)则是哈桑语中对摩尔人史诗的总称(epic ensemble)，另有Al Batt Likbir和Al Rasm两种阿拉伯语或方言别称。“奥隆霍”(Olonkho)和“图兀里”(Tuuli)在雅库特语和蒙古语中皆分别专指“英雄歌”“英雄史诗”，有明确的指代意义。“达冉根”(Darangen)意为“唱中有叙”(to narrate in song)，即散韵兼行，在马拉瑙人的语言中也专指史诗歌(epic songs)[13]。 第三，突出演述人群体及其演述艺术。作为吉尔吉斯史诗演唱人，阿肯(Akyns)成为遗产项目名称中的关键词，强调的是传承人群体及其叙事艺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两个项目都与玛纳斯史诗相关，遗产实践虽有重合，但表述的重点不同。涉及演述人的项目说明进一步解释了史诗的大致范围，包括玛纳斯三部曲和其他四十多种“短篇史诗”，并具体描述了阿肯们的演唱艺术。 第四，部分遗产项目名称加上了所属族群、部落或国家名称。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以来，委员会针对这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提出了不同意见和建议，认为项目名称之前冠以国家或民族作为“定语”存在明显的排他性，于是就遗产项目命名方式作出新规定，并从2015年受理的项目开始实行，以规避使用这种限定性修饰语。尤其是那些存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领土上的遗产项目，有意或无意的“所有格”定语势必会造成不必要的隔阂乃至竞争。这一新动向旨在提倡更具包容性的遗产表述，以利促进文化间对话。本着这样的精神，本文述及相关遗产时也不使用限定性修饰语。 我们再看尚未讨论到的“板索里史诗说唱”(Pansori epic chant)。实际上，该遗产项目的命名方式让我们也琢磨良久。据项目简介提供的信息来看，在朝鲜语中，“板”指人群集中的场所，“索里”意为“歌”；“板索里是一种合乐的故事讲述文类(a genre of musical storytelling)，由一位歌手和一位鼓手共同表演，以唱功的表现力、风格化的言说和同时容纳故事讲述与舞台动作的传统剧目，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于一身。”但就“名”与“实”而言，除了项目名称中出现epic一词外，项目简介中并无一处述及“史诗”。由于当初的申报材料无从获得，只能跟踪查阅申报国的定期报告。其中确实使用了“史诗”一词，但词频统计结果仅有一处，具体表述是：“板索里是一种传统的韩国艺术形式，其特点是一位说书人(changja)在一位鼓手(gosu)的节拍伴奏下，唱述一首长篇史诗诗歌(singing and narrating a long epic poem)。”至于史诗诗歌指的是什么，报告中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解释性信息。考虑到epic一词也常用作形容词，不论是项目名称中的epic chant或是报告中的epic poem，是否可以理解为具有“史诗般风格”的“大唱”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只好破例查阅其他相关文献，以求证该项目涉及的“史诗”一词所指。结果发现韩国学界对板索里的“文类”或“体裁”也有不同看法，有叙事诗、史诗、戏曲、音乐等多种观点[14]。由此看来，项目申报之初的归类领域仅涉及“表演艺术”有其道理，说明这一本土文类兼备文学、戏剧及音乐等要素，构合为一门综合性的说唱传统。而其传统剧目原有“板索里十二部”之说，流传至今的有《春香歌》《沈清歌》《兴甫歌》《水宫歌》《赤壁歌》等五部；从题材上看，似乎跟文人叙事诗有更为对应的源流关系。但项目简介和定期报告并未涉及这些传统剧目，倒是强调了与当代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新剧目。该遗产项目的归类问题，确实事关我们如何看待“史诗”这一文类及其与其他文类的关系问题，当然还涉及遗产表述在本地语言与英语之间的转换问题。不论怎样看待该遗产项目的文类归属乃至领域归属，我们都当尊重申报和保护该遗产项目的相关行动方，尤其是社区和传承人及实践者群体对此类问题的看法。 即便我们将“板索里史诗说唱”纳入“待定”队列，这个案例也为我们从内部和外部两个向度进一步思考遗产表述的话语关系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因为，在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实践中，“板索里”或者任何一个遗产项目的母语表达皆来自本土知识，在地方语境中径直使用不会造成歧义，也再方便不过。而在申报工作中，使用外来概念和专业领域术语进行界定和定义的人往往是学者，将epic chant或epic poem用于表述“板索里”这一说唱传统，也是为了在国际语境中达成信息传递、语义迁移和确当表述这一基本目标。因此，我们可以将“双语”甚或“多语”相关的遗产项目名称及其确定视为相关史诗传统进入国际化遗产建构的必要环节。在此过程中，地方知识与学科知识的对接、文类与文类间关系的处理、被表述方与表述方的协商，都值得进一步关注。 通过初步分析以上遗产项目的命名方式，我们大体上能够找到的共同取向是本土术语与专业术语的互为阐释，这便使内部知识与外部知识得以彼此映照。惟有中国申报项目“玛纳斯”例外。用本民族语言乃至文字表述遗产项目名称是委员会提倡的母语表达方式，在拉丁转写之后加上解释性的同位语则有助于并不熟悉遗产项目的受众了解其基本属性。申报表也给出了彰显母语表述包括以更具体的方言或土语乃至文字进行再度表述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以“希拉利亚史诗”(Al-Sirah Al-Hilaliyyah epic)为案例，就其项目简介与定期报告之间对史诗传统的描述作一对照，以说明遗产项目的表述和再表述问题。 这一口头诗歌，又以希拉利史诗而著称，讲述的是巴尼·希拉勒贝都因部落的历史及其在公元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徙到北非的传奇故事(saga)。这个部落曾统治着北非中部的大片领土长达一个多世纪，后来被其对手摩洛哥人所灭。 作为在阿拉伯民间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主要史诗之一，只有希拉利亚史诗以其完整的音乐形式流传下来。这种曾经在中东地区广为流布的艺术形式，到今天仅见于埃及一国。14世纪以来，希拉利亚史诗由诗人(poets)演述，他们一边吟唱诗句，一边演奏一种打击乐，或以“拉巴布”二弦琴伴奏。史诗一般在婚礼、割礼或私人聚会场合演述(performances)，有时持续几天。 过去，从艺者们(practitioners)在家族内部训练，而演述史诗是他们唯一的收入来源。这些专业诗人(professional poets)从五岁起开始艰苦的学艺，其学徒生涯往往要坚持10年之久。时至今日，学徒们仍然要进行提高记忆力的特殊训练，掌握他们的乐器演奏；同时还必须学会即兴评说，使故事情节更加贴近现在的受众。 由于现代传媒的竞争，以及能坚持完成这种艰苦习艺过程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能够演述希拉利亚史诗的人数日渐减少。在埃及旅游业的利润诱使下，诗人们在民俗秀(folklore shows)节目中放弃了完整的史诗篇目，而热衷于演述其中的一些片段。(Nomination file No.00075) ———项目简介 希拉利亚是一种诗歌传统，并在阿拉伯世界为大多数人所熟悉。西拉赫(史诗)叙述了巴尼·希拉勒部落从一个国家到另一国家的大规模迁徙事件，惟其所有的叙事诗段(episodes)得以完整流传。西拉赫史诗分为三部：《诞生》《使命》和《西迁》，有时还会增加第四部《孤儿传》。 希拉利亚史诗不仅是上埃及和下埃及的社区中一直保持的传统故事讲述的非凡例证，而且还包纳了现有部落的最古老和最流行的传统音乐及其歌诗和舞蹈。史诗目前在埃及的城市中心鲜有演述，但在农村则依然以散韵兼行的方式讲述，包括在歌诗吟唱中传续。那些由上埃及的史诗歌手(epic singers)唱述的版本最受欢迎。他们在夜里以“拉巴布”琴自弹自唱，一旁还有塔尔鼓手伴奏。这些史诗歌手在婚礼和其他场合演出。 一般只有男性且通常为长者才能演述史诗，然而年轻的男性歌手已开始涌现。共有60位史诗歌手被确认并做过访谈；只有3位在35岁以下，其余的最年长者已76岁。 史诗伟大之处在于其具有保护社区传统和文化的独特能力，而同时也反映了史诗的张力及其如何在叙事进程中消解社区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史诗还具有教育模式的功能，提倡勇气与勇敢。英雄阿布·扎伊德·希拉利骑着骏马，手握长剑，这样的图像被展示在与麦加朝觐有关的墙画中。 到目前为止，希拉利亚史诗[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但现有的实践及实践频率的提升并不显著。尽管人们相信库纳几乎是唯一培育该传统的地方，但在吉萨省开展的研究证明，至少还有姆努菲亚的谢赫村以及盖尔贝亚、亚西乌特和索哈杰等地也有史诗讲述人。目前，电视娱乐是这一传统项目的基础，虽然这种媒体可能成为传播该遗产项目的一种资产。(Periodic report2012–No.00788/Egypt) ———定期报告 通过以上两个文本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有多处关键信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里仅举几个要点：(1)删去了历史上的被征服事件；(2)增加了史诗4个诗部的划分和各部名称，与当年的申报片的叙事保持了一致性；(3)以“史诗歌手”替换了“诗人”或“职业诗人”；(4)在演述语境的叙述中，“割礼”被隐含在“其他场合”之中[15]；(5)传承人和实践者的特征及其传承模式更加突出，尤其是演述人的身分限制有所突破；(6)增加了史诗演述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7)更新了有关传承人和史诗流传地的实地调研信息；(8)对现代传媒和娱乐节目的态度变得中立。这样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申报国再度对史诗传统作出的新阐释，而在遗产表述关键环节上出现增删改动，正是随着履约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保护理念所致。尤其是在国际语境中，删去征服事件有利于文化间对话；隐去“割礼”但没彻底否定，一则符合《公约》精神，二则尊重了当地的文化传统。这一删一藏之间也引发了我们关于遗产表述策略的诸多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