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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疆早铁器时代初期所出现的铁器并不是本土所产，而是来自西亚、中亚，这与青铜器时代——早铁器时代的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高加索人等民族的相互迁徙、融合、入主新疆有一定的关系。铁器最初从西亚进入中亚地区以后，在一段时间内，铁器文化并未在新疆落地生根。更谈不上经新疆自西向东沿河西走廊向中原传播。早铁器时代铁器在新疆的使用过程，并不代表冶铁术在新疆的传播过程。新疆早铁器时代上限可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下限可定在公元前2世纪。铁镞作为战争武器与狩猎工具中的主要消耗品，其大量出现的年代应作为冶铁术在新疆诞生的下限时间。冶铁术在新疆的出现应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晚期。 关键词：新疆 早铁器时代 铁器 冶铁术 关于我国冶铁术的来源问题，历年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基于对文献记载和不同考古材料的认识，即主要是对中原地区早铁器时代铁器考古发现的认识，学术界对我国冶铁技术出现的时间曾有过：夏代以前说、商代说、西周说、春秋说等等。但关于来源问题，一般都坚持本土说。 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早期人工铁器在我国广大地区，尤其是新疆地区的不断发现，本土说发生了裂变，或者说发生了动摇。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术很可能是由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1）。随之，有学者撰文表示赞同，并从文化交流的背景角度，指出铁器由西传入的可能性（2）。更有学者推测：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3）也有学者直接指出：我国的“人工冶铁术由西亚、中亚经新疆向中原传布”（4）。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工冶铁最早出于周人之手，因为西周晚期已有锻铁存在（5）。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1000年前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分别独立起源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6）。 究竟我国中原地区的冶铁技术是不是由西亚、中亚经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或者说早在公元前1000年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在我国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的人民分别独立的发明了冶铁术，本文打算结合新疆地区早铁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就新疆早铁器时代的铁器来源、起始时代、冶铁术诞生的时间、以及是否东传等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新疆早铁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与铁器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历史上是民族活动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古代汉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希腊罗马文化的交汇地区。新疆早铁器时代的不同文化类型，属新疆地区先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弄清铁器文化在这一时段的发展脉络，无疑对研究新疆地区的全部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采用韩建业先生对新疆地区青铜器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分区、分期研究方法，把新疆的早期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从区域类型上划分为十个小区，即：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伊犁河流域小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小区、石河子-乌苏小区、帕米尔小区、阿勒泰小区、罗布泊小区、塔城小区。从发展与延续的时间上，把新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三段五期，即第一阶段即第一期；第二阶段分为三期，即第二至第四期；第三阶段为第五期。第一阶段第一期为青铜时代，时间：1900～1300BC。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即第二期至第五期为早铁器时代，时间：第二期1300～1100BC；第三期1100～800BC；第四期800～500BC；第五期500～100BC。（7）。 新疆地区早铁器时代的十个文化小区内，除塔城、罗布泊两个小区外，其余八个文化小区均有早铁器时代文化类型分布。所属文化类型有：焉不拉克文化、半截沟类型、苏贝希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和香宝宝类文化遗存。为方便研究梳理，下面我们依次对这些早铁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的铁器资料予以搜括，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讨论。 a.焉不拉克文化：主要分布于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目前，经过发掘的有：焉不拉克、五堡、拉甫乔克、艾斯克霞尔等墓地或遗址。见于报道的哈密县焉不拉克墓地M31、M72、M75墓葬曾发现少量铁器，种类有：铁刀、铁剑、铁戒指等。其中出土铁器的M31的碳十四测年为公元前1030年。（8） 但是，同属于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的发掘，并未出土铁器。焉不拉克文化的典型陶器与甘青地区的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中的陶器相似（9）。墓葬中出现欧洲人种。这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欧洲人种分布到达地域的最东界限。五堡水库墓地的绝对年代距今3200～3600年（10）；寒气沟墓地M4碳十四测年为距今2205±93，树轮校正年代公元前359—40，相当于春秋战国—西汉。(11) 由此可见，焉不拉克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0年。而真正始见铁器的时间为公元前1000年左右。 b.苏贝希文化：主要分布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以苏贝希、四道沟遗址和洋海一、二号墓地为代表，包括苏巴什、艾丁湖、三个桥、喀格恰克、大龙口、柴窝堡等遗存。目前出土铁器的墓葬与遗址有： 1、1992年鄯善县苏贝希墓群一号墓地竖穴土圹墓出土的铁器有：“木柄铁锥：锥尖稍残，嵌在木柄内。为防止木柄开裂，两端用皮条捆扎。铁刀：长14、宽1.35、厚0.5厘米。铁带钩：出土时固定在皮腰带上。铁箭镞：三翼状。固定于木杆箭上。铁马衔：镳，木质。镳分别套在两个衔环内。”发掘者认为：竖穴土圹墓出土的铁器表明吐鲁番地区最迟在战国时期，即已存在使用铁器的事实。苏贝希一号墓地ⅠM13碳十四测年BP2395±80年。（12） 2、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5号墓出土“铜、铁复合带扣1件。M5：4，这是一号墓地出土的唯一一件铁制品，铁制弓形轴圆柱状，两头安装圆球形铜帽，中间还有两道铜箍。通长9.6、直径0.8厘米。”发掘者认为：“其绝对年代：应为公元前2000年末到前1000年的前半期，其文明进程为青铜时代晚期到早期铁器时代。”（13） 3、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最重要的发现：出土“泥塑吹风管1件。M2210：3用黄泥手工制成。管细长，有直角拐把。拐把短端套接插入炼炉的‘猪嘴’，呈琉璃状。长36.5、直径6.2厘米”。发掘者认为：“墓中出土的的一件泥质风管，是存在金属冶炼的证据，这一发现尤其重要。”洋海二号墓地出土的“铁器数量很少，主要是刀。均为长柄，短刀。标本M265：3长柄，柄首有穿孔。长12.2、宽1.3、厚0.4厘米。M243：11柄首有穿孔。长11.2、宽1.2、厚0.4厘米。”此外，1988年二号墓地还出土过铁马衔。洋海墓地的“自身最显著的特点是时代在盆地及周围地区最早”。（14） 4、鄯善县洋海三号墓地“铁器出土数量较多，保存状况也不错，都是小件器物，主要有刀、锥、带钩、衔、镞、小杯等。刀：均长条形，直柄窄刃，短小。M319：9柄较宽，柄首有长方形孔，弧刃，头尖细。长12.2、宽1.8、厚0.3厘米。带钩：多用在马鞍＄和弓箭袋上。有圆环作扣，形态近似。M335：7锻打制成，椭圆形环连接一弯钩。通长5.8、宽3.2、厚0.5厘米。衔：均双环套形。M301：1两小环相套接，大环便于固定马镳，通长18.8厘米，大环直径3.2、小环1.5厘米。杯：1件。M359：5，杯形，敞口、圆底、个体很小，口径4.8、高2.7厘米。锥：带木柄。M376：6木柄较短，椎体弯曲，铁锥外露部分长3.7、通长9.2厘米。M376；8木柄较长，柄上捆绑皮条，锥体外露部分长3.7、通长10.9厘米。”洋海三号墓地铁器中的直柄刀和双环形铁马衔与洋海一、二号墓地出土的差别较大，而与其北苏贝希墓地、其东三个桥墓地的遗存相同或相似（15）。 5、1990年6月，鄯善县三个桥古墓葬出土“铁牌（M13:27），圆形带把。直径2.7、残把长0.8、厚约0.1厘米。铁刀(M13:24—1)，刀身柳叶形，柄呈长方形，柄及身分界不明显。通长10.4、柄长5.5、宽1、厚0.4、身长4.9、背厚0.2厘米。铁饰（M13:28），呈螺旋形柱状，中空有内有皮革痕迹。直径0.7、长1.4厘米。”这批出土铁器的墓葬时代大致在战国时期。（16） 6、1993年乌鲁木齐柴窝堡3座墓葬曾出土铁器，其中“铁刀，残长4.8厘米。铁件，M3：2，状似吹球，长3.1厘米。包金铁泡，1件，M1：2，平面为圆形，剖面略呈梯形，似台状。中穿一孔。高0.8、直径2.5、孔径0.9厘米。包金铁件：M3：4，略呈方柱形。残长3.75厘米。”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对93WCM1的木头碳十四测定，为距今2205±7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364～42年。然1991年发掘的柴窝堡M1、M7、M9、M20经碳十四测年却分别为：BP3005±80；BP3260±85；BP3100±80；BP3715±70。（17） 7、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墓地M5出土过铁锥1件（M5：6）。已锈蚀。长5.3、最大直径0.7厘米。M5属小型石堆墓，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战国前后。（18） 8、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M1随葬品仅一件铁锈块。M3出土有残铁矛和环首铁刀。库兰萨日克墓地的时代约为战国至汉。（19） 9、1993年8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发掘的3座石堆、7座石围石堆墓中出土“铁器七件。因锈蚀太甚，大部分辨识不出器形。矛，一件（93AKM5:C:2）仅存矛尖部分。两面刃，中间起脊。残长5.3、宽2.4厘米。环，一件（93AKM5:C:2）。由圆形铁条弯曲成圆环形，可能是铁刀之类器物的柄首。已残。环径1.1、丝径0.35厘米。器柄，一件（94AKM:C:3）。长条形，截面呈长方形。一端呈一面刃的楔形。另一端残。铁制不纯，含铜，长5.9、宽2厘米。”发掘者认为，库兰萨日克墓地的年代可确定在战国至西汉时期。（20） 属于这一地区、这一时段，铁器发现还有：1976年至1985年发掘的乌鲁木齐市南山矿区，包括阿拉沟口、阿拉沟内东风机械厂附近和鱼儿沟内一百多座石堆封土墓，其殉葬品中有小铁刀、铁镞等。阿拉沟口墓葬经碳十四已测17个数据，基本上都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后。（21）1984年发掘的乌鲁木齐市乌拉泊水库墓地（46座石堆封土墓）随葬的铁器有小刀、锥等。1978至1979年发掘的新源县巩乃斯种羊场墓葬石堆封土墓15座，随葬品有铁器刀、或剑。乌拉泊水库墓地与巩乃斯种羊场墓葬出土的陶器与苏巴什和阿拉沟类型比较一致。年代可推定在公元前500年左右。（22） 由此可见，分布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以苏贝希、四道沟遗址和洋海一、二号墓地为代表、包括苏巴什、艾丁湖、三个桥、喀格恰克、大龙口、柴窝堡等早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其年代范围：大约为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300年。 但是，同处于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的木垒县四道沟遗址、木垒河岸、半截沟、水磨河等遗址，碳十四测定，年代在公元前600—前300年，同属早铁器时代文化，在调查发掘过程中却均未有铁器出土。（23） 与苏巴什墓葬类型相同的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吐鲁番的雅尔湖沟北、鄯善县奇格曼、巴里坤县弯沟等墓葬也并未出土铁器。（24） c.察吾乎沟口文化：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与南缘。以察吾乎沟口墓群为代表，包括新塔拉晚期、哈布其罕、拜乐其尔、群巴克、孢孜东、克孜尔吐尔、喀日尕依、上户乡、开都河南岸等多处墓葬与遗存。目前出土铁器的墓葬与遗址有： 1、和静县察吾乎沟口四号墓地出土过一件锈残铁刀。四号墓地西南为一号墓地。一号墓地的碳十四数据为距今2825±80—2525±80年。发掘者认为：四号墓地的年代肯定早于一号墓地。（25） 2、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二号墓地曾出土少量铁器，“且均为残碎小块，形状多不辨。M14：11，似为鉄刀残段，残长5、宽2.1厘米。”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中晚期。该墓地所测碳十四三个数据，分别为2585±80、2450±70和2395±75年，即公元前635-445年，树轮校正为公元前695-470年。（26） 3、轮台县西北群巴克墓地出土的铁器有小刀、镰刀、锥子等。群巴克墓地的碳十四测年集中于公元前800～400年这个区间。（27） 4、和静县哈布其罕Ⅰ号墓地出土的“铁器多锈蚀严重，完整者仅一件耳环。标本M6：2，椭圆形环状，粗端外套石环，细端插入环中，长径2.5、短径2.2，粗0.2～0.3厘米。”“ 哈布其罕Ⅰ号墓地与察吾呼Ⅰ号墓地具有类似情况，即位于较地处的墓葬根本不见铁器，只是到了最晚期如M6、M9、M39等最高处的墓葬中才偶见铁器。” （28） 5、和静县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出土“铁器数量较多，但绝大部分残锈严重，器形莫辨。保存较好者有剑、镞、刀、牌、环。剑：长叶形，直柄均残损，无格。M1：2，窄长，剑身长17.7、宽1.9、厚0.8、剑柄残长4厘米，在一侧粘结有木片残块，原来当有木鞘；M10：1，较厚重，剑身长18、宽4.5、厚2、剑柄残长8厘米，在表面粘结有木片残块，并见有赫色漆片，原来当有漆木鞘。镞：均为三翼形，尾部尚存残木杆。M9：4，较大，长7、宽4.1、木杆残长5厘米。M10：3，较小，长4、宽1.9、木杆残长3.5厘米。刀：长条形，柄、刃分界明显。M2：1，背稍弧，直刃，长16.5、宽16.5、宽0.9厘米。牌：一般出于人骨腰部，多残损严重。M12：2保存较好，稍呈舌形，在上下两端和中腰两侧各有一小乳突。长10、宽6.4、厚0.03厘米。环：略呈长圆形。M8：4，长4.6、宽3.1、体径0.8厘米。” 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据碳十四测年并经树轮校正，在公元前190年至公元145年之间。（29） 6、1986年7月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阿拉沟水管站附近，即河谷西岸发现的三座竖穴木棺墓中曾出土铁渣一块（86TOAM:19），呈褐色铁锈块。这批墓葬的年代，发掘者认为：应为战国至西汉。（30） 7、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1号墓出土“铁器1件（M1：8）。通体锈蚀，形呈长条形，两面圆鼓，背部较厚，刃部稍薄，尖端已残。残长9.8、最宽18、最后0.9厘米。”1号墓出土器物与和静县察吾呼口、轮台群巴克等墓地的一些特征相近，据碳十四测年，经树轮校正在公元前751～267年之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31） 8、2003～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研究所新疆队在于田县阿羌乡昆仑山深处流水村（现名喀什塔什）附近，地处克里雅河上游河道与流水河交汇处的阿克布拉克台地上，三年累计发掘了52座石围墓。其中有“4座墓（M10、M24、M34、M28）曾出土铁器残片（铁刀）”。流水墓地的考古学文化年代为公元前一千纪前后。所测碳十四数据：M12： 2980±50；M15： 2640±80；M17 ：2890±40；M26： 2950±40年。（32）。 9、1996年8、9月，且末县扎滚鲁克二号墓地M1出土铁锥1件。残，不能复原。木柄，圆柱形。木柄长4.9、柄径1.2厘米。铁锥体已破裂，变形，截面为圆形，尖缺失。铁锥尾部呈锥体，插于木柄。全长9.8、锥径0.9”。M2出土铁器5件。“仅铁刀一种。皆残，爆裂，形制不很清楚。”截面均呈现显两面刃。“从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出土的文物资料看，居民还处在以家族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中。”年代大体相当于中原王朝西汉时期。（33） 10、1989～1990年，文物普查时，在且末县来利勒克遗址中区发现到“一些残石磨盘、铜片、铁块等。”该遗址时代为汉至晋。在尉利县夏勒都尔乌依遗址采集到一件残铁镞。在轮台县羊达克企給遗址“采集有铁镞一件。铁镞残长3厘米左右，为柳叶形，通体布满了锈。”这两处遗址时代相当于汉。（34） 11、温宿县孢孜东墓地M41石堆墓曾出土铁牌、铁刀、铁镞、铁带钩、铁钉、铁笄等计31件。其中铁刀7件，皆为长条形，断面呈楔形，椭圆状或方柱状柄、环首。较完整的全长约16厘米、宽1.3厘米。铁镞12件，有镞身断面呈三棱形、有倒刺、锥铤，有镞身断面呈等腰三角形、铤为三棱锥状，有镞身呈圆锥状、有銎的箭镞。时代应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35） 12、位于洛浦县西南约8公里的山普拉乡附近山普拉墓地，1984年发掘墓葬52座，随葬品中的铁器有小刀、镰刀。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00年至公元后100—200年。资料尚未公布。（36） 由此可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与南缘的以察吾乎沟口墓群为代表，包括新塔拉晚期、哈布其罕、拜乐其尔、群巴克、孢孜东、克孜尔吐尔、喀日尕依、上户乡、开都河南岸等早铁器时代的多处墓葬与遗存。其年代范围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最晚延续到公元前100年。 d.伊犁河流域文化：主要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小区与石河子-乌苏小区。以穷科克、索墩布拉克、奇仁托海、南山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也有少量铁器出土。目前公布的资料有： 1、伊利尼勒克穷科克一号墓地出土铁器15件，“一般一座墓中1件，只有一座墓中2件，除了2件为铁锥，其余均为铁刀，一般与羊骨放在陶钵或木盆之中，大多只留残铁渣，只有两件铁锥可以复原器形。”“铁锥，2件。圆锥状，顶端呈圆球状。M12:3,残长5.8厘米。M2：2，残长8.2厘米。”陈戈先生认为，尼勒克穷科克一号墓地的时代在公元前的800年到公元前后，属伊犁河文化范畴。经碳十四测年：该墓地M11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980年至830年。M52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040至906年。（37） 2、2004年7～9月，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巩留县南部西格里克山北麓山前坡上发掘了伊勒格代墓地、红旗砖厂墓地、龙口墓地、东方红砖厂墓地。其中在伊勒格代墓地M3死者“腹部见一铁器（疑是带扣），南壁见一残铁刀及羊骨。”M10“随葬1件陶罐、1件残铁刀及羊骨。”M21“在死者身右侧随葬2件铁器。” 伊勒格代墓地出土的“铁质小刀，均残。M3：2，柄部呈圆柱状，残长15.2、宽2.4厘米。M21：2柄部截面为长方形，残长8、最宽处1.8厘米。” 红旗砖厂墓地M1出土铁刀1件、铁环1对。M8出土铁刀1件。红旗砖厂墓地共出土“铁器4件。大都锈蚀，难辨其形。M1：11，铁环，一对。以一根铁条对接成圆环。直径1.4厘米。”发掘者将伊勒格代墓地、红旗砖厂墓地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38） 3、1976年6月，新疆自治区博物馆在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乌孙墓三座，出土“铁器3件，除铁剑1件稍完整外，其余两件残的很厉害，看不出器形。”“铁剑是M3（1）：2出土柄为工字形，刀叶两面刃，中间起脊，剑全长19.6，叶最宽处2.4厘米。”这三座墓属乌孙早期。（39） 4、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因特墓地曾出土铁器38件，可辨器形者有：钉2件；刀2件；圈、钩、盖各1件。大部分因锈蚀不辨器形。该墓地的年代经树轮校正后的碳十四数据显示为公元前5世纪至汉代。(40) 5、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曾出土“铁器29件，其中铁刀24件，M8：3，残长约10.4厘米，宽约0.9厘米。M16：1，残长约12厘米，宽约1.2厘米。M30：1，残长约12厘米，宽约1厘米”。“其它铁器5件。M16：3，敞口，似有流，圜底。口径0.6厘米，高2厘米。该墓地属“塞—乌孙文化”，时代为公元前七世纪—公元三世纪。发掘者将该墓地的年代确定在公元前4～3世纪。（41） 6、2005年伊犁巩留县山口水库墓地57座墓发掘出土“铁器20件，锈蚀严重，大多已不成形，除1件可辨为簪子外，主要应为小铁刀。”“铁簪1件。M60:1锈蚀严重，一端呈圆球状，一端呈尖状，长12.5、直径约0.3厘米。”“铁刀19件，M20:1锈蚀严重，直柄直背，单面斜刃。残长12.7，刃长约6厘米。 M15：1，直柄直背，弧刃。残长12.5、宽1.5、厚0.9厘米。其中柄长9厘米，刃部残。M30：M60：4；M63：1；M57：3；M61：2皆为直柄直刃形。”山口水库墓地的大体年代在公元前后至公元三、四世纪。（42） 7、1981—1982年发掘的新源县铁木里克圆形土堆石圈墓与同属铁木里克类型的，1984年发掘的七十一团一连鱼塘遗址的墓葬，其殉葬品中除陶器、铜器等外，铁器中分别出土有外包金箔的高圈足球形器，和铁刀、铁带扣。铁木里克类型的绝对年代，可定在公元前约700—前200年。（43） 8、2003年4月至10月，尼勒克县奇仁托海墓地石碓石圈墓：M5、M8、M47、M79、M129、M135、M6、M130、M152、M62、M29、M116、M139出土的殉葬品中铁器众多，但大多已锈蚀，基本以小铁刀为主，与羊骨同出。其中“M116出土一件大型铁器为一长铁刀，正锋，直背，弧刃，柄部稍残缺。残长75.8、到最大宽3.2厘米，扁径长约7.9、宽约1.6、格最大宽约8.7厘米。”该墓地的石碓石圈墓的年代发掘者推断：在公约前5世纪前后。（44） 9、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号墓地出土“铁器4件：其中铁刀2件（M4：2；M5：2；）铁锥1件（M2：4），铁带扣1件（M：6）。由于年代久远，环境潮湿，都锈蚀严重。”“苏联同行在伊犁河流域乃至七和地发掘过大量这种地面有封堆的墓葬，并认为大部分属历史上的乌孙，时代为公元前2世纪—3世纪”，发掘者通过墓冢排列形式和埋葬方式以及随葬品的多少，认为“其时代应为公元前2世纪—公元前1世纪，这些早期乌孙墓墓地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与恰甫其海其它编号墓地、尼勒克穷科克墓地都非常相似。”属伊犁河流域文化（45） 10、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曾出土“铁器1件(乙M3:14),条形，已锈蚀，看不出原形，长6.5厘米”。发掘者认为：乙M3具有乌孙早期墓葬的特点。其时代约为西汉初叶，该墓地“B区中出的铁器已看不出原形，但对断代有重要意义，根据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来看，乌孙墓葬随葬小件铁器是比较普遍的。”（46） 11、1990年8～9月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33座。出土“铁器九件。均为小件，多锈蚀过甚，可辨的器形很少。小刀：一件，20：2出自封土中，柄长3.8、刃长13.1厘米。锥：18：1，残长5厘米。剑：一件，M1：1，残长10.5，刃宽1.1厘米。”据碳十四测定， 索墩布拉克古墓群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属乌孙之前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塞克人的遗存。（47） 12、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地8座墓中发现铁器。其中AM3、AM4殉葬品中有铁刀；BM3随葬品中有铁短剑和一些铁器残块。CM5随葬品仅见一些锈铁渣。这批墓葬属乌孙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3～前2世纪。属伊犁河流域文化。（48） 13、石河子市南山发现的一批2000多年前的墓葬中，出土“铁器9件，小件铁器多因锈蚀过甚，器形难辨，有的似为鉄刀”，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中原王朝的战国到西汉时期。（49） 14、新源县黑山头发掘的圆形石堆石圈竖穴土坑墓其殉葬品中除彩陶、铜器外，出土有小铁刀。与黑山头墓葬类型相似的特克斯县一牧场墓葬、察布查尔县所敦布拉克乙区墓葬其殉葬品中均出土铁器，唯锈蚀严重，器形难辨。黑山头类型某些陶器与乌拉泊水库类型和阿拉沟类型相同或相似，大致年代可推定在公元前约500年左右。(50) 由此可见，分布于伊犁河流域小区与石河子-乌苏小区，以穷科克、索墩布拉克、奇仁托海、南山墓地为代表的早铁器时代文化遗存，其年代范围：除伊利尼勒克穷科克一号墓地突破公元前900年这个界限外，多数都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个别延续到公元前100年左右。 e.香宝宝类文化遗存：即帕米尔地区以香宝宝墓地和下坂墓地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曾出土铁刀、铁管、铁镯等少量铁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500年，最晚延续到公元前300年。 1、2003年8～9月，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墓地AⅡM013出土铁器4件，分别为铁刀2件、铁镞2件。另有铁镞残片4件；铁渣3块。其中2件铁刀出土时皆因锈蚀严重，与刀鞘粘在一起，仅存刃部。其中一件平面呈柳叶形，双面刃。残长19、宽4.5、厚0.8厘米。另一件为单面刃，残长7.5、宽2、刀背厚0.3厘米。铁镞为三翼形，有梃，较长，插于芦苇杆中。镞长3.5、梃长8厘米。发掘者推测：“下坂墓地的主体文化的年代上限要早于香宝宝墓地和穷科克一号墓地的时代上限，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下限应与前苏联在西帕米尔高原的帕米尔河流域和阿赖山地区发掘的塞克墓葬的年代相当，约公元前500年左右。个别墓地、墓葬的年代可能还要再晚一些”。（51） 2、1976年，新疆博物馆，曾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的香宝宝墓地发掘过41座墓葬，出土过一批铁器，所测碳十四数据M13为距今2505±80年；M17为距今2665±120年；M21为距今2850±105年。时间大体在公元前9～6世纪。（52）现藏于该县文化馆的香宝宝墓地出土的“马镫（90TXM2），铁质，脚踏部分高9.9厘米，宽11.7厘米，通高13.8厘米。草带系连的穿部为矩形小孔，长2厘米，宽1厘米，镫底为柳叶形。”（53） 3、1990年喀什文物普查队在伽师县英阿瓦提喀拉墩遗址“采集到一些铁器残块，其中两件可以看出是铁剑残块。有一件（90GYGY：1）残长5，宽3.8，厚1.2厘米。两侧皆有双面刃。”从该遗址采集的陶片看，早期可到公元前三世纪。”（54） 由此可见，在帕米尔地区以香宝宝墓地和下坂墓地为代表的早铁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年代范围应为公约前1000年至300年。 f.其它文化遗存：2006年9月，位于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塔勒德萨依墓地5号墓，“出土陶壶1件、铁器1件。马2匹、羊2只。铁器完全锈蚀，器形不明。塔勒德萨依墓地的年代，发掘者推断为距今2400年左右。（55） g.新疆早铁器时代在不同区域的发现处于不同时段 根据韩建业先生的分期，新疆早铁器时代应始于公元前13世纪，结束于公元前1世纪，时间上大体延续了1200年左右，这便是新疆早铁器时代文化年代的上、下限，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晚商至西汉末期。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 纵观新疆地区早铁器时代的所有铁器考古资料，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伊犁河流域小区、塔里木盆地南缘小区、石河子-乌苏小区、帕米尔小区、阿勒泰小区八个文化小区内均有发现。而且各个小区在不同时间段上的发现重点各不相同。例如：哈密盆地-巴里坤草原小区、帕米尔小区主要是早铁器时代初期，即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发现；吐鲁番盆地-中部天山北麓小区、塔里木盆地北缘小区与南缘主要是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发现；伊犁河流域小区主要是公元前500年至公元前300年的发现等等。一个地区所属不同时间段的考古发现的多少，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某一地区在某一时间段的文化发展主流。从上述发现来看，新疆早铁器时代上限可定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下限可定在公元前2世纪。也就是说，新疆的早铁器时代始于商末周初，结束于西汉。即至迟新疆在西汉时期已全面进入铁器使用时代。 但是，正如吕恩国先生在分析研究了焉不拉克墓地、洋海Ⅰ号墓地、察吾乎Ⅳ墓地出土铁器资料以后指出的那样：“上述三处都是大型氏族墓地，规模大、数量多、延续时间长——从青铜时代一直到早期铁器时代。这种情况的墓地在新疆还很多。如果不作分期就笼统地说上述三处墓地出土了铁器，时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和公元前10世纪，那一定是不科学的。”的确，不少学者犯此错误。吕先生拿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年代与新疆地区作比较，同样得出了新疆早铁器时代不可能早到公元前10世纪左右的结论。这就是说：新疆“西面的楚斯特文化和金麦里文化为青铜时代晚期文化，年代下限为公元前8世纪。西北面早期铁器时代始于斯基泰（塞克），为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北面的塔加尔文化属早期铁器时代，始于公元前8世纪。东面的沙井文化、卡窑文化为青铜时代晚期文化，终于公元前6世纪。新疆被这样的局面包围，加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状况，铁器时代能早到那里去？从公元前7世纪～前2世纪比较合理。”（56）笔者同意吕先生“新疆早铁器时代从公元前7世纪～前2世纪”的看法，认为其分析方法与所得结论较切合实际。保守的讲，新疆的早铁器时代大约经历了五六百年的时间。 二、新疆早铁器时代的铁器来源与冶铁术的传播问题 a.小亚土著人发明创造了铁器 从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新疆早铁器时代初期所出现的铁器，应该是由中亚传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铁的使用，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已出现，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有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不过这些铁器基本是陨铁所制，从人类冶铁的角度讲，此前的发现，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铁器时代。现在，一般都认为，古代近东的土耳其北部，小亚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是铁器的起源地，因为这里出土铁匕首的“阿拉卡遗址文化共分四层，出土铁匕首的是在第Ⅲ层，整个文化是属于早期青铜文化Ⅱ期，与小亚西部的特洛耶（Troy）Ⅱ期同时代。这个阿拉卡Ⅲ层文化既没有美索不达米亚，也没受到爱琴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的土著文化。虽然该遗址王墓中发现的头颅是短型的，跟当地的长头颅不同，可能是外来的，但也不是在公元前2300年以后才进入此地的赫梯人创造的。可见，铁器并不是赫梯人最早发明的，而是原始的小亚土著人民创造的”。（57）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后来，这里不仅成为亚述帝国在喀纳斯（Kane）的殖民地的供应金属的地区，赫梯帝国也从这里崛起。 b. 新疆早铁器时代的两种考古学文化类型 关于中亚地区的铁器时代考古文化，欧洲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其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500—500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是公元前1300—800年。从总体上分析，中亚地区的铁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两种类型：即以阿克美尼德文化为代表的“定居农业文化”，和以塞人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中亚地区的“定居农业文化”以绿州农业文化为代表，以苏联费尔干纳的楚斯特为例，在这些绿洲农业文化遗址中，见到灌溉工程、古代堡垒，晚期有了铁器。以塞人文化为代表的“草原游牧文化”，以帕米尔塞人文化为例，在这一时期，虽然铁质短剑已经出现，但镞仍然用铜。（58）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东面和南面与我国的甘肃、青海、西藏相邻。东北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邻、西北部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部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搭界。其早铁器时代的文化类型也可以说两种类型皆兼而有之。但前期以“草原游牧文化”为主，定居农业文化为辅。目前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发现的古墓沟文化属“绿洲农业文化”类型，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2000年左右。古墓沟人的生产虽然以畜牧业为主，饲养牛羊，农业已利用灌溉之便，种植的小麦（59）。但此时尚处于青铜器时代，以至到古墓沟文化晚期也并未进入铁器时代。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历史上新疆地区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并不是那么迅速、广泛。原始民族的自我封闭意识，远远超过了自然地理上的封闭界限。所以说，早铁器时代无论是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或高加索人最初把铁器带入新疆，但铁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并未传播，仅限于少数携带铁器民族本身使用。而后，有可能曾出现已经使用铁器的这些民族，在入主新疆之后，因客观条件的限制曾中断过对铁器的使用。 c.焉布拉克文化的冶铁术并未东传 前文述及，有学者提出“我国的人工冶铁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年以前的新疆地区，而中原地区的冶铁术很可能是由新疆沿河西走廊传入，时间大体在西周中晚期”。持此说法学者的立论基础是：焉不拉克古墓出土了7件铁器，焉不拉克文化中的常见陶器单耳豆，腹耳壶，双耳罐等，彩陶纹饰多S纹，竖线纹，云雷纹，双钩纹与甘肃地区辛店文化和四坝文化的同类器型和彩陶纹饰有着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与甘、青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联系。所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考虑，即认为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前，焉不拉克文化的冶铁术即通过分布于甘肃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传播到周原地区，从而又由周原地区扩散到中原。 究竟中原地区的冶铁术是不是由新疆通过甘肃河西走廊传入的，要搞清这一问题，首先要搞清新疆铁器最初的来源问题。尽管目前内地的早铁器时代的铁器发现资料不及新疆多，尤其是属于西周以前的发现，仅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发现的一件铁刃铜钺；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中发现的一件铁刃铜钺；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贵族墓地Ｍ２００１出土一件玉柄铁剑；连同传说出自河南浚县商末周初墓葬，现存于美国弗里尔美术馆的一件铁刃铜钺与一件铁援铜戈计算在内总共五件。但考古学提供的事实并不支持“新疆冶铁术东传”的说法。 事实上处于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的发掘，并未出土铁器。1976至2003年，先后在甘肃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发掘清理四坝文化类型：玉门火烧沟墓地、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酒泉西河滩大型聚落遗址等，其中玉门火烧沟：墓葬312座，出土铜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还发现有精制加工的金、银耳环以及玉器等。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墓葬354座，出土陶、石、骨、铜、金、银、玉器等1 000多件。酒泉西河滩大型聚落遗址：房址50余座、窖穴60多座、烧烤坑350多座、陶窑5座、祭祀坑20多座。砷铜制品在四坝文化中大量存在，某些器物的特点又与中亚文化接近，也均未出土铁器。这是为什么？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60）。焉不拉克墓葬有12个碳测数据，多数在BC1300—BC650年之间（61）。大家知道，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从四坝文化类型与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碳十四测年比较，四坝文化的年代明显早于焉不拉克文化的年代，究竟是焉不拉克文化东传影响了四坝文化，还是四坝文化西传影响了焉不拉克文化。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d.新疆早铁器时代初期的铁器非本地所产 如何解释唯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而处在同一文化小区的同类墓葬五堡水库等却不出铁器这一文化现象呢？笔者认为，对于这种现象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这种文化产品是外来的，且只存在于很小范围，它存在的时间与它的主人停留在该地的时间一样。这就是说，它随谁而来，又随谁而去。为什么焉不拉克人头骨形态资料学显示：蒙古人血统占绝大多数（21／29），欧洲高加索人的成份较少（8／29）。这些铁器很有可能就是由来自欧洲的高加索人带入的。当铁器的主人去世时，也便随葬与主人。这说明焉不拉克文化中虽然出现了铁器，但焉不拉克的土著人并未掌握冶铁术。否则，这种文化现象将得以延续。这就是为什么处在同一文化小区、同属焉不拉克文化类型的哈密五堡水库墓地、艾斯克霞尔墓地、寒气沟墓地、四堡拉甫乔克墓葬并未发现铁器的真正原因。 同样道理，在苏贝希文化类型的鄯善县苏贝希一号墓地、洋海一、二号墓地；乌鲁木齐柴窝堡墓葬发现了铁器，而处于同一文化小区的木垒县四道沟、木垒河岸、半截沟、水磨河等苏贝希文化类型遗址和墓葬，在调查发掘过程中也均未有铁器出土。与苏巴什墓葬类型相同的托克逊县英亚依拉克、吐鲁番的雅尔湖沟北、鄯善县奇格曼、巴里坤县弯沟等墓葬也并未出土铁器，同样存在这种情况。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早铁器时代初期的新疆人使用的铁器并不是本土所产，这与青铜器时代——早铁器时代的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高加索人等民族的相互迁徙、融合、入主新疆有一定的关系。 有学者对新疆早铁器时代不同文化类型中的铁器资料做过分析，认为焉不拉克墓地出土铁器的“M31棺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3240±135年（经树轮校正），即公元前1312～前1127年。这个年代非常早，从铁器传播的时间上看，已经和伊朗西北第一阶段的时间相近。从铁器在欧亚大陆传播迄今所知的现状看，有些意外。”察吾乎沟口文化类型中出土的铁器并不少，但“铁器在察吾乎类型中使用的时间并不早”。轮台县群巴克墓葬出土有较多的铁器，种类也较多。“根据碳十四年代测定，实际上出铁器的墓葬年代主要集中在公元前七世纪，个别早到公元前八世纪中叶。” （62）由此看来，新疆地区过早使用铁器的说法尚值得怀疑。 e.新疆境内发现的冶铁遗址 新疆地区发现的矿冶遗址主要集中在今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和拜城县，即古龟兹国地域范围之内。史书记载“（龟兹）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云：龟兹能铸冶。”（63）目前，可以确定为汉或汉代以前的炼铁遗址仅四处。即： 阿格村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的阿格村东西两侧。村东3处，均位于阿格河北岸的山坡上，自东向西依次为Ⅰ、Ⅱ、Ⅲ、号遗址。Ⅲ号遗址东端位于Ⅱ号遗址西侧约400米处，为4处遗址中最大的一处。其炼渣堆积长度将近1公里，宽度在50～200米之间，最厚处可达3米多。Ⅳ号遗址位于阿格村西端，河谷南岸山间一小盆地中，面积40米见方。主要是含有风管的炼渣堆积。底层堆积中出土束腰形石磨盘，石锤和灰陶片。时代下限：西汉早期。（64） 阿艾古城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库车河西岸台地上的阿艾古城东、北城垣外。面积约1.3万平方米。遗址有炼铁矿渣的堆积层。遗址散布炼渣、风管、陶片等。堆积的炼渣和附近可可萨依、苏博依、阿格村等炼铁遗址基本一致。采集到的一件石斧，其形制与尼勒克县奴拉塞铜矿、阿格村Ⅲ号地点出土的石斧基本一致。时代：西汉。（65） 可可萨依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苏博依村西侧约500米处，库车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西北距阿艾古城约3公里。遗址面积约6.5万平方米，堆积以炼渣为主，其中包含有大量风管、陶片及石磨盘残块等，最厚可达3米。时代：西汉以前。（66） 苏博依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北部、苏博依村北侧的库车河二级台地上，西侧隔一条冲沟与可可萨依炼铁遗址相邻，实际上为同一遗址。遗址约10万平方米。以炼渣堆积为主，厚处可达3米。堆积与可可萨依遗址基本一致，但部分炼渣中含绿色铜锈。说明该遗址在炼铁的同时也还炼铜。时代：西汉以前。（67） 魏晋-唐的炼铁遗址一处：即贝迪勒克炼铁遗址。 贝迪勒克炼铁遗址位于库车县阿格乡政府驻地北偏东18.5公里，库车河西岸，217国道东侧。遗址沿河分布，面积约7.5万平方米。以炼渣堆积为主。炼渣块质地均匀，均不太大，多呈黑色或蓝黑色的玻璃态，所含未熔矿石或溶剂、木炭极少。发现风管，未发现完整炼炉遗迹，残存的炉壁厚度约0.1米左右，内侧多呈玻璃状，从炉壁的弧度看，炉体的直径约在1米左右。（68） 唐代的炼铁遗址有：拜城县亚木古鲁克冶铁、冶铜遗址；麻扎吉勒嘎冶铁遗址；不确定时代者有：拜城县瓮古鲁吉勒尕冶铁遗址。（69） 另外，1990年，于田县喀拉墩遗址出土有许多炼渣和铜、铁器物残块，时代为汉晋时期。1958年，史树青先生在洛甫县阿其克山冶铁遗址，发现烧结铁、残破的陶制鼓风口，敷满了赤铁粉的石凿和石锤，推测其年代为汉晋。1983年，且末县也发现了古代的煤矿井和冶铁遗址，有鼓风管残块、炼铁渣等；民丰县尼雅遗址也出土了炼铁炉、小坩埚、烧结铁、矿石和碳渣、炼渣等，年代在汉晋之间。1984年洛甫山普拉墓地出土的少量冶铁鼓风风囊等遗物，年代应在汉代以后。（70） 轮台县野云沟麻扎遗址：“遗址范围大致呈椭圆形，长540米，宽240米，中有小土台，周约120米，疑为房屋遗址，碎铁块甚多，瓦砾遍地”，调查者疑为汉代遗址，也可能也冶铁有关。（71） 阿格村炼铁遗址、阿艾古城炼铁遗址、可可萨依炼铁遗址、苏博依炼铁遗址等大型汉代炼铁遗址的丰富堆积，说明至汉代新疆已采用了中原地区先进的高炉鼓风冶炼技术，冶铁术已进入成熟阶段。史料明确记载：新疆的冶铁技术自汉代才有了质的飞跃。如《汉书•陈汤传》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这说明，在汉代先进的冶金技术未传入之前，新疆的金属工艺较为原始，所制备的武器性能很差。 f.新疆地区冶铁术诞生的下限标志 从总体上讲，铁器在新疆的普遍发现，是在公元前8世纪以后。但新疆普遍发现铁器的年代，并不等于冶铁术在新疆出现的年代。对于早铁器时代铁器如何在新疆传播，郭物先生推断：“从现在新疆早期铁器发现的情况看，铁器在新疆也存在一个传播过程。可能铁器是先被新疆东部或者中部地区的文化接受，之后才传到天山南麓中段相对封闭的地区。值得指出的是，伊犁、喀什等地区实际上很可能比较早地接触到冶铁术。从哈布其罕墓地发现的装饰品铁器、群巴克墓地发现的大量铁器看，伊犁、喀什等地区有可能也是冶铁术传入新疆的早期孔道之一。这和青铜时代域外文化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也大致相似。”（72） 笔者认为：早铁器时代铁器在新疆的使用过程，并不代表冶铁术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使用铁器和制造铁器虽互为因果，但从开始冶铁到铁器诞生，这中间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只有从冶铁术的出现，到完成铁器的制造，才算是铁器文化在一个地区真正落地生根、传播的开始。并不应不问来源，把铁器一旦在一个地方的出现，就视为该地冶铁术已经诞生。 如何来判断冶铁术在一个地方的出现时间，对此，笔者认为：冶铁术在一个地方的诞生，应以这个地方铁器文化中最普遍，实际生产、生活中用量最大的铁器品种出现时间为下限。而这个铁器品种在该地区的普遍出现与使用，即标志着冶铁术在这一地区真正诞生的时间。 众所周知，新疆早铁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渔猎、放牧经济社会。农耕经济或半农半牧经济在这一时期还处于辅助地位。民族间、部落间还经常发生争夺草场的战斗。或者说彼此间还经常因扩充领域而发生战争。新疆岩画中有这方面的资料。王炳华先生指出：“无论是炼铜，还是炼铁，可以肯定：当时采矿、冶炼生产必然已经超出家庭手工业的范畴，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论是铜矿开采还是冶炼，生产工艺都比较复杂，专业性比较强，生产规模较大，需要的劳动力也比较多。每个生产环节，如找矿、坑道掘进、支架防护、采矿、排水通风，提取运输矿石、冶炼、浇铸等……，都要求生产者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专门技术，必须比较固定或相对稳定地从事这一工作”（73）。这就要求从事采矿、冶炼的这个民族，不仅要相对稳定的活动在一定的地域范围之内，而且该地域内具有其所需炼铁的铁矿、燃料。这个民族经济上、军事上一定是强大的，人口数量也一定具有相当规模。从这一点上讲，无论是焉不拉克文化早期、苏贝希文化早期、察吾乎文化早期、还是伊犁河流域文化早期与香宝宝文化类型遗存的年代，早已融入这些文化民族中的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高加索人等，他们虽然有可能在入主新疆之前就已经使用铁器，甚至已经掌握了铁的冶炼技术，但在入主新疆之后一段时期内却并未进行铁矿开采和炼铁，以至制造铁器。这是由于多方面因素决定的。比如说，这些民族人口较少，活动的地域范围较小，在该地域内缺乏矿源、燃料等等。所以，尽管目前新疆地区有公元前800到公元前1000年的铁器发现，但并不能证明此时冶铁术在新疆已经出现，铁器文化在新疆已落地生根。 那么，这个标志着新疆冶铁术诞生的铁器品种是什么呢？是新疆地区早铁器时代文化中出土数量最多、也最常见的铁器种类小铁刀吗？不是。而是用于战争和游牧狩猎的武器——铁镞。因为铁镞是一种消耗量很大的铁器产品。在一个地区，冶铁术未出现之前，是不可能大量生产、使用铁镞武器的。 对于这个问题，王炳华先生早就注意到了。他在研究阿拉沟古墓出土的小铁刀、三棱形铁镞时曾指出：“战国时期，塞人已经用铁，尤其是使用了消耗量很大的铁镞，对我们估计当时塞人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铁矿的冶炼、铁器的加工，都远较铜器金属要困难。铁被用于制造工具、兵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是不少新的生产领域可以到开发。”（74）笔者同意王炳华先生的分析意见，故把铁镞在新疆地区各文化类型中的普遍发现作为新疆冶铁术诞生的下限标志。 冶铁术是在炼铜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一个地方在冶铁术诞生之前，必然有成熟的炼铜技术。故铜器的普遍使用在该地区应早于铁器的使用。 当然，直观的讲，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冶铁遗址的年代，可以确定为冶铁术在新疆诞生的年代。然而，目前这方面的发现，尚不足说明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得不寻找“铁镞”作为旁证。 g.冶铁术在新疆诞生的年代 从上述发现来看，至汉代，冶铁术在新疆已普遍出现。但这并不是新疆人最初开始炼铁的年代。事实上，一个民族，有熟练的炼铜技术做基础，又有丰富的铁矿与燃料，生产上或生活上一旦有这方面的需要，一项新的技术和产品就会应运而生。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75） 既然直观证据不能说明冶铁术在新疆开始的年代，那么，铁镞在新疆早铁器时代各文化类型中普遍发现的年代又如何呢？ 据笔者搜括：铁镞在焉布拉克墓地中未曾发现。苏贝希一号墓地、洋海三号墓地、阿拉沟口墓葬出土有铁镞。苏贝希一号墓地、洋海三号墓地的年代为公元前400年左右，阿拉沟口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前100年之间。温宿县孢孜东墓地M41石堆墓出土有銎铁镞12件，时代为公元前1000—前500年。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尉利县夏勒都尔乌依遗址、轮台县羊达克企給遗址也发现铁镞，但年代已进入汉，察吾乎沟口三号墓地，据碳十四测年并经树轮校正，在公元前190年至公元145年之间。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墓地AⅡM013出土铁镞2件，另有铁镞残片4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500年，最晚延续到公元前300年。通过对同类文化墓葬有些出土铁器，有些并不出土铁器，以及铁剑、铁刀、铁锥、铁钉、铁牌、铁马衔、铁马镫等普通常见铁器与铁镞共出一墓的现象分析，总体考虑新疆冶铁术出现的年代，笔者认为：铁镞作为战争武器与狩猎工具中的主要消耗品，其大量出现的年代应当作为新疆冶铁术诞生的下限，时间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但也早不过公元前700年。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新疆冶铁技术应始于公元前500年左右，相当于内地的春秋晚期。 三、结语 铁器在新疆出现的时间虽然在公元前1000年前，但冶铁术在新疆出现的时间却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这就是说，铁器最初由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高加索人等经西亚、中亚带入新疆，当这些民族已经融入当地的塞人、羌人、月氏人、蒙古人及当地的土著民族而成为新疆这块土地主人的时候，冶铁术在此并未诞生。新疆地区因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各民族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并不是那么迅速、广泛。原始民族的自我封闭意识，远远超过了自然地理上的封闭界限。所以说，早铁器时代无论是希腊人、阿拉伯人、雅利安人、粟特人、高加索人等民族把铁器带入新疆，但铁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并未在当地的塞人、羌人、月氏人、蒙古人及当地的土著人之间迅速传播，种种迹象表明：铁器文化从西亚进入中亚地区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在新疆落地生根。更谈不上经新疆自西向东沿河西走廊向中原传播。 尽管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新疆地区已呈现出群雄逐鹿，行国（76）漂移，绿洲无数，居国林立的情景，铁器已经在新疆各民族间普遍使用，但源于西亚的冶铁术的传播还仅仅局限于新疆当地各居国、行国之间。只有到了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汉武帝派李广利征大宛，在轮台、伊循等地开垦屯田，中原地区先进的高炉鼓风炼铁技术才传入新疆，从而大大提高了新疆的炼铁技术和质量，生铁冶铸技术也得以在新疆推广使用。 至于有人说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首先影响到新疆地区，然后到达黄河流域，这标志着新疆处于金属文化东传的中心环节。”这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虽然新疆属于中亚的一部分，大多地方的地理地貌与中亚其他地区区别不大，北疆的一些大河又将新疆与以西亚、中亚一些国家连为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发现它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渊源。而且西亚、中亚（包括新疆）和我国中原地区发现的早期铁器皆为原始的块炼铁，但冶铁术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要进行远程传播，对西亚、中亚及我国中原地区来说，在时间上并不是渐次到达的。客观的讲，中原与新疆历史上分属于两个不同文化地域范围。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民族文化在尚无民族迁徙、民族融合的情况下，大跨度、远程式的传播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前几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晚期墓地曾出土过一件“砷青铜齿轮”，有人就推论我国中原地区的冶铜技术是从西域传过来。事实上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主要是用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铸造的。从“砷青铜”的分布地域来看，目前仅在甘肃河西走廊的西部的四坝文化和青海东部的沙井文化中见到，并未渗入“周文化”领地。四坝文化中青铜器多为“铜、砷”二元合金制品（77）。虽然与西亚等地同期遗址中发现的青铜器金相组织一样。但周文化的青铜器、铁器的金相组织，却与我国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金相组织一样，而与西亚的同类器物金相组织差别甚大，何谈我国的青铜器、铁器皆“最初导源于西亚的青铜器和铁器”呢？应该说，中国的冶铁术在公元前500年前和公元前800年前后分别独立起源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这才是历史事实。 注释： （1）唐际根：《中国冶铁术的起源问题》，《考古》1993年第6期，563～564页。 （2）赵化成：《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工铁器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56—1996》，三秦出版社，1997年，289～300页。 （3）安志敏：《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70～77页。 （4）刘学堂：《中国冶铁术的起源》，《中国文物报•考古版》2004年4月2日。 （5）祝中熹：《中国古代始炼铁及秦人用铁考述》，《陇右文博》2001年第1期，53页。 （6）白云翔：《中国的早期铁器与冶铁的起源》，《桃李成蹊集——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308页。 （7）韩建业：《新疆青铜器时代—早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新疆文物》2005年3期，57～73页。 （8）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陈光祖著 张 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1期，85～86页。 （9) 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艾似克霞尔墓地的发掘》《考古》2002年6期，30～41页。b.陈戈：《焉不拉克文化》《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351～353页。 （10）张成安：《浅析青铜时代哈密的农业生产状况》《新疆文物》1997年4期，58页。 （1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寒气沟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7年9期，805页。 （12）新疆文物考古所：《鄯善苏贝希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3年4期，9、10、12页。 （13）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一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1期24、27页。 （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1期41、49、47页。 （1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鄯善县洋海三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1期64～65、68页。 (1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大学历史系88级考古专业、吐鲁番地区博物馆、鄯善县文化局：《新疆鄯善县三个桥古墓葬的抢救清理发掘》《新疆文物》1997年2期。15、21页。 （17）a.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3年乌鲁木齐柴窝堡墓葬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8年3期，21～22页。b.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碳十四年代测定报告》《文物》1996年6期，95页。 （1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吉木萨尔县大龙口古墓葬》《考古》1997年9期，810、812页。 (19) 张平：《阿克苏地区天山南麓石堆墓和石围墓的调查》《新疆文物》2007年3期，19～21页。 （2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合奇县库兰萨日克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5年2期，25～26页。 (21) 陈戈：《阿拉沟墓葬》《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210～211页。 (22) 陈戈：《乌拉泊水库墓葬》《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51～52页。 (23) 陈戈：《四道沟遗址》《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79～80页。 (24) 陈戈：《苏巴什墓葬》《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170～172页。 （2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文化馆：《和静察吾呼沟四号墓地1987年度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4期，27页。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二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6期517；518页。 （27）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陈光祖著 张 川译：《新疆金属时代》《新疆文物》1995年1期，90页。 （2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静县民族博物馆：《和静县哈布其罕Ⅰ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99年1期23、24页。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和静县察吾呼沟口三号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0期886；889页。 （30）吐鲁番地区文管所：阿拉沟竖穴木棺墓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2期，20页。（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管所：《新疆且末县加瓦艾日克墓地的发掘》《考古》1997年9期，792、800页。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队：《于田县流水墓地考古发掘简介》《新疆文物》2006年2期，42页。 （33）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文物管理所：《且末县扎滚鲁克二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2年第1、2期（合刊），4、17、21页。 （34）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 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1期37页；51页；52页。 （35）张平：《阿克苏地区天山南麓石堆墓和石围墓的调查》《新疆文物》2007年3期，19～21页。 （36）陈戈：《山普拉墓葬》《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21～22页。 （3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勒克县穷科克一号墓地考古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2年3、4期（合刊）51～53页。 （3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恰甫其海水利枢纽工程南岸干渠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1期。15、17、23、24、28、31页。 （3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尼勒克县哈拉图拜乌孙墓的发掘》《新疆文物》1988年2期18页。 （40）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文物局：《尼勒克县加勒克斯卡因特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7年3期，12、14页。 （4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V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4期，31～33页。 （4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2005年度伊犁州巩留县山口水库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1期。35～36页。 （43）郭物：《新疆及中原冶铁术来源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2007年2期，71～74页。 （4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州尼勒克县奇仁托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3期，60～86页。 (45)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特克斯县文物管理所：《特克斯县恰甫其海A区X号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1期46、47页。 （46）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敦布拉克古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1988年2期，24～25页。 （47）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察布查尔县索墩布拉克古墓群》《新疆文物》1995年2期，14～15页。 （48）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伊犁州文物管理所：《特克斯县叶什克列克墓葬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5年3期，20～30页。 （49）张玉忠、邢开鼎：《石河子市南山发现一批2000多年前的墓葬》《新疆文物》1998年3期，100页。 （50）陈戈：《黑山头墓葬》《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416～417页。 （51）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3期，55～56；59页。 （52）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塔什库尔干县下坂墓地考古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4年3期，58页。 （53）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 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3期，77页。 （54）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 喀什地区文物普查队：《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年3期，23页。 （5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阿勒泰地区文物局：《富蕴县塔勒德萨依墓地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6年，3、4期（合刊），33页。 （56）吕恩国：《吐鲁番史前考古的新进展》《吐鲁番学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44页。 （57）孔令平 冯国正：《铁器的起源问题》《考古》1988年第6期，542～543页。 (58)（法）亨利•保罗•法兰克富，（法）戴蔻琳口译王炳华记录整理：《中亚地区铁器时代考古文化》《新疆文物》1987年1期，79～82页。 （59）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187页。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3月版，272页。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文物出版社，1992年3月版，318～320页。 (62) 陈戈：《铁木里克墓葬》《新疆各族历史文化词典》中华书局出版，1996年9月版，335～336页。 （63）(北魏)郦道元注(民国)杨守敬等疏段熙仲等复校《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109页。 （64）（65）（66）（67）（68）（69）：参见：a.李肖：《古代龟兹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察与研究》《新疆文物》2003年3、4期（合刊）16～26页。B.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4期，83～87页。 （70）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克里雅河流域出土金属遗物的冶金学研究》《西域研究》2000年4期，8～9页。 （71）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 巴州文物普查队：《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文物普查资料》《新疆文物》1993年1期，58页。 （72）郭物：《新疆及中原冶铁术来源问题的探讨》《新疆文物》2007年2期，74页。 （73）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220页。 （74）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219页。 （75）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76）所谓“行国”，指“国都”不定的游牧民族而言。例：“督察乌孙、康居行国”。见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98页。 （77）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系：《甘肃民乐县东灰山遗址发掘纪要》《考古》1995年12期，1060～1062页。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西部考古》第14辑，科学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3-21页。） 作者简介：卫斯（1954——）男，山西平陆人，自由学者。原工作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系山西省委直接联系的高级专家、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西域考古、中国古代科技史、中国文明起源。作者邮箱：sivvei@163.com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