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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虽属中国内政，但由于事涉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局，它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走向，并进而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变化，因此，西安事变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华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普遍关注，各国为此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反应。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各国几乎一致地反对张学良发动兵变、扣押蒋介石的行为，并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的愿望。虽然各主要列强对事变的态度表现得较为的一致，然而，其各自幕后的动机却有着相当大的不同。对各国列强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进行进一步深层次地研究，对于我们深入了解西安事变时的远东国际关系、西安事变解决过程中的国际因素以及西安事变发生前后中国抗战所面临的错综复杂地国际环境，则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方面，国内外许多学者已经做出了相当地贡献，对一些主要列强在西安事变后的态度与表现进行了重点剖析，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1]相对而言，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老牌殖民帝国英国政府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与反应则显得相对薄弱，下面本文拟依据英国政府的相关历史档案，对此稍作介绍与剖析。 一、英使馆对事态的关注与对事变性质的判断 由于事发突然，英国方面最早是通过路透社的报道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的。1936年12月13日，英使许阁森（Knatchbul-Hugessen）致电外相艾登（Eden）：“你无疑已经看到了路透社的报道，说张学良发动叛乱，他在西安抓了蒋介石，并通电号召推翻政府，与苏俄结盟抗击日本。该消息已得到外交部的确认。”[2]西安事变发生后，英国驻华使馆对事变的发展非常关注。在12月13日发给外相艾登的另一封电报中，英使许阁森根据所了解的报道,初步分析了张学良发动兵变的原因。“据报道，目前这次叛乱的直接起因是蒋介石所发布的一道命令，该命令拟将受到怀疑的张学良的部队调往福建。我倾向认为这是目前形势的关键。” 许阁森还对报道称张学良可能与苏联达成某种协议表示质疑.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蒋介石和中央政府一直费尽心机地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他们因共同的敌人而凝聚在一起，我不相信，苏联会愚蠢到冒险支持张学良，从而削弱中国的反日阵线。” 对于日本政府的态度，许阁森认为，日本将会静观中央政府如何处理危机，而不会贸然干涉，除非局势转向不利中央政府。 据此他判断，蒋介石不会有生命危险，“他将成功地将此次严峻的局势扭转为对中央政府有利的局面，像他以前所经历过的一样。”[3] 英使许阁森系职业外交官出身，曾任英国驻波斯公使，1936年9月才抵华接替前任大使贾德干，西安事变时在其任内刚满3个月，此前并无在华从政经历。许阁森的职业外交家的敏锐令其对国际关系上的把握似乎颇为的到位，这也充分体现在其对日、苏两国对事变反应的准确判断上。然而，在对事变性质本身的认识上，或许是由于其对华缺乏了解，或许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不愿承认中国人民的抗日意识，许阁森将张学良发动兵变简单归结为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倾轧，根本没提张学良的抗日主张与动机，这种对事变性质的判断随后直接影响了英国外交部。 事变发生之初，英国驻华大使馆与驻各地的领事馆投入大量人力打探有关事变的任何消息，英使许阁森几乎每日必登有时是一日数登国民政府外交部的大门，亲自了解官方的消息。然而，由于官方封锁消息和情报来源的匮乏，英国方面并没有获得多少直接和有价值的情报。然而，依据国民政府官方的消息和新闻报道，英国方面对事变的真相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事变的性质作出了初步的判断。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对事变真相缺乏了解和对事变的未来走向缺乏把握，各国政府包括日本政府大多持静观待变的态度，各国官方为此对外所发表的声明也都出言谨慎。在这方面，英国政府也不例外。然而，相较其他列强而言，在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英国方面在行动上表现得更为的活跃。 12月15日，英国驻华使馆武官向英使许阁森提出一项建议，如果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意，列强应效法几年前对蒋介石在南京扣押李济深时所采取的联合一致、发出强烈通告的做法，向张学良表示列强对蒋介石生命安危表示强烈关注。[4] 12月16日，许阁森向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徐谟私下提起了这项建议，也许是对其他列强是否能同意此建议信心不足，许阁森表示他自己还没有决定是否该采纳，而且没有向他国外交官提起。徐谟表示，列强果行此举，将产生良好效果，因为张学良对外部世界颇为洞悉，此举会对他产生影响。许阁森向外相艾登汇报了此事，在报告的最后，许阁森建议，外相也可以代之以在议会下院发表一项声明，表明英国对事变的反对。 [5] 同一天，许阁森向蒋夫人宋美龄发出一封慰问信，对蒋介石遭遇不幸表示震惊，希望蒋本人早一天获得自由，“这种疯狂和叛变的行为不会对他以及中国造成任何伤害”。[6] 在12月16日晚稍后发给外交部的另外一封电报中，许阁森称，端纳已经从西安回到洛阳，并在那里打电话给蒋夫人，说他见到了蒋介石，身体精神很好。张学良要求蒋接受他提出的几点要求，但蒋介石拒绝讨论。在这封电报里，根据所了解的各种最新情报，许阁森对他此前关于此次兵变性质的推断再次予以了肯定。 “很显然，蒋介石决心剥夺张学良的西北剿匪的有效控制权，以其所信任的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代行指挥，后者的西北剿匪前敌总指挥的任命将在12日早上在西安发布，我想这足以解释张学良随后的举动”。[7] 12月17日，许阁森从第三方得到一个中国政府转来的相当直接的请求，要他代表英国发表声明，表明英方对张学良行动的不满，并希望事件尽速解决。在随后发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许阁森表示，他可以向孔祥熙和外交部长发表类似的声明，但他认为声明最好避免谴责冲突中的任何一方，而应基于保持中国繁荣的总体利益和对目前局势发展后果的担忧的基础上做出。他再次建议，如果艾登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某种声明，效果会更好。[8] 同一天，许阁森接待了一位来自西安的不速之客，来者名叫艾尔德（Elder），英国人，是张学良的外籍管家，西安事变时正在西安，端纳12月14日到西安面见蒋介石时，艾尔德为现场翻译，端纳在第一次面见蒋介石后，特派艾尔德到南京向宋美龄当面汇报有关蒋介石的最新情况。从艾尔德口中，英国首次获得了有关西安事变的一手资料。 艾尔德介绍说，目前在西安周围的部队有约35500人是张学良的队伍，13000人由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指挥。中央军只有少数宪兵和机场空勤人员，这些人都在12日凌晨的突袭中被解除了武装。蒋介石和他的随行官员是被张学良的军队关押的。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8项主张，但遭到蒋的断然拒绝，后者说，如果是张在南京向他提出，他可能会考虑是否采纳其中的某些建议。他强烈要求中央政府采取强力行动平息叛乱，而他准备接受针对他个人的任何可能的结果。 艾尔德对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蒋逃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他接受张学良的要求。如果当初他落到杨虎城的手里，他可能早就没命了。艾尔德认为，如果拒绝妥协，张学良和蒋介石同时遭谋害也不是不可能。 对于共产党从中鼓动和张学良已经加入共产党的传言，艾尔德称，这全是无稽之谈，在西安没有共产党人。[9] 当天深夜，艾尔德二次造访许阁森，表示，他已经拜会过孔祥熙与宋美龄，他们指派他给张学良发电，将外国媒体对此次事件的综合报道转述给张学良。此外，宋美龄特别要求他面见许阁森，问他是否愿意在给张学良的电报里对事件发表看法。 许阁森表示，双方必须达成谅解，艾尔德必须表明，他是通过间接而非是直接从我这里获取我对事件看法的，在此条件下，他愿意授权他使用他的如下声明： “在未深究促使他采取如此行动的内在原因的情况下，我直觉这件事只能造成伤害。他的行动不可避免地会被外界解释为一场针对这个国家的叛乱，事实上当团结与进步即将来临之时，它就像是一把从背后刺来的尖刀。 很明显，与一个深陷囹圄之人的任何谈判以及所达成的任何协议，无论如何，都是毫无价值的。如果张学良确信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正当性，他显然不应害怕在一个自由的气氛中讨论它。拒绝这样做，就是提前宣告他自己有罪”。[10] 许阁森此次显然是受到艾尔德对形势判断的影响，预感事态严重，因此，已不顾当天早些时候在给外交部电报中所提的发表声明“最好避免谴责冲突中的任何一方”，剑锋已经开始明确指向张学良。 二、艾登的建议 在英国国内，外相艾登颇为认同许阁森对事变发生后的形势判断以及其对事变性质的分 析。为尽快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艾登提出了一项建议。 12月17日，在发给许阁森的电报中，艾登指出，尽管他不了解西安的确切形势，也不了解将要发生的所有谈判的进程，但是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如果张学良确信他个人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证，他就有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 接下来，艾登询问许阁森：“假如我们表示愿意尽其所能保证他的安全，这会有助于事件的解决吗？艾登还提出了实施办法，那就是张学良可以乘飞机到天津或是上海，在那里英国可以保证他的安全，然后他就可以从那里出国。[11] 艾登的建议对于解决西安事变显得无足轻重，但这已是当时在华列强中最为积极的举动了。九一八事变以来，面对日本在华侵略行动的逐渐升级，以英、美为代表的老牌列强的在华利益逐步受到蚕食，日本与这些传统列强的矛盾也逐步升级，即便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英美在远东的军事实力一时还不足以与日本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另一方面随着德国法西斯的上台执政，欧洲大陆开始阴云密布，也令其分身乏术，因此，英美等国对日本在华的侵略行为纷纷采取了忍让退缩的绥靖政策，在处理对华和对日关系上，这些国家表现得非常慎重，这种局面在西安事变爆发时并未有所改观。 艾登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也和其对西安事变性质的认定有关，在这方面他或许受到了许阁森的影响。艾登可能认为，张学良之所以发动兵变，是因为蒋对他的排斥，导致他一怒之下才有此行为，只要给他一个下台的台阶和人身安全的保证，就可以顺利解决此事。然而，这样一个看似幼稚的解决方案，英国方面仍满怀热情的予以了推动。 12月18日，许阁森奉命向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正式提出了艾登的建议。孔祥熙对此表示欢迎，称如果许阁森能推动此建议的落实，他将甚为感激。许阁森表示，他必须首先与其他列强进行磋商。[12] 应许阁森之请，12月18日，艾登在英国议会下院回答质询时，在谈到西安事变的最新局势时，特别加上了如下评论：“鉴于此事可能对中国的统一与繁荣产生严重后果，这种局面已然形成，英国政府对此深感遗憾”。外交部要求路透社把这句话电达中国，同时，艾登还专门指示许阁森将英方的这层意思转达给中国政府，希望中方尽快解决，包括释放蒋介石。[13] 与此同时，艾登分别致电英国驻美、法和意大利政府的大使，指示他们就艾登所提建议的内容，征询各驻在国政府的意见。对于英方的建议，法国方面起初表示，如果确有必要，法国方面愿意合作，但当19日，法国接到南京发来的电报称形势大为改善时，法方则又表示，无须列强的干涉，蒋介石也可以获释。[14] 意大利政府在接到英方的备忘录后，外长齐亚诺答应，他将向意大利驻华使团发布相关指示。齐亚诺同时表示，早在几天前，他已经给他的好友张学良发出了一封亲笔信，要他为了中国的和平与秩序，不要采取无可挽回的行动，而应当与蒋介石达成协议。[15] 只有美国政府在接到英方的建议后，做出了比较积极的回应。12月18日，美国政府接到英方的建议后，罗斯福总统原则上表示同意，代理国务卿穆尔立即指示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南京与英国驻华代表就此事展开磋商。12月19日，詹森与许阁森在南京经过协商后，双方一致认为，局势的发展会对南京政府的稳定产生极大影响，因此，除了英国政府的建议外，目前各国不可能采取其他有益的措施；如果中国政府不借助于外国而找到解决的办法，这对有关各国更为有利，但是某些大国准备保证张学良、必要时保证杨虎城的安全离华，这一事实本身也是有意义的；要求英美政府授权各自大使将此建议正式通知孔祥熙；事实的方法，应由中国政府负责张、杨安全到达某地，最近的港口是天津，在那儿张、杨将被安置在一艘外国军舰里，随后安排他们安全离华。[16] 英、美双方驻华大使经过多次磋商，并经过各自政府的授权，迟至12月24日才将这一由列强参与解决事变的方案提交给孔祥熙，但是，西安事变此时已近解决，第2天，蒋介石安全抵达洛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样，由艾登动议的这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案，由于其先天的不足，加之提交过晚，未经实施，便告结束。 三、事变的解决与英国的动机 英方一直努力希望西安事变能尽快得到解决，但事变终获解决的速度还是出乎了他们的 意料。 12月22日，许阁森致电外交部：“宋子文和端纳昨晚乘飞机到达这里，经过与家人长 时间会议后，今晨再次与蒋夫人一起动身前往西安。我认为尽管蒋介石的生命当前没有危险，但他早日获释的希望还很小。现在几乎不可能获取事件进展的任何可靠情报，形势似乎是，尽管中国政府拒绝与反叛者谈判，但宋氏家族正在秘密地进行，与此同时政府放慢了军事行动的步伐。”[17] 但是，12月26日，英使就从国民政府获得证实：“蒋介石已经获释，他预计今天中午从洛阳抵达南京。外交部没有透露导致蒋介石获释的具体细节。”[18] 事变的解决之快，虽出乎英方的意料，但这时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事变解决的细节，特别是蒋介石获释的条件。 12月28日，参与事变调停解决关键人物之一端纳在南京拜会了英国使馆官员豪（R.G. Howe），向其透露了事变的发生及解决的经过。[19]豪随即将与端纳的谈话记录书面报告了此时已回到北京的英使许阁森。在给外交部的电报中，许阁森摘要介绍了端纳谈话的要点： 蒋介石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很难与他讨论问题或提供建议。他对日采取了怀柔政策，把像何应钦、张嘉傲和张群这样的亲日人物招入政府，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对整个国家反对怀柔、要求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的真实情绪茫然不知。长期以来，蒋夫人和端纳一直督促其采取一条更为强硬和大胆的政策，但却未能成功。张学良坚定地相信，使用人民的军队对付中国所谓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日本侵略者，镇压为日本憎恨的爱国的“救国”运动是一场灾难，但他不能甚至于与蒋介石讨论此事。西北的反日情绪非常强烈，中央政府下令在上海逮捕参与救国运动的七君子激发了西安的学生游行，游行被武力驱散，造成一名学生死亡，随后爆发骚乱。张学良对蒋介石拒绝正视现实感到绝望，决心遵循中国人以往成功的先例，拘禁他，直至其死亡。 在扣押蒋介石的过程中，张学良落到了他在南京从前的政敌的掌骨，按照端纳的说法，他们的主要人物是亲日派，他们很高兴看见他下台。如果讨伐军进攻西安，或是飞机轰炸城池，蒋介石肯定不会幸免遇难。端纳和蒋夫人相信，讨伐军是有意派出的，为的是不知觉地干掉蒋介石。 蒋介石是逐渐地才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张学良政变所带来的教训是，除非他采取正确方向领导这个国家，否则，这个国家不会无限地追随他。最后，他终于开始更自由地讨论问题。八项主张被缩减为如下几点： （1） 实行明确地反日政策。 （2） 释放政治犯。 （3） 重组内阁。 （4） 停止内战。 尽管蒋介石是被无条件地释放，但他多半已经发生了转变。[20] 许阁森对端纳的话半信半疑，尤其是端纳对中国政府内部存在所谓亲日派阴谋的指控， 但是，对西安事变后中国可能转向更积极的抗日政策，他还是感到忧心忡忡。在就此事写给豪的回信中，他写道：对日加强抵抗的政策所带来的可能后果令我担心。在此关头，我不能想象对中国利益来说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事了。他们沿用原来的路线在与川越的谈判中已经得了很多分，他们是通过采用深思熟虑的温和态度和愿意在合理的范围内满足日本的要求而做到的。而日本方面没有对他们所说的任何一点采取实际行动，他们正困惑与犹豫下一步该如何进行，他们自己内部存有严重的意见分歧，日本政府因德日协定而遭到国内强烈地批评，他们的中国政策正面临破产。 许阁森继续写道，日本的对华政策有可能发生改变。对他来说，中国如果不给日本一个机会，静观一下日本的政策是否会发生他们所期望的变化，将是一个极为愚蠢的事情。在此关头，对日加强抵抗有可能将天平倒向错误的方向。 假使他对日本方面的推断是错误的，日本人继续对中国采取不公正的强力政策，到那时中国人再考虑推行张学良的抵抗论也不迟，但即便如此他们的行动也应有个限度。 对此，许阁森特别指出，如果张群或是徐谟问起他对此事的立场，他会开诚布公地依照上述路线作答，同时，他要求豪也如此作答。[21]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过程中，英国政府反应迅速，行动积极，但在相关政府档案中却没有记录英国政府如此作为的动机与原因，而西安事变结束后许阁森的这番表述，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注脚，联系到在此前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英国的此番作为，其幕后动机不难理解。九一八事变后，英国的对华政策受对日政策影响颇深。由于对日实行姑息政策，因此，在对华政策上，英国只愿谈双方的经济合作，而避谈政治合作和军事合作，英国多次拒绝了国民政府要求双方政治和军事合作的建议。对于日本的种种侵华行为，英国从不敢公开进行谴责，以避免刺激日本。而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面对日本在军事上的层层进逼，基于政治上的考量，对外宣示“和平未至完全绝望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一方面一直企图通过中日对话，对日妥协让步，来拖延时间，并牵制日军的军事活动。一方面积极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援助，等待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这一对日政策，在某些方面正好契合了英国的对日政策。通观这一时期的英国档案，英国政府一直期望中日能达成妥协，即便是中国付出巨大的代价，中日和解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充满了期望，这也就不难理解在西安事变中英国如此迫切地希望该事件和平的解决，和如此积极的介入事变的调解过程中，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英国政府对西安事变后中国政府对日政策开始逐渐强硬所表露出的巨大隐忧了。 [1] 据笔者所见，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作有：臧运祜：《西安事变与日本的对华政策》，《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吴景平：《评美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民国档案》，1988年第4期；瓦尔多费拉蒂：《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与西安事变》，《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2期，等等。 [2]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 Dec. 13,1937, Kenneth Bourne, D. Cameron Watt, Michael Patridge ed., British Document on Foreign Affairs, Part Ⅱ,Series E. Asia, Vol.44, China, Jan. 1936-Jun 1937,p316-317。 [3]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 Dec. 13,1937，同上，p317。 [4] Cowan to Knatchbul-Hugessen, Dec. 15, 1936, F.O.676/232. [5]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6,1936,F.O..676/232. [6]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adam Chiang, Dec.16,1936,1936， F.O..676/232.。 [7]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6,1936,F.O..676/232 [8]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6,1936,F.O..676/232 [9]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7,1936, F.O..676/232. [10]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Mr.Eden，Dec.18,1936, F.O..676/232. [11] Mr.Eden to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Dec. 17,1936, F.O..676/232 [12]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18, 1936, F.O..676/232 [13] Mr.Eden to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Dec. 18,1936, W.O.208/182. [14] Mr. Lloyd Thomas to Foreign office, Dec. 19, 1936, W.O.208/182. [15] Sir M. Drumond to Mr. Eden, Dec. 19, 1936, W.O.208/182. [16]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Johnson, Dec.18, 193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6, Vol.ⅳ, The Far East, p434; John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Dec. 19, 1936, , ibid. p.438. [17]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22, 1936, F.O..676/232 [18]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26, 1936, F.O..676/232 [19] Mr. R.G. Howe to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Dec. 28, 1936, W.O. 208/182. [20]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Foreign Office, Dec.30, 1936, F.O..676/232 [21] Sir H. Knatchbul-Hugessen to Howe, Dec. 31, 1936, W.O. 208/182. （载《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论文集），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