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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7年8月至1923年初，孙中山以“护法”为名，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与北洋各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相抗衡。广州政权的建立，遭到了在华各西方列强的冷遇与反对，列强们纷视北京政府为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认为孙中山建立的政权是中国统一的“破坏力量”。而广州政府建立后，为了争得其合法性地位并获取来自外部的援助，其外交重点也相应地放在了争取在华各列强的承认与支持上。作为一个不被西方列强看好的搞“分裂“的政权，广州政府和孙中山寻求外部承认与支持的努力屡遭挫折，然而他们的努力终有收获。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出于摆脱西方帝国主义围剿的反帝需要，选择了支持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而四处碰壁的孙中山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择了联俄容共，从而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 对于广州政府的这段历史，由于涉及孙中山晚年的革命活动与国民革命的发轫，因而历来为国内外史学界所关注，研究成果可谓相当丰富。具体到这一时期广州政府的对英外交，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有关历史事实的探究已经比较全面，并取得相当的共识。[1]相较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比较关注某一特定事件，对这一时期广州政府对英外交的整体全貌尚缺乏比较系统的勾勒。其次，以往研究往往关注对事件结果的描述与定性，对具体相关细节的描述与把握稍显不足，而这一时期广州政府相关档案资料的匮乏无疑也限制了人们对历史真相的探寻。[2]本文试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相关英国政府档案，对孙中山晚年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期间的对英外交做一系统梳理，以厘清广州政府对英外交的发展与变化，从而有助于研究者对广州政府时期的整体外交形势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与判断。 一、初期对英冷淡 1917年7月，孙中山到达广州，他与西南军阀联合，以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 名义，发起了一场旨在推翻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公开敌对的行动，亦即人们所熟知的护法运动。8月，非常国会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就职，独立于北京的广州政府正式成立。军政府设大元帅1人，元帅2人，下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6个部，其中，任命伍廷芳为外交部长。1918年4月，军政府发布了《外交部组织条例》，规定了外交部的职责范围和各部门的组织结构。[3]同月，军政府对外发布了致各国驻华使节的通告，宣布： “本军政府承认切实履行中华民国六年六月十二日国会解散前中华民国与各国所缔结之国际及其他一切条约，并承认各有约国人在中华民国内享有条约所许及依国法并成例准许之一切权利。惟北京非法政府违背约法而与各国缔结之一切契约，借款或其他允行之责任，本军政府概不承认。” 通告最后希望在华各国“维持正义，承认本军政府。”[4] 孙中山依托中华革命党人与旧国民党各派势力并联合桂系军阀、滇系军阀等西南实力派所建立的政权，从一开始便内乱不断、困难重重，频繁的内争极大地束缚了新兴政权的对外活动空间与做为。事实上，由于内争的加剧和西南军阀对孙中山的排斥，孙中山主导的广州政权成立未满一年，即以孙中山的离职而告消亡。 1918年4月，西南军阀联合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改组军政府，改大元帅制为七总裁合议制。5月4日，孙中山向非常国会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唐继尧、陆荣廷、岑春煊、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7人为政务总裁，实际上排斥了孙中山的领导。21日孙中山愤而离粤赴沪。这样，孙中山第一次在广州尝试建立政权的努力失败。 1920年8月，粤系陈炯明所部在福建漳州誓师，回粤讨伐盘踞该省的桂系军阀。同年10月，粤军击溃桂军，占领广州。随后，陈炯明多次电邀当时寓居上海的孙中山回粤主持大局。1920年11月，孙中山偕同伍廷芳、唐绍仪等人离开上海，经香港前往广州。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此为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二次建立的政权，并没有得到在华列强的承认，为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孙中山首先瞩意非常国会选举出一个非常大总统，在其努力下，4月7日，在穗的222国会议员在召开的非常国会上选举孙中山为总统。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以护法为名在广州另立政权，外交上的当务之急便是获得国际上其他国家的支持与承认，因此，广州政府的外交重点基本围绕着争取在华各主要列强的承认与支持而展开。二次护法前后，在谋求列强的支持上，孙中山把希望放在了联德与联美上。在1917年至1922年期间，联德外交曾经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此期间，孙中山曾多次派人与德国驻华外交官秘密接触，有研究者认为，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即曾接受过德国方面的秘密资金援助，在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还派专人赴德国，游说德国政府和企业界人员，支持他的事业。[5]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与美国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孙中山的许多治国理念包括革命思想受美国影响颇深，因此联美并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一直是孙中山外交重点，在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曾多次给美国总统和在华外交官写信，推销其治国理念，希望美国政府承认广州政权并对其给予援助。[6] 然而，在两次护法前后，在寻求在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之际，孙中山对老牌的殖民帝国英国则表现得颇为冷淡。究其原因，则与孙中山对英国的认识和英国政府的在华作为有密切相关。 孙中山与英国及英国殖民地香港的联系也有颇长的历史渊源，他早年在香港接受英式教育，毕业于香港的西医书院，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秩序井然和社会繁荣曾给青年时期的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令其萌生了投身革命、改造社会的思想萌芽，孙中山1923年在香港大学演讲时曾自称香港是其革命思想的发源地。[7]1895年，孙中山将革命组织兴中会的总部设立在香港，英国殖民地香港一度成为孙中山从事反清活动的宣传基地、筹款基地和武装起义的指挥部。从1896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曾5次到欧洲宣传革命和筹款，这期间曾多次以英国为中转地，1896年，孙中山第一次从美国到英国，曾被清政府驻英使馆派出的密探秘密诱捕，后经其英国老师赫胥黎等人多方营救脱险，这段伦敦蒙难经历曾令当时的孙中山在海内外一时声名大振。 然而这些与英国的渊源并未让他对英国产生多少好感，英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是让孙中山最为诟病的地方，在由他口授、朱执信执笔的《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中，孙中山对英国抨击尤烈，指其在华首设领事裁判权、割占中国领土、强占租界和划分势力范围，驻兵迄27载，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8] 孙中山反对中国参加“一战”，他认为英国是唆使中国参战的真正幕后黑手。1917年5月，孙中山特地发表《中国存亡问题》一文，以全面表达其反对北洋政府参战的立场，在其中，孙中山对英国唆使中国参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 “论此次之劝诱中国，美、日居其冲，而英国若退听焉。考其实际，则英国为其主动，而美、日之行动，适以为英政府所利用耳。”[9] 孙中山认为，中国参加欧战是受到了英法的胁迫，而英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将中国拖入战争，而参战对中国是有害无利，战争双方无论谁胜谁负，都会以中国为瓜分诱饵，中国都将是最终的受害者。 因此，在护法初期对外寻求援助上，孙中山并未与英国有过多的接触。在孙中山第二次建立政权期间，广州政府与英国间仅有的几次交往都是不愉快的经历。 第一次事件是孙中山第二次回粤建立政权后不久，广州政府尝试收回关余与驻华公使团和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展开的交涉。 关余是指指海关税收在扣除了以关税作抵押的外债和赔款之后所剩的余额部分。作为国家税收的一部分理应由中国政府保管，但是由于中国的海关管理权长期在外籍税务司的掌控下，辛亥后解送关余的权力便落到了在华列强组成的公使团的手中，成为操控中国内政的一个工具。1918年中，孙中山首度在广州发起护法期间，经列强的同意，广州政府曾获得13.7的关余份额。从1919年7月开始，军政府获得首批关余，其后，关余均按比例如数拨付，直到翌年3月，军政府发生分裂，伍廷芳携“应用文件、印信及关税余款”离粤赴沪。随后，公使团以“避免助长内争”为由，将军政府应得的关余份额，暂交总税务司代为存储。到1920年底，公使团不再同意“将属于中央政府之全部关余，摊交未经承认之政府”。其后，总税务司安格联串通北京政府，将全部关余拨充内债基金，连南方政府应得部分关余一并划入。[10] 列强的这种做法，招致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激烈反对，因此，第二次回粤后不久，孙中山便命郭泰祺于1920年底向列强提出拨付关余的请求。1921年1月，广州政府正式致函公使团，要求公使团依例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同时外交总长伍廷芳致函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要求从2月1日起，海关机构必须服从本政府的命令和监督，本政府准备承担按比例摊付的债额。[11] 1月18日，在北京的公使团开会，决定严词拒绝，“无论如何不能放任中国政府正供之关余，供应无意识政争之用”。一口回绝。对此，南方政府以强硬态度相对。1月21日，外交总长伍廷芳发布命令：“凡在军政府所属各省海关，须自2月1日起，服从军政府之训令，听其管辖；但各省关税仍照前尽先摊还外债，绝不欲稍有妨碍债权人之利益。” 列强则以武力威胁对应，并从香港派兵200至广州西堤“护关”。[12] 在此次关余交涉中，英国政府的态度是只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与广州军政府打交道，如广州方面对粤海关采取行动，英国将联合列强一道进行干涉。1月27日，英国外交部致函殖民地部，在现在的危机中，寇松（Curzon）同意采取1918年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建议采取的行动。广州领事所建议的行动包括派军舰封锁广州，武力护关。[13]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Jamieson)致电英国海军驻中国司令达夫（L. Duff），如果2月1日出事，就采取行动。他要求达夫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采取的行动包括封锁广州。沿西江护送食品等。为应付局势，英海军向广州增派了1艘军舰，使广州英舰数量达到3艘。面对包括英军在内的武力威胁，2月1日，广州政府通知粤海关税务司，他们决定推迟采取行动。[14] 孙中山将广州军政府在关余问题上受挫的原因归结为主要是英国的破坏。2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会见美国海军武官哈奇斯（Hutchins）和美国记者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时曾抱怨列强对其控制海关的强硬态度，他特别提到列强方面令其计划受挫的主要责任人是英国公使馆和驻广州总领事杰米逊。[15] 收回关余的交涉是孙中山晚年所经历的时间跨度最长，过程最为曲折的一次外交交涉，它对孙中山晚年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建立政权时又重启关余交涉，并最终取得了部分成果。在关余交涉中，英国政府和驻华官员，英籍总税务司的表现，给孙中山留下了一个很坏的印象，它直接影响了孙中山后来在涉英事件中对英国政府政策与意图的判断。 第二次事件是1921年5月4日，即孙中山在广州举行非常大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英国殖民地香港华民政务司罗斯（Ross）派人在港贴出中文告示，以维护社会治安之名，禁止港人集会，庆祝广州成立的新政府。5月6日，罗斯又发布了第二张告示，告诫香港居民不要为广州政府筹募款项，并指出，所募者并非公债，将来或将取消作废，而孙文建设之政府，旦夕有破产之虞，故不能希望其能偿付任何款项，望香港居民不要为其所骗。[16] 对于港英的挑衅行为，广州政府反应强烈。5月13日，广州政府照会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提出抗议，指出香港政府的这一举动非常不合时宜，它不仅污辱诋毁了孙中山大总统和广州政府，而且为外交史上所罕见。照会最后要求香港总督对此做出解释。[17]广州各界也举行集会，声讨港英的行为。[18] 其后香港总督司徒拔（Reginald Stubbs）于5月23日对广州政府的抗议作了答复。他声称，告示发布时他不在香港，此事未经过他的批准，不能同意，他对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语言深表歉意。然而，司徒拔又辩称，他所反对的只是告示所使用的不礼貌措词，对告示所表达的宗旨完全赞同。香港政府只承认北京中央政府，因此，香港政府不可能允许在港为敌对一方总统的就职举办庆祝活动和为其筹募资金。[19] 广州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再次致函杰弥逊，对港督司徒拔的说辞进行了驳斥。指出“香港当局干涉香港居民举行庆祝活动和对本政府给予道义和物质上的支持，其行为明显超越了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友好中立的界线，属公开的敌对行为。”[20] 香港方面的主动挑衅，连一向对孙中山持敌视立场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也觉得有些过头，他认为，香港政府的过激举动不得人心，致使一向敌视国民党的一些中国人都对广州政府表示了同情。杰弥逊在写给驻华公使艾斯敦的信中指出，明智之举是香港政府取消所发告示。[21] 面对各方压力，港英政府最后被迫做出让步，不久派人将告示撕毁收回。[22] 在二次护法期间，广州政府与英国间还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那就1922年1月所爆发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海员为提高工资待遇在香港发动罢工，表面上看不过是一起在香港发生普通的劳资纠纷，但是在中国当时民族主义高涨和劳工运动勃兴的大背景下，此次罢工便有了极其重要的特别意义。对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和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这次罢工所造成的影响也颇为的重要。 首先，香港的罢工得到了广州方面的声援与支持，令孙中山在香港劳工阶层中声望大增。其实，海员罢工爆发时，孙中山正在桂林整军筹划北伐，对于香港罢工情况，事先并不知晓。在罢工初期，是陈炯明主持下的广州政府，腾出一定数量的房屋，安置罢工后返穗的香港劳工，并先后拨出约10万元，解决罢工工人的生活。[23] 表面上看，广州政府在支持香港海员罢工上态度并不鲜明，在海员罢工期间，广州政府并没有公开发表任何有关支持海员大罢工的文件或言论。孙中山当时正致力于北伐大业，他不愿因此事与英国交恶，并招致列强的武装干涉，所以在接受外国记者的谈话时，孙中山更是极力地洗刷其与海员罢工的干系。[24] 尽管孙中山表面上表现出“仁慈中立”，并且在海员罢工期间也确有可能并未直接施以援手，但是从1917年在广州开始护法起，在支持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上，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的确发挥过积极的作用，[25]因此，香港海员罢工取得胜利后，以海员工会为代表的香港劳工组织愿意相信，罢工的胜利有孙中山的功劳。因此，在香港的劳工阶层中，孙中山就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年以后孙中山到广州开始第三次建立政权时，主动提出与英国和香港改善关系，个中原因之一，很有可能是其受到了海员罢工胜利的鼓舞，让他看到了可以借助其在香港劳工阶层的巨大影响力，来迫使港英当局与其改善关系，从我们事后对港英当局一反常态地由坚决反对孙中山，转到愿意与孙中山改善关系的表现看，虽然港英当局的态度不能代表整个英国政府的态度，但孙中山的这一变化，对此后的广州政府与英国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另一方面，海员罢工对港英当局的影响则更为的巨大。首先，海员罢工令港英政府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香港对广东的严重依赖性。香港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邻近的广东，海员罢工期间，罢工工人纷纷返回内地，致使香港百业凋零，商务陷于停顿，经济上蒙受重大的损失。而罢工委员会对香港的经济封锁，更使香港的食品来源中断，居民的日常生活倍受影响。香港政府后来在总结此次罢工对香港的影响时曾特别指出，“此次罢工强烈地表明本殖民地对广州的绝对依赖，一次有组织的杯葛即会对我们造成巨大的危害”。[26] 其次，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断定广州政府操纵与支持了这场罢工。港督司徒拔在向英国殖民地部报告罢工情况时指出：香港的“海员罢工不单纯是一场经济运动，而是一场政治运动”。“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是此次罢工的幕后组织者。广州政府已完全处于这一具有布尔什维主义性质的组织的控制下。毫无疑问，极端主义者站在孙的一边。”[27] 对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政权，港英政府一直持极端敌视态度，海员罢工后，港英政府多次上书英国政府外交部，甚至建议政府出兵，直接占领广州，但被英国政府所拒，外交部就此事向殖民地部指出：“我们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对广州政府施加压力， 因为国王陛下政府并未承认该政府。因而，武力之说是不适当的。”[28] 像所有西方列强一样，港英政府一开始对于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政权持轻视的态度，认为孙中山无财力，没人手，仅凭借个人魅力及少数追随者，难以成事。在海员罢工时，孙中山的这种捉襟见肘的境遇并未发生多大改变，然而，大罢工给香港所造成的损失，则让港英当局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劳工阶层的力量和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更重要的是孙中山在劳工阶层中所展现出的巨大威望，这让他们自此对孙中山与他的广州政权再也不敢小觑，所有这些对后来港英当局的态度发生变化发挥了直接的影响。 在20世纪前期，英国的对华政策可简单归结为维持中国的现状，对外寻求列强间的势力平衡，对内则支持北洋政府。对于中国国内的各派纷争，英国采取的是不介入的“静观政策”。对于孙中山，英国国内政客冠以“幻想家”、“极端分子”、“麻烦的制造者”等称呼，他们视广州政府为反叛中央的地方政府，从不予以承认。不过，伦敦官方并不认为孙中山是一个真正危险的激进分子，因此英国外交部不赞成对孙中山采取极端敌意行为。[29] 这一时期由于美、日等新兴列强的崛起，英国在华地位有所下降，但即便如此，英国的对华贸易与投资在列强中间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在华南及长江流域这些传统英国的势力范围内，英国更是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和其他列强一样，英国政府并不看好孙中山和他的广州政权，问题是他们也忽视了孙中山所代表的争取独立与自强的民族主义精神，随着国内民族主义的不断高涨和国内革命的勃兴，在华南地区拥有巨大经济利益的英国自然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在所难免，只是让英国政府没有料到的是，事件的发展竟发生如此多的变故与意外，令广州政权与英国的关系更像是一出充满了悬疑与冲突的活剧。 二、与英国尝试改善关系 孙中山第二次护法不久，其力主的以广东为基地实施军事北伐，与陈炯明所谋求的“联省自治”发生很大矛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二次护法遭遇失败。 孙中山离粤回到上海后，立即筹划对陈炯明的反击。不久， 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西路讨贼军，对陈炯明部发起攻击，陈军败出广州，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此为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 还在上海期间，虽然在广州连遭二次失败，但孙中山个人声望确与日俱增，美国驻上海领事曾评论道：“在南方受到排斥后，他已经变成为比南方共和国首领甚至更加伟大的全国性人物，一大批北方的卓越的、知名的官员都在寻找他的支持。”[30]在寻找外援上，孙中山的联俄谈判也取得进展，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标志着联俄进入正式实施阶段。在强有力的联俄背景下，回粤前夕，也为确保重新建立的政权稳固，孙中山主动尝试改善与英国与香港的关系。 在上海，孙中山授意陈友仁分别于1月11日和19日两次拜会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S. Barton）。在第一次拜访中，陈友仁告诉巴尔敦，孙中山亟欲采取一项赢得英国同情的措施，他将提供他对于改善中英关系的兴趣的证据。在第二次拜访中，陈友仁进一步阐述了与香港政府改善关系的必要性。他指出，孙博士担心，倘若他在得不到能与香港改善关系的保证的情况下返回广州，双方势将再起纠纷。那样的话，他将被迫寻求与其他列强建立友好关系。陈友仁要求巴尔敦把孙中山现时的态度通知英国有关当局，同时暗示，孙中山和香港总督举行一次会晤将会是符合人心的。[31] 2月1日，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J. R. Macleay)在赴京途中路过上海时，孙中山派陈友仁和伍朝枢拜访了他。对于孙中山的友好表示，麻克类反应谨慎。他向陈、伍二人解释，英国对于孙中山并无任何敌意，但他同时又宣称，如果孙中山执意在南方建立独立的政府，那就很难得到英国的同情和支持，因为促成中国的稳定和统一，是英国的既定政策。在随后写给外交部的报告中，麻克类建议，只要孙中山能够约束自己，不在香港的劳工中挑起事端，英国政府就应该对他保持友好态度。[32] 1923年1月下旬，重返广州临行前，孙中山派人给港督捎去口信，询问在他途经香港时，港督能否与他一晤。对此，司徒拔答复道：只要孙中山不以中华民国大总统或其他英国政府未予承认的身分抵港，他将非常乐意接见，并与之共进午餐。[33]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在陈友仁、古应芬、许少清等人的陪同下，乘美国军舰“杰弗逊总统”号离开上海。17日，孙中山抵达香港，下榻干诺道九号港商杨西岩的私宅。 孙中山在港逗留3天，穿梭来往于香港各界举办的活动。他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反复阐明其政治立场，并表明了与香港改善关系的诚意。2月18日中午，孙中山出席港督司徒拔为他举办的非正式午宴。在午宴上，孙中山告诉司徒拔，他如今已认识到，香港和广州的利益密不可分，他要同英国合作。[34] 2月20日，孙中山应邀到香港大学发表演说，这是他此次访港活动的一个高潮。当天上午，香港大学礼堂内挤满了学生和来宾，香港布政司施勋、港大校长布兰特的夫人、香港西商会主席皮尔西以及何东爵士等香港知名人士出席了演说会。施勋首先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随后，孙中山发表了主题为“革命思想之产生”的演说。通过演说，孙中山给所有在场的人一个印象，那就是他对香港和英国的政治抱有好感。[35] 2月20日晚，孙中山在住处接见部分香港的工商界领袖。谈话中，孙中山告诉他们，香港政府已经同意“自后彼此互相协助，一致行动”，他希望香港商界今后能支持他的事业。[36] 孙中山此次对香港的短暂访问的最大收获之一莫过于香港政府对其态度由此发生了变化。港督司徒拔对孙中山的亲自接见和港府官员出席孙中山在港大的演说，均是一种出格的友好姿态，因为香港政府所接待的是一个不被英国政府所承认的南方政府领导人。就在一个多月之前，香港政府还吁请英国政府采取措施以阻止孙中山回粤。[37] 关于港府一反常态的变化，司徒拔在写给外交部官员詹姆斯(Ｊａｍｅｓ)的私人信函中解释道，他对孙中山的态度这种明显的前后不一致，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统一，是形势的变化使然。司徒拔指出，既然孙中山对我们的态度已发生变化，愿意与我们改善关系，那么，我们“设法与他合作就要比反对他好得多”。司徒拔进一步强调，“显而易见，倘若我们能与统治广州的政权保持良好关系，我国的贸易发展就会容易些，反之，倘若我们反对孙中山，就将意味着英国的贸易会受到阻碍”。[38] 后来，在另一封写给殖民地大臣的长函中，司徒拔又进一步阐述说，他这样做的动机只有一个，即“促进本殖民地的利益”。他特别指出，“1922年的海员罢工已非常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本殖民地的繁荣与广东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 。广东若是与我们处于敌对状态，占英国对华贸易大部分的香港贸易将陷于停顿，因此，根本之举是，为了香港的贸易，我们应尽可能地与统治广州的势力保持良好关系，不管它是孙中山还是什么别的人。”[39] 随着孙中山访港，粤港关系迅速升温，双方均展开活动，尝试进行合作。 3月6日，孙中山在他的法律顾问诺尔曼的陪同下，拜访了英国驻广州领事杰弥逊。在随后举行的会谈中涉及这样一些实际问题：改善黄埔港、修筑粤汉和广九铁路的连接线、香港政府派专家帮助广州政府整顿财政等。[40] 贯通粤汉和广九两条铁路线，是香港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一项工程。铁路线的贯通，将把香港与富庶的长江流域连成一片，为香港带来无穷的商业利益。因此，它最先吸引了香港政府的注意力。为此，港英政府积极参与这一项目。3月23日，港督司徒拔亲自出面，表明港府意见。在发给麻克类的电报中，司徒拔主动提出，他可以用英中公司提供贷款的方式劝诱孙中山同意立即修建铁路连线，其中用于征地的款项将付与广州政府。司徒拔进而又补充说，他正与殖民地部交涉，准备由香港政府对这笔贷款提供担保。[41] 英国殖民地部赞同港督的提议，在发给外交部的密函中，殖民地部表示，香港政府和该部均认为，修筑这样一条铁路连线极其重要，倘若能够获取北京政府及南方政府的同意，倘若这项工程的投资不与英国政府对此所应承担的义务发生冲突，希望外交部给予最优先的考虑。[42] 然而，英国外交部对此建议明确表示反对。5 月2 3日，在给英国殖民地部的复文中，外交部指出，孙中山之所以赞同这项建议，其主要动机是他需要金钱，否则他不会赞同。北京政府自然不会同意这样一项为孙中山提供自由资金的计划，而且该计划也完全违背了英国政府的政策。[43] 虽然筑路借款的计划受挫，孙中山依然希望从香港方面获得援助。5月初，孙中山向香港政府提出，希望港府能为他延请几名税收、土地和审计方面的英国专家，以帮助广州政府整顿财政。对于这样一种合作的可能，港府再度表现出兴趣。在给英国殖民地部的电报中，司徒拔指出，为了香港的利益，将广东的行政管理置于一个令人满意的基础之上是最理想不过的事情。[44] 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在回答外交部对此的质询时，直接表示反对。他认为，正确的途径是，英国应继续保持友好中立的政策，不答应孙的请求。因为目前孙与中央政府正在交战，在这种形势下，借英国专家帮助孙将明显违背我们不介入地方军事纷争的政策，而且势必会引起北京政府和列强特别是美国的猜忌。[45] 这样，由于英国外交部的反对，广州政府与英国寻求合作的努力未产生任何的实效，这 令广州不免对英国充满了失望。而随后发生的关余事件则令广州方面对英国失望到了极点。 三、关余事件的影响 1923年9月，陷于财政困难的广州政府向列强重提关余的要求。然而，在华列强公使团对广州政府的这一正当要求采取了漠视态度。公使团的恶劣态度激怒广州政府，广州政府遂对外多次表示，如果需要，准备以武力夺取海关。在华列强以武力威胁相向。12月1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以列强驻广州领事团领袖领事的身份，奉命向南方政府发出警告：公使团不承认对中国海关的任何干涉，如有上述情况发生，他们将采取其所认为适当的强力手段以应对。[46]不久，英、法、美、日等多国派出军舰10余艘，陈兵广州白鹅潭，对广州政权实施军事威吓。列强因关余问题与广州政权矛盾陷于激化。 在关余事件中，在英国政府内部，围绕如何处理与广州政府的关系上，英国政府、驻华官员以及殖民地香港的官员之间产生了巨大分歧。为避免广州政府将反帝矛头指向英国，英国外交部尝试对南方政府采取一个相对保守与稳妥的政策，希望在不放弃原有对华政策，即承认北洋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前提下，由列强共同出面对北洋政府施压，就关余问题达成某种妥协。为此，英国外交部要求其驻华公使麻克类向外交使团提出如下建议： “列强应该让有关各方明白， 在现有条件下，只有通过建立某种各省参与关余分配的制度，才能作到对列强控制下所收取关余的公平分拨。参与分配的依据，必须由北京政府和各有关地方当局之间签订协议来决定。如果在一定的时间里各方不能达成协议，列强将被迫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依据公平的原则自行分派这些关余（必要的话，那些为内债担保的关余也包括在内）。或者，列强将扣住这些关余，直至各方达成协议。”[47] 然而，麻克类对外交部的指令采取拖延抗拒的对策，始终未向公使团提出英国政府的建议。在关余事件中，麻克类和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在外国使团中一直是列强武力威慑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这些表现，令伦敦方面非常不满。 而香港总督司徒拔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充当起了孙中山与列强间的居间联络人。在关余事件中，孙中山鉴于此前香港政府对广州方面的友好态度，先后两次派陈友仁赴香港拜见司徒拔，表明广州政府在关余问题上的立场，并希望香港政府从中调解。对此，司徒拔积极回应，他对陈友仁的两次来访均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分别致电殖民地部、驻华公使麻克类与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将广州方面的要求、孙中山来信以及声明通通做了转达。在给殖民地部的电报中，司徒拔反对列强对广州政府采取行动，并警告“倘若列强最终决定采取敌对行动，英国的贸易必将蒙受损失”，建议英国政府，为了香港和英国的利益，“除了为保证偿付外国贷款利息所绝对必需采取的行动之外，英国政府不要加以干涉”。[48] 在随后发给麻克类的电报中，司徒拔甚至表示，他希望英国政府应该默许广州方面所提出的“如果广州的税务司先向北京解付偿还外国债款所必需关税份额，然后将剩余部分交给孙逸仙，后者将放弃其夺取海关的建议”。[49] 司徒拔充当孙中山与英国政府居间联络人的做法，以及让英国政府接受孙中山所提要求的主张，令英国外交部大为光火。12月19日，外交大臣寇松特地写信给殖民地部大臣德文郡公爵，表示，如果不是孙中山期待着香港政府的支持，他是不会在海关问题上与英国政府和其他列强作对到如此地步的。寇松进而向殖民地部建议将司徒拔尽快调离香港。[50] 在关余事件中，虽然广州政府面前的对手是列强组成的公使团，而非英国政府，但是鉴于英国在公使团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的身为广州领事团领袖的杰米逊的强硬表现，足令广州方面对英国心生极大的怨气，双方关系一度非常紧张。然而。随后发生的商团事件，则令双方的紧张关系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四、商团事件与矛盾激化 1924 年10月，广州爆发商团事件。促成商团事件的原因，是广州政府的财政、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商人与政府间矛盾的一次大爆发。[51]资料显示，在触发商团发动事变的“哈佛轮”走私军火案中，以汇丰银行为代表的香港英商全程参与此事。早在1923年秋天，汇丰银行就已开始与陈廉伯勾结，密谋武装商团。此后，汇丰银行的上层继续关注并参与商团走私军火的计划。汇丰银行两任总裁斯蒂芬（A.G. Stephen）和巴罗（Barlow）、副总裁罗斯(D.M. Ross)及广州分行经理德寇西（de Courcy）均是武器走私计划的积极参与者。此外，西人控制下的广州海关也有参与，英国新任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Bertram Giles）事先也闻悉此事。[52] 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没有支持和参与商团事件。作为1919年5月开始签署生效的“列强对华武器禁运协定”的签字国，英国政府在得悉“哈佛轮”走私军火情报后，曾多次下令沿途英国各殖民地政府设法拦截。然而，在商团事件的危急时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在未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下，擅自向广州政府递交一份最后通牒，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53] 广州政府一直认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是商团叛乱的幕后策动者，而翟比南的最后通牒，则更被当时的孙中山和广州政府视作英国政府公开庇护与支持商团叛乱的明证。孙中山与广州政府为此做出强烈反应。9月1日，孙中山代表广州政府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痛斥英帝国主义公然支持反革命力量，阴谋推翻革命政权。同时，孙中山还向英国的麦克唐纳政府发出公开抗议书，抗议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54] 孙中山第三次治粤，为解决财政困难，不得已只得加税重赋，导致商民关系紧张。引发商团叛乱的原因，绝非背后有英国政府支持这样简单，孙中山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英国，也许有转移矛盾的考虑，但联系到此前与英国的紧张关系，孙中山作此判断，也是可以理解的。 面对孙中山的强烈指责，英国政府有些摸不到头脑。外交部急令各相关责任人调查事件的真相。调查的结果是，所有的官员都称自己与商团事件毫无关系。就连与此事密切相关的汇丰银行经理斯蒂芬也把自己摘得一清二净。英国政府查实的只是一件事，亦即驻广州领事翟比南向广州政府递交的最后通牒未经任何人批准，完全是他自己擅作主张。英国政府对此大为不满，事后英国外交部特地给予翟比南以申斥的处分。[55] 从档案上看，英国政府与商团事件完全没有任何的干系，即便有个别英人卷入其中，那也完全是其个人行为。英国政府的政策不允许主动与孙中山建立直接的联系，而且英国政府也不屑于向广州政府做出解释，撇清干系。但此事对广州政府此后对英关系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巨大的。 英国政府背后支持商团发动叛乱，并且公然以武力威胁的手段试图阻止广州政府平息叛乱，这样的信息令对英外交中饱受挫折的广州政府平添愤懑之情，并在广大民众中激发起更为强烈的反英情绪。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孙中山与广州政府正式选择对内“容共”，发动一场国民革命运动，打到旧军阀，统一中国。对外则选择联俄反帝，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侵略与特权。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以及此前对英关系中所产生的种种纠葛，在1925年五卅惨案爆发后，广州政府迅速将反帝的矛头指向了英国，而香港则成为了反英斗争的首选目标。1925年6月19日，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省港大罢工持续长达1年零4个月，香港——这块英国的殖民地遭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打击。这对于极力避免卷入地方纷争的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者和力图改善与广州政权关系的港英政府的官员们来说，也许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载《近代中国：思想与外交》（论文集），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 这方面研究著述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韦慕廷著：《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译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黄宇和著：《中山先生与英国》，台北，学生书局，2005年版。相关研究论文更是为数众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2] 除了《大本营公告》这样的政府出版物外，有关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期间涉及中英外交的政府档案基本阙如，中文资料主要散见于当时的报章，比较而言，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里保留有比较丰富的这方面的内容，此外，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里的《各项事件传闻录》中也收录了不少当时海关情报部门搜集的关于广州政权的内幕情报。 [3] 《军政府公报》，第75号，1918年4月23日出版。 [4]《大元帅通告驻华各国公使书》，1918年4月17日，《军政府公报》，第75号，1918年4月23日出版。 [5]关于孙中山联德外交的最新研究，请参阅李吉奎：《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载栾景河、张俊义主编：《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469-480页。 [6] 参见：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17页；陈三井：《论孙中山晚年与美国的关系》，《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84-92页。 [7]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5-116页。 [8] 《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页。 [9] 《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2页。 [10]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请参见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第650-654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民国部分）》，第100-102页。 [11] 《伍廷芳致安格联》，1921年1月，《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第55页。 [12]吕芳上：《广东革命政府的关余交涉（1918-1924）》，《中国国民党党史论文选集》第3册，第654-658页。 [13]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Vol.24,p74. [14]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Vol.24,p358-359. [15] Kenneth Bourne and D. Cameron Watt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2, Series 5,Vol.24,p74. [16] Enclosure 2, Enclosure 3 in Alston to Curzon, July 25, 1921, F.O.405/232, pp59-60. [17] The commissioner for diplomatic affairs to Jamieson, May 13,1921, F.O.405/232, p60. [18] 《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5月24 日。 [19] Stubbs to Jamieson，May 20,1921, F.O.405/232, p62. [20] C. C. Wu to Jamieson, May 24, 1921, F.O.405/232, pp63-64. [21] Jamieson to Stubbs, May 17, 1921; Jamieson to Alston, May 12, 1921, F.O.405/232, p61. [22] 《民国上海日报》，1921年5月25日。 [2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北京，1953年，第2版，第59页。 [24]1922年底，孙中山在接受记者约翰.白莱斯福的采访时说：“当罢工事起时，余在广西桂林，其地与广州不通火车，余方以全力注于北伐。彼时主管广州政府者为陈炯明。余初不知有罢工事。直至吾人军用品因交通断绝不能达梧州时，余始知之。至余对罢工者之感想，苟彼等之目的为经济的， 余固予以同情。而彼等之罢工，其后虽牵政治，原始时实为经济的也，但谓余赞助罢工，以期损害英国利益，余绝对不能承认。”参见《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35页。 [25] 有关孙中山支持香港与广东工运的研究，可以参见：陈明銶：《孙中山先生与清末民初广东工运——民族主义、地缘主义和革命动员》，载陈明銶主编：《中国与香港工运纵横》，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1986年版，第3-20页。 [26] Report on Seaman Strike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Mar. 14, 1922, C.O.129/474, p236. [27]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Feb. 28,1922, C.O.129/474, p163. [28]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uly 8, 1922, F.O.405/237. [29] Richard Stremski,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Taipei, 1979, p12. [30] 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第136页。 [31] S. Barton to R. H. Clive, Jan. 23, 1923, C.O.129/482. [32] Macleay to Curzon, Feb. 28, 1923, F.O.405/240. [33]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7. [3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35] 《在香港大学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页。 [36] 《在香港工商界集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7页。 [37]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Jan. 11, 1923, C.O.129/482. [38] Stubbs to James, July 21, 1923, C.O.129/482, p252. [3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Dec. 23, 1923, C.O.129/481, p554. [40] Jamieson to Macleay, Mar. 7, 1923, C.O.129/482, p201. [41] Macleay to Curzon, April 3, 1923, C.O.129/482, p187. [42] Colonial Office to Foreign Office, Mar. 31, 1923, C.O.129/479, p513. [43] Foreign Office to Colonial Office, May 23, 1923, C.O.129/482, p186. [44]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May 9, 1923, C.O.129/480, p111. [45] Macleay to Curzon, May 28, 1923, C.O.129/482, p248. [46] Maclaey to Curzon, confidential, 21 December 1923, FO371/10230, p199。 [47] Foreign Office to Maclaey, 2 October 1923, FO371/9222, pp191-193 [48]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11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p447－449。 [49]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Maclaey, 13 December 1923, CO129/481, p512. [50] Curzon to the Duke of Devonshire, 19 December 1923, CO129/483, pp204－205。有关关余事件中英国政府、英国驻华使领和港督司徒拔各自的反应和冲突的详情，详见拙作《南方政府截取关余事件与英国的反应（1923-1924）》，载《历史研究》，2007年第1期。 [51] 关于商团事变原因这方面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请参见温小鸿“1924年广州商团事件再探”，载《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5月；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角度的再探讨》，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52] 参见：Chung, Stephanie Po-yin(钟保贤), Chinese Business Group in Hong Kong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 China, 1900-1925, London, 1998, pp107-115. [53] 《广东扣械潮》，卷二，第91页。关于英方对此事件的叙述请参见：R．Maclea to Foreign Office, Sep. 5, 1924, FO371／10244，p24. [54]《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870—872页。 [55] 有关商团事件中英国政府的态度，详见拙作《英国政府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载《广东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