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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1年美日秘密谈判是太平洋战争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谈判的最终破裂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了某种直接推动的作用。由于美日关系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前途，因此从获悉美日谈判消息起，国民政府及蒋介石即对该谈判给予了强烈的关注。出于对国际形势及美日矛盾紧张程度的判断，一直到美国方面抛出临时过渡方案前，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更多的是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此次美日谈判。在美日谈判的最后阶段，当面对美方提出临时过渡方案及美日即将达成临时妥协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主动出击，打了一场出色的外交公关战。在此过程中，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常驻美国的宋子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下，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对日妥协方案，转而对日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从而导致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发生和中国抗战局势的全面好转。 关键词：美日秘密谈判、对美外交、蒋介石、宋子文、胡适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秘密谈判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课题，围绕此次美日谈判的性质、内容及对中国的影响上，学者们曾发表过大量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且已取得相当多的共识。[1]然而，以往研究在涉及中方对美日谈判的态度及反应上，研究者囿于所关注视角的不同及运用史料的束缚，对某些重要历史细节的认识依然不是很清晰，有些结论亦不免失之偏颇，并且对此次中方力阻美日秘密妥协的重要性的认识似乎也稍显不足，该问题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2004年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陆续全面开放了其所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国民政府对美日谈判的反应，弥足珍贵。本文尝试以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手稿）为主，并参考其他档案史料，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尤其是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对美日秘密谈判所做出的种种反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订正与补充，同时笔者亦尝试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探究蒋介石对美外交的心路历程，对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谋略及实践辅以简单的介绍及评析。 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与外交 1941年美国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日、美正式开战。日美交战，对于独撑抗战危局的中国军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对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而言，这一天也是其自抗战以来所一直翘首企盼的解决中日战争的重大转机。 1937年中日全面爆发战争以来，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开始意识到寻求对日妥协不能解决中日间的冲突，而以中国当时羸弱的国力，单凭中国一国之力，也很难打赢这场战争。于是，便采取一边抵抗一边寻求国际社会援助、苦撑待援的策略。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活动基本围绕着这样一个策略来展开。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开展全方位外交，寻求除日本以外所有西方列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与支持，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更是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上，在仔细考察并评估了各国实力及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及影响力后，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开始把外交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美国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各国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2]1938年9月，蒋介石任命在中美知识界均享有较高名望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在给胡适的电文中特别指出：“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3]10月1日，外交部在给胡适的电令中向其明确了他此次使美的主要目标：1、促请美国修改或废除中立法；2、争取援华物资；3、促成对日经济制裁；4、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4] 然而，国民政府寻求美援的道路并不平坦。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在东亚帝国主义强权体系中，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被动与次要的角色。因此，中国对外寻求援助，除了自身的努力争取，更多的还要看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远东国际关系特别是美英与日本关系的发展走向。 1938年11月11日，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道：“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即坚忍不拔之态，取得最后胜利，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克服中国之野心丧失。”[5] 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中，中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我之对倭，在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6]为此，对内国人必须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不畏失败与牺牲，他认为：“非此牺牲不能暴露倭寇之野心，不能促成英美之决心，不能唤醒国民之觉悟，故今虽大败，而于来日复兴之基础实植于此也。”[7]因此，到1938年底，虽然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广州与武汉先后陷落，国民政府遭遇“大败”与“牺牲”，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侵略行为逐渐招致其与美英等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在东亚拥有重大利益的英美，终于被逼联手向日本施压，同时开始对中国的抗战施以援助。1938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延宕多日的中国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8]12月，英国宣布给予中国首笔50万英镑的贷款援助。[9]这两笔贷款虽数额不大，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鼓舞作用。对此，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曾有过如下评价：“全国形势以我能持久抗战，不屈不挠，至最后十二月显有进步。以英、美对我贷款，已不畏倭寇之强暴，可见敌寇之威信堕落，已不为国际所重视。”[10] 蒋介石很清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只有利害，决无是非”。[11]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一直寻求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获得援助与支持，但中方的所有要求都毫无例外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冷遇，直到1938年底，中国独撑抗战的局面才开始有所改观。此后随着美日关系的日趋紧张，美国对日态度逐渐强硬。1939年7月，美国宣布6个月后废除1911年与日本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并着手研究修改中立法。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远东形势充满变数，一方面英美专注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另一方面日本则加紧扩大了在东亚的侵略步伐，与美英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大。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独力抵抗日本日益疯狂侵略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在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发挥的作用开始日益为美英所重视，国际地位也由此得到提升，与美英携手对付日本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国欲得胜利，必在坚持抗战，必待国际问题之总解决”，[12]欧战的爆发，提供了这样一个“总解决”的机会，1939年9月2日，即欧战爆发的次日，蒋介石即召集行政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共商中国的应对之策，蒋介石当时就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以避免英国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但考虑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有苏联不能援助与德交战国家的条款，才暂时放弃了这种想法。[13]蒋介石当时考虑的是，中国“必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倭不能加入”，[14]但随后蒋介石很快意识到，“远东问题之根据在九国公约，其重心在美国，当有单独解决之可能”，因此，是否参加欧战“应视美国态度为标准”。[15] 于是，欧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更加紧了对美外交的力度，并以此作为中国抗战与国际问题一并解决的关键。鉴于对美外交的重要性，蒋介石亲自掌控全局，事无巨细均亲力亲为。从重庆到美国，从舆论到实践，国民政府寻求美援的外交可以说是全方位立体地展开。纵览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日记，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对国际形势的研判、日美外交动向及对美外交的运用一直占有相当的篇幅。当时对美外交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争取美国对华经济与军事援助、督促美国对日制裁、防止英法对日妥协等几个方面展开。 与此同时，随着德、日法西斯穷兵黩武的日益加剧，国际形势出现了更加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署同盟条约，世界法西斯侵略阵线和反法西斯阵线阵营的划分日益明显，美国加大援华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国民政府借助外力来解决日本侵略的前景开始变得逐步清晰了起来。对此，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曾做出过如此的表述：“倭果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此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自九一八以来，时谋导引太平洋问题总解决之期能早日到来，俾我国得脱离危亡之局”。[16]为应对这种新局面，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自三国同盟发表以后抗战地位又提高一层，对英对美对俄及对三国盟约国之方针暂定如次：甲、保持抗倭阵线与态势，以不予媾和为原则；乙、使美英俄对我增加援助，而不再藐视或加我以压力”。[17] 轴心国集团成立前后，日军加快了南进的步伐。1940年6月，日本利用法国投降德国之机，强逼法属印度支那当局关闭了滇越铁路。7月，日本又迫使英国关闭了滇缅路。美日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应对日本的威胁，美国一方面推出一系列对日经济制裁措施，另一方面则加大了援华力度，希望借助中国人民的抵抗来拖住日军侵略的步伐。在中国方面，为加强对美外交，1940年6月，蒋介石派宋子文以其私人特使身份使美，争取美援与密切联络。通过宋子文在美多方努力，国民政府在寻求美援上获得多项重要成果，1940年9月，中美达成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同年11月，美国政府批准了向国民政府借款1亿美元。1941年4月，中美平准基金协议签署。同年3月，美国国会批准了《租借法案》，不久，美方宣布，中国可以根据《租借法案》获得美国的援助。这样，到1941年中旬，美国建立起了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在内的援华体系。 二、对美日妥协之因应 起初，蒋介石派遣宋子文到美国，其主要目的是欲利用宋子文在财经方面的特长和在美国的人脉来尽可能多地获取美方经济援助，由于在美表现出色，宋子文赢得了蒋介石信任，因此以后就代表国民政府在美国从事外交活动，在宋子文驻美期间，许多中美间的重大外交事件都是蒋介石直接下令宋子文去办理，蒋的这一举动，经常令当时重庆的外交部和华盛顿的驻美使馆感到处境尴尬。由于中美关系的地位重要，掌控对美关系占据了蒋介石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仅从当时蒋介石日记中对美关系有关记录所占的比重上，人们就可以轻易做出判断。特别是进入1941年11月后，随着日美关系的日趋紧张，对美关系已成为蒋介石每日关切和处理的第一要务。初步估算，在1941年11月蒋介石的日记中涉及对美关系内容的记录竟达25天。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日记，可充实我们对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认识，而这一时期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往来文电则可以为此提供珍贵与真实的佐证。 进入1941年以后，美日关系持续紧张，美日之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急剧增加，战争一触即发，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中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然而，令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没有料到的是，一场美日间的妥协谈判此刻在秘密展开。 从1941年年初起，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政策已经明确，但美国对日政策如何发展仍未最终确定。同年4月，由美、日两国民间人士发起美日谈判，形成了代表日方意向的《日美谅解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日本仅在德国遭受未参战国攻击时才履行三国同盟义务，承认中国独立和从中国撤军；美国承认“满洲国”，劝说蒋介石与日本谈判，推动蒋汪合作、日美恢复经济关系等。[18]美方遂决定以《谅解备忘案》为基础与日方举行官方正式谈判，于是谈判从4月开始在华盛顿陆续秘密展开，美日双方谈判代表分别是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谈判伊始，美方制定了包括尊重中国主权、不干涉他国特别是中国的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维持太平洋地区现状等四项谈判原则。[19]美日谈判主要议题围绕着德意日三国同盟、美日合作和中国问题来进行。当时美方的意图是想通过谈判拆散德意日三国同盟，避免将来东西两面作战，同时牵制日本的“南进”，而日方的主要意图则是欲借谈判谋取美方承认其在中国侵略利益的同时，解除对日经济封锁。这场美日谈判时断时续持续很长时间，双方从1941年4月一直谈到12月，长达8个月，共分两个阶段，其中7月底之前为第一阶段，美方曾试探性提出以承认伪“满洲国”的独立和共同防共等牺牲中国利益的方案来换取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让步。但是，美方的这一让步遭到持强硬立场的松冈洋右外相所拒绝，谈判陷于僵局。8月初，野村提交新的方案，日本准备以部分撤出进入印度支那军队为条件，换取美国解除对日本石油禁运、解冻日本在美资产和停止对华援助。双方开始了第二阶段的谈判。 美日关系一直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所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在美日谈判的开始阶段国民政府对此似乎并不知情。据目前所能发现的资料看，国民政府最早探悉美日有可能秘密接触的信息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5月19日，莫斯科《真理报》发布一则新闻，称据来自纽约的消息，“传日本已向美政府提议，请美国调停中日战争。”[20]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了如下一段文字：“美国调停中日之舆论渐起。二、美仍想与倭妥协，故其贷械案虽批准，非武器之物品耳。”[21]5月20日，蒋介石继续对这则传闻发出感慨：“美国始终想与倭寇妥协，白人皆视黄人为玩具，可痛。以美国对英之热情与其对华之比较，岂尝血浓于水而已。”[22] 据《蒋总统秘录》记载，5月23日，美国国务卿赫尔约见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就美国对日交涉的见解有所说明。赫尔指出：“欧洲战争虽越来越危险，但欧洲和远东乃是一整体问题”，他表示美日交涉没有达成任何一项协议，同时更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结论性的交涉。”[23] 对于5月23日的这次会见，《王世杰日记》中曾有过更为详细的记载，据称，在5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郭泰祺抵达旧金山时，驻美大使胡适打电话托其密告政府，国务卿赫尔曾非正式询问，“中日战争有无和平解决之可能，赫氏并谓，日本方面近已间接向美政府人士表示，如美国不过分与日本为难，愿与中国了结战争。并逐步脱离轴心集团云。”胡适当时直接告诉赫尔，中日战争和平解决现时绝不可能，事后，胡适准备了一份备忘录提交美方，详细说明了中方理由。胡适这么做事先并未向国内请示，[24]这种违反常规的行为，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国民政府方面对正在进行的美日妥协谈判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直到6月7日，胡适才把此次与赫尔会谈的信息致电外交部，称：“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在美多方游说，企图缓和日美空气，但据国务卿言，日本并未正式向美表示盼其调停中日战事。”[25] 在此前后，以蒋介石私人特使身份在美寻求经济援助的宋子文也探听到了美日秘密谈判的相关消息，6月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称： 日本驻美大使野村，曾向美国务卿商订类似日俄协定之约，上星期重新提议，国务卿以日屡次失信，例如‘门户开放’等毁灭无遗，对日当局，已无信用，婉词拒绝。又美驻日大使克鲁报告，日海军不愿与美开战，社会名流，亦多不满当局政策，此项消息，国务院密交纽约泰晤士报于下星期登出，用意在表示日美间目前无重大变化，即如上月廿七日总统演说，未攻击日本一字，亦足见对日关系，有不愿尖锐化之势。[26]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至少到1941年6月，国民政府方面已经明确获悉美日正在秘密接触的信息，但当时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未采取有针对性的反制行动。个中原因大概是首先国民政府方面对此次美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及实质仍不是很清楚，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中美关系总体上对中方有利。 实际上美日秘密谈判并未影响美国政府援华制日的行动。1941年5月，美国把对日出口管制扩大到了美国全境及附属领土。7月，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南部后，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财产。此外，在援华上美国也加强了力度，1941年4月，《中美平准基金协定》在华盛顿签署，双方同意设立中美平准基金，美方允诺在1941年6月30日前购买5000万美元的中国货币，同时，中国政府向基金拨付2000万美元，用以稳定法币与美元的汇兑。[27]同月，罗斯福签署命令，同意美国退役军人加入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组织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同时美方还应蒋介石的要求推荐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担任蒋介石的私人顾问。7月，美国还派出以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来华，考察与租借援助相关的事务。美方的这些友善举动，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不相信美方会向日本出卖中方的利益。 实际上自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很长一段时间关注的焦点是日苏关系。他本能地判断日本将迅速北进向苏联发动进攻。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蒋介石就在日记中迫不及待地推测：“倭于下月将攻俄乎？”[28] 6月2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见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要他转告华盛顿：希望美国在短时间内能发表一份援苏声明，为此他指出，“欲使美国避免卷入太平洋战祸,最好办法惟有援助苏联，稗日本于北太平洋多事之秋，不得不自动放弃其南进政策, 美日之当面冲突可以从而避免矣。”[29]在当天的日记里，蒋表示：“如英美能赞成，或能保证中俄合作，则我无害矣。”[30] 蒋介石认为：“自德认汪伪以后，倭必攻俄无疑。俄倭如果战争，则中华民族之生命乃有基础，他日胜利未始非希脱勒助我之力也。”[31] 基于如上判断，蒋介石对于当时美日之间的接触，他甚至认为“此时倭必对美要求全般妥协工作，然后再攻俄北进。”[32] 8月6日，野村再次向赫尔提出日本的新方案，美日重启谈判。为打破谈判僵局，日方建议举行双方首脑会谈。8月28日，野村会见罗斯福，提交了一封日本首相近卫致罗斯福的亲笔信和日本政府的声明，表示日本愿从大处和长远处与美国讨论双边关系，并继续建议举行日美首脑会议。[33]对于首脑会谈,罗斯福起初表示赞成,但赫尔却持异议，他怀疑日本对和平的诚意，此后，美方回复日方，希望美日先举行预备性谈判，实际上拒绝了首脑会谈的建议。[34] 从8月末开始，国民政府陆续从多种渠道探知美日在进行秘密谈判的消息，与以往一样，起初蒋介石对美日秘密接触并未表现出过多的担忧。从美方对日逐渐强硬的行动判断，蒋甚至认为，此时的美日交涉，倒有可能是日本在美国日益强硬的压力下主动寻求妥协与让步的行为。 野村面见罗斯福总统后，日本内阁发布了近卫首相致罗斯福手书的消息，但未公布具体内容，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对美日交涉进行了深入研究，[35]在8月31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他分析道，“自近卫致书罗斯福之后，倭之精神在事实上已经屈服，然而美国对倭仍无最后战争之决心，惟思其不战而屈，此乃英美之弱点，然而于我国亦无重大不利之影响。”[36] 身处美国的宋子文通过特殊渠道获悉了近卫致罗斯福信函的内容，9月3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就此做了汇报，电称“近卫致总统函内容如下：（一）欧战期间日本应允不再向外有军事上发展。（二）日驻越军队减至一万人，越军港不建筑工事。（三）中国本部及东三省维持现状，希望美国劝告中国长期停战。（四）日本希望美国恢复经济关系，解除冻结，另订通商条约，及劝告英荷同样与日恢复邦交。”宋子文在电文中还报告了美政府对此的态度，认为近卫所提几点“无非延宕手段”，美国方面对此心知肚明，“惟不愿对外公开发表，恐因此惹起军人对近卫内阁之暴行，但认定无论如何一二月内，近卫亦难支持。届时，即为太平洋战争发动之时。美方因不愿日军人借口此次向美协商而推倒近卫，故绝对不愿丝毫有所泄露也。”[37] 此时，驻美大使胡适就美日谈判事也向美政府提出质询，9月4日，赫尔国务卿应胡适之请对此作了当面回复。赫尔称：“日美两国所举行之谈话，系属偶然，或试探性质，但双方迄未觅得可作谈判之共同基础”，他表示，“美国政府甚至在考虑涉及中国情势之任何谈判以前，希望与中国政府及其驻美大使，讨论全盘问题。”9月10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致函美驻华大使高思，要求美方就美日谈判的有关情况予以通报，9月15日，高思奉命将9月4日赫尔国务卿与胡适的谈话内容通知中方，并以此作为回复。[38]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如此记述：“今日正式通告我国，于美倭试谈时，凡有涉及中国者，必先与中国协商，并明言倭侵略行动不停止，则其经济制裁决不停止之意，可以安定国人心理。”[39] 由于美日谈判攸关中国利益，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毫无例外地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对美日交涉的前景，也一直表现出谨慎的乐观。事实上到9月底，美日谈判仍未有任何具体的进展。在9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写道：“美倭秘密试探交涉两月来并无进步，本料美油运俄经过日本海时将引起倭与美俄战争，而届时美油安全到俄，并无纠纷，此乃倭对美屈服之一也。”而他预测的日本进攻苏联的一幕也没有发生，为此他感叹“世界全局未能如我所预定者也。”但是，考虑到目前日本“国内之惶惑，及其政治经济之纷乱窘迫，”他预料下月日本国内必有变化。[40] 确如蒋介石所料。10月16日，日本国内出现变局，主张与美国通过谈判和让步来缓和日美关系的近卫内阁倒台，日本组成以东条英机为首相的军人内阁。这是一个蒋介石乐见的变化，在10月17日日记里，蒋高兴地写道，随着军人内阁的组建，“其对美对俄必开战在即，余之政策成矣。”[41] 11月3日，在美的宋子文拜见了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向他解释日美谈判的真实意图。 总统云，日本徒以宣言，妄想交换恢复经济关系，余真意非待中日问题圆满解决，谈不到其他问题，日方要求余与近卫海上会面，余虚与委蛇，最后，日本发觉我故意延缓，近卫内阁遂倒，但此次交涉延宕时间，非无裨益，六个月前，认为菲律滨不可守，毫无防御设备，现在炮台工事，俱已坚固，飞机足以控制菲律滨华南间之航线矣等语。[42] 11月9日，蒋介石从宋子文处得知，来自美国陆、海军部长的密报，美国“以十二月十日远东备战完成，对倭即可作最后之表示。”并“以此推测，美乃有先制日而后对德之决策。”[43] 然而，在11月中旬，鉴于美日关系极度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为了争取时间，罗斯福和赫尔决定拿出一个临时过渡方案，向日本做出让步。美国当地时间11月22日，赫尔先召集英国、澳大利亚和荷兰三国驻美大使，就与日本达成临时性妥协方案，试探各方的反应，当日下午美方又约请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参加会商。会谈中赫尔提出，鉴于太平洋防务形势紧张，为拖延时间，美方考虑提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如果日本撤退驻越南全境的军队或只留二、三千人，并允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美方将放松对日经济封锁。胡适提出中方的两点关切：1、所谓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是否包括中国在内。2、放松对日经济封锁以何为限。赫尔的解释是：不向其他新方向进攻仅指由越攻滇，不包括中国全境。如何放松经济封锁还没有具体办法，日本所坚持希望的是解除冻结资金。胡适当即表示，这两点与中国关系巨大，日本不能南进或北进，必全力进攻中国，这样的话，中国就被牺牲了。而对日经济封锁美方才实行4个月，更不能轻易放松。赫尔解释说，“日美谈判甚少根本接近”，刚才所谈“只是探讨有无临时过渡办法之可能耳”，他要求中方对此严格保密。[44] 然而，11月24日，赫尔再次召集中、英、澳、荷四国驻美大使，正式通报了美方准备向日本提出的临时过渡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日美两国约定，不得从其军备区域，向亚洲之东南、东北，或北太平洋、南太平洋各区域，作进攻之威胁；日本承诺将从越南南部撤军，同时将在越南全境的驻军减少至2.5万人；美国有条件地解除对日资产冻结，有限度地恢复对日贸易。临时过渡方案的有效期为三个月，届满时视情况两国再决定是否延长。当时胡适仅对美方的这一临时过渡方案的具体条款提出异议，指出，关于允许日军在越南的驻军数在22日会面时赫尔口头说的是二三千人，而今却定为两万五千人，“其数过多，实足迫胁我国”，此外，关于日本不向南向北进攻的范围如果不包括中国，则中国“将独蒙其害”。赫尔对此的解释是，根据美国海陆军的报告，美国需要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其次，日本打着和平旗帜而来，美方也需有和平的表示。至于中国现时最急者是日本由越攻滇，切断滇缅路这个中国的经济通道，这一过渡方案将有助于保护滇缅路的畅通。在当天发给外交部的电报里的最后，胡适推断，美方的这一过渡方案出自陆海军官，恐不易阻止，他急需得到中央的指示。[45] 美方的这一举动实出蒋介石的意外。11月24日，蒋接到胡适的通报后大为震怒。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详细记录了他得知此事后的反应与举动： 昨日[46]美国务卿召集中英澳荷四国使节在国务院会商对倭谈话问题，我胡大使虽在最后到会加入，然此为太平洋联合对倭阵线第一次公开之形式，我国至此脱离孤立之危。然而回忆十年来之苦斗与军民之牺牲惨烈情形，不禁悚惧系之。 本日下午忽接胡大使电称，昨日美国邀商者为：撤退驻越南军队之大部，保证不南进，不攻滇，而由美国放松经济封锁事。其对中国撤兵问题毫不提及，乃可知美国仍对倭妥协而牺牲中国甚矣。国际无道义，痛愤盍极。余复电严斥美国之虚妄，尚冀其不变政策，不丝毫放松经济封锁也。[47] 跟胡适在与美方接触时拘泥于临时过渡方案的具体条款不同，蒋介石完全不能接受美方提出的这一临时过渡方案，在接到胡适电报后，蒋介石立即采取了多渠道的系列外交行动，向美方严正表明其反对的立场。 蒋介石首先通过官方正式渠道由驻美大使胡适出面向美提出交涉。11月24日，亦即接到胡适电报的当天，蒋介石回电胡适，要其以官方名义警告美国： 如果在中国侵略之日军撤退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以前，而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无论有任何一点之放松或改变，则中国抗战必立见崩溃，以后美国即使对华有任何之援助，皆属虚妄，中国亦决不能再望友邦之帮助，从此国际信义与人类道德亦不可复问矣。 他要求美方“切不可对经济封锁有丝毫之放松。”[48]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展开一系列私人外交活动，向美方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11月25日，蒋介石通过其私人顾问拉铁摩尔致电时任罗斯福特别行政助理的居里(Lauchlin Currie)，向罗斯福总统表明反对的态度。在致居里的电报中，拉铁摩尔提请居里立刻向罗斯福报告蒋介石的强烈反应并拿出应对意见。拉铁摩尔称，他从未见到过蒋介石如此动怒，对日放松经济制裁将极大地提升日本在华军事实力，非常危险，目前所达成的与中国有关的任何一条临时过渡办法都会令中国人对美国的信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拉铁摩尔最后警告道，倘若中国国民对美国的信任，因日本借助外交胜利逃脱军事上失败的传闻而大受伤害，那么即便是委员长本人也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把控局势。[49] 11月25日，蒋介石又专门致电宋子文，请他设法在美活动，务使美方收回成命。这封电文的内容对美方明悉蒋介石的态度和最终决定放弃临时方案起到了相当作用，以往研究中基本无人提及，现全文引录如下： 昨致胡大使电，谅已由其抄阅，请兄设法将中原电之意，转告其陆海两长，并译送居里一份，再望口头说明此事严重之程度，如美对日经济封锁，或资产冻结，果有一点放松之情况，华盛顿或有此种消息之泄露，则我国军心必立受影响，因两月以来，日本在华宣传，多以本月内美日谈话必可如计完成，故我南北各方动摇分子，确有默契，只要美日一旦妥协，或美国经济封锁略有一点放松，则中日两国人民观感，即视为美日妥协已成，中国全被美国牺牲，如此全国人心不仅离散，而亚洲各国失望之余，因其心理之激变，必造成世界上不可想象之惨史，从此中国抗战崩溃，故不待言，日本计划，乃可完全告成，若此美国虽欲挽救亦不可能，此岂只中国一国失败而已哉。此时惟有请美国政府立即宣明，与日本决不妥协之态度，并声明，如日本在华侵略之军队撤退问题未有根本解决以前，美国对日经济封锁政策，决不丝毫之改变或放松，则中国军民心理方可安定，大局方有补救。否则美国态度暧昧，延宕不决，而日本对华之宣传必更日甚一日，则中国四年以前之抗战，死伤无穷之生命，遭受历史以来空前未有之牺牲，乃由美政府态度之暧昧游移，而与日本[50]毫不费力之宣传与虚声之恫吓，以致中国抗战功败垂成，世界祸乱迄无底止，不知千秋历史将作如何记载矣。[51] 此电措辞强烈，酣畅淋漓，蒋介石料定美方对中方的反应不敢等闲视之，因此对自己的表现也颇为的自得。在25日当天的日记中，蒋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为美国有放松对倭经济之意，乃汇萃全神，致胡、宋各电，要求美国立即宣布其不妥协态度。此种理智与真机，非遇此种危急时不易流露，更觉忧患为人生之良药，绝处逢生之妙机常在于此也，岂仅忧患不足畏惧而已哉。[52] 11月25日，驻美大使胡适奉命约见了国务卿赫尔，会谈中，胡适首先向赫尔转交了一封外交部长郭泰祺11月24日发给胡适的电报，内称：“阅悉你的电报（指11月22日胡适致外交部电——笔者注）后，委员长反应强烈，他得到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正准备将中国问题抛开一边，与日本协商寻求一个解决方案，以牺牲中国为代价安抚日本。我向他解释，国务卿一直对基本原则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相信他不会对日本做出让步。事实上国务卿正在向各方探询对日临时过渡方案的可能性，还未向日方透露任何东西。即便如此，我们坚决地反对美方所采取的任何可能增加中国抗战困难和提升日本侵华实力的举措。”[53]胡适称，虽然中国的外交部长洞悉日本问题的广泛国际性影响，它涉及到包括中美在内的许多国家，但是委员长对形势却不是很熟悉，所以他反对美国的临时过渡方案。赫尔对此回应说，蒋委员长和蒋夫人曾迭次致电华盛顿，告诉我们日本通过印度支那进攻滇缅公路的极大危险，大声呼吁我们提供援助，而今他却无视我们对他的关照，猛烈抨击起对日解除一些商品的封锁。赫尔有点负气地表示，“当然，我们可以取消这一建议，但是，如果日本向南采取军事行动，请大家一定谅解，不要指责美国没有派舰队进入靠近印度支那和日本附近的水域。”从赫尔上报罗斯福的25日会谈备忘录看，与蒋介石的慷慨陈词和快速果敢的行动相对应，胡适的对美交涉颇不得要领。 首先，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谈中，胡适并未向赫尔提及11月24日蒋介石发给他的电报内容。[54]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也许是25日胡适面见赫尔时，还没有看到蒋24日发给他的电报，这在宋子文25日发给蒋介石汇报他与美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谈话内容的电报中，部分可以得到证实，在该电开头部分，宋子文称：“有电（亦即25日蒋发给宋子文的电报——笔者注）敬悉。昨致胡大使电，尚未译出”。[55]然而，宋子文在25日收到蒋当天发给他的电报时，蒋24日发给胡适的电报却还没有译出，这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即便未及时向美方反馈蒋介石意见的责任可能不在胡适，但是，他在25日与赫尔会谈中的诸多表现依然很难让人满意，从美方档案看，胡适未能坚决地贯彻蒋对临时过渡方案所持坚决反对的立场，对美方提案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警惕，相反他在会谈中却多次表态，国内如此激烈的反应是对美国所面临的局势不甚了解所致。在会谈的最后，胡适甚至向赫尔表示，他要给中国政府发送一封详细的解释性报告，以缓和中美间由此带来的紧张局势。[56]在25日当天与美国务院远东司政治关系顾问贺百克（Stanley K. Hornbeck）的会谈中，胡适的这一态度表现得更为明显。他向贺百克表态，他保证要让他的政府多从美方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并称，如果他的这一努力未获成功，也只能说明，中国所面临的困难，从重庆视角和从华盛顿视角分开来看，是多么的不同。[57] 与胡适书生气的迂腐天真不同，宋子文则是不折不扣地执行蒋的旨意，在制止美日妥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接到蒋介石25日发来的电报后，宋子文立即多方奔走，四处联络，他先是通过罗斯福总统的亲信高可任（Tomas Cochran）将电文内容转呈罗斯福[58]，与此同时，他将电文转发给了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59]，在25日当天，宋子文还亲自拜会了海军部长诺克斯，将蒋介石来电之意当面进行了传达。[60]他还试图联络美国情报协调处处长多诺万（William J. Donowan）上校，以扩大影响。[61] 从1940年6月到此次美日谈判事件发生时，宋子文已经来美将近1年半的时间，在争取美国援华贷款与租借物资上取得很大成绩，展示出过人的才干，颇得蒋介石的赏识。宋子文了解美国人的心理，做事高效独断，他崇尚私人外交，游走于美国上流社会，与众多美国高官都结有很深的私谊，像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A. Morgenthau)、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情报协调处主任多诺万等经常是宋子文府上的座上宾，利用这些人脉，他经常能得到别人很难获取的美国政府的机密情报和比较容易地完成政府交办的任务，此外，在从事外交活动中，他经常剑走偏锋，不循正常的外交途径，擅长用私人关系来解决问题。在此次对美交涉中，宋子文的这些特点得到了充分展现。蒋介石的这封电报很快就到了罗斯福手里。同时，电报也到了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诺克斯等人的手中，这些人大都同情中国，主张对日强硬，他们在收到宋子文转交的电报后均有所行动，对美国务院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以至于国务卿赫尔事后专门透过居里致电在重庆的蒋介石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对宋子文的这种不按常规外交途径的做法表示不满。[62] 罗斯福看到蒋介石来电后，立即应约于11月26日接见了宋子文与胡适，向中方当面解释美方的意图和听取中方的意见。会谈中，罗斯福对美方的做法进行了辩解，称临时过渡方案之提出，其主要意图是为了帮助中国解滇缅路之危急，本意是在征求中英荷澳四个相关国家的同意后才会跟日本谈，现在方案尚未向日方提出，然而昨夜接到情报，有30多艘日本军舰已从山东经台湾南下，船上载有3至5万日军，如此情形谈判恐已很难进行，大战一触即发，希望蒋介石不要误会。 宋子文趁此机会再次向美方表达了中方对美日临时过渡方案的反对理由，指出，“美国以日本不侵犯西比利亚及荷属东印度、泰国、星加坡为恢复有限制的经济关系之交换条件，我国一般军民心理必以为无异表示日本对华可以进攻。”“至滇缅路之保护问题，因属重要，但仅限制日本越北驻军亦属无济于事，日方仍可以越南为运输根据，调遣大军，由桂入滇，且此者为历史上战争必经之路。即使滇缅路暂时不受攻击，其他区域仍不免蹂躏，滇缅路仍旧感受威胁也。”最后，他依蒋介石来电之意，对中方强烈反对日美临时过渡方案的立场做了进一步的总结性阐述：“如因欲保护滇缅路而放松经济制裁，中国宁愿抵抗敌军之攻击，盖放松经济封锁，影响中国军民心理至大，抗战前途，不堪设想也。” 罗斯福对宋子文所述各点当场并未表态，只是回应说现在形势变化莫测，也许不久在太平洋发生大战也未可知。经与罗斯福的会谈，宋子文做出三点判断：1、美国尚未将临时过渡方案交予日方。2、在得到中、英、荷、澳四国同意前，美国可能不会与日本开谈。3、如果日本调兵南下，谈判将即刻破裂，大战不可避免。[63] 事实上赫尔所提出的临时过渡方案在英、荷、澳三国那里也遇到了阻碍。英、荷、澳三国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希望由美国出面来遏止日本的南进，因此他们并不反对美日通过谈判来消除危机，然而对美国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各国都提出了不同的修改意见，如英国认为，临时过渡方案中允许日本在印度支那驻军的人数过多，应予缩减。[64]荷兰方面则主张，解除对日制裁必须以不能让日本增长军事潜力为限。[65]这无形也让美国政府感到了压力，加之当时美国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对日妥协令罗斯福政府充满了政治风险，最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反对和蒋介石“中国抗战溃败”的威胁，所有这些考虑最终迫使美国政府决定收回成命，放弃临时过渡方案。 11月26日，赫尔在给罗斯福的信中指出：“鉴于中国政府的反对和英、荷、澳政府并非出自真心的支持甚或是实际上的反对，鉴于公众广泛地反对”，“我真切地建议此刻去拜会日本大使，向其递交一份旨在全面和平解决的基本大纲，放弃临时解决方案。”[66] 罗斯福批准了赫尔的建议。当天下午，霍尔将一份修改后措辞强硬的“十点方案大纲”交给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三郎。新方案包括要求日本全面从中国撤军、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承认现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等内容。[67]当时报章对美日临时过渡方案的主要内容已有报道，日方代表野村和来栖等人对方案的内容已有了解，原以为26日就能拿到该方案，因此不知有变，当来到美国国务院时尚满面笑容，及至听到美方的口头答复并拿到大纲时，日方代表不禁目瞪口呆，场面非常尴尬。[68]美方的这一行动，也就意味着自1941年4月以来长达8个月的美日秘密谈判就此划上了句号。 不可否认，美国政府最终放弃美日临时过渡方案是基于了多种因素的考虑，然而，在诸多因素中，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激烈反对，是令美方做出放弃选择的最为直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显而易见。如上所述，11月26日赫尔在写给罗斯福建议放弃美日临时过渡方案的信里所提及的诸多原因中，他将中国政府的反对排在了首位。此外，当时英、荷、澳三国的反应，也为此提供了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美国政府突然放弃拟议的美日临时过渡方案，不禁日方出乎意料，连英、荷、澳这三个美国的盟友也没想到，事后三国的大使纷纷找到美国务院讨问究竟，期间他们问到最多的就是中方的反对意见。[69]其中，澳大利亚的表现更为的直接，甚至为此向中方提起了交涉，其驻华公使奉命前往国民政府外交部，转达其外长意见，认为“此次美国突变态度，系因我国之反对。因之发生一种印象，以为中国不愿谈判成功，致颇失美国感情。希望中国向美表示请其保证继续谈判。”[70]在这方面，赫尔本人的说法更是给了一个直接的答案。11月27日，赫尔在与荷兰驻美大使的谈话中曾透露美国放弃临时过渡方案的原委，其中谈到在11月25日当晚他已决定放弃临时过渡方案，为此他明确指出，临时过渡方案“实际上在中国人发怒时就已经被放弃了。”[71] 迫使美方收回成案，重回美日严重对立的局面，无疑是国民政府此次对美外交的一大胜利。蒋介石对此颇为满意。11月29日，他致电宋子文，对宋子文的出色表现表示嘉许。 此次幸赖兄在各方努力呼吁，乃得转败为胜，国务院不满一节，何足悬怀，尚望以后不断注意，能收更大功效也。[72] 蒋本人在此间的多篇日记中，对此次所取得的成效也进行了总结。如在11月28日日记 中，蒋写到： 此次美国对倭态度之强化，全自于自我态度之坚定与决心之坚毅，尤在于不稍延迟时间，得心应手，穷理致知，乃得于千钧一发时旋转于顷刻也，而内子力助于内，子文辅佐于外，最为有力，否则如胡适者，则未有不失败也。[73] 在29日所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蒋进一步写到： 自二十四美国务卿对日妥协方案得悉后，三昼夜未得安心，此诚存亡成败之惟一关键，故不计美国当局是否疑忌怨恨，亦不再顾成败利钝，乃尽其心性，一面对其正式反对警告，一面向其陆海财各部长嘱子文奔走呼号，并嘱拉铁摩尔电其罗总统警告，卒能挽救危局，获得胜利。此种旋乾转坤之大力，非有上帝眷佑指导，决不能致此也。[74] 此次事件过后，局势终于又朝着蒋介石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终于开战。只不过有一点与蒋介石推断所不同的，是日本抢先向美国发动的进攻，而不是相反。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12月9日，国民政府随即向德意宣战。中国抗战的国际形势终于有了决定性的改观。 结语 1941年的美日秘密谈判是太平洋战争前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谈判的最终破裂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了某种直接推动的作用。对于谋求“中日战争之解决，须作世界战争解决之一部分”[75]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而言，美日关系的走向直接决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前途。实际上，从获悉美日秘密谈判消息之日起，中国方面一直是怀着一种且喜且忧的心情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国民政府方面喜的是，希望借由谈判让美方出面来遏止日本对华侵略的步伐与野心，国民政府忧的是，不希望美日之间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来达成某种相互的妥协。从目前我们所能发现的档案看，一直到美国方面抛出临时过渡方案前，国民政府与蒋介石更多的是抱着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来看待此次美日谈判的。在美日谈判的最后阶段，美方提出临时过渡方案，其主要意图是美方希望以部分放松对日经济封锁，来缓和对日关系，以便在远东争取更多的时间来为战争做准备。无论美方初衷如何，但临时过渡方案倘若达成，势将牺牲中国的利益。因此在美日双方即将达成妥协的关键时刻，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主动出击，打了一场出色的外交公关战。在此过程中，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和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常驻美国的宋子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要宋子文代转美方的那封电报，词真意切，感情饱满，既表达了中方的极度失望之情，又直陈美日妥协将可能对中国所造成的危害，危言之下，令美方不敢小视。而宋子文则充分利用其在美国积累下的人脉，多方游走活动，在罗斯福总统与国务院周围汇聚起一股强大的同情中国势力，终令上到总统，下至国务院，都不敢轻言对日妥协。虽然美方最后妥协方案中并没有中止援华的内容，但是倘若临时过渡方案果然执行，历史的天平将要偏向何方实难逆料。从这个角度而言，国民政府的这次成功的外交实践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历经8年抗战，付出了巨大的流血牺牲，顽强抵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而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若要完全战胜日本侵略者，中国恐怕还尚需时日。由此而言，成功的战时外交，对于确保中国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同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如果说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动员全民抗战、在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上等内政问题的处理上，依然存在有许多失败与令人诟病的地方，但是在外交领域，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所取得的成绩无疑令人瞩目，这其中对美外交的成就最为亮眼。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依据列强在远东的利益与实力判断，将英美列入重点寻求帮助的国家，起初国民政府外交努力的重点还在希望由英美出面来调停中日争端，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中国战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民政府于是转变策略，开始谋求加入英美集团、共同打击日本并战胜日本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将对美外交作为了工作重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国民政府需要说服美国，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对于美国确保在亚洲的利益同样重要。在太平洋战争前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之路充满了波折，为了达到与美联手的目标，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游说，提出各种合作方案，在遭遇美方的冷眼与拒绝时能做到隐忍自持，愈挫愈勇，坚忍不拔，终于获得理想结局，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这方面的著述很多，下面仅举一些代表作：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49》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新著》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鹿锡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美关系的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1930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丁则勤、丁克迅：《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一阶段的远东政策》，《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王建朗：《试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英美对日妥协倾向——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二》，《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1期；周乾：《论1941年中国政府及舆论对美日谈判的反应》，《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2]鹿锡俊：《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美关系的反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1930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8页。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1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页。 [5]《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6]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7]《蒋介石日记》（手稿），杂感，1938年1月20日。 [8]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49》上卷，第164-165页。 [9]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 1931-1941》，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版，第243-244页。 [10]《蒋介石日记》（手稿），一年中之回忆录，1938年。 [11]《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2月12日。 [12]《蒋介石日记》（手稿），杂录，1938年。 [13]林美莉编：《王世杰日记》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版，第220-221页。 [14]《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9年9月2日。 [15]《蒋介石日记》（手稿）， 1939年9月7日。 [16]《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0年9月30日。 [17]《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0年9月30日。 [18]有关日美谅解案形成的详细经过，参见丁则勤、丁克迅：《美日的私人议和活动与<日美谅解案>的形成》，《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 [19]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1911-1949》上卷，第179页。 [20]出于对美日关系的敏感，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和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王世杰在5月19日的日记里特意记下的这条新闻，参见《王世杰日记》上册，第348页。 [21]《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5月19日。 [22]《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5月20日。 [23]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第155-156 页。 [24]这一情况是1941年6月28日，王世杰陪郭泰祺面见蒋介石时，由郭泰祺告诉蒋的，在当天的日记里，王世杰对胡适当时的行为做出如下评述：“予觉适之此举，实属大胆之处置，因依通常手续，适之须先请示政府。惟就当时情势言，适之径自拒绝，确属有利之举措。倘适之据以电告政府请示，必发生无数谣诼，因美政府之对日，当时亦不能有决绝之表示。”参见《王世杰日记》上册，第357页。 [25]《王世杰日记》上册，第352页。 [26]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6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宋子文档案》，第59盒，下同。 [2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296-302页。 [28]《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6月22日。 [29]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42-143页。 [30]《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6月24日。 [31]《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7月1日。 [32]《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7月9日。 [33]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 28, 194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 1931-1941(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Ⅱ, pp.571-575. [34]关于美日第二阶段谈判的详细经过，参见隋淑英《试析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及最后阶段的远东政策》，《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35]《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8月30日。 [36]《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8月31日。 [37]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9月3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38]外交部致蒋介石函（1941年9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46页。 [39]《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9月15日。 [40]《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9月30日。 [41]《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10月17日。 [42]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3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43]《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11月9日。 [44]胡适致外交部电，1941年11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有关这次会晤的美方记载，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2, 1941,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6), Vol.Ⅳ, p640. [45]胡适致外交部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49-151页。有关这次会晤的美方记录，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2,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646.赫尔在此次会谈的备忘录中记录了四国大使的反应，称中国大使考虑的是如何将日本在印度支那的驻军减至5千人，除了荷兰大使外，其余各国没有那个国家对现阶段的美日谈判向其驻外使节做出明确表示。赫尔对此颇有怨言，称：他们一直想从中获得好处，但没有人考虑我们有可能付出的代价。 [46]实指美国当地时间11月22日胡适与赫尔的会面，可能由于时差的缘故导致这样的出入。 [47]《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11月24日。 [48]蒋介石致胡适电（1941年11月2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49页。 [49] Mr. Owen Lattimore to Mr. Lauchlin Curri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652. [50]《宋子文档案》中的原电稿此处为“再三”，有误，此处根据《事略稿本》中的记录改做“日本”。参见周美华编辑：《事略稿本》第47册，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508页。 [51]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5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2010年，台北国史馆印行的《事略稿本》第47册中收录了蒋介石的这封电报，内容与宋子文档案中保存的电报基本完全相同，只有少数几处文字略有不同。参见周美华编辑：《事略稿本》第47册，第506-508页。 [52]《蒋介石日记》（手稿）， 1941年11月25日。 [53] Guo Tai-chi to Hu Shih, Nov. 1941, annex to 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654. [54]以往的研究大都引用了蒋介石的这封电报，并以此作为蒋对美方提案提出反对意见的明确证据，但从美方档案记载看，在25日与赫尔的会谈中，胡适并未提及这封电报的内容。这一点，从赫尔国务卿关于此次会谈的备忘录里可清楚地看到。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52-654. [55]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56]关于此次会谈的详细记录，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52-654. [57]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Hornbeck),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50-651. [58]即科克伦（Tomas Cochran），时任国防供应公司法律顾问。该信息请参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6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事略稿本》里将11月26日宋子文电报中提到的科克伦改成了居里，此处应以宋子文原电内容为准。参见周美华编辑：《事略稿本》第47册，第526页。 [59]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书》中收录有11月25日宋子文以国防供应公司代表的身份致陆军部长史汀生的电报，宋子文在电报中附上了蒋介石25日电报的译文，他要求面见史汀生，听取其对该电的意见。参见：Dr. T. V. Soong, of China Defense Supplies, Inc., to Secretary of War(Stimson), Nov. 25,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60-661. [60]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5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61]宋子文致多诺万（1941年11月25日），载吴景平、林孝庭主编：《战时岁月——宋子文与外国人士往来函电稿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 [62]在发给蒋介石的电报里，宋子文特地提到此节故事，称“居里来言，霍尔因文将钧座有电意旨，分达陆海两长，两长并有所表示，故深为不满，居里不得不电致拉铁马顾问”，参见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7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63]宋子文、胡适致郭泰祺电（1941年11月26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6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54-657. [65] The Netherland Minister(Loud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5,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58-660. [66]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Nov. 26,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65-666. [67]有关内容请参见：Memorandum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6,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Japan, 1931-1941，vol.Ⅱ, pp764-768.蒋介石致蒋鼎文、李济深等电（1941年11月3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一），第151-153页。 [68]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1月28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69]这方面的内容参见：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British Ambassador, by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Wells), Nov. 27,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p666-66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Australia,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ibid. p66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Netherlan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ibid. p669. [70]郭泰祺致胡适电（1941年12月1日），《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第114页。 [7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Minister of Netherland,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Nov. 27, 194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1，the Far East, Vol.Ⅳ, p669. [72]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11月29日），宋子文档案，第59盒。 [73]《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1月28日。对胡适在此次日美谈判期间的作为，蒋介石一直心怀不满，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更是直斥胡适“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实际上自1940年6月宋子文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驻美以来，因受宋的排挤和蒋介石对宋的器重，胡适的驻美大使地位早已岌岌可危并形同虚设，由于权力斗争和做事风格的差异，胡适与宋子文在处理对美事务上产生过诸多矛盾与恩怨，其间的是非功过笔者在此不做评价，但就此次处理美日妥协中二人的所作所为看，宋子文的表现似乎更胜一筹，这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74]《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1月28日。 [75]《蒋介石日记》（手稿），1941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