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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一个理工科教授如果同时还能进行文史研究，大多是凤毛麟角。由于理工科教授和文史学者的知识背景和所受学术训练的不同，人们似乎很难将理工科教授和文史研究联系在一起。不过，1937年至1945年期间曾担任国立厦门大学校长的萨本栋就是一位能够进行文史研究的理工科教授。 萨本栋，字亚栋，1902年出生于福建闽侯县，从小勤奋好学。1913年，年仅11岁的萨本栋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学制八年，中等和高等科别各四年。萨本栋按理应于1921年毕业，但由于他和同学罗隆基、闻一多、潘光旦等29人因响应北京学联号召，拒绝参加毕业考试，被罚在学校多留了一年。1922年，萨本栋才接受庚款留美基金的资助赴美留学，并于1927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萨本栋后来为人所熟知的是他在物理学、微积分、几何学等领域的成就。1949年萨本栋去世时，《厦大校刊》第四卷第四期曾介绍了萨本栋的《普通物理学》等遗著八种。1995年，《萨本栋文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录了萨本栋的学术论文25篇，全部为理工类。其中最早的一篇写于1927年，最晚的一篇写于1945年。 事实上，萨本栋的学术论文远不止25篇，也不限于理工学科。笔者最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早在1919年，当时年仅17岁的萨本栋就在《侨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册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柯枝考》的文章。 《侨学杂志》是旅京华侨学会1919年8月创办的一本刊物，学会的创始人正是萨本栋的父亲萨君陆。《侨学杂志》为半年刊，有“艺文”“译丛”“公牍”“本会纪事”等栏目。萨本栋的《柯枝考》就发表在《侨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册的“艺文”栏内。 萨本栋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还只是北京清华学校的一名学生。清华学校的课程设置与当时其他学校不同。这所学校虽然重视对学生英语能力的培养，但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学校上午的课程采用的是美国的教科书，一律用英文讲授。学校下午的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哲学等，一律用中文教授。可见，清华学校的课程设置不仅全面，而且兼顾中西。萨本栋在此求学期间得以具备了一定的文史研究功底。 萨本栋所考证的柯枝国，位于今天印度西南岸科钦一带，是东西方交通的一个重要港口。永乐六年（1408），郑和下西洋时曾到访过该国。中国古籍《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明史·外国列传》等均有专条记述。 萨本栋写作《柯枝考》时，年仅17岁。从文章内容来看，萨本栋当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史训练和文史修养。萨本栋经过梳理后发现：从永乐元年（1403）到宣德八年（1443），柯枝国遣使来华朝贡四次。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十年（1412），柯枝国王遣使来华朝贡时，明永乐帝还赐印给柯枝国王，并诰封其国。此外，萨本栋还考证了柯枝国的宗教、阶级、气候、风俗等情况。 萨本栋在写作此文过程中，不仅参考了《明史》《瀛涯胜览》《唐书·南蛮传》等中文史籍，还参考了英文百科全书中有关“柯枝”的记载。萨本栋经过梳理后发现：英文文献中关于柯枝的记载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柯枝是州名，第二种说法认为柯枝是城名。萨本栋在《柯枝考》中的结论是：“柯枝必为印度南部一州无疑矣。”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审视，萨本栋的《柯枝考》一文当然还存在不足。例如，《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等中国史籍中也有关于“柯枝”的记载，萨本栋并没有注意到。但在没有现代检索工具的情况下，当时年仅17岁的萨本栋能将“柯芝”研究做到如此程度，已属难能可贵。 萨本栋的《柯枝考》一文，属于中西交通史的研究范畴。在萨本栋之后，中国学者似乎再无人对“柯枝”研究感兴趣。直到山东大学的晁中辰先生在《社会科学辑刊》2016年第3期上发表了《明永乐帝为柯枝封山考——以《〈明史·柯枝传〉》为中心》一文，“柯枝”研究才重回人们的视野。不过，即使是晁中辰先生，也没注意到萨本栋97年前所发表的《柯枝考》一文。萨本栋1919年所写的《柯枝考》一文带给我们的启示有三—— 一是理工科学者也能从事文史研究。理工科背景的学者如果对文史研究感兴趣，并肯下功夫去钻研的话，所取得的成就未必比文史专业出身的学者小。今天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黄一农1977年毕业于新竹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85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后于马萨诸塞州立大学从事天文学研究，并在许多权威期刊上发表过论文。作为一名理工科学者，黄一农近年来却在文史研究领域大放异彩。他所写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足以确立其在新时期红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二是理工科学者也应具备人文精神。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理工科学者怀疑人文学科的用处，进而轻视人文学者，似乎已是公开的秘密。理工科学者不仅不应轻视、排斥人文学科，反而可以通过关注、研究人文学科，从而具备人文素养和人文精神。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具备人文精神的学者绝不限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何满子在《一个影响深巨的事件的五十周年》一文中曾写道，“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年轻的理工科学者出国交流时，国外的同行偶尔谈起专业以外的文史常识，都一问三不知，闹了许多笑话”。 三是理工科学者应加强同人文学者的交流。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理工科学者与人文学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之架势。相反，民国时期理工科学者和人文学者之间的交流远比今天来的密切。例如，文学家朱自清与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等著名的物理学家交往密切；文史学者吴宓与数学家陈省身时相过从。 民国时期理工学人对人文学科的关注、对人文精神的继承，与人文学者的交流等优良传统，在某一时期院系调整之后长期中断。厦门大学教授谢泳在评价章诗依所著的《理工学人的诗与世》一书时曾说过，“本书所写理工学人的下限大体可以切在1920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个年限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群体来观察，他们在知识系统上已与传统文史修养渐行渐远了，而且愈往后愈与传统显示出断裂，这个历史教训相当深刻”。 （作者为集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