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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人员与地缘关系，两地在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上相互影响，关系极为密切。自英占香港以来，历届港英政府都非常重视发展与广东地方当局的关系，在晚清时期，港英政府与广东地方当局的联系多限于港粤两地的经济事务，香港对于广东地方的政治影响力依然有限。然而，民初以后，特别是孙中山自1917年在广州建立独立于北京政府的护法军政府以后，随着广州政府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广东对香港殖民地的政治影响也与日俱增，而港英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广东政局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并采取了许多的举措，以图影响广东的政局，这一点在港督司徒拔的任期内（1919-1925）可以说达到顶峰。1923年，孙中山回粤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为谋求列强特别是英国对广州政权的承认与支持，孙中山曾试图通过香港政府，改善与英国的关系。对此，港英政府积极回应，而香港民间特别是香港的绅商阶层对广州政府也采取的了多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行动。粤港政局的互动，对当时的英国对华政策以及广州政府的对港政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下面本文谨对20世纪初特别是港督司徒拔时期粤港政局的互动变化做一概述，并对这一互动关系对当时英国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冲击以及其后粤港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加以简要探讨。 一、粤港特殊关系 众所周知，香港与广东有着特殊的地缘与人缘关系。 首先在地理上，香港背靠广东，紧依珠江口，在英占香港之前，香港在行政上隶属广东管辖。英占香港后，由于这种地理上优势地位，广东很快便成为了香港英商开展对华贸易的首选之地，随着两地经贸的不断扩展，广东在英商开展对华进出口贸易上所处的地位日趋重要。一方面，香港输往华南各地的货物绝大部分须经广东分发，而另一方面，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土特产品也要经广东转运香港出口。由于地位特殊，因此广东便成为了各种英资洋行企业的主要竞逐地。借助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和强大的经济实力，英资势力在广东迅速扩张。经过多年的经营，到20世纪初，以英资为主体的外国资本已逐渐控制了广东的贸易、水陆交通、铁路和能源等主要经济命脉，在金融上，香港汇丰银行开设的分支机构遍布广东各主要城市，港纸通行广东各地，成为通行的货币。[1]这时的广东，在相当程度上，已沦为香港的经济附庸。 其次，两地在人际上的联系更为的密切。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历史上香港居民的90%以上均来自广东。香港开埠后，由于香港治安稳定和经济繁荣，吸引了大批粤人来港谋生和做生意。当时来港的粤人，多为男性青壮劳力，他们中的多数只是将香港赚钱谋生之地，而将家庭和孩子留在故里，因此两地间的人员流动非常的频繁。从19世纪末开始，香港华商开始崛起，这时的华商大部分来往于粤港两地，利用香港的海外联系与遍布粤地的营商网络，谋取利益。更有许多华商只是在香港注册，利用港商的身份在粤经营，其主要经营机构和经营场所均在广东。因此，多数情况下，这些商人是粤商和港商身份不分。香港华商的崛起，更进一步促进了粤港两地在人员交往与经济往来上的密切关系。 由于粤港两地关系特殊，历届港英政府对于广东地方的政治局势都给予了特殊的关注。在晚清时期，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在政治上维持了大一统的格局，港英政府与广东地方当局之间的联系多限于贸易与反走私等经济上的联系。在清末，香港成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广东发动反清武装斗争的重要策源地和革命经费的筹措地。当时港英政局从维护英国在华整体利益的考虑出发，支持清朝政府，于1896年向孙中山发出驱逐令，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阻挠革命运动，港英政府对孙中山的驱逐令，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才告废止。 香港各界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武装斗争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其中香港的华商尤为活跃。1909年成立的香港四邑商工总会，在会长李煜堂的带领下，与同盟会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参与和支持革命。辛亥革命后，李煜堂等四邑人士更是协助胡汉民组织广东革命政府，并出任包括财政部长、交通部长等在内的许多政府要职。[2] 香港绅民支持革命和参与广东的政治进程，一方面故出于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其现实经济利益的考虑，这一点在香港华商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3]因此，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渐崛起的香港华商在民初中国地方割据的形势下，对广东政局施加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并且对港英政府的对粤政策造成了相当的影响。 1911年11月，继武昌起义之后，广东宣布独立，并成立以胡汉民为都督的军政府。港人对广东的革命热烈响应，自发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并捐款输物，支持广东的军政府。广东爆发革命，激发了港人民族主义爱国情绪，直接威胁了英国的殖民统治。这时港英政府的直接反应，是如何确保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不受到革命的冲击。因此，当时担任港督的卢押对港人迸发出的民族主义情绪非常警惕，他一方面增派警力巡逻，强化香港的治安，另一方面，则多次招集华人领袖开会，劝诫他们不要在香港公开支持革命党。[4]继任港督梅轩利任内，香港爆发了1912-1913年杯葛电车运动，运动的起因缘于香港西人经营的电车公司，拒收广东发行的钱币，引起华人的愤慨，导致华人纷纷拒坐电车，以示抗议。港督梅轩利采取软硬兼施措施，一方面坚持禁止外币流通，另一方面则以半价销售10万张电车车票给华人雇主，分发给华人雇工。如此，方才平息了这场运动。[5]以前，粤省发行的货币在香港市场均有一定量的流通，但此时香港政府坚拒广东的货币，更多是出于减少广东对香港的政治上影响的考虑。梅轩利任上，香港政府还颁行了《社团法令》，规定香港所有社团，必须向政府注册，以便控制；禁止所有非法活动、或危害香港社会治安、或引起内地动乱的社团。其目的，在于控制与制止像四邑商工总会这样的华人组织支持广东革命的行动。[6] 中国内地的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但却未带来真正的共和。随着袁世凯妄行帝制的破灭，内地陷于北洋军阀控制北京政府，各地大小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竖起护法旗帜，重建革命政权。此时的广州政权内部矛盾重重，孙中山实践其革命主张屡受挫折，被迫两次下野。而香港华商在对广州政权的态度上亦发生分化。港英政府对广东政府对策，也从当初内部严防，扩展到采取种种手段影响广东政局的阶段。 二、港督司徒拔对广州政权的敌视 1919年9月，香港第16任港督司徒拔到港履新。起初，司徒拔对广州政权 和孙中山的态度与英国政府的态度一样，充满了敌意与不信任。 20世纪初，随着美、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崛起和中国国内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英国政府开始调整其对华政策，逐步放弃其强硬的炮舰政策，并在华寻求与列强合作。华盛顿会议后，在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相互承认各自在华利益的基础上，暂时达成了在处理对华事务上相互协商、一致行动的原则。在20年代的前半期，英国所采取的对华政策是维持中国的现状，对外寻求列强间的势力平衡，对内则支持北洋政府。对于中国国内的各派纷争，英国采取的是不支持、不介入的“静观政策”。 当时英国官方上下并不看好孙中山。在伦敦，孙中山则被那里的政客们冠以“幻想家”、“极端分子”、“麻烦的制造者”等称呼，他们视南方政府为反叛中央的地方政府，从不予以承认。不过，伦敦官方并不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因此英国外交部不赞成对孙中山采取极端敌意行为。然而，英国的这一对华政策在具体执行上还是出现偏颇，主要出现在英国在华外交使领与香港总督表现上。 1920年8月，粤军陈炯明所部在福建漳州誓师，回粤讨伐盘踞该省的桂系军阀。同年10月，粤军击溃桂军，占领广州。随后，陈炯明多次电邀当时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1月25日，孙中山偕同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广州。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 这一时期的香港西文报纸，对孙中山充满了仇视，经常发表文章，进行攻击。新任港督司徒拔对孙中山的看法更是相当的极端，据英国驻华公使艾斯敦(B.F.Alston)说，从1920年以来，司徒拔一直渴望能有人去暗杀孙中山。[7] 司徒拔对孙中山的极端仇视，一方面缘于对孙中山的“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主张充满畏惧，以及在广东革命形势的影响下，粤港两地劳工运动的勃兴对香港所造成的冲击。其中，1920年3月，香港爆发了华人机器工人的罢工，据闻，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呼吁支持罢工，而旅沪粤商响应孙的号召，捐款支持罢工工人。另一方面，司徒拔对孙中山的态度则受到了香港华商的影响。 孙中山借助桂系“客军”开展护法运动，给广东当地的生产经营带来的相当的影响，尤其是桂系的横征暴敛和武装劫掠，更令粤商深受其害。孙中山第二次回粤建立政权后，虽然得到香港的四邑商人一如既往地支持，但是，却受到以香港立法局华人议员、华商总会会长刘铸伯等为代表的大批香港华商的抵制与反对。孙中山第二次回粤后不久，即与陈炯明产生裂隙。矛盾主要围绕孙中山的武力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与陈炯明的“联省自治”、“粤人治粤”主张向背引发。陈炯明的主张得到了刘铸伯等香港商人的拥护。 1921年3月，陈炯明与刘铸伯开始在香港秘密接触。经过商谈，刘铸伯提出了一项援助陈炯明的计划 ，主要内容是：由陈炯明在广东任命成立一个拥有实权的资政委员会，由政府官员和商人各 5名组成，其中港商占3人。该委员会将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陈炯明募集资金，从财政上支持陈炯明，但前提条件是陈炯明必须与北京政府妥协，并和孙中山断绝一切联系。[8] 刘铸伯随后将该计划汇报给司徒拔，司徒拔对此表示支持。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此事时说，司徒拔希望殖民地部能同意这项计划，他认为“该委员会若能有香港的议员参加，将会给香港带来无穷的好处”。[9]英国殖民地部则拒绝了司徒拔的建议，认为“香港卷入广东政府内部事务是极其不明智的举动。”[10] 不久，围绕孙中山在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广州政府和港英当局的矛盾开始公开化。5月4日，即孙中山在广州举行就职典礼的前一天，香港华民政务司罗斯派人在港贴出中文告示，借口维护社会治安，禁止香港人集会，庆祝广州成立的新政府。5月6日，罗斯又发布了第二张告示，告诫香港居民不要为广州政府筹募款项，并指出，所募者并非公债，将来或将取消作废，而孙文建设之政府，旦夕有破产之虞，故不能希望其能偿付任何款项，望香港居民不要为其所骗。[11] 香港当局公开对抗广州政府的举动在省港两地引起强烈的反响。告示发出后，香港各工会组织多次举行秘密集会，讨论采取措施，抗拒港英政府的告示。 在广州，群情更是激昂。5月10日，广州工界4000余人举行集会，决议向北京政府和英国驻广州领事提出严重抗议；工人每月以工资若干捐助广州政府。[12] 5月13日，广州政府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提出抗议，指出香港政府的这一举动非常不合时宜，它不仅污辱诋毁了孙中山大总统和广州政府，而且为外交史上所罕见。照会最后要求香港总督对此做出解释。[13] 当华民政务司罗斯发布告示时，港督司徒拔正在北京访问。5月23日，司徒拔对广州政府的抗议作了答复。他声称，告示发布时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经过他的批准，不能同意，他对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语言深表歉意。然而，司徒拔又称，他所反对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措词，对告示所表达的宗旨完全赞同。香港政府只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许在港为敌对一方总统的就职举办庆祝活动和为其筹募资金。[14] 港英当局的顽固态度遭到广州各界人士的一致反对。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再次致函杰弥逊，对港督司徒拔的说辞进行了驳斥。严正指出，香港当局干涉香港居民举行庆祝活动和对本政府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其行为明显超越了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线，属公开的敌对行为。[15]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认为，香港政府的过激举动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敌视国民党的一些中国人都对广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杰弥逊在写给驻华公使艾斯敦的信中指出，明智之举是香港政府取消所发告示。[16] 面对各方压力，港英政府最后被迫做出让步，不久派人将告示撕毁收回。[17] 1922年初，香港爆发了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海员大罢工，受此影响，粤港关系进一步恶化。 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对于香港罢工情况，事先并不知晓。在罢工初期，陈炯明主持下的广州政府，腾出一定数量的房屋，安置罢工后返穗的香港劳工，并先后拨出约10万元，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18] 应该说，广州政府在支持香港海员罢工上态度并不鲜明，在海员罢工期间，广州政府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支持海员大罢工的文件或言论。孙中山当时正致力于北伐大业，他不愿因此事于英国交恶，并招致列强的武装干涉，所以在接受外国记者的谈话时，孙中山更是极力地洗刷其与海员罢工的干系。[19] 然而，港英政府却认定广州政府支持与操纵了海员罢工。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罢工情况时指出：香港的“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20] 在其后写给英国殖民地部关于海员罢工的报告中，香港政府还分析了广州政府和国民党支持香港海员罢工的原因：第一，孙中山和国民党一直奉行劳工至上的原则，而孙本人在广州正是依靠了工会组织的支持才得以确立他的地位。因此，对于工运，他们一贯采取支持的态度。第二，孙中山对香港一直怀恨在心，香港曾在1896年和1907年先后两次驱逐过他，而香港政府不久前公开拒绝承认他就任非常大总统的做法更加激怒了他，此次香港海员的罢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报复的机会。[21] 海员罢工令港英政府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对广东的严重依赖性。香港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邻近的广东，海员罢工期间，罢工工人纷纷返回内地，致使香港百业凋零，商务陷于停顿，经济上蒙受重大的损失。而罢工委员会对香港的经济封锁，更使香港的食品来源中断，居民的日常生活倍受影响。港府在总结此次罢工对香港的影响时曾特别指出，“此次罢工强烈地表明本殖民地对广州的绝对依赖，一次有组织的杯葛即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危害”。[22] 海员罢工结束后，香港商界和港英政府对孙中山表现得更加的敌视。在罢工结束不久，香港总商会和立法、行政两局的英籍非官守议员联名向英国政府提出一项建议，要求英国政府联合其他列强对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中国统一。这样，英国便可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此类危害外交关系的事件。[23]港督司徒拔对该建议持支持态度，并且还提出了补充 ,建议英国政府考虑使用武力，具体做法就是列强应联合出兵，占领广州。[24]然而，英国外交部出于英国对华政策的整体考虑，拒绝了司徒拔的建议。7月8日，外交部就此事向殖民地部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对广州政府施加压力，因为国王陛下政府并未承认该政府。因而，武力之说是不适当的。”[25] 为了达到推翻孙中山政权的目的，港英政府重新将希望寄托在了与孙中山不和的陈炯明的身上，并通过香港的华商多次与之秘密联系，准备从财政上支持陈炯明。1922年3月26日，在陈炯明密谋反叛孙中山前夕，港督司徒拔向殖民地部提出一项财政援助陈炯明的计划，主要内容是，由香港银行向陈炯明提供一笔私人贷款，其用途主要用来驱逐孙中山，香港政府对该项贷款予以担保。[26]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广州政权出现了港英政府所希望的变化。为支持陈炯明对广东的统治，8月9日，代理港督施勋(Claude Severn)再次向殖民地部建议，给陈炯明叛变后的广州政府提供一笔数额为三百万元的公共贷款。[27]1923年1月6日，司徒拔致电殖民地部，称陈炯明的军队即将被忠于孙中山的队伍击败，为挽救败局，香港政府准备为之提供一笔为数二百万的贷款。[28]在前后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香港政府连续三次拟予陈炯明贷款，殊不寻常。 三、粤港关系的改善 然而，广东的政治局势并没有出现港英政府所企望的变化。1923年1月， 孙中山联合滇、桂军阀发动反击，迅速占领广州，陈炯明败退东江。港英政府指望通过扶持陈炯明政权来改善香港与广东的关系的计划落了空。 形势出现变化，随着孙中山第三次到广州建立政权，粤港关系终于开始回暖，不过，改善粤港关系的愿望是从孙中山方面开始的。 为确保重新建立的政权稳固，回粤前夕，孙中山主动尝试改善与英国与香港的关系。在上海，孙中山授意陈友仁分别于1月11日和19日两次拜会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在第一次拜访中，陈友仁告诉巴尔敦，孙中山亟欲采取一项赢得英国同情的措施，他将提供他对于改善中英关系的兴趣的证据 。在第二次拜访中，陈友仁进一步阐述了与香港政府改善关系的必要性。他指出，孙博士担心，倘若他在得不到能与香港改善关系的保证的情况下返回广州，双方势将再起纠纷。那样的话，他将被迫寻求与其他列强建立友好关系。陈友仁要求巴尔敦把孙中山现时的态度通知英国有关当局，同时暗示，孙中山和香港总督举行一次会晤将会是符合人心的。[29] 2月1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在赴京途中路过上海时，孙中山派陈友仁和伍朝枢拜访了他。对于孙中山的友好表示，麻克类反应谨慎。他向陈、伍二人解释，英国对于孙中山并无任何敌意，但他同时又宣称，如果孙中山执意在南方建立独立的政府，那就很难得到英国的同情和支持，因为促成中国的稳定和统一，是英国的既定政策。在随后写给外交部的报告中，麻克类建议，只要孙中山能够约束自己，不在香港的劳工中挑起事端，英国政府就应该对他保持友好态度。[30] 1923年1月下旬，重返广州临行前，孙中山派人给港督捎去口信，询问在他途经香港时，港督能否与他一晤。对此，司徒拔答复道：只要孙中山不以中华民国大总统或其他英国政府未予承认的身分抵港，他将非常乐意接见，并与之共进午餐。[31]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在陈友仁、古应芬、许少清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国军舰“杰弗 逊总统”号离开上海。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下榻干诺道九号港商杨西岩的私宅。 孙中山在港逗留3天，穿梭来往于香港各界举办的活动。他充分利用各种场合 ，反复阐明其政治立场，并表明了与香港改善关系的诚意。2月18日中午，孙中山出席港督司徒拔为他举办的非正式午宴。在午宴上，孙中山告诉司徒拔，他如今已认识到，香港和广州的利益密不可分，他要同英国合作。[32] 2月20日，孙中山应邀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这是他此次访港活动的一个高潮。当天上午，香港大学礼堂内挤满了学生和来宾，香港布政司施勋、港大校长布兰特的夫人、香港西商会主席皮尔西以及何东爵士等香港知名人士出席了演说会。施勋首先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随后，孙中山发表了主题为“革命思想之产生”的演说。通过演说，孙中山给所有在场的人一个印象，那就是他对香港和英国的政治抱有好感。[33] 2月20日晚，孙中山在住处接见部分香港的工商界领袖。谈话中，孙中山告诉他们，香港政府已经同意“自后彼此互相协助，一致行动”，他希望香港商界今后能支持他的事业。[34] 孙中山此次对香港的短暂访问的最大收获之一莫过于香港政府对其态度由此发生了变化。港督司徒拔对孙中山的亲自接见和港府官员出席孙中山在港大的演说，均是一种出格的友好姿态，因为香港政府所接待的是一个不被英国政府所承认的南方政府领导人。就在一个多月之前，香港政府还吁请英国政府采取措施以阻止孙中山回粤。[35] 关于港府一反常态的变化，司徒拔在写给外交部官员詹姆斯(Ｊａｍｅｓ)的私人信函中解释道，他对孙中山的态度这种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统一，是形势的变化使然。司徒拔指出，既然孙中山对我们的态度已发生变化，愿意与我们改善关系，那么，我们“设法与他合作就要比反对他好得多”。司徒拔进一步强调，“显而易见，倘若我们能与统治广州的政权保持良好关系，我国的贸易发展就会容易些，反之，倘若我们反对孙中山，就将意味着英国的贸易会受到阻碍”。[36] 后来，在另一封写给殖民地大臣的长函中，司徒拔又进一步阐述说，他这样做的动机只有一个，即“促进本殖民地的利益”。他特别指出，“1922年的海员罢工已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本殖民地的繁荣与广东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广东若是与我们处于敌对状态，占英国对华贸易大部分的香港贸易将陷于停顿，因此，根本之举是，为了香港的贸易，我们应尽可能地与统治广州的势力保持良好关系，不管它是孙中山还是什么别的人。”[37] 随着孙中山访港，粤港关系迅速升温，双方均展开活动，尝试进行合作。 3月6日，孙中山在他的法律顾问诺尔曼的陪同下，拜访了英国驻广州领事杰弥逊。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中涉及这样一些实际问题：改善黄埔港、修筑粤汉和广九铁路的连接线、香港政府派专家帮助广州政府整顿财政等。[38] 贯通粤汉和广九两条铁路线，是香港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一项工程。铁路线的贯通，将把香港与富庶的长江流域连成一片，为香港带来无穷的商业利益。因此，它最先吸引了香港政府的注意力。 3月17日，英中公司的梅耶斯(S. F. Mayers)为修建粤汉、广九铁路连接线一事，专程到广州拜会了孙中山。梅耶斯向孙中山阐述了修建该铁路的必要性以及建成后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孙中山表示，他本人非常赞成修筑这样一条铁路，但是他必须先赢得公众舆论对此事的支持。[39] 几天后，梅耶斯在香港就修筑铁路一事，与此时在港隐居的交通系元老梁士怡就该项工程的投资等问题进行了交谈。梁士怡告诉梅耶斯，英国方面在投资的同时，必须要为广州政府提供一笔“自由资金”，才能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40] 港英政府积极参与这一项目。3月23日，港督司徒拔亲自出面，表明港府意见。在发给麻克类的电报中，司徒拔主动提出，他可以用英中公司提供贷款的方式劝诱孙中山同意立即修建铁路连线，其中用于征地的款项将付与广州政府。司徒拔进而又补充说，他正与殖民地部交涉，准备由香港政府对这笔贷款提供担保。[41] 英国殖民地部赞同港督的提议，在发给外交部的密函中，殖民地部表示，香港政府和该部均认为，修筑这样一条铁路连线极其重要，倘若能够获取北京政府及南方政府的同意，倘若这项工程的投资不与英国政府对此所应承担的义务发生冲突，希望外交部给予最优先的考虑。[42] 然而，英国外交部对此建议明确表示反对。5 月2 3日，在给英国殖民地部的复文中，外交部指出，孙中山之所以赞同这项建议，其主要动机是他需要金钱，否则他不会赞同。北京政府自然不会同意这样一项为孙中山提供自由资金的计划，而且该计划也完全违背了英国政府的政策。[43] 虽然筑路借款的计划受挫，孙中山依然希望从香港方面获得援助。5月初，孙中山向香港政府提出，希望港府能为他延请几名税收、土地和审计方面的英国专家，以帮助广州政府整顿财政。对于这样一种合作的可能，港府再度表现出兴趣。在给英国殖民地部的电报中，司徒拔指出，为了香港的利益，将广东的行政管理置于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44] 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在回答外交部对此的质询时，直接表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途径是，英国应继续保持友好中立的政策，不答应孙的请求。因为目前孙与中央政府正在交战，在这种形势下，借英国专家帮助孙将明显违背我们不介入地方军事纷争的政策，而且势必会引起北京政府和列强特别是美国的猜忌。[45] 应当说，伦敦方面特别是英国外交部坚持只承认北洋政府的政策，一再拒绝与南方政府打交道，一方面故出于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南方政权实力的蔑视和对孙中山所倡导的革命主张充满恐惧，另一方面，采取这一政策也是在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下，试图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在华利益的无奈之举。对此，前文已经述及。英国政府这一对华政策，所强调的着眼点是两个，一是承认并支持北洋政策为中国的中央政策，不承认和支持与公开北洋政府抗争的地方政府。第二是不介入地方纷争。英国政府不愿意在中国政局发展未明的情况下，与像广州政权这样的所谓地方政权为敌，从而损害英国的利益。然而，这样看起来像是一个颇有弹性的万全之策，在具体实施上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偏颇。首先，港英地方当局从维护香港的英国利益出发，一再卷入了广东的地方纷争，与重在维护在华整体利益的英国对华政策屡屡发生冲突；其次，英国驻华使领从其一贯所持对孙中山的敌视态度和抱守炮舰政策的传统思维，动辄对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府采取过激的干预行动，致使矛盾频频激化，促使国人反英情绪逐步高涨。关于这点，在1923年下半年所发生的广州政府截取关余事件和其后发生的商团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表现。 1923年9月，陷于财政困难的广州政府向列强再次提出收取广东地方所应得到的关余份额的要求。然而，在华列强公使团对广州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采取了漠视态度。公使团的恶劣态度激怒广州政府，广州政府遂对外多次表示，如果需要，准备以武力夺取海关。在华列强以武力威胁相向。12月1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以列强驻广州领事团领袖领事的身份，奉命向南方政府发出警告：公使团不承认对中国海关的任何干涉，如有上述情况发生，他们将采取其所认为适当的强力手段以应对。[46]不久，英、法、美、日等多国派出军舰10余艘，陈兵广州白鹅潭，对广州政权实施军事威吓。列强因关余问题与广州政权矛盾陷于激化。 在关余事件中，为避免广州政府将反帝矛头指向英国，英国外交部尝试对南方政府采取一个相对保守与稳妥的政策，希望在不放弃原有对华政策，即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对北洋政府施压，就关余问题达成某种妥协。为此，英国外交部要求其驻华公使麻克类向外交使团提出如下建议： “列强应该让有关各方明白，在现有条件下，只有通过建立某种各省参与关余分配的制度，才能作到对列强控制下所收取关余的公平分拨。参与分配的依据，必须由北京政府和各有关地方当局之间签订协议来决定。如果在一定的时间里各方不能达成协议，列强将被迫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依据公平的原则自行分派这些关余（必要的话，那些为内债担保的关余也包括在内）。或者，列强将扣住这些关余，直至各方达成协议。”[47] 然而，麻克类对外交部的指令采取拖延抗拒的对策，始终未向公使团提出英国政府的建议。在关余事件中，麻克类和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在外国使团中一直是列强武力威慑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这些表现，令伦敦方面非常不满。 而香港总督司徒拔则走的更远，甚至充当起了孙中山与列强间居间联络人。在关余事件中，孙中山鉴于此前香港政府对广州方面的友好态度，先后两次派陈友仁赴香港拜见司徒拔，表明广州政府在关余问题上的立场，并希望香港政府从中调解。司徒拔则积极回应，对陈友仁的两次来访均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分别给致电殖民地部、驻华公使麻克类与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将广州方面的要求、孙中山来信以及声明通通做了转达。在给殖民地部的电报中，司徒拔反对列强对广州政府采取行动，并警告“倘若列强最终决定采取敌对行动，英国的贸易必将蒙受损失”，建议英国政府，为了香港和英国的利益，“除了为保证偿付外国贷款利息所绝对必需采取的行动之外，英国政府不要加以干涉”。[48] 在随后发给麻克类的电报中，司徒拔甚至表示，他希望英国政府应该默许广州方面所提出的“如果广州的税务司先向北京解付偿还外国债款所必需关税份额，然后将剩余部分交给孙逸仙，后者将放弃其夺取海关的建议”。[49] 司徒拔充当孙中山与英国政府居间联络人的做法，以及要英国政府接受孙中山所提要求的主张，令英国外交部大为光火。12月19日，外交大臣寇松特地写信给殖民地部大臣德文郡公爵，表示，如果不是孙中山期待着香港政府的支持，他是不会在海关问题上与英国政府和其他列强作对到如此地步的。寇松进而向殖民地部建议将司徒拔尽快调离香港。[50] 关余事件是港英政府试图改善与广州政权关系的最后一次努力，由于英国政府的反对，港英地方当局的努力未能取得实效。此后，随着商团事件的爆发，粤港关系再度恶化。 四、粤港关系的恶化 1924 年10月，广州爆发商团事件。促成商团事件的原因，是广州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商人与政府间矛盾的一次大爆发。[51]资料显示，在触发商团在商团发动事变的“哈佛轮”走私军火案中，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香港英商全程参与此事。早在1923年秋天，汇丰银行就已开始与陈廉伯勾结，密谋武装商团。此后，汇丰银行的上层继续关注并参与商团走私军火的计划。汇丰银行两任总裁斯蒂芬（A.G. Stephen）和巴罗（Barlow）、副总裁罗斯(D.M. Ross)及广州分行经理德寇西（de Courcy）均是武器走私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此外，西人控制下的广州海关也有参与，英国新任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事先也闻悉此事。[52] 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没有支持和参与商团事件。作为1919年5月开始签署生效的“列强对华武器禁运协定”的签字国，英国政府在得悉“哈佛轮”走私军火情报后，曾多次下令沿途英国各殖民地政府设法拦截。然而，在商团事件的危急时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在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下，擅自向广州政府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53] 广州政府一直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是商团叛乱的幕后策动者，而翟比南的最后通牒，则更被当时的孙中山广州政府视作英国政府公开庇护与支持商团叛乱的明证。孙中山与广州政府为此做出强烈反应。9月1日，孙中山代表广州政府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痛斥英帝国主义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阴谋推翻革命政权。同时，孙中山还向英国的麦克唐纳政府发出公开抗议书，抗议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54] 翟比南的擅做主张令英国政府大为不满，事后英国外交部特向翟比南提出严厉申斥。[55] 在商团事件中，作为英国驻华使节的翟比南的所为，令对英外交中饱受挫折的广州政府和孙中山平添愤懑之情，并在广大民众中激发起更为强烈的反英情绪。受此影响，粤港关系逐渐恶化，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广州政府将反帝的矛头指向英国，而香港则成为了反英斗争的首选地，随着省港大罢工的爆发，这块英国的殖民地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对于极力避免卷入地方纷争的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者和力图改善与广州政权关系的港英政府的官员们来说，这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岭南近代史论——广东与粤港关系，1900-1938》，香港商务印书馆，2010年12月出版。 [1] 据统计，1911年，港币发行总额为31,577,478元，其中流入广东的港币约为14,736,157元，这一数字比在香港流通的香港纸币总额还多4,537,773元。这种港币通行广东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关论述请参见：邓开颂、陆晓敏主编：《粤港澳近代关系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7-249页；张晓辉著：《民国时期广东社会经济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41-445页。 [2] 参见：蔡荣芳著：《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4页。 [3] 关于此点，蔡荣芳和钟保贤在其各自的专著中都曾做专门的论述，参见蔡荣芳前引书第94-100页和钟保贤的著作：Stephanie Po-yin Chung, Chinese Business Groups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Macmillan Press LTD, 1998, pp40-55。 [4] 参见余绳武、刘蜀永主编：《20世纪的香港》，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68-72页。 [5] 参见蔡荣芳前引书，第91-93页。 [6] 同上，第95页。 [7]Richard Stremski,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Taipei, 1979, p12. [8]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20, 1921, C.O.129/467, p.303; Stubbs to Alston, May 17, C.O.129/471, p601. [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20, 1921, C.O.129/467, p.303 [10] Minute on the telegram from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Mar. 20, 1921, C.O.129/467, p.300. [11] Enclosure 2, Enclosure 3 in Alston to Curzon, July 25, 1921, F.O.405/232, pp59-60. [12] 《民国上海日报》，1921年5月24 日。 [13] The commissioner for diplomatic affairs to Jamieson, May 13,1921, F.O.405/232, p60. [14] Stubbs to Jamieson，May 20,1921, F.O.405/232, p62. [15] C. C. Wu to Jamieson, May 24, 1921, F.O.405/232, pp63-64. [16] Jamieson to Stubbs, May 17, 1921; Jamieson to Alston, May 12, 1921, F.O.405/232, p61. [17] 《民国上海日报》，1921年5月25日。 [1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53年，第2版，第59页。 [19]1922年底，孙中山在接受记者约翰·白莱斯福的采访时说：“当罢工事起时，余在广西桂林，其地与广州不通火车，余方以全力注于北伐。彼时主管广州政府者为陈炯明。余初不知有罢工事。直至吾人军用品因交通断绝不能达梧州时，余始知之。至余对罢工者之感想，苟彼等之目的为经济的，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罢工，其后虽牵政治，原始时实为经济的也，但谓余赞助罢工，以期损害英国利益，余绝对不能承认。”参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35页。 [20]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eb. 28,1922, C.O.129/474, p163. [21] Report on Seaman Strike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 14, 1922, C.O.129/474, p236. [22] 同上。 [23]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11, 1922, C.O.129/474. [2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 18, 1922, C.O.129/474, p233. [25]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uly 8, 1922, F.O.405/237. [26]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r.26, 1922, C.O.129/474. [27]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an. 11, 1923, C.O.129/474. [28] Mem. by Foreign Office, C.O.129/483, p212. [29] S. Barton to R. H. Clive, Jan. 23, 1923, C.O.129/482. [30] Macleay to Curzon, Feb. 28, 1923, F.O.405/240. [31]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7. [32]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33]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页。 [34] 《在香港工商界集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7页。 [35]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an. 11, 1923, C.O.129/482. [36] Stubbs to James, July 21, 1923, C.O.129/482, p252. [37]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38] Jamieson to Macleay, Mar. 7, 1923, C.O.129/482, p201. [39] Conversation between S.F. Mayers and Sun Yat-sen, Mar.13, 1923, C.O.129/482, p192. [40] Conversation between S.F. Mayers and Liang Shih-yi, Mar.18, 1923, C.O.129/482, p195. [41] Macleay to Curzon, April 3, 1923, C.O.129/482, p187. [42] 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Mar. 31, 1923, C.O.129/479, p513. [43]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May 23, 1923, C.O.129/482, p186. [4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y 9, 1923, C.O.129/480, p111. [45] Macleay to Curzon, May 28, 1923, C.O.129/482, p248. [46] Maclaey to Curzon, confidential, 21 December 1923, FO371/10230, p199。 [47] Foreign Office to Maclaey, 2 October 1923, FO371/9222, pp191-193 [48]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p447－449。 [4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Maclaey, 13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512. [50] Curzon to the Duke of Devonshire, 19 December 1923, CO129/483, pp204－205。有关关余事件中英国政府、英国驻华使领和港督司徒拔各自的反应和冲突的详情，详见拙作“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1] 关于商团事变原因这方面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温小鸿“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再探”，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5月；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2] 参见钟保贤前引书，第107-115。 [53] 《广东扣械潮》，卷二，第91页。关于英方对此事件的叙述请参见：R．Macleay) to Foreign Office, Sep. 5, 1924, FO371／10244，p24. [54]《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70—872页。 [55] 有关商团事件中英国政府的态度，详见拙作《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