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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兆元]传播视野下的学科发展研究——《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研究——商业·启蒙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序

http://www.newdu.com 2017-11-29 中国民俗学网 田兆元 参加讨论

    图书信息:
    《民国时期上海民俗书刊出版研究——商业·启蒙与知识分子的文化坚守》
    作者:杨茜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8-01
    页数:252页
    ISBN:9787105139811
    

    任何学科的成长都是离不开特定的书刊出版物的支撑的,而文化的建构发展与特定文化的出版传播密切相关。民俗学当然也是这样的。中国的民俗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在今天越来越体现出旺盛的活力,就是因为有《诗经》这样大量的民俗经典读物的不间断翻印造成的。中国的传统节日之所以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与古老的民俗节日典籍《荆楚岁时记》及其系列的节日文献传播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说,民俗读物是民俗文化的灵魂所系。中国传统的民俗文献铸就了数千年中国民俗文化的辉煌,为民俗文化的传承竖起了蓝本。中国文化之不间断传承传播,民俗文献之功甚伟。
    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民俗学观念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启蒙观念与现代观念在中国勃然兴起。与近代以前古老中国的辉煌不同,近现代中国政治腐败,积贫积弱,受到列强侵略,国力衰败,一时成了落伍的国家。这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便开始思考了:是不是我们的文化有问题导致了经济与国力的衰弱?于是,他们开始以救世主自居,要启发民众,救民水火,要人们抛弃传统,要打倒孔家店云云,这就引发了五四以来的反传统风潮。这在当时,其救国强国的出发点是没有错的。可有一点是错误的,那就是没有认识到中国社会的没落,恰恰不是中国文化存在问题,而是富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的衰败,道德沦丧,文学艺术宗教与公序良俗全面颓败,委地不可收拾。在当时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并不多,但是部分民俗学者,民间文学研究者开始这样思考,他们觉得中国文化不是一塌糊涂的,至少在民间文化中有闪光的金子,北新书局就是有这样的思维和行动的出版商。
    于是我们发现,在大上海,在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里,民俗读物悄然面世,维系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上海的出版人,以他们的出版阵地,开始修筑一道文化的长城,从民俗的视域为风雨飘摇的中国文化添上了一道奇异的色彩。以林兰故事为代表,现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间故事整理传播,随着“林兰故事”作为作为一个品牌不间断地推出各类民间故事专辑,中国的民间故事第一次借助现代出版工具,向社会广泛传播,这是一次重要的文化传承的尝试。这在上个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界,简直是不得了的大事。因此,很多人对于推出“林兰故事”系列的北新书局表示不满。当时的文化生态很奇葩,谁在弘扬中国自己的文化,谁就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要挨骂的,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界弥漫着强烈的自卑意识。在那样一种文化背景下,谈论救国和强国,简直就是一句空话。而顶着世俗压力为民间文化做出贡献的上海出版家,真是成了民族的脊梁!
    与此相关,是上海开风气之先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研究与出版。中国第一篇民间文学的论文是胡愈之先生1921年在上海的《妇女杂志》上发表的《论民间文学》,迄今为止,关于民间文学的主要观念在这篇论文中就定下了基本的格调了。而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是徐蔚南1927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民间文学》。上海毫无疑问成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发祥地。神话学更是如此,无论是谢六逸的《神话学ABC》,还是茅盾的《中国神话学ABC》,这些出版在上海的神话学概论,无论是引进西方的神话学理论,还是对于中国神话的开拓性研究,都是中国神话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因此,上海的出版界为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北京和广州的以社团杂志为中心的研究不同,上海的民俗研究是以出版家为中心的,他们是编辑出版家与研究者身份的合一,知识的生产者与知识传播者的合一。著名的神话学家茅盾,著名的民间文学家郑振铎,著名的民间文艺家赵景深,他们同时都是出版家。他们的研究作品,都是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的经典之作。可见,不开展对于上海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肯定是不完整的。
    这样一个对于中国民俗学有独特贡献的研究阵地,过去我们是重视不够的。讲到现代民间文学史,人们总是说有一个北大时期,有一个中大时期,还有一个杭州时期,但是很少提到一个贯串民国时期的现代民俗学发展过程的上海时期,也很少提到一个以民俗出版和民俗出版家为核心的民俗学科建设群体:中国民间文学的开创建构者,中国神话学的开创建构者,中国俗文学历史的开拓建构者,中国童话学开创建构者群体。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最重要的著作,大多数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这就是上海的现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与兄弟城市一起,谱写了中国民俗学的灿烂的第一乐章。
    今天我们讨论这些问题,不在于争论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区域正统之位,而是通过这种研究,了解一段真实的历史。了解出版家如何演绎民间文学传承保护的传奇,探讨出版家如何艰难出版民俗研究者的成果,分析民间文学研究者如何与出版结缘而获得长久的学术生命力。这些经验对于今天的民俗学研究,对于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是很珍贵的。
    上海出版界的民间文学研究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出版家作为作家和学者,这是上海的一个传统,应该是一个值得坚持的传统。而上海对于民间文学类故事的出版,也似乎形成了传统。《故事会》及其一系列上海故事杂志,在中国民间文学整体上处于困境的时刻,依然大放异彩,这是不是北新书局传统的现代传承呢?
    而当上海的出版界逐渐失去了民俗出版的中心地位后,是不是值得反思:这是为什么?上海出版如何重现当年的民俗出版的繁荣呢?其他地域的出版,如果要打造一个民俗出版的中心,是不是可以从当年上海的民俗出版繁荣中找到一些可借鉴的路径来?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界,是不是还需要塑造一个出版传播中心,来传承文化,促进研究,走向世界呢?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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