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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中国现代史、抗日战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同时也是世界现代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长期以来，该题目一直受到中外史家的关注，出版和发表的相关研究资料、专著与论文难以胜数。在众多的研究题目中，国际社会特别是美、英、法等列强和国联对该事件的态度与反应，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之一。[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军方和政府为了避免其侵略行为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多次对外发表声明，称事件系由中方引起，日方的行动是出于自卫和保护日本在东北的利益。而中国的国民政府则针锋相对，通过各种场合，以声明、照会和私人谈话的形式，揭露“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和日本妄图侵占独霸我东北三省的事实。在“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初，了解事件的真相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事变发生后，美、英等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其各自在华使领馆获取关于事变真相的相关情报，此外，派遣专门人员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则是他们了解事件真相和调解中、日纠纷的另外一个有效的途径。众所周知，在中国政府的反复斡旋与敦促下，1932年4月国联派出的以英国人李顿爵士为代表的国联调查团，来到东北进行了实地调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仅10天，即9月28日，美国政府即下令派出一个由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Hanson）和驻日本使馆二等秘书索尔兹伯里（Laurence Salisbury）两名外交官组成的调查小组，对东北“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地进行了走访调查。由于当时美国政府对此次调查行动并未声张，世人对此次调查行动的内情并不知晓。事后，“九一八”事变时担任国务卿的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在1936年出版提交美国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专著《远东危机》中，曾提到此次调查行动的缘起，然而，对调查行动的经过与内容则只字未提。由于史料的匮乏，后世有关“九一八”事变的中外研究专著，对此次调查行动基本没有研究。2005年，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做访问研究时，在该所档案馆所藏索尔兹伯里的个人文书里意外发现了此次调查行动的相关档案，包括：索氏东北之行所专门记录的日记、与中国东北有关官员谈话的备忘录、索氏与汉森当时发给美国驻北京使馆和国务院的电报、以及索氏1965年撰写发表的一篇回忆录。[2]下面本文即依据这批档案，参阅其他相关档案及著述，对汉森、索尔兹伯里此次东北调查行动予以详细揭秘，并对美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初期的态度与反应做简略考察。 一、“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官方最初的反应与调查行动的缘起 1931年9月18日夜，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经过精心策划，自行炸毁位于奉天（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随后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为由，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攻击。不到两天时间，日军即占领了中国东北奉天、长春、吉林、营口、安东等重要城市和南满铁路沿线的众多城镇。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 美国驻华公使詹森（Johnson）在事变发生后几个小时后，便从张学良的私人顾问端纳（Donald）处获得了事变的消息，并在第一时间用电报向国务卿史汀生做了汇报，文称：“9月18日晚10时，一小队日本兵离开日本军营，来到奉天西南方向，向东大营、军火库、和奉天城开火，并以每分钟一发的频率发射炮弹。据称，东大营有约70名士兵受伤。城内所遭受的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还不得知。¼据报枪声一直持续到今天凌晨1点，在西门的日本兵此时已经包围了整座城市”。[3]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美国官方已从多种渠道获悉日本关东军可能在东北发动攻击的情报，但下至驻华使馆、上至国务院均质疑情报的准确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当事变的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政府深感突然。国务卿史汀生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满洲再次爆发了纠纷，日本人，显然是军方，发动了一场突然行动，他们占领了奉天和南满沿线的许多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城镇。形势非常迷惑，还不清楚军队是执行的政府计划，还是擅自行动。”[4] 不久，美国政府从驻华和驻日使馆陆续收到日军在东北不断扩大侵略的报告。关东军在东北的迅速而有序的占领行动，已大大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军事冲突，从驻外使节到美国国务院据此得出了差不多一致的推断。9月22日，美国驻日使馆参赞尼维尔（Neville）在致史汀生的电报中称：“占领如此大片地区与所谓的出师借口很不相称，军方无疑有详细的计划，像每支军队遇到的每一种可能性他们都想到了。军事当局很有可能是抓住上述事件占领整个地区，以此军事手段迫使对重要的问题来一个总的清算”。[5]同日，驻华公使詹森也得出结论：“强行占领南满的所有战略要地，包括接管运行各种公用设施和银行，并在奉天至少接管了市政职能，是一种侵略行为，显然经过了长期的计划、周密的决定和有系统的实施。”[6] 史汀生认可这种推断，9月22日他做出结论，“日军是在带着战略目标进行了精心准备后，才发动这场侵略扩张活动的”[7] 在通过各种情报对“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得出初步结论后，美国政府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遏制性的行动，而是采取了一种消极观望的态度。史汀生认为，“九一八”事变并非由日本的文官政府所策划，或是得到他们的默许，而是日本军方的擅自所为，甚至内阁事先可能都不知情。这一做法也与日本外交部和币原外相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驰。因此，史汀生主张，美国应该给币原外相和外交部一个控制局势的机会，不要对日本做任何构成威胁的事情，甚或是公开的批评。[8] 1929年6月，以“温和、稳健”著称的币原喜重郎出任日本外相后，日本内阁对外推行“协调外交”和“睦邻外交”，宣扬日美亲善，1930年，日本内阁批准了旨在限制日本海军扩张的《伦敦海军协定》，这一切都令美国朝野对日本心生好感。“九一八”事变时，正值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美国政府应付国内的经济大萧条已自顾不暇，加上一战后美国国内孤立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所造成的巨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注定了美国政府在这场远东危机难以有所作为。 在这一政策背景下，9月22日，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胜次时，表示“对满洲所发生的事情深表震惊”，“满洲局势如不恢复原状，将给美国带来多么严重的印象”，但他同时指出，他注意到币原外相与日本政府中的军方有很大的分歧，他要做的是加强币原的力量而不是削弱他。[9]随后，史汀生给美国各相关驻外使领馆致电，对美国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予以了说明，在9月22日致驻瑞士公使休夫.威尔逊（Hugh Wilson）的电报中，史汀生写道：“日本军事首领和外交部在意图和意见上存有巨大分歧，因而明智之举是：¼不要刺激（日本的）国民情绪转向反对外交部而支持军队”。[10] 美国政府把调解中日冲突的责任推给了国联，美国认为，既然中、日两国都是国联的成员国，应由国联出面来解决中日间的冲突，美国应在保持独立判断和一定程度自由的条件下，与国联合作。美国一方面希望国联出面来解决事变，同时更积极活动，以影响国联的决定。9月21日，在回答国联秘书长埃瑞克·德鲁蒙德（Eric Drummod）询问日本的行动是否违反非战公约时，史汀生特意提醒他，在准备坚持条约义务的时候，应避免采取可能刺激日本国民情绪的行动。[11] 9月21日，国民政府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国联理事会上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赴东北进行实地调查，遭到日本反对。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征询美方的意见时，史汀生对此也持异议。他指出，如果在日本的反对下进行这样的调查，将会引起日本公众的愤怒，从而为币原外相寻求解决途径的努力制造障碍。他建议，最好由中日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困难。[12]这样，在日、美的反对下，此次组织国联调查团的建议只好被迫搁置。 “九一八”事变后，为缓和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多次通过外交照会和发表声明的方式，为自己的侵略行为进行辩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辩称：是“中国军队破坏了南满的路轨”，才造成日军的此次行动。日军的行动是为了“铲除危险的根源”，因此“有必要先发制人”。声明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决定“不使事态进一步扩大”。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更是三番五次地向美国方面解释，日本没有领土野心，一旦日本的权益得到保障，日本将会撤军，并与中国展开谈判。[13] 然而，日军在东北的行动非但未有丝毫收敛的迹象，且日益扩大。这一切不免让美方感到担心。美国方面所担心的是，一旦日本全面征服满洲成为现实，除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将受到侵害外，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对一战后所建立起的凡尔赛-华盛顿安全体系的破坏和世界和平的威胁。虽然史汀生一再坚称要给币原时间，幻想日本的“温和派”能扭转局势，但现实的发展却令其不得不怀疑日本文官内阁遏止军方的能力，而日本军方在中国东北的真实意图，美国方面更是了然不知。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史汀生认为，美国有必要派遣人员去东北实地调查，顺便完成国联想要做的调查使命。于是，史汀生通过驻日使馆通知币原：美国准备派遣两名在远东的外交人员，到满洲事变的事发地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美方的调查行动要拥有完全的自由。[14] 考虑到美方的调查其性质完全不同于此前拟议的国联调查和美国此前的对日态度，币原很快便同意了美国的要求，并表示美方的特使将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日方将提供保护和一切的便利。[15] 史汀生精心挑选的两名外交官是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和驻日使馆二等秘书索尔兹伯里。汉森常年驻节中国东北地区，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且熟通中文，易于与当地人的沟通；索尔兹伯里则是驻日使馆的政治情报官，是驻日使馆中少数几个通晓日文的官员，方便向驻东北的日军了解情况。9月28日，史汀生分别致电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命他们到东北进行实地调查。指令的内容是：他们应走访各个发生战事的地点，或日军在条约规定界限之外所进占的地方，对这些军队调动的正当性、行动范围和程度以及所持理由做出判断；他们应搜集证据，证明日军所计划的占领是否真的是临时性的，这些军队是否在危险过后会撤离。他们应报告日本人在中国城市所建立的市政机关的形式、日军干涉市政机关特别是沈阳本地和国际区域市政机关的所有行为、沈阳的市政机关是否有所恢复和独立运行。他们还需报告满洲的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否构成日军不撤退的真实藉口。总之，他们应报告日军对满洲的占领行动将会走多远，扩张是否具有正当性，以及他们是否有意恢复到事变前的状态。[16] 汉森与索尔兹伯里接到指令后迅速启程，美方对东北的调查随即展开。 二、汉森、索尔兹伯里东北调查记 1938年9月29日，在美国驻日使馆担任二等秘书一职的劳伦斯.索尔兹伯里，接到国务卿史汀生要他去东北实地调查的电报。10月2日，索氏乘飞机从东京出发。按照计划，索尔兹伯里首先飞抵南满铁路的南端大连，后乘火车北上，于10月4日午后抵达长春以北3公里处的苏俄东清路宽城子车站，与从哈尔滨乘火车沿东清路南下的调查组的另外一名成员、美国驻哈尔滨总领事汉森会合。与汉森一道前来的还有领事馆的副领事李里斯托姆（Lilliestron），他主要负责为电报编码，此外，同行的还有一名郑姓（Cheng）的华人翻译，这样，调查组的规模扩大为4人。[17]按照先近后远的做法，调查活动首先从长春展开。 1、 首站长春 10月4日上午，调查组到达长春后，首先拜会了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Tashiro）。 田代没有给调查组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只是讲了讲日军伤亡情况，并提供了一张中、日军队交战地宽城子和南岭的地图。下午，日本关东军派第二师团参谋细木繁(Shigeru Hosoki)少佐陪同调查组成员查看了南岭兵营。细木向他们介绍了日军进攻南岭兵营的战况和士兵伤亡情况。[18] 10月5日上午，调查组再访田代领事，了解情况。田代介绍，长春的中国人表面上满意日本人的统治，暗地里却很不满意。商家很欢迎日本兵，因为他们买东西付钱，而中国士兵却不这样。中国人不满的原因是因为电报局服务中断，影响了他们做生意。关于市政管理，田代介绍，长春的市政机关没有受到干扰，警察局除外，警察局现在受日本控制，因为他们担心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会制造麻烦。另外，市政府的官员已被撤换。 下午，调查组成员在细木少佐的陪同下查看了宽城子兵营。细木向调查组介绍了宽城子兵营的战事。从现场的残垣断壁的破坏程度，调查组发现，这里所发生的战事激烈程度要大于南岭兵营。[19]由于调查团的活动完全处于日军的监视下，调查团根本没有机会与中国人交谈，在长春所了解的情况基本来自日本方面。 10月6日，汉森、索尔兹伯里联电北京使馆呈转国务卿史汀生，依照史汀生指令的内容，将在长春所了解的情况依次进行了汇报。 电文首先详细介绍了日军在长春的三次军事行动，即对南岭兵营、宽城子兵营和长春车站的进攻情况。 9月19日凌晨12时15分，驻长春的日军获悉奉天交战的消息。凌晨3时，日军指挥官派遣200名日军向位于长春以南几公里处的南岭兵营的中国军队发起突然进攻。日军阵亡43人，受伤52人，中国军队阵亡180人，受伤数目未知。 与此同时，在19日凌晨3时，日军另派出一支300人的队伍，向位于东清路南端宽城子的中国兵营发起攻击。当时在兵营里的中国士兵有500-600人和少数东清路的路警，中国士兵进行了抵抗，战斗一直持续到临近中午的11点钟，日军动用了一门3英寸口径的大炮，才迫使中国守军投降。日军阵亡23人，受伤33人。中国军队阵亡35人。 9月21日凌晨5时，日军烧毁了靠近长春车站的铁路路警营地，控制了铁路的电话和电报线路。 电文对日军发动军事进攻的正当性表示了怀疑。关于进攻南岭兵营，日方的解释是，南岭兵营有36门野战炮，日军担心中国士兵在得知奉天事变的消息后，会对长春的日人居住地炮击，所以要先下手解决掉。对此，汉森、索尔兹伯里认为，他们相信，中国军队无意向日人居住地发动炮击，他们也没有胆量这样做，日军没有理由对他们发起攻击，除非是出于军事的目的。日方对宽城子兵营发动进攻的解释是，他们害怕中国士兵袭击日军，对此，汉森、索尔兹伯里更是直言不讳的予以驳斥，指出，他们相信，这些中国士兵主要职责是保护宽城子的中国和俄国居民，而铁路路警的任务是守卫火车站，对他们发动攻击从国际法的观点看是非正义的。 关于干涉市政机关的情况，电文指出，日本人没有另组市政机关，但是，宪兵队控制了警察局，日军还控制了电话局和电报局，并且没有取消控制的倾向。 关于市民对日军侵占的反应，电文指出，长春有头脑的中国人非常痛恨日本人，但大批没思想的中国人表现漠然，除非是他们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大多数人显然很害怕日本军队。 关于日军撤军问题，电文指出，目前日军还没有撤退的迹象，这表明他们缺乏恢复至战前状态的愿望。[20] 2、 东探吉林 10月7日，调查组乘火车经过3个小时的短暂行程，来到调查活动的第二站吉林省 省会吉林市。日本关东军和驻吉林总领馆派人在站台迎接。调查组成员首先拜访了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猪太郎（Ishii），双方只进行了礼节性的交谈和安排调查组在吉林的行程。 鉴于此前调查组在长春所受到的日方限制，调查组设法摆脱日方的监视，按计划，调查组下午到吉林市北山游览，但汉森等人则以需要休息为名留下，由日方人员陪同索尔兹伯里一人出行。日方陪同索尔兹伯里的人员由军方派出的一名上尉和两名使馆官员组成，一路上，索尔兹伯里一直试图从陪同人员口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一无所获。而汉森则趁机与多名当地的中国人会面，在与多年相熟的一位吉林省政府官员的会面中，汉森获取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代理省主席熙洽投敌的详细经过。 傍晚时分，调查组成员访问了关东军步兵第15旅团长天野（Amano）少将。天野只透露了一些简单的消息，称日本进入吉林前中国军队已经撤出，目前在吉林有日军4个步兵营、1个野炮连和一个骑兵连。电台已被撤退的中国人破坏，电话与电报仍由中国人管理正常运营。当汉森对此提出质疑时，天野承认，日本对通讯实施了管制。[21] 10月8日，调查组访问了伪吉林省长官熙洽。熙洽的长官公署处在日军的层层把守之下，访问持续了约10分钟，熙洽看起来像遭受了惊吓，双方只是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会谈中，日方派出3名书记员，将所有的谈话内容都记录下来。[22]同一天，得知调查组前来调查消息的部分吉林市民冒着危险，将一封写好的书信,委托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洋人雇员克雷（Klein）,转交给汉森。信中披露了日军扶持熙洽傀儡政权的事实，以及日军在吉林的军事管制、驻防和在吉林的烧杀抢掠等罪行。[23] 在致史汀生的电报中，调查组汇总了他们所了解的日军在吉林的侵略活动： 9月21日，大约200名日军士兵从长春沿吉长线向吉林进发。在得知日军动向后，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下令驻守吉林的7000名中国士兵提前撤离，以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当日夜间，日军开进吉林市，迅速占领了电台、电话局、电报局和主要政府机关，并查封了各主要银行。 日军进入吉林时，吉林外交交涉署和商会组织派出代表面见日军指挥官，发出质问：奉天事件与吉林人民无关，这里离南满铁路又远，一切都很安定，没有日本侨民受到威胁，为什么还要派日本军队来。日军指挥官回答，他只是奉命行事。 其后，熙洽在名古屋旅馆会见了日军最高指挥官多门（Tamon）。多门要求熙洽下令撤出城外的中国军队在23日中午前放下武器投降。但是，到了指定时间，熙洽只搜集了几百条枪上交。多门非常恼怒，指责熙洽试图哄骗于他。随后多门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此事，会议参加者有多门本人、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熙洽、吉林交涉署专员施吕芬（Shih Lu Fen音）和日文翻译刘燏芬，会上，多门称，熙洽应为此受到惩罚，他让众人离开房间，留熙洽一人想清楚此事。紧接着两名日本兵冲进房间，掏出两把手枪指着熙洽的脑袋达1个小时。此后，多门再次出现。他向熙洽建议，按照日军指挥部的意愿，他希望由熙洽组织一个新政府，日本将给他提供钱和军火，请他自己考虑一下。说完，多门退出房间。不久，张作相的日籍顾问和吉林省的一些高级官员鱼贯而入，劝熙洽接受此项条件。熙洽只得屈服。在日军的压力下，熙洽解散了南京政府任命的省政府，组建了一个新政府，由他担任长官。根据日军提供的一名名单，熙洽撤换了那些亲张学良、张作相和反日的政府官员。新政府独立于南京政府，完全处于日本人掌控之下。 日军目前已经控制了吉长线沿线各主要车站，有小队的日本士兵在列车上巡查。吉林城处于日本士兵和宪兵队的保护下，少数中国警察参与维持秩序，日军正在吉林以北修建一个飞机场。目前日军没有任何撤退的迹象。 日军在吉林市内发布了许多告示，称日军是吉林的统治者，中国居民和日本侨民将从这一统治下受益。 电文对日本在吉林的行动同样提出质疑，文称，日本总领事对日军占领吉长线和吉林市的解释，是保护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但是，吉林在日军到来前并没有任何反日运动，即便当地的日本人担心受到攻击，那他们只需3小时路程撤退到长春去，这总比派军队来要合理和经济的多。 关于吉林当地百姓对日军的反应，电文指出，由于日军的行动，当地有思想的中国人对日军同样非常痛恨，尽管日本兵想拼命地讨好中国的普通百姓，但后者对他们非常害怕。 电文中还特地提到了调查中所遇到的困难，称，在长春和吉林，日本军方和领事馆的官员们没有一人主动与他们合作，提供情报。日本官员尽管表面上很客气和讲礼貌，但间接地却对我们选择谈话的人和我们的一举一动，表现出莫大的兴趣。[24] 3、 顺访敦化 10月8日中午，调查组一行从吉林乘火车到敦化进行了短暂的访问，驻守吉林的关东军 派出了7名日本兵武装护送。经过6小时的路程，调查团到达敦化。晚上，敦化县县长设宴招待调查组一行，出席者有敦化县商会会长、教育局长、农业局长和警察局长。 翌日，调查组成员由敦化县政府各有关负责人陪同，走访了日军曾占领过的各处地方，了解日军在敦化活动的情况，调查组还查看了曾被日军扯下中国国旗和孙中山画像的一所中学。下午，调查组结束在敦化的调查，返回吉林。[25] 在随后发给史汀生的电报中，调查组将了解到的日军在敦化的活动作出了汇报： 9月22日，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驻守敦化的500名中国军队主动撤到城外。23日，200名日军士兵抵达敦化。日军占领了吉敦铁路，解除了敦化铁路路警的武装，占领了兵营和政府机关，并从敦化监狱里释放了49名关押在那里的朝鲜囚犯。10月5日，日军撤离敦化，带走居住在敦化的18名日本侨民，并掠走一些枪支和军用船只。当地百姓相信，日军是因为听说调查组将来调查的消息后，才主动撤离的。县城的中国人请求，希望能有办法阻止日军再次前来，他们对日军的到来深感不安。 调查组认为，仅仅是出于保护18名日本侨民和一些朝鲜人，日军就对吉敦铁路和敦化县城实施军事占领，这一行径毫无正义可言，因为要预防危险，这些人可以轻易地撤退到长春。此外，敦化县城有500名中国驻军，已足以应付土匪的袭击和维护当地的治安。 电文还对调查组接受日军的武装护送做了解释，有日军护送，可以减少在沿途遭受土匪袭击的危险。如果有土匪袭击我们，就会给日军平添一条他们动用武力的资本。[26] 4、 北上洮南 10月9日下午，调查组回到吉林，当晚，调查组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石射和4名使馆官 员共进晚餐。席间，调查组成员就一路见闻，对日军出兵的正当性，向石射提出疑问，石射除了一再重申日军出兵是为了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的老调子，再无别的解释。而其他领事官员则一言不发。席上的气氛非常的紧张和令人不安。[27] 10月10日午时，调查组一行乘火车返回长春。调查组在长春停留1天多，进行休整和译发给国内的电报。11日下午4：30，调查组乘车离开长春，经四平街转车前往洮南，以了解日军在北部地区的活动。[28] 10月12日早上，经过一段时间的长途奔波，调查组抵达位于长春西北的洮南府。在洮南，调查组首先走访了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称：洮南有23名日本侨民，9月20日全部撤离。9月24日，一架日本飞机投下两枚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为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当天驻守洮南的7000中国军队主动撤离。25日早上，大约600人的日军开进洮南。日军指挥官声称，他们来洮南的目的主要是保护日本侨民、搜寻杀害中村大尉的凶手和保护四洮铁路。不过，第二天，日军就撤回到郑家屯。日军在洮南表现很好，没有制造事端。张海鹏还介绍说，10月15日，他将就任张学良所任命的蒙边督办一职。他宣布独立，完全是在日本人的要求下做的。 调查组还走访了在满铁工作的一名日本人及几名欧洲传教士，了解情况。据那名日本人讲，日军来洮南是应中国人的请求，是在中国军队撤出后，来保护洮南的。对此，调查组成员认为，中国人不会要求日军前来的，因为他们不喜欢日本人。但对于日军为什么那么快的撤走，他们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原因。[29] 5、 营口、安东见闻 10月12日夜，调查组乘车离开洮南。13日晨，至四平街，在此转乘开往奉天的列车， 于14日到达奉天。当天，调查组一行在奉天直接搭乘开往营口的火车，于傍晚时分抵达营口。[30] 当晚，调查组成员在日本驻营口领事馆与日本驻营口领事荒木（Arakawa）、日军驻大石桥、营口的指挥官岩田（Iwata）中佐等会面并共进晚餐。调查组从日方口中探知的日军在营口的行动情况是：9月19日凌晨，日军派出3个连的兵力进入营口，营口的800名警察未做抵抗，被日军解除了武装。营口的中国驻军有500人，事发时有200人在城外剿匪，留在城内的300人被日军缴械。日军占领了电话局、电报局和京奉铁路上的车站，切断了营口与外界的联系。岩田直称，日军出兵的目的不是为了保护这里的日本侨民，而是为了驱散张学良的队伍和粉碎他在满洲的力量。出兵长春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第二天，调查组一行由岩田陪同，参观了京奉路车站和中国驻军的兵营。兵营由24名日本士兵把守，中国驻军留下的大量枪支弹药依然储存在那里。 随后，调查组成员陆续走访了英国驻营口领事布里斯托（Bristow）、营口警察厅厅长白铭镇和营口县长杨晋源。布里斯托称，现在整个营口已被日军控制，日军向当地中国官员发布命令，禁止他们与外界联系。白铭镇称，他已与日军指挥官做出安排，允许中国警察重新武装，恢复职能，他本人须听从日军的指挥。其他的所有政府机关和银行也都处在了日军的控制之下。日军还拆毁了城内的无线电台。 县长杨晋源告诉调查组成员，在9月19日，有40名日军士兵闯进他的衙门，并占据县衙达22天之久，这期间，他被日军软禁在家中，不得外出。他抱怨，日军毁坏了大量县衙的文件，偷走了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日本领事和军方没有对为何软禁他和占据县衙做出任何解释。 调查组成员发现，当地的中国人极力反对日本军队的出现，认为日军在奉天与中国军队的纠纷应该在奉天解决，和营口无关。[31] 10月16日，调查组来到位于中朝边境的安东。 调查团首先会见了驻安东的中国海关税务司美国人罗伊.塔伯特（Roy Talbot），塔伯特称，日军以军事需要为名，关闭了设在鸭绿江大桥桥头的海关税厂，海关只好在离大桥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搭建两顶帐篷，作为临时收税机关，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很多朝鲜人以30-40人的成群能轻易地逃脱海关的监管，令海关蒙受重大损失。 随后，调查组在县政府访问了安东县县长。会谈中，调查组发现两名日本宪兵躲在窗帘后偷听，会谈只好被迫中断，另选地方。安东县长透露，9月19日以后，日方派了一名宪兵驻守县衙，对他进行监视。他同时透露，安东县新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成员有他本人、镇长、水警局长、商会主席、一名银行家和两名商人，委员会每日开会，但没有政府权力。但调查组没有摸清该委员会的成立是否与日本人有关。[32] 中午，调查组与日本驻安东领事和4名日本军官见面。通过对中日双方官员的走访，调查组获悉了“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安东的一些主要活动。9月19日，约50名日军士兵从朝鲜一侧的新义州越境进入中国城市安东，解除了当地由600多人组成的整个警察队伍，并关闭了一座由中国人经营的电厂。安东城内没有中国驻军。3-4天后，这支日军离开安东县城，由一支日本宪兵队接防。宪兵队驻扎在县衙、水警和陆警机关，他们关闭了电报局，并对邮政实施了管制，凡上海、天津等地发行的报纸一律扣压。 调查组发现，日本宪兵队根本无意撤离安东和恢复战前状态。他们认为，从保护日本侨民免受攻击的角度看，日本当局占据安东无任何正当性可言，因为他们在安东附近地区拥有充足的警力和军力，可以对任何反日骚动实施快速的镇压。[33] 6、 奉天之行 10月18日，调查组回到奉天。当日上午，汉森和索尔兹伯里拜会了日本关东军司令本 庄繁（Honjo）。本庄繁称，以他个人之见，国联的干涉将会在日本人中间引发不满，从军事的角度，奉天事件后日本有必要采取行动，因为来自中国军队的危险一直存在。 下午，调查组成员在岛本（Shimomoto）中佐的带领下来到南满铁路爆炸案的现场，岛本是日军攻打北大营的指挥官，同行的还有两名英国外交官和两名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岛本称，爆炸发生后，由于只是损毁了一小段铁轨，10点30分从长春开来的快车顺利的通过，没有发生事故。而调查组此前了解的情况是，日本军方曾多次对外声称10点30分的火车爆炸前已经驶过事发地。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令调查团对事件的真实性非常怀疑。岛本介绍了9月18日当晚日军攻击北大营的详细经过，称当晚一名日军中尉和6名士兵听到爆炸声后，便开始追击3名肇事的中国士兵，并派人报信寻求增援，在铁路沿线200米外的一连日军士兵最先赶来增援。这时，不远处中国兵营的士兵出来帮助3人撤回军营，日军随后开火并展开攻击。索尔兹伯里问，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日方并没有人员受伤，而且中国人都已撤回军营了。岛本称，他们担心沈阳的10000名中国驻军会出来消灭日军。接着，岛本带领调查团一行来到北大营，介绍说，战斗夜里11点钟开始，凌晨5点30分结束，仅有两名日军士兵阵亡，中方有300名士兵阵亡。岛本称，一直到战斗结束，他都很担心他的那一营士兵会被消灭。 对岛本的故事，索尔兹伯里在日记中记道：“所有的故事都令人非常难以置信，如果是事实，那讲述得也太拙劣了。考虑到在其他地方中国人的行为，说中国人攻击日本人值得怀疑；而日军伤亡人数也说明，战斗并不激烈”。[34] 当晚，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在日本驻奉天总领馆会见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Hayashi）。林久治郎称，凡曾在日本居住过的人都知道，政府很难控制军方，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天皇。外交部正在控制局势，起初他们没有这么做，因为他们对国际事务知之甚少。他接着说，在7月份，他曾对币原外相讲过，采取调和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中日最终还是会爆发冲突。对此，索尔兹伯里分析道：林久的话显然是指他觉得挑起冲突应该基于一个真实而实在的理由，而不是像军方找的藉口那样不可信。林久治郎最后表示，希望国联能认识到日本政府所面临的这些困难，因为干涉将会对中国产生很坏的结果，在将来导致两国不可避免地再次爆发冲突。中日双方所面临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35] 奉天是汉森、索尔兹伯里东北调查行的最后一站，本次调查活动至此已接近尾声。10月20日，汉森、索尔兹伯里在奉天向国务卿史汀生发出最后一封电报。结合在东北各地的走访见闻，该电对9月18日以后中国东北局势的变化和日军军事行动的脉络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并对日军的战术意图和战略目的以及中国东北问题的未来进行了分析与判断。 电文指出，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爆发冲突只是时间问题。日本军方下决心解决此事，对满洲的中国军队实施惩罚性打击。当日军准备发动攻击时，中国的军事将领像张学良、张作相人在北京，不在现场，他们对日军即将发动进攻意识得太晚，据中国方面可靠的消息，他们命令当地中国军队予以撤退，躲开日军的进攻，以避免战争。他们知道，一旦开战，他们将遭受失败、羞辱和损失。 接着，电文对“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日军试图侵占整个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和战术部署进行了阐述。 9月18日夜10时至11时之间，中日在奉天城外爆发冲突，由此开启了日军在满洲的行动。19日凌晨，驻扎在奉天城附近的日本独立守备队四个连的士兵（约600人）向北大营发起攻击，驻守在那里的10000名中国军人溃散。与此同时，驻守在奉天城租借地内的日军第29联队（6个连）开始对奉天城内外的中国军队展开进攻，当日，奉天城沦入日军之手。 19日，日军第2师团在多门将军的带领下从辽阳开至奉天，随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指挥部从旅顺移至奉天。 在本庄繁将军的命令下，日军各路指挥官对南满铁路沿线的各主要地点发动了突然袭击（所有行动都在19日凌晨展开），各地士兵和警察均被日军驱散或解除了武装。到19日中午，除奉天外，日军同时占领了长春、牛庄（营口）、安东以及南满铁路沿线地区的各主要城市。在南满铁路沿线地区地位获得巩固后，日军随后展开行动，开始控制与南满铁路平行的中国铁路。9月21日，他们占领了吉长铁路沿线的吉林，这样控制了在南满铁路东部的中国平行线沈海和开齐铁路沿线。9月22日晨，他们占领了郑家屯和通辽，随之控制了南满铁路西部的中国平行线四洮和打通铁路沿线。不久，日军开始沿着中国人修建的铁路线扩张。9月23日，他们占领了吉敦线和敦化。9月25日，日军开始从郑家屯向北开进洮南府，从那里他们可以沿洮南——昂昂溪线向齐齐哈尔进发。 电文指出，截至目前，日军已经控制了吉林省省会吉林、辽宁省省会奉天和进出满洲的三个港口牛庄、大连和安东。连接天津、齐齐哈尔的所有铁路线已被封锁，日军夺取齐齐哈尔和哈尔滨这两座城市已易如反掌。 电文随后对日军在东北行动的战略意图进行了分析与判断。电文指出，日本军方和领事官员，包括本庄繁将军都声称，日军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是为了预防驻扎东北的20万中国军队，在奉天冲突事件后，对南满铁路沿线和其他地区的1万日本守军和日本侨民实施歼灭性打击。然而，这并非日本发动发动如此大规模行动的真实理由。这可从中国军队主动撤退或自愿被解除武装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有证据显示，中国军队是按照上级的命令这样做的，他们没有勇气与日军作战。汉森、索尔兹伯里表示，他们相信，日军发动攻击的真实原因，是军方希望给驻东北的中国军队给予致命的一击，以恢复日军的权威，并获取一个需中国赎回的质押品，以促使中日间所面临的300多件争讼按照对日方有利的方式获得解决。 最后，电文对日军准备长期独霸东北的企图进行了揭露。电文指出，日本军方正在控制中国的民事官员，其中有些官员是在“九一八”以来新任命的，这些官员在牛庄（营口）、安东、奉天、长春和吉林及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地点比较充分地行使政府职能。在此，汉森和索尔兹伯里特地讲述了他们10月19日从在奉天投敌、出任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委员长一职的袁金铠那里了解到的一些最新情况。袁金铠透露，日本人正计划成立一个新满洲政府，请已遭废黜的前清皇帝出任政府首脑。从日军飞机轰炸辽宁政府的所在地锦州的行为来判断，很明显日本人是希望在奉天成立的政府必须得到他们的批准，并处在他们的控制下。袁金铠强调，现在熙洽已经在日本人的逼迫下掌管了吉林省政府和宣布独立，洮南府的张海鹏正在谋求成为独立的黑龙江省的统治者，而这一切他们都是在或是以宣统的名义、或是以日本人的名义，或是两者结合的名义做的。这样，日本可以迫使吉、黑两省的长官或是政府能以对他们有利的方式行动，而辽宁省终将也会被迫使加入独立的满洲。 在该电的最后，汉森、索尔兹伯里强调，日本人希望，通过与得到其批准和受其控制且独立于长城以南任何中国政府的中国地方官员的交涉，来解决中日间的纠纷。因此，目前无任何迹象表明，日军希望重新回到战前的状态。[36] 10月20日，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在奉天分手，各自返回原职。这样，从10月4日开始，历时16天的汉森、索尔兹伯里东北调查活动至此结束。 三、余论 汉森、索尔兹伯里对东北的调查活动，是“九一八”事变后国际社会派往中国东北调查真相的第一个调查团，与历史上著名的国联调查团相比，汉森、索尔兹伯里的调查活动具有几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首先，时间早。汉森、索尔兹伯里调查组抵达东北开始调查的时间是1931年10月4日，而国联调查团抵达东北开始调查的时间是1932年4月21日，前者比后者要早半年以上。这种时间上的优势令汉森和索尔兹伯里得以在第一时间了解事件的真相，摸清日军的真实意图，从而使美国政府成为西方世界在“九一八”事变后掌握东北局势情报最为明细的国家之一。对此，国务卿史汀生也颇为的自豪。在其所著《远东危机》一书中，史汀生曾有这样的描述：“事实上，在我所撰写的这场满洲危机的整个过程中，情报人员和驻外代表，以及现场新闻记者的创造力与活力，都为美国政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服务。因此，比起其他国家来，我们通常拥有更早和更准确的信息。这一点很快就广为人知，以至于在国联会议上会被提到。而国联的官员们也要求我协助其核对他们那些对大量涌入、令人困惑的事件稍欠准确的报告”。[37]史汀生书中所称美国政府所掌握的“更早和更准确的信息”中，汉森、索尔兹伯里所提供的情报，无疑贡献最大。 第二，调查的目的与任务各不相同。汉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政府所派出的具有官方色彩的调查小组，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事变的真相和日本军方在东北的真实意图，为美国官方在“九一八”事变后将要采取的对日方针与政策提供参考。因此，汉森、索尔兹伯里的报告只重事实和对形势的判断，并没有提出解决中日争端的意见，而史汀生给调查团的指令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此外，以官方名义派出调查人员赴东北调查事变的真相，显示出美国政府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后采取消极观望立场，同时也具有关注事态发展并谋取应对的积极性一面。然而，美国政府谋求对日妥协的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美国政府在派出调查人员赴东北调查一事上非常低调，除事先通知日本政府外，对外并未声张，这也是此次调查活动长期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 而作为当时世界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所派出的调查团，国联调查团的任务除了辨明事实真相，还具有调节中日争端的使命。因此，国联调查团最后所作出的调查报告除了有对事实真相所作出评判的内容之外，还提出了解决中日纠纷的方法。此外，“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中国的国民政府将解决事变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际联盟，并呼吁国联派出调查团，而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一开始则极力反对。国联调查团还未派出，就成为中日两国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较力点，并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中日两国国民的严重关注。 第三，调查结果所发挥的作用不同。国联调查团在东北经过45天的调查，与1932年10月2日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一方面承认中国队东北三省的主权，指出事变系日方所策动和日本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为不正当等侵略事实外，另一方面则又渲染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不主张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状态，而主张对东北实行国际共管，日本在其中享有特殊的利益。国联的报告为令中日双方都不甚满意，[38]日本更是一怒退出国联，肆无忌惮地走上进一步扩大侵华的道路。 关于汉森、索尔兹伯里的调查报告，史汀生事后曾有这样的评价，他们的“一系列报告极具价值，令我对所发生的一切以及确定这些快速发展的事件将可能产生的后果，能做出更加具体化的判断”。[39]事实上，随着东北事态的日益恶化，美国政府的态度开始较前发生变化。10月8日，日机轰炸锦州后，史汀生指示美国驻日参赞尼维尔向日本币原外相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照会：称“即使是在战争期间，对一个不设防、未受警告的城市发动空袭，也是军事行动中非常极端的行为。¼国务卿不得不认为，轰炸锦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40]到1932年1月，日军正式占据锦州后，史汀生更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布了著名的“不承认主义”照会。至此，美国政府的对日态度有事变初的消极观望，已渐趋强硬。应该说，这期间，汉森、索尔兹伯里的调查报告，对于帮助美国政府了解东北局势的真相，从而做出相应的决策，还是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载《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 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丰硕，有影响的著作有：S. R. Smith, The Manchuria Crisis, New York, 1948;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33, Chicago, 1963; L. C. Thorne, The limit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London, 1972; J. D. Doenecke, The Diplomacy of Frustration, The Manchuria Crisis of 1931-1933 as Revealed in the Papers of Stanley k Hornbeck, Stanford, 1981; Warren I. Cohen, 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John Wiley & Sons, 1971; 国内学者方面涉及此课题的研究专著有：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等等；学术论文方面代表作品有：陈锦骍：《“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的“不偏袒”方针》，《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陈永祥：《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3卷第2期，2003年；王宇博：《英国、美国与“九一八”事变》，《史林》，1999年第2期；王宇博：《英国与1931-1933年远东危机的结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等等。 [2]劳伦斯×索尔兹伯里（1891-1976），美国外交官。1916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20-1930年代初，在美国驻日本使馆供职。1933-1938年，索氏奉调美国驻北京使馆任职，负责处理美国在华对日关系等相关事务。后历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助理副司长（Deputy Assistant Chief,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东南太平洋司代理司长（Acting Chief, Division of Southeast Pacific Affairs）等职。1944年后，索氏离开政界，担任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主办的学术期刊《远东调查》（Far Eastern Survey）的编辑（editor）。索氏个人档案中还藏有另外一件珍贵史料，即抗战初期参加对日“和平运动”和“高、陶事件”的当事者、曾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所撰写的英文未刊著作《身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的原稿副本。 [3] The Minster in China(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19, 1931,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以下略为F.R.）, Japan 1931-1941, Vol.1, p.1。 [4] Henry L. Stimson,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 New York, 1936, p.32. [5] The Charge in Japan(Nevill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21, 1931, F. R., 1931-1941, Vol.1, p4. [6] The Minster in China(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21, 1931, F. R., 1931-1941, Vol.1, p4. [7] Henry L. Stimson,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8, p.227. [8]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33-34. [9] 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Sep. 22, 1931, P. R., 1931-1941, Vol.1, p.6. [10] Armin Rappaport,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33, p.26. [11]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2. [12]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3；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Minster in China(Johnson), Sep. 24, 1931, P. R., 1931-1941, Vol.1, p10 [13] Henry L. Stimson and Japan,1931-33, p.27 [14]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5. [15] 同上。 [16] 同上，pp.45-46. [17] Laurence Salisbury, Conquest: A Manchurian Memoir, Blackwood’s Magazine, Feb. 1965, p.102, Salisbury Papers, box 3. [18] Diary of Salisbury, Oct. 4,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19] Diary of Salisbury, Oct. 5,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0]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6,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21] Diary of Salisbury, Oct. 7,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2] Diary of Salisbury, Oct. 8,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3] The letter by a group of Chinese citizens of Kirin, Oct. 8,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4]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1,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25] Diary of Salisbury, Oct. 8-9,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6]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1,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27] Diary of Salisbury, Oct. 9,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8]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0-11,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29]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2,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张海鹏在满铁洮南公所长河野正直的策动下，叛变投敌，宣布独立。为稳住张海鹏，张学良于10月初委任其为蒙边督办，10月中旬，当得知黑龙江省已委任马占山为主席后，张海鹏开始勾结日军，北犯黑龙江。由于条件限制，汉、索调查组并没有了解到张海鹏投日的情况，所以对日军的表现难以理解。另据“九一八”事变时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说法，由于日本政府对军部的牵制，9月下旬，调兵至洮南及通辽一带的军队退回到了郑家屯，军方的活动稍微有所收敛。参见：林久治郎：《满洲事变和奉天总领事》，转引自孙邦主编：《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4页。 [30]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2-14,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31]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4-15,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5,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32]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6,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33]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17,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34] Diary of Salisbury, Oct. 18,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4。 [35] 同上。 [36] Hanson, Salisbury to Beijing Legation, Oct. 20, 1931, Salisbury Papers, box 3。 [37]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7. [38] 关于中国各界对国联报告的反应请参阅洪岚：《<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各界的反响》，《史学月刊》，2006年5期。 [39] The Far Eastern Crisis: Recollections and Observations，p46. [4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harge in Japan(Neville), Oct.11, 1931. F.R. Japan,1931-1941, p.2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