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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制蟋蟀罐之北盆 南盆与北盆之差异首先在于壁之厚薄，其次在于器形的高度。这主要是南北气候有较大差异所致。 北方不像南方那样潮湿，但昼夜温差较大，气候变寒亦常常是一夜之间。南盆壁薄、扁浅而无需捶土底，皆着眼于不存湿气，但在北方却不适用，壁厚是为了延缓外部空气骤热骤寒，捶土底则为了可以储存一定的水分，防止空气过于干燥而导致的罐内湿度较大的起伏，既然要捶土底，腔体自然就高，要预留出土底的厚度。种种不同皆出于因地制宜，以适虫性。 之所以将罐体的高度列为次要指标，则在于北盆中亦有扁矮的一路，称为磨盘罐，其目的是不需要加放过笼，有便捷之利，亦有专蓄短须虫的功能，使之较易探知顶部，以免蹦盆而致破头或伤残。 北方咬斗蟋蟀的历史晚于南方，陶制蟋蟀罐的烧造亦晚于南方。 王世襄先生《秋虫六忆》曾著录宣德双狮纹陶制蟋蟀罐一只，为厚壁，是为北盆。产于何地不详，是否确为宣德年间烧造亦有争议。虽缺乏严格的证据，但王世襄先生的论证大致成立。 另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龙纹罐，盖内篆纹戳记“仿宋贾氏珍玩醉茗痴人秘制”12字，罐底龙纹图记内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王世襄先生曾目见，但认为“戳记文字及年款式样均非明初所能有，乃妄人伪造”。此意见较为中肯，从形制看的确似为晚清产品。 其实就社会状况而言，北方烧造蟋蟀罐，技术上不是问题，比如唐代北方就开始烧造澄泥砚，虽说澄泥砚质地过于细密，不适合用于蟋蟀罐的烧造，但是从技术上考虑，由高密度简化为低密度，也就是降低技术指标，应当是容易实现的；再者，明代皇宫所用城墙砖，是在临清烧造的，据黄仁宇的研究，年产量为100万块，万历二年以后，减少到70万块。当日运输漕粮的每艘船只，要顺便运输40到48块城砖，民船则减半。只有为宫廷建筑使用的釉砖，才由苏州烧造，运输釉砖需专用的驳船。分用途分地烧造，这种安排考虑的虽然是运输的成本，但说明北方烧造业已很成熟，皇家征用的砖块，从选土、练泥，到成型、阴干，乃至烧制，工序繁琐不亚于烧造蟋蟀罐。北方较晚出现蟋蟀罐的烧造，应该和此前北方斗虫风气未盛有关。 目前所知，北方民间烧造陶制蟋蟀罐要迟至万历年间才出现，是为“万礼张”。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北盆。 万礼张盆经王世襄《秋虫六忆》整理和研究，以款识分为八种：万礼张造、白山、秋虫大吉、永战三秋、永站三秋、怡情雅玩、永远长胜、春游秋乐；另有光素无款识者一，大约为九种。畅安先生文中附有款识拓片六种，唯“秋虫大吉”“永远长胜”两种没有拓片。 万礼张盆的特点在于外皮虽细，但内里却泥质较粗，故而罐体分量较轻，蛩家总结为“糠胎大瓮刀削底”。糠胎，因此透气性极佳，当系行家所为。王世襄就说，要论观赏性，万礼张不及子玉罐，但养虫却胜过子玉。这也是晚清至民国时期行家们一致的看法。 之所以敢说万礼张盆是北方最早的蟋蟀罐，主要还是因为万礼张盆明显带有从南盆演化为北盆的痕迹，八种之间细微的差异，可以明显看出其发展的脉络。早期，其基本形制为平底无圈足，盆壁较薄，器形较矮。较典型的有“怡情雅玩”，壁厚介于常见之南盆与北盆之间，但是高度却是南盆的尺码，也比宣德瓷质盆要矮。但是部分盆的盆底已有圈足，比如“永站三秋”。但腔体依然较矮，不及后世盆高大。 万礼张之后，有一款“青年张二”，为天津某藏家所藏，泥质、器形皆与万礼张相类，有人认为是万礼张早期产品，也有人认为是万礼张的子侄辈所制，目前尚无定论，但大致上可以认为系同时期的产品。 自万礼张的过渡，北方蟋蟀盆基本定型于厚壁、腔体较高，下设圈足等规范，基本采用平落盖而非南盆常见的天落盖。也正是由于腔体的高深，北方器物开始称为“罐”，而南方依然称为“盆”。虽然这也不是严格的界定，北方也常常盆、罐混称，但大致上约定俗成，沿袭至今。及至清代赵子玉在京畿一带烧造蟋蟀罐，北方玩家称“盆”的就不太多了。 明代蟋蟀罐当时的价格，各类文献皆未载。但是从袁中郎、刘侗的记述中可以看到，每到秋时，家家皆养蟋蟀，可知一般蟋蟀罐并非贵重之物。唯《戒庵老人漫笔》所载宣德时苏州大秀、小秀所造者，久藏苏州库中，正德时发出变易。既然值得一记，估计价格不菲。但具体数值阙如而不得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