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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辟二九之通门，画方轨之广涂。营新宫于爽垲，拟承明而起庐。结阳城之延阁，飞观榭乎云中。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这是左思在《蜀都赋》中对成都的描写。作为晋代文豪，左思精心撰写《三都赋》（《魏都赋》《蜀都赋》《吴都赋》），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魏蜀吴三国都城的认识和描写，词藻华美，一时洛阳纸贵，传诵至今。 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263年，魏灭蜀。成都作为蜀汉都城的时间并不算长，仅43年。但由于三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蜀汉文化成为成都城市文化中最具吸引力的文化资源之一。作为同一城址沿用两千多年的古城，要从古今叠压的复杂状况中寻找、辨别出蜀汉都城遗迹并不容易。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易立表示，成都属于典型的古今重叠城市，历朝历代的城区位置没有发生较大变动，在原址基础上改建或重建的情况极其频繁，这使得早期遗存往往会受到晚期人文活动的影响和破坏，也导致目前能够直接反映蜀汉宫城布局的考古材料异常匮乏。 对学界而言，近年成都市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遗址考古成果是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为学界探讨蜀汉都城特别是蜀汉宫城提供了新材料、新线索。据易立介绍，尽管目前看来，大城范围内秦汉时期文化遗存总体偏少，但相比其他区域，大城中部的发现更为丰富，且集中在天府广场一带。新发现包括：在成都博物馆新馆基建工地的发现，在东御街出土《李君碑》《裴君碑》，2012年在天府广场东北侧四川大剧院古遗址的发掘发现，2013年在东华门古遗址发现的大量汉代遗存。 特别是2012年在四川大剧院古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工作中，出土了大量汉代文化遗存，为进一步探索蜀汉宫城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考古工作发现了南北残长约39.5米、东西残宽约22.9米的大型夯土台基，一系列高等级建筑材料，特别是部分瓦当存在正面涂朱的现象。这处建筑基址的修筑年代约在东汉末年或稍晚时期，废弃年代约在三国末年。易立认为，这可能是东汉末年或蜀汉时期的一处高等级建筑，很可能就是蜀汉皇宫的一部分。考古工作还发现了轰动一时的标志性巨大石犀，而石犀原来的摆放位置可能在州府或郡府门外。关于蜀汉宫城的位置，学术界以前有城内说和城外说。而根据近年新发现，易立认为可以排除蜀汉宫城位于城外武担山附近的观点。 将43年的蜀汉都城史置于成都城市史中考察，虽因时段短暂而难以辨识，但具有其特殊性。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张仪、司马错等率军灭蜀，此后设立蜀郡。公元前310年，张仪、张若修建成都城。自此至今，两千多年来，成都的城市名称和城址没有变动。秦以后，有五个地方政权在成都建都，分别是成家、蜀汉、成汉、前蜀、后蜀。与其他四个政权相比，蜀汉建都成都，对于成都建构古都文化具有特殊意义。 在文人的描述中，蜀都城市繁华，商贸远达四方，是西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然而根据史料，蜀都在晋代曾遭到较大破坏。易立推断，晋司马氏平定蜀地叛乱后，很可能对大城中部分建筑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肆破坏，并将代表蜀地传统文化和民间信仰的石犀推倒、掩埋，这一举动具有惩罚、心理征服的目的。 在易立看来，与其他古都相比，成都的城市考古工作可以说是刚刚起步。除非证据确凿，则不宜过早定论，应该从出土遗存和历史文献两方面进行小心而认真的求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