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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有关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技术状况和生业结构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心之一。关于经济形态或生业结构，学界既有相同结论也有不同认识。一般认为，红山文化有较发达的农业，同时渔猎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另一种则否认红山文化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导。对于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研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进行分期研究，二是注意地区间的差异性，三是应加强对石器功用的研究。当然最关键还是取决于考古新发现，取样应当尽可能尽全时空，避免以偏概全。 关键词：红山文化；生产技术；经济形态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2-0006-05 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技术状况和生业结构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心之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较多。关于经济形态或生业结构，学界既有相同结论也有不同认识。 关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技术，考古学界做了一些基础性研究。席永杰在《从考古新材料看西辽河流域古代科技发展水平》中依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新资料，从6方面，即中国北方最早的玉玦、8000年前兴隆洼人的医术水平、兴隆洼文化的骨笛、崇龙足迹、最早的规划——华夏第一村、最早的农业耕作——小米的生产，对西辽河上游地区古代的科技发展情况和水平进行了概括。 在《红山文化玉器线切割、钻孔技术实验报告》中，席永杰等通过对玉器线切割技术和钻孔技术的试验，探讨了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试验证明红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已经娴熟地掌握了线切割技术和钻孔技术，这种技术对中国和东北亚、东南亚地区玉器制作技术均有一定影响，对研究古人类工艺技术和水平有重要意义。红山文化时期，已有了较先进的制玉工具和制玉技术，这充分表明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滕海键在《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状况及生产力水平述论》中从红山文化石器、陶器和玉器制造技术以及建筑业等几个方面对红山文化的生产技术状况进行了概述，在此基础上对其生产力水平做出了评估。文章指出：“红山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和水平较高；随着制陶技术和工艺水平的改进和提高，红山文化的陶器制造业逐渐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至少到红山文化晚期，红山文化的玉器制造业已走上了专业化道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是其生产力进步的重要标志；从东山嘴祭坛和牛河梁坛庙冢群建筑的规模等情况来看，红山文化晚期有着较高的社会发动能力。” 关于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学界的认识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一般认为，红山文化有较发达的农业，同时渔猎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宇峰在《红山文化发现的石农具》中介绍了一批在红山文化遗址中采集的与原始农业有关的石农具，其中三件石犁（考古界称呼不一，有称为“铲”，有称为“耜”，更多称为“犁”），尤为引人注意。作者提出：“从介绍的农具，特别是从石犁的命名、用途以及红山文化发展的水平综合分析，是否可以认为北方的犁耕农业始于红山文化。” 宋兆麟在《红山文化“石犁”考》中认为：红山文化的犁形耜是比较先进的耜耕农具，红山文化有发达的耜耕农业；红山文化是以农业为主的农业文化，但红山文化的渔猎经济也相当活跃；发达的耜耕农业是红山文化私有制产生的基础。 索秀芬在《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考古学文化经济形态转变及其原因》中认为，该地区史前各考古学文化的生产工具形制都反映了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具渔猎、畜牧。 刘国祥在《赵宝沟文化经济形态及相关问题探讨》中认为，农业经济是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主导，渔猎采集是补充。指出红山文化农业经济迅猛发展的三个重要因素：“红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受到中原仰韶文化的强烈影响，中原先进农业技术被带到辽西地区；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红山先民寻求更稳定、更高产的经济活动方式；红山先民所处的时代正值气候上的大暖期，适合原始农业的发展。” 他在另一文《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概论》中指出：“从掘土、收割到加工的系列农具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彻底取代狩猎、采集而成为主导性经济部门。” 孙岿在《红山文化区域生产方式的两次转变》中指出，“红山文化”区域的生产方式经历了农牧交替的两次重大转变。其中一次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从农耕转向游牧。西辽河早期农耕文化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年以前，从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到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再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该区域的经济生活都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畜牧。大量考古研究表明，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变冷的过程。气候变迁不但促使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易华先生认为，红山文化上承兴隆洼文化下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仰韶、龙山文化大同小异，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典型的定居农业生活方式。他在《红山文化定居农业生活方式：兼论游牧生活方式的起源》中指出，红山文化没有孕育游牧文化的可能，也没有好战的证据即“戎”的传统。游牧文化是在欧亚大草原西端孕育形成的。 滕海键认为，可将红山文化分早中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来考察其经济形态。红山文化早期与中期，农业可能与采集和渔猎并重，但到了晚期，红山文化的原始农业有重大进步，出现了本区史前农业发展的第一次高峰，这体现在农业工具的改进、粟黍等旱地作物的栽培、定居生活与家畜饲养业的发展等方面。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红山文化的手工业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陈胜前在《燕山——长城南北地区史前文化的适应变迁》中强调生态交错带的自然资源不稳定性对史前人类的获取食物策略有影响，认为多元混合的生计方式是该地区主要的适应策略，狩猎采集经济始终保持较大成分。红山文化主要的经济形态以农耕为主。 张景明在《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细石器》中认为，二道梁红山文化细石器的特征有以下几方面：细石器原料以燧石为主，其次有石英岩、花岗岩等；石器器形大多数较小；类型多，数量大，以刮削器为主，其次为石链，再次为石锥、尖状器、雕刻器等；多数细石器经二次加工，有单面加工，也有两面加工，多采用琢制的方法。综合二道梁遗址考古资料，认为当时已处于农业经济为主的阶段，但大量石镞的发现，说明红山文化先民的狩猎经济还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内蒙东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多数发现有数量不等的细石器，这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细石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永刚在《红山文化时期科尔沁沙地环境变迁与经济多样性的关系》中认为，发生在全新世大暖期的第一次气候大规模逆转对西辽河上游地区红山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红山文化后期至小河沿文化（5500年-4000年）阶段，科尔沁沙地出现全新世第一次沙漠化时期，推测当这一地区环境恶化，科尔沁沙地会以西拉木伦河为界向西推进，可能在最恶化的时候与浑善达克沙地相连。如果两块沙地相连可能会阻断古文化在辽西地区的南北交流，这样就会在西拉木伦河两岸形成两种生业类型，科尔沁沙地南部地区红山文化向辽西地区东南部（辽宁南部）黄土丘陵地带推进，使这一地区成为红山文化后期文化群体的分布中心，呈农耕为主渔猎为辅的经济模式。科尔沁沙地北部红山文化逐渐退至大兴安岭西南麓边缘地带，进入山地地区，由于气候恶化，气温下降，降水量锐减，为求得生存，因地制宜，在当地寻找可供利用的生活资源，唯一的可能是在山地中以狩猎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如果气候温润，降水量增加，狩猎于北部山地中的人群会在其周边半径活动带以部分禾本科作物为食物补充来源，逐渐在该地区形成宜农宜牧的经济模式。 也有学者否认红山文化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导。德力格尔在《红山诸文化经济形态之整体性与动态性》中，从整体性和动态性角度入手，认为红山诸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的主干不是农业，而是采集渔猎业。并认为这种经济形态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气候、环境温暖偏湿时它可以滋生出农业的次形态，气候、环境凉温偏干时它又可以滋生出畜牧业的次形态。 在《从猪的崇拜到马的崇拜：谈红山诸文化经济形态的演变》中他认为，红山诸文化的经济形态，渔猎采集一直是主干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开始饲养羊牛狗猪，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或稍早些，又增加了马，畜牧业基本形成。后随着气候变冷，林地减少，草地面积扩大，逐渐演变出游牧经济形态。他提出了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是猪崇拜到底意味什么？红山诸文化中的猪崇拜，是否代表着对狩猎业的崇拜？二是红山诸文化的经济形态自身能否衍生畜牧经济？三是红山诸文化的经济形态演变，是否与摩尔根、恩格斯提出的东方经济形态发展序列一样？遵循采集业-畜牧业-农业的演变轨迹。 张星德在《辽西地区新石器工具量化的研究与农业水平的评估：兼论辽西地区文明起源的特点》中，通过对红山文化各遗址的量化分类研究，并结合中原半坡农业工具的比较关系，认为渔猎与采集经济仍为红山文化经济形态的支柱产业，在红山先民的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而原始农业居于次要地位。 孙永刚，赵志军等在《魏家窝铺遗址2009年度植物浮选结果分析》中认为，魏家窝铺先民在距今6000年左右已经种植粟和黍等农作物，但其经济生产活动的主体应该是延续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采集渔猎传统，属于农业的以粟和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种植在当时仅是辅助性的次要的生产活动。 他们在《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遗址出土植物遗存研究》中，经过科学取样和系统浮选，在哈民忙哈遗址的炭化植物遗骸中，获得可用于种植的粟、黍和大麻等旱作农作物及采集的藜、大籽蒿、蕤核等可食用的野生植物遗存。通过对哈民忙哈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以及出土鱼类、动物骨骼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哈民忙哈先民的经济结构的主体是采集和渔猎，农业经济是当时人类生存资源的重要补充。 田广林在《论史前东北西辽河地区古文化发展特征及其历史分期》中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已取得重要进步，但考虑到该文化发达的细石器、丰富的骨制品、得天独厚的采集渔猎资源和渔猎经济传统，应当得出如下结论：红山文化应属农耕经济与渔猎经济并重的经济类型。 徐子峰在《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初探》中提出红山文化的经济结构亦农亦牧，农牧交错。 郭大顺先生认为，玉器的出现和早期发展可能同渔猎文化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在《玉器的起源与渔猎文化》中指出，红山文化南北之间经济生活的差别尚缺少可供比较的具体资料，但仍可看出从南到北农耕与渔猎、采集这几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的变化。南部大凌河到老哈河之间由于地理上同中原农耕文化有更多接触条件，农耕可能得到更多发展。北部，特别是西拉木伦河两侧则表现出从自然条件到文化面貌与分布在同一区域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经济手段的富河文化有更多共同点。他认为，以渔猎为主的经济活动是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因素产生的大背景。红山文化玉器的一大特色是多动物形象，这同渔猎经济有关，这些动物形象中有的原型就是森林草原型动物，如鹰、野猪、熊、鱼、龟等。……这些动物形象……已高度抽象化，这只能是在长期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和提炼出来的高超的艺术概括力。 赵志军在《从小米到小麦――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和发展》中，通过对近些年来浮选出土的与北方旱作农业研究相关的植物遗存的梳理和分析，讨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这个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孕育、形成、成熟和转变四个阶段。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某些山前谷地中，尚处在半定居状态的一些采集狩猎小群体开始耕种粟和黍，暂且不论这些植物形态特征上和生物特性上是否进化成为栽培作物，耕作行为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新篇章——农业经济社会已经在孕育之中了。距今8000年前后是中国古代农业形成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北方地区的许多考古遗址中发现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农业生产证据。例如，成规模的常年定居村落，具备雏形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显现驯化特征的家养动物，形态特征基本属于栽培作物的粟和黍两种农作物遗存，等等。但是，根据出土植物遗存的量化分析结果，再结合其他考古现象综合分析，这个阶段生业形态在总体上仍然是以采集狩猎为主，以农耕生产为辅。距今6000年前后，北方旱作农业完成了由采集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的转变过程。由于普遍干凉的气候条件使得中国北方地区的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季节性食物短缺现象严重，因此无法应对农业出现之后必然发生的人口膨胀，致使北方地区古代先民被迫放弃所熟悉的采集狩猎方式而转向依赖农耕生产维系生活来源。距今4000年前后，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在形成过程在完成之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源于西亚的小麦传入到了中国，凭借其优良的高产品质，外来的小麦对本土的粟和黍两种农作物产生了冲击，并逐步成为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从此奠定了数千年来“南稻北麦”的农业生产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在《赤峰地区古代农业的形成与发展——自小河西文化至明清时期》中，赵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流域的环境出现了显著变化，使得红山文化的生业形态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一部分继续向农耕发展，一部分开始向畜牧发展。这从红山发现的玉龙的形态特征能够得到一些启发。玉龙有两种形态，一种叫玉猪龙，一种叫C龙，有学者认为C龙的头像马头；其二，C龙都出土在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而猪龙大部分出土在老哈河流域。这个是不是有一定关联。红山文化的生业还不是很清楚，有待进一步探讨，可能它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对于红山文化的经济形态的研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首先，红山文化历时长达约1500年，期间不同时期因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及文化本身的演变，其经济形态不可能一成不变；其次，鉴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地理范围的广泛性和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即便在现代，各地经济形态也不尽相同，所以要考虑不同地区尤其是北部和南部经济形态的差异性；再次，应当加强对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功用的研究，特别是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开展研究；最后，关键还是取决于考古新发现，不过研究取样应当尽可能尽全时空，而不能以某个特定时间和特定地区的材料和结论来推断整个时期和整个地区的情况，避免以偏概全。 参考资料： [1]李宇峰.红山文化发现的石农具[J].农业考古，1985,(01)：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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