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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王铁足大铜鼎、夔龙方壶、妾子 圆壶，被称作“中山三器”，周身镌刻铭文，字态娟秀，俊美刚劲。文字内容更为我们解开了中山王世系、伐燕战争等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谜团，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中山王铭文吸引着许多书法家描摹传承，独创新意，各自成风，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山王篆。其中，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中山王铁足铜鼎，铭文469字，仅次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西周毛公鼎，在战国铜器中极为罕见。 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是我国考古历史上第一次发现的先秦时期案架实物，其成形就需要制作78个部件，经过22次铸接、48次焊接完成，共计使用了188块泥范、13块泥芯，造型精美复杂。而且，这件珍宝上龙头托起的斗拱结构，将原本史籍中记载斗拱技术出现在汉代的时间向前推了百余年，在建筑学领域具有开创意义。 错银双翼神兽，共出土两对四只，为战国中山国所独有。造型矫健敏捷，通体错银饰，两胁间生出长翼，作腾飞纵跃之势，体形流畅，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这种带翼神兽的形象为外来的格里芬与中国传统龙纹结合，向我们印证了战国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存在。 错金银虎噬鹿屏风底座，一只凶猛的老虎体态浑圆，身躯矫健，正将一只小鹿送入张开的血盆大口中。组合的动态美与静态的错金银纹饰交相映照，向我们展现了大自然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张扬着古中山国先民身上洒脱奔放的气质。 铜版“兆域图”发现于被盗墓者洗劫的主墓室中，整体一次铸造，正面有金银片条镶嵌的实线图形。图上具备各部名称、大小、间距、位置、棺椁制度、国王诏命和比例尺等要素，堪称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规划设计图，在考古学、古文字学、古建筑图学、古地图学等方面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反映了战国时期中山国人了不起的聪明智慧。 十五连盏铜灯，仿若一棵茂盛的大树，树干周围伸出7节树枝，托起15盏灯盘，错落有致，无一重叠。中山匠人巧妙地将每节树枝设计成可拆卸的结构，极具实用性、便捷性。树枝上装饰着夔龙、鸟、猴等动物，一派生机盎然之景象，在光线变幻中活灵活现。无影灯的设计，构思奇特，造型新颖，在战国时期实属罕见。 九鼎的发现，说明在礼制上，古中山国也在效仿中原诸侯国的用鼎制度，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银首人俑铜灯上的右衽宽袖，特色发髻，也是典型中原形象的体现。虽然中山国是游牧民族迁移来的国家，但其经济和文化水平并不亚于东周列国。 万件出土文物个个造型独具特色，做工精巧、考究，既保留了鲜虞民族的艺术特色，又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文化特征，彰显着无可替代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极其发达的手工业无不展现着这“作奸巧冶，多美物”的国度，这个令人神往的“艺术王国”。 据《中山古城遗址保护规划》，到目前为止，中山古城遗址尚未探明的遗址和墓葬仍埋藏有重大价值文物，其重要性不亚于现有出土文物，潜在资源不可小觑。 中山古城遗址保护工作仍在继续 古中山国的历史文化深厚而激荡，诞生在这片神秘故土，绵延至中华大地。对它的保护与传承是义不容辞的使命。 目前，中山古城遗址的保护工作没有结束。虽然在改善保护环境、安装监控系统、修建了保护围墙、埋设界碑界桩、加固城墙护坡的基础上，基本保护了古城遗址的完整性。但是遗址仍然存在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等现象，遗址保护工作面临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在现有中山古城遗址考古发掘成果的基础上，考古工作者对中山古城遗址的勘探与调查也没有结束，以保护为中心的一系列考古计划依旧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从更宏观的视角尽可能多地复原古中山国的真实面貌。 为了更好地实现对大遗址的活态保护，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以2012年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中山古城遗址保护规划》为基础，目前当地正在积极申报中山古城考古遗址公园项目。根据申报中的《中山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遗址公园总投资将达到10.8亿元，建设面积2340公顷，分三期建设。建设内容为中山古城遗址博物馆、古城核心保护展示区、张家庙台保护展示区、古城墙及护城河保护展示区、东堡城保护展示区、中山湖景区及林山观景平台、小黄山景区、外围遗址地区、传统农耕区等。规划在妥善保护遗址与文物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配合后续考古发掘工作，充分发挥其作为公众学习场所的作用。通过考古遗址展示和教育活动，公众得以真正了解这个“鲜为人知”的神秘王国，真正做到在保护中研究，在研究中发展，将其建设成为兼具保护、科研、教育、参观四大功能的公共文化栖息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