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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村庄研究中所处的就是“客位成员”的身份，面临的是与“主位成员”不同的难题。作为客位成员，研究者需要根据研究主题的要求和时限，以及对研究环境的知识储备情况，仔细把握是否具有深入到对方生活中的条件，能不能得到村里人，特别是村领导人的通力合作，等等。还要主动训练自己设法进入研究环境、贴近研究对象的能力，花一定的时间去熟悉对象和它所处的文化，而且在尽可能“站在对方的文化环境中，设身处地地理解对方的思想与行为”的同时，还要无时不刻地处在两种文化的比较中去处理理解上的“误区”。因此，客位成员在缓解“主客位”研究之间的张力时，与主位成员很不相同。主位成员是从认同对方的文化，在相互配合的默契中来体味社区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规范的，只不过他要借助于自己的学术阅历，努力克服“鱼儿在水中游来游去而不知水的存在”的麻木，以保持这种张力，使它相对平衡。而客位成员则是从把对方的文化作为自己的异己力量开始的，是从两种文化（于我而言，既有城乡两种文化又有南北两种文化）的不断比较中观察、发现、体味和认识社区的基本价值观念与规范的，他要努力克服那种由于不能进入对方的生活而使自己的观察流于皮相，或者由于不熟悉和没有默契而造成的“视而不见”或“视而不懂”或主观盲断，从而使张力不要过于紧张，以保持相对的平衡（折晓叶，1997）。 总之，我主张从“主客位”的身份张力中去发现被调查者的日常生活逻辑，就好比你不了解在有限的土地上“讨生活”的艰苦，你就不能理解农民外出流动的逻辑，而你不了解城乡如何变故横生，你就无法理解村庄内部工业化的逻辑。不仅如此，“主客位”之间的关系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田野权威掌控在谁手里。对于同一个田野，任何研究者长期进入都会产生不同的感受，作出不同的解释，那么由此产生的权威性，就会受到主位生活的挑战，需要通过“主客位”之间的张力去调整。 调整观察的距离，让近距离和远距离观察交替进行，留出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也是增进理解所必要的。在“主客位”张力的强压之下，需要逐渐调整和改变对应的策略。首先是拉长研究的时限，至少留出一段时间做较为随意的观察，同时在间断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作远距离观察，补充背景的知识和文献资料，让它们与已观察到的生活事件之间不断地对话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常还会反复阅读文本和访谈资料，远距离地思考案例中的故事，重新连接和验证事件及其因果关系，并且将它们与已有的文献积累加以关联；在做完这样“乏味”而艰苦的工作之后，再去作追踪调研，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新收获和新发现。最后，值得强调的，是需要站在被调查者的立场上想问题，也就是换位思考。关注被调查者的态度和立场、做事情的策略和逻辑。还要注意“进得去，出得来”。 总之，从观察到理解，需要完成从“常识”到“支配的知识”再到“理解的知识”的跨越，这是探寻日常生活逻辑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提出一个好问题：从疑问到提问 在任何科学中，正确地提出问题通常都会事半功倍。那么，什么是一个好的学术问题，或者怎样把问题“问题化”，也就是把一个经验层面的问题变成学术问题呢，这是研究中必须花力气解决好的事情。这首先从产生疑问开始，好奇和敏感，则是产生疑问的前提。好奇来自志趣，敏感是一种研究经验和学术训练。对现象和理论始终保持好奇和敏感，是研究者最为可贵的基本素质之一。有这种素养的研究者，时时处处都可以对现象和文本产生疑问，从疑问中提炼问题。好的学术问题一般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实状况让你产生了怎样的“疑问”，二是学术研究的理论脉络中还存在哪些不能解释新发现的缺失，有什么“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疑问到提问的跨越，通常都是个案现象和问题扩展的结果。如果不完成这个跨越，就只能停留在对现象的说明上，既不能完成学术的研究，也不可能从基础性的研究中提炼出政策性的建议（注意不是诠释政策）。最难之处，是因为经验陈述的真假是一个实然的问题，而逻辑陈述的真假是一个应然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追问和反问“为什么”来提炼问题。同时也请注意，不同的提问所针对的现象和关照的议题是不同的。譬如，如果提出的问题是，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并未特别眷顾某个群体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并没有滑到最危机的境地？在这个问题下，你可能就会关注社会支持系统、家庭保障和社区救助；反之，在另一个问题下，如在政策和意识形态都特别倾斜于这个群体下，为什么好的制度设计并没有受到这个群体的认同，也并未产生出有利于这个群体的结果？你可能就会关注和分析是否是制度出了什么问题，或者制度为什么会失败。当然问题的确也可以是“正向”的，可是它必须超越人们的“常识”。譬如“好制度得到好的推行，效果也好”，这是常识中的逻辑（可用来做“工作总结”），如果再追问一下，问出名堂来了，问题才出来了。譬如“好制度为什么失败”？预设的答案就将是研究的主题。 发现悖谬的现象，是最容易引起追问和反问“为什么”的。实际上从“疑问”开始，悖论的逻辑就存在了。因为它所引出的不是理性原因会自然导致理性结果的事件，最容易让人产生疑问。例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一些县乡举办工业小区时具有实现聚集效益的预期，但是村办企业就是不出村。那么，能够节约公用设施费用而不节约，能够出村而不出村，就是一件有悖常识和理性的事情了，就值得问一问“为什么”了。这一追一问，就问出了乡村社会成本怎样计算，以及社会性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了，也就发现了乡村日常生活逻辑在工业化过程中延续的道理。 所谓真假问题，也常常是在追问悖论问题时加以鉴别的。真问题存在于实践状态的社会生活中（孙立平，2002），应是逻辑上的真问题。例如，贫困问题，如果不能从日常生活逻辑上认识问题，又不能在理论上定义出贫困线，那么，我们是无法提出和讨论贫困问题的。关键是，所论问题首先是从什么逻辑上提出和解决的，然后在学术的逻辑框架内再加以讨论，由此在理论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上才具有意义。 这样的研究实例很多，许多从悖论现象生发的问题，都很有研究的价值，也都毫无例外地关照到日常生活的逻辑。例如这样一些有意思的提问：一项法律原本想要让长期租客有房屋可住，为什么其结果却使一些租客无房可住？一项有利于农民工的制度和政策设计（社保随身走），为什么农民工不买账而发生退保潮？西方的模式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为什么中国乡村工业发展初期的模式，却是“大鱼帮小鱼，小鱼帮虾米”？一般来说，政府应依法治理，老百姓则以社情民意处理事情，但是，现实中却何以会出现老百姓“依法维权”，官员却以非法律的或非正式的手段来处理事件和问题？等等。 我们在研究项目制与基层自主性的关系时，也从发现日常生活逻辑出发，采用了这种提问方式。研究中发现这样的悖论现象：那些以发展和福利为主题的提供公共产品的项目和工程，有些却让基层难以承受，往往先受到热捧后遭遇冷遇，有的甚至失败，最终导致公益项目的“善意”遭到质疑。这类悖论现象发生在项目运作的过程之中。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担当“发展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时，常常难以避免出现发展项目吞噬基层自主性的尴尬，出现“能者恒能”、“强马多吃草”的局面，而绝大多数村庄却不能轻易引项目入村，由此也就难以成规模地改变村貌。值得深思的是，上述悖论现象引发出两种完全相反的村庄行动：一方面有条件的村庄积极“跑项目”，村际竞争加剧，另一方面没条件的村庄消极“躲项目”，不但从竞争中退出，而且抵制那些不但需要村庄“贴钱”又易于引发村庄深层矛盾和冲突的公益项目。这些现象，不仅出现在增长程度较低的地区，而且在发达地区内部也不断出现。 从这类疑问出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研究问题：为什么以发展和福利为主题的项目会吞噬基层自主性，“自上而下”的控制逻辑和“自下而上”反控制逻辑之间存在怎样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原来政府财政收入和分配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集权的收入体制之外，存在着寻找和开辟另外一种可以直接支配和控制新财源的可能性，只不过仍须遵循和维持集权控制的逻辑。其次，出现收入越加集权，支付越加灵活的体制，支付大多由“条线”部门采用专项支付或者项目资金的形式自上而下地转移和流动。项目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各领域中，都已经成为最主要的财政支付手段。最后，专项转移支付需要经过自上而下的招标和通过自下而上的竞争才能获得，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但却极其富于竞争和诱惑。于是形成了中央对项目“发包”，地方“打包”和村庄“抓包”的项目化过程。而“项目制”恰恰作为对新旧体制衔接过程中既得利益补偿的一个重要机制，为分级治理逻辑的汇合搭建了一个制度平台，所提供的制度机制，遵循控制与反控制的不同逻辑，并且形成相互的对立和互补。这些正是项目制既为地方政府和基层社区带来机遇又造成诸多问题的原因所在（折晓叶、陈婴婴，20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