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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学之所以方兴未艾，得益于学界一批老前辈对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学的不断经营。刘守华、祁连休、顾希佳、程蔷等学者一直专注于古代民间故事文本的翻检和爬梳，充分发掘故事文本中的各种学术元素，并给予思想内涵、类型、母题及结构形态等维度的分析，构筑起了相当精湛的古代或曰文献故事学大厦。这为中国现代故事学的形成及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祁连休先生的《中国民间故事史》三卷本，洋洋百万余字。作为民间文学的专门史，可谓鸿篇巨制。如此浩大工程，需要翻检难以胜数的文献资料方能完成。作者在后记中简括了其学术贡献：“论述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发展史和中国民间故事的采录史（包括结构模式、异文、讲述人等）、编选史（包括综合性的、专题性的等），在叙述民间故事的发展历史上做了不少新的尝试。”祁先生是从“写”即选取素材、编写体例、阐释立论的角度，或者说从写作的过程和学术追求本身，表达了自己的学术建树。笔者从“读”的立场对《中国民间故事史》加以评论，则可以采用比照及中国民间故事学史的角度，所理解的学术成就自然与作者本人的表述有所不同。 从中国民间故事学本身而言，祁先生这部大作的学术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古代故事学的四个体系。这四个体系的经营，并非作者有意为之，而是作者系统梳理而获得的系统效益。作为一个资深的民间故事学家，不论在感悟方面，还是在理性的钻研方面，都深切地认识到——故事文本本身会说话。正是怀着对民间故事传统的敬畏，成就了古代民间故事的文本谱系。 一是文本体系。提供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最为齐备的文本，包括异文。正如作者所言：“征引许多不太受关注的古籍文献，在很大的程度上增加了作品的信息量。”在中国古代，故事文体不登大雅之堂，没有独立的文体地位，故事散见于野史、小说和笔记当中，将其一一翻检出来实属不易，“增加了作品的信息量”原本就是对中国故事学的巨大贡献。其实，这部故事史不是故事文本集成，只是列举了所需要分析的作品文本，却有着最为丰富的文本形态和文本指向。后者，主要是指承载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文献文本。每个故事都罗列出诸多异文的文献出处，异文故事作品文本与故事文献文本组合为中国古代故事学最为完整的文本体系。而且，由于对两千多年间故事文本有着宏观而又具体的把握，祁先生将每个文本纳入到溯源、流变，以及文本互文性的视野中进行审视，文本的演进轨迹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联系被厘析得一清二楚，构建出中国古代故事史上最为完美的文本谱系及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文本体系内部的逻辑图式。这种学术力道，需要扎实的文献功力和高超的故事学造诣，是至上境界的学术追求，其学术价值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故事史研究。 二是类型体系。在已有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又创建了许多新的故事类型，构成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最为庞大的类型群。而且，所编制的古代民间故事分类体系，区别于“阿尔奈—汤普森体系”，与德国学者艾伯华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也有所不同，“每一个故事类型的确定，都是以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自身的特点为依据的，其命名也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且适当参照中国学界过去的一些做法来确定的”，[2]可谓具有祁氏特色。每种故事类型不以“情节单元”的面目出现，而是直接陈述故事梗概，保持了中国传统的故事简介的呈现方式。不仅如此，每个故事类型在后世的趋向及存在状况都有所交代，这为探究现代民间故事给予了宝贵的思路和线索，尤其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文本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和清晰的历史主义维度。就故事学而言，每篇故事只有进入到类型体系，才可确定其学术位置；或者说，故事文本在文本之间的关系网络当中方显现旺盛的学术活力。故事类型的创立及类型体系的建构，其实是拓阔了故事文本的学术空间，使故事文本拥有多种学术可能性。 三是母题或主题体系。在《中国民间故事史》中，主题和母题的边界并不十分明晰，这应该是作者有意为之。譬如“清代的骗子、无赖故事”，骗子和无赖既是主题，也是母题。在具体分析的过程中，祁先生一般侧重于思想内涵和情节结构的把握，将母题置于整个故事类型的分析之中，没有将母题从故事文本中抽提出来展开专门讨论。譬如，在论及南北朝时期的人鬼交谊故事时，指出：“内容除与魏晋时期的作品相似外，又增加了保媒、排险、娱乐、相助、谢恩等母题，更加多样化，更富人情味。”（见94页）从先秦到清末民初，民间故事母题的数量之多，是难以枚举的，对母题哪怕是主要母题进行专门分析，委实不现实。尽管如此，《中国民间故事史》所释放出来的母题方面的信息依然极其广博，可以说，从中可以找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的所有母题，只不过这些母题散落在阐述的字里行间，没有被重点分析而已。祁先生对母题的发掘，大多是不经意的，却由于其深厚的中国故事学涵养，营造出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最为完备的母题库。 四是体裁体系。祁先生书写《中国民间故事史》，首先是从体裁切入，体裁确立了祁先生学术的基本定位和思维范式。就故事学专门史而言，这部大作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体裁之大成，涵盖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所有的体裁，可称之为中国民间故事体裁史或体裁志。我们所熟知的民间故事体裁，诸如幻想故事、生活故事、历史人物故事、机智人物故事、巧女故事等都已得到认定，属于中国民间故事体裁中的主干。完整的体裁体系既要有主干，也要有枝杈。体裁并非现成，需要开凿和发现。建立和完善民间故事分类系统一直是民间故事体裁学的核心内容。《中国民间故事史》中体裁划分之细、之全面是前所未有的。譬如，民间笑话分成了四种，其中有一种是谐趣笑话，谐趣笑话又分为“以误会法逗趣的笑话”、“以对比法逗趣的笑话”、“以巧合法逗趣的笑话”等，共八种。每种体裁的形象都得到十分精心的绘制，难以胜数的鲜活的民间故事体裁形象凸显了出来。 当然，除了以上列举的四个体系，祁先生对故事讲述人也作了专门关照，这在以往的同类著述中并不多见。只不过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讲述人信息十分有限，而且简陋，难以建构成体系而已。 另一方面，践行了广义故事学的学术理念。这一方面，同样不是作者刻意的学术追求的结果，而是出自作者对民间故事的偏爱和故事无所不在的固执理念。作者从未打算在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相反，却在不经意间抹去了这一界限，让故事的触角伸向古代所有的叙事领域。 众所周知，袁珂先生对中国神话学的理论贡献主要是提出了广义神话的学说，并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中国神话传说》一书当中。他说：“在经过彻底改写的这本神话里，视野大大地开阔了：不但增加了许多新的神话资料，并且连很多仙话和传说的资料也都运用进去了。这在以前是不敢这么大胆运用的，后来从大诗人屈原的那篇神话、传说、仙话无所不包的汪洋浩瀚的诗篇《天问》中，才悟出神话、传说和仙话实在不应该那么判然地划分，它们在古代人民的口头传说里，实际上恐怕也是彼此包容，划分不了的。”[3]袁珂先生的这一理论与实践为中国神话学可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学术功勋。相应地，祁连休先生对民间故事的理解也是广义的，尽管他没有专门阐明自己的广义故事论，然而突破狭义故事局限的努力和一些论述与袁珂先生的学术动机如出一辙。祁先生在《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绪论”中说：“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关系相当密切，倘若说区分两者有一定难度的话，那么要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与传说类型区分开来就更为困难。”因此，该书所涉及的文本，“兼及民间传说类型”。其实，祁先生将民间叙事体裁打通，并非完全是由于分辨的困难，而是为了维护民间叙事以及表达这种叙事的连贯性，以免因体裁相异而受阻。依据祁先生的学术立场，类型、母题、异文、文本的互文性是重点关注的，而体裁之间的差异则忽略不计。 可以说，《中国民间故事史》是践行广义故事论的一部力作。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对每一时期民间故事的论述都列有“讲述人”专节，而讲述人恰恰是民间传说的标示之一。中国古代的典籍，所载录的民间传说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民间故事，《太平广记》就是一个如此。在篇章安排中，作者将学术界已定性为民间传说的文本单独论述，殊不知几乎所有章节都涉及大量的民间传说。由于将民间传说纳入到故事史，极大地丰富了民间故事的文本形态，也大大弥补了民间故事文体本身的缺陷，为故事史的书写提供了多向度的视角，诸如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出场人物和故事讲述人等等。 一直以来，为了保持民间故事学的纯粹性，故事研究者们总是要划清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之间的边界，将民间传说排斥在故事学之外。在中国民间文学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学，并没有传说学，或者说传说学没有建立起来，何故？因为很难寻求和实施有别于故事学的民间传说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故事学剔除民间传说的直接后果，就是民间故事文本的研究正在走向死胡同，即民间故事文本研究成为故事类型的不断复制。 相对于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的学术元素更为丰富。祁连休先生以其充分的学术实践，消弭了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的文体边界，为民间故事文本研究探索出一条崭新的路径，此等学术意义堪比袁珂先生的广义神话论。在文体的扩张层面，《中国民间故事史》可谓《中国神话传说》的学术思想的延展，二者有着同等的学术地位。 （本文原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1期（总第88期），注释省略，详情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