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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女真服饰常绘图案，而工艺多用“绣”，杂剧唱词有“绣胸背搀绒”、“绣包髻濛鶒袱”、“绣云胸背雁衔芦”、“衲袄子绣搀绒”、“细搀绒全套绣衣服”等，这一现象，不单纯是民族服饰的特色，更是与元初《梓人遗制》载“华机子”对于提花技术、“罗机子”对于绞经织物等宋元纺织技术的发展进步相呼应。此外，宋辽金元织物喜用金的生活风习，对于爱穿贵重华丽服饰的女真贵族也有影响，元杂剧中“缕金鞓”、“玉兔鹘是金厢面”此类描写，当是现实生活在文学反映的佐证。 最后，需要解释一点：早期女真服饰“惟衣布衣”，色尚白，在进入中原汉化的过程中女真服饰日趋多样化、艳丽化、奢靡化，服饰在较多体现本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多染有汉化因素，因此元杂剧中女真服饰艳丽贵重的特征，是民族融合现实的文学显证，从反思历史的角度看，则是对后期金王朝安逸享乐风习导致亡国的文学沉思，一定程度上也为“金以儒亡”之论提供支撑。 女真族社会生活文化 女真人能歌善舞，为金元时人共识。《调风月》女真夫人们“雁行般但举手都能舞”。《虎头牌》金住马回忆自己曾吹弹管弦，“则听的这者刺骨笛儿悠悠聒耳喧，那驼皮鼓咚咚的似春雷健。……我也曾舞蹁跹……”山寿马说叔叔银住马每天是“吹笛擂鼓做筵席。”《丽春堂》第一折李圭上场说会做院本，会唱杂剧，弹唱舞兼好。第四折四丞相被贬济南，唱“玉管轻吹引凤凰，余韵尚悠扬。他将那阿那忽腔儿合唱，越感起我悲伤。”金安寿妻子童娇兰过生日时演奏细乐，大吹大擂，笙歌罗列，《金安寿》杂剧表演有“扮歌儿引细乐上舞科”。第三折金安寿迷恋红尘，眼中的妻子童娇兰是：“吹呵韵清音射碧虚，弹呵拂冰弦断复续，歌呵白苎宛意有余，舞呵彩云旋掌上珠。” 上述杂剧提供了有关女真歌舞乐习俗的六条记录：一是女真人生日、喜庆必设家宴，家宴常伴有歌舞乐，如《金安寿》、《虎头牌》。二是女真所用乐器有管弦、玉管、笛子、鼍鼓、驼皮鼓等，涉及吹奏、弹拨、打击三类乐器，以吹奏乐和打击乐为主。《三朝北盟会编》云：“其乐则惟鼓笛，其歌则有鹧鸪之曲，但高下长短鹧鸪二曲而已。”女真乐器惟有鼓笛之说，契合北方民族粗犷豪放的性格特征，应是女真歌舞早期伴奏乐器的反映，除了鼓笛外，《金安寿》提到“弹呵拂冰弦断复续”，这种弹拨乐器“冰弦”当是女真族在后期发展中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音声有了婉约之风。“冰弦”是对琴弦的美称，在金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也有。三是家宴歌舞所奏乐种多为细乐，以管弦为主，这是适应家宴饮食需要的“礼”乐。《五礼通考》记载了古代宴席演奏细乐的情形，《草木子》也有“曲宴用细乐、胡乐”的清晰表述。四是女真腔调有【鹧鸪】（又名【者剌骨】）、【阿那忽】（应该为【阿忽那】，或【阿忽令】、【阿孤令】）。如杂剧曲牌有体现：《虎头牌》第二折山寿马唱【阿那忽】，另外在杂剧唱词中也多出现：“悠悠的品着鹧鸪”（《调风月》），“则听的这者刺骨笛儿悠悠聒耳喧”（《虎头牌》）；“不色你把阿那忽那身子儿搊撮，你卖弄你且休波”（《紫云亭》）。女真族【阿那忽】调可以一人演唱，也可以二人合唱，《丽春堂》第四折唱词就有“阿那忽腔儿合唱”之语，又《东堂老》第三折扬州奴梦见“和那撇之秀两个唱那阿孤令”。康保成先生就认为：“【阿那忽】曲尾的确用齐声合唱。”五是女真人喜爱杂剧、院本，《丽春堂》李圭上场就自言“也会做院本，也会唱杂剧”。这不仅说明金院本、诸宫调与杂剧之间关系密切，音乐形态内在发展上有承继关系，而且说明金人固有的戏剧观成为元杂剧发展的助力，女真人成为元杂剧可靠的受众者之一，是金元娱乐文化一脉发展的必然现象。六是女真舞蹈表演形态尽管从杂剧中很难准确判断，但不排除女真舞蹈中也有多元文化的因素，“舞呵彩云旋掌上珠”，这种快速轻盈旋转之舞蹈描述，很可能就是唐时从中亚传入的胡旋舞或受其影响。女真舞蹈多摹拟狩猎或战斗情境，跳此类舞时常伴有“吹笛擂鼓”之乐，而元杂剧所述女真宴会所作细乐，不用大鼓，较为柔和清美，《梦梁录》卷二十“妓乐”条：“大凡动细乐，比之大乐，则不用大鼓、杖鼓、羯鼓、头管、琵琶等，每只以箫、笙、筚篥、嵇琴、方响，其音韵清且美也。”因此女真宴会细乐音乐下的舞蹈，当非战斗、狩猎舞，应该也有受汉族礼乐舞蹈文化影响的因素。 女真，作为狩猎民族，男女老幼都能跃马扬鞭，插箭弯弓，还有带鹰犬围猎的文化。《宋会要辑稿》记载女真：“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虎头牌》中茶茶、《丽春堂》中徒单克宁从小便会骑射。《丽春堂》完颜乐善射柳会上展示了弓开秋月、箭飞金电、马过似飞熊的高超骑术和射技。《虎头牌》、《货郎旦》等剧还有女真贵族骑马“走犬飞鹰驾着鸦鹘”打围射猎的生动描写。可见，“骑马射箭”是女真族不分男女老少必备的生活技能和娱乐方式，这一习俗文化也与金代女真人猛安谋克的骑射训练制度的影响有关。 女真人节日文化深受汉族影响，重视元旦、元宵、端午、重阳，金章宗还特别重视寒食节。《虎头牌》叙述在中秋节银住马酗酒误事，隐含了少数民族节日喝酒狂欢的文化传统。女真人在重五、重九，要拜天、射柳，体现本民族色彩。女真人也过生日，《松漠纪闻》记载女真“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个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纪年尚不知，何况纪日，因此，女真人生日最初未必是自己真实的出生日，但肯定是他们认为重要的日子。《金安寿》中金安寿妻子过生日，既神圣又世俗，先于天地跟前烧香点烛，祭祀祖宗，然后宰羊喝酒吃筵席，并以歌舞细乐取乐，场面热闹。这类女真节日、生日文化，不乏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痕迹。 女真族精神信仰文化 女真题材元杂剧有一独特现象：女真贵族家的总管或亲人常起与狗有关的名字如“狗儿”、“狗皮”、“唆狗”，人物自称时也不以称“狗”为耻。《村乐堂》女真人王同知家中都管王六斤自称“我叫做唆狗”。《虎头牌》第三折老千户银住马的都管上场自称“狗儿”。《虎头牌》中老千户女真人银住马呼都管“狗儿”，他提起哥哥金住马曾有个孩儿“狗皮”。《射柳捶丸》延寿马的父亲是娄宿太尉。《金史》中“娄宿”又作“娄室”。完颜部的娄室是女真名将，金朝开国元勋。巧合的是“娄宿”，为中国二十八星宿之一，西方七星宿之一，其对应的动物形象恰是娄金狗。这种以狗命名的现象不仅在表现女真生活的杂剧中常见，而且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也存在，剧中完颜延寿马家的老都管也叫“狗儿”。 女真人起狗名，背后折射的情感是多元的、文化心理是复杂的，首先折射了女真狩猎文化。狩猎民族认为：狗能看家护院，帮助狩猎，对主人忠诚，元杂剧、南戏中女真贵族家里的都管多起“狗”名，这种“贵族——管家”的主仆关系正契合狩猎民族对狗的理解。宋元人们常养犬，数目惊人，《宋书》、《元史》均有记载，《全元文》还有《悼犬》文。辽金元时期女真族对犬更有感情。《女真谱评》记载的口头传说故事中女真始祖九天女出外常带犬、鹰、马。《松漠纪闻》载：“金国天会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尔。”可见，作为狩猎民族的女真人对狗感情笃深，并影响到日常行为。元杂剧、南戏均出现女真贵族家眷、都管以“狗”命名的现象，从民族习俗角度看，这是戏剧表演融入女真犬崇拜的体现，起“狗”名是希望得到图腾保佑，获得吉祥，但从民族融合交流上，也可能是女真族接受汉族取贱名、求长寿习俗的汉化反映。而人物不以自称狗名为耻，似乎更多的是女真信仰的体现。 从舞台演出角度看，女真题材杂剧人物起“狗”名如《虎头牌》都管“狗儿”、《村乐堂》中都管“唆狗”王六斤，还常与杂剧常扮演诙谐喜剧性的净脚色挂钩，演剧时再通过人物自称、他人称呼以及类似《虎头牌》做“叫科”、“净扮狗儿上”动作协同表演，再加上杂剧观众群体民族、阶层、文化程度的差异，不同民族民俗文化心理的审美错位，从视听感官和表演上都能制造一种喜剧效果。这种利用民俗心理营造喜剧效果的技能，恰是优秀作家的本色体现。 女真族除了以犬为图腾，还以虎为图腾。《女真谱评》中“阿骨打学艺”的故事就描述了一代女真伟大领袖完颜阿骨打在帽儿山仙人洞与颇通灵性的猛虎学艺（学练腾跃本领）的异事。《丽春堂》有“他每那祖宗是斑斓的大虫”之语，而徒单克宁也自叙“虎体鹓班将相家”，剧中“斑斓的大虫”无疑指“虎”，杂剧清晰地把女真族虎崇拜与祖先崇拜合一表述，来强化女真人的民族身份和独特信仰。至今满族仍有虎神信仰和虎年跳虎神习俗，有“虎闹家安”的俗语，延续着女真古老的虎崇拜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